（一）

北宋前期，范仲淹、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等学者继承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儒学复兴运动，大力提倡儒家思想，揭开了新儒学诞生的序幕。北宋中期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继之而起，开展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运动，形成了理学。南宋时期的朱熹，最终完成了理学思想体系。可以说，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时代思潮和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是由周敦颐开其端绪，二程奠其基础，朱熹集其大成。理学以孔、孟学说为基础，同时批判地吸收了佛、道等其他学派的思想资料，故而比以往各个时期的儒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理论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理学具有内容丰富、论证细密、体系完备的特点，它既弥补了先秦儒学简单朴素的缺陷，又克服了汉唐儒学驳杂不纯的弊病。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儒学的完成形态，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朱熹对于理学的形成，是有重大贡献的。朱熹以毕生精力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作注释，所撰《四书集注》是理学的权威著作，被宋以后历代统治者定为全国通用的教科书。

理学产生以后，在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在全国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理学还远播海外，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朱子学在日本、朝鲜曾一度十分流行，阳明学对日本明治维新也起过推动促进的作用。

儒学向海外传播，主要分为南北两条路，沿着两个走向进行：北路由我国东北地区经朝鲜半岛而至日本，南路由我国两广、海南地区而至越南。

宋代以后，在岭南传播的儒学，主要是程朱理学。以下，根据史籍记载和笔者实地考察所得，简略地论述朱熹对儒学南传的贡献以及朱熹在我国岭南地区和越南的影响。

（二）

广西书院的建置始于南宋，共有9所。其中，创建于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在全州清湘书院，是比较著名的一所，曾获得宋理宗所赐匾额。书院内，祀奉柳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张栻、朱熹等七先生，有七先生画像以及七先生祠。朱熹等七先生，是诸生顶礼膜拜的贤哲楷模。

南剑（今属福建）人廖德明，字子晦。少学释氏，及得杨时书，读之大悟，遂受业朱熹。宋孝宗干道（1165—1173年）中，登进士第。累官知广西浔州，有政声。诸司交荐之，固辞不受。选广东提举刑狱，弹劾不避权要，不徇私情，廉洁奉公。《宋史》本传记载“德明初为浔州教授，为学者讲明圣贤心学之要。手植三柏于学，浔士爱之如甘棠。在南粤时，立师悟堂，刻朱熹《家礼》及程氏诸书，公余延僚属及诸生，亲为讲说，远近化之。”

廖德明在两广任所，兴办学校，执卷临坛，亲自为僚属和诸生讲说。又刊刻程朱著作，使之广为流布。他在岭南积极传播理学，对于其师朱熹思想学术的传播，尤其不遗余力。

朱熹和张栻、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他们对于儒学的南传都有各自的贡献。

张栻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高宗绍兴年间，随父谪居广东连州，奋厉向学。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至五年闰六月间，他曾经担任静江知府兼经略安抚使（治所在今桂林市），执掌广西军政，前后三年余。作为广西最高军政长官，张栻除了注意和众安民、发展经济之外，还特别重视发展文化，培养人才。他倡导办学办教，明伦纪，崇先贤，起旧典，毁淫窟，正礼俗。亲自为桂林、柳州、宜山、钦州、雷州等地创办的十余所府学、州学撰写学记，予以表彰鼓励。他不惜花费人力财力，扩建桂林府学。还专门派遣人员到武夷山面谒朱熹，请其撰写学记。朱熹非常赞赏张栻的重教兴学之举，挥笔作了《静江府学记》。文中说，经过张栻扩建，桂林府学面貌焕然一新。“殿阁崇邃，堂序广深，师生之舍，环列庑外，隆隆翼翼，不侈不陋。”接着，进一步指出：“侯之所以教于是者，莫非明义反本，以遵先王学之遗意，而欲使学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为君子儒，如明诏之所谓者。”也就是说，张栻教学是以“明义返本”为宗旨，以培养学生成为“君子儒”为目标的。朱熹认为，张栻的学术思想近宗二程，终达于孔孟，以居敬明理为其特色。张栻在此主持兴办教育，士人堪称有幸得到明师指点。朱熹说：

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献公之嗣子。其学近推程氏，以达于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为主，明理为先。尝以左司副朗侍讲禁中，既而出临此邦，以幸远民。其论说政教，皆有明法。然则士之学于是者，亦可谓得师矣。其亦无疑于侯之所以教者，而相与尽其心哉！

张栻兴学于前，朱熹鼓吹于后，两位理学大师，一唱一和，推波助澜。广西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便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理学思想犹如春雨润物，逐渐向岭南广大地区播扬扩大。

元朝统治岭南的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在发展文教方面却也有不少建树。从当时胡梦魁所写的《桂学建大成殿记》，可以窥其一斑。该文援引了朱熹、张栻的有关言论以后，指出：“学者、学孔、孟者也。……孔、孟远矣，朱、张未远也。处斯学，味斯言，思朱、张在是，即周（敦颐）、程（颢、颐）在是；周、程在是，即孔、孟在是。”从这里，可以看出理学在广西地区的影响，以及当地士人对朱熹等人的尊崇。

（三）

理学发展到明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朱明王朝建立以后，大力表彰程朱理学，以之作为建国立制的理论依据，作为全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又以程朱一派对四书五经的解释，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答案。可以说，明初思想文化界是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岭南地区自亦不例外。但部分程朱后学株守师说，严立门墙，思想僵化，不敢创新，日久敝生，渐成障碍。明中叶，陈献章（白沙）崛起岭南，创立江门学派，突破程朱藩篱，掀起心学思潮，显示勃勃生机。至王守仁而集其大成，心学思潮大盛，风行天下。

陈献章在明代理学思想转变的历史过程中，确实起了关键和桥梁的作用。但陈献章早年亦曾受朱子学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在理与欲的关系问题上，陈献章与朱熹一样，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从政治意义上看，朱、陈二人的思想体系，都是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合理性做论证的。因此，他们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都得到了统治者的承认。早在明万历二年（1574年），朝廷就建白沙家祠，特赐额曰“崇正堂”。并赐联曰

道传孔孟三千载，

学绍程朱第一支。

这是说，白沙之学远宗孔孟，近继程朱，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献章最杰出的弟子湛若水，其思想受朱熹的影响就更大了。

明代中、末叶，岭南思想文化以心学为主流，但也有部分学者宗奉程朱，批语王学，黄佐和陈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黄佐字才伯，号泰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佥事，广西提学，南京国子祭酒。学问渊博，著述宏富。其思想学术“以程朱为宗，惟理气之说，独持一论”。他不同意朱熹理在气先的观点，而认为理在气中。气之有条不紊者谓之理，理之全体不可离者谓之道。黄佐在任职广西提学期间，重视发展文化教育，热心推行儒家礼义教化。“修书院，撤淫祠，行射礼，举节孝，立乡社，择士民及瑶僮（壮）之子弟教之，风化大行。”《明史·黄佐传》称其：“平生撰述至二百六十余卷，所著《乐典》，自谓泄造化之秘。”重要著作有《泰泉集》《庸言》《泰泉乡礼》《广东通志》《广州人物志》《广西通志》《广西平蛮录》《广西图经》等。《广西通志》今存数种，《黄志》是其中之最早者，价值很高。黄佐在其讲学和著述中，都大力阐扬了朱熹的思想。

黄佐弟子中，以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最负盛名。欧大任是广东顺德人，著有《虞部集》二十卷，《百越先贤志》四卷。后者正传、附传共收135人，保存了古代岭南百越民族各种人物的大量史料，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陈建是广东东莞人，嘉靖七年（1528年）举人。代表著作有《学部通辨》，以捍卫朱子学、批评阳明学为主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当时王学盛行，如日中天，《学部通辨》未能刊行，至万历年间始刊刻行世。陈建的主要贡献是将朱熹的著作先后次序考辨清楚，纠正了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的有关谬误。

琼山（今海口市）丘濬是明代著名学者，景泰五年 （1454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丘濬精于子史，推崇程朱理学。所著《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琼台集》《伍伦全备忠孝记》，多阐发儒家经义和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清代，朱熹思想学术在岭南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入朱熹的著作广为流布，他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儒学的权威思想。这方面的史实很多，在此不拟详述，仅举一二例以概其余。

广西上林县壮族学者张鸿翮、张鸿慧及其子侄辈，代有科名，在粤西积极传播汉文化和儒学，对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有较大的贡献。他们都崇奉程朱理学，甚至立祠以祀朱子。

广西武缘县（今武鸣县）壮族学者刘定卣，乾隆十三年（1748年）进士。先入翰林院讲读，六年后升任翰林院编修。刘定卣生性耿直，不事谄谀，为权贵和珅所排挤。乃于乾隆二十二年载书五车，辞归乡里，闭门授徒，潜心于穷理尽性之学。先后主讲秀峰、葛阳、阳明、浔阳、宾阳书院，历时数十载，培养了大批人才。名节学问，倾动岭峤，被誉为“粤西第一名流”。当他八十四高龄时，重赴鹿鸣宴，得到很高的荣誉。刘定卣通过教学活动在广西传播汉文化和儒学，促进了广西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同时，又通过自己的研究探讨，对儒学有深刻的理解和独到阐释。总的来看，刘定卣终生崇奉孔孟思想，服膺程朱理学。他表示自己的为学志向是：“追踪濂洛关闽之学，直窥《大学》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真传。”即通过研习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思想学术，进而领会《大学》提倡的明德新民的最高境界。他也希望人们都树立这样的志向，以研习和实践儒家学说作为人生的理想与目标。刘定卣上承上林张鸿翮家族的理学传统，下启粤西士人学儒的风气，在清代岭南儒学的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粤西少数民族地区，朱熹的影响已经如此巨大；其在粤东沿海比较发达地区的影响，那就更不待说了。

（四）

朱熹的思想学术，对于越南也有重大的影响。

历史上中越两国关系密切，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在古代，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曾为中国的郡县，形同内地，前后达一千余之久（自公元前秦始皇设象郡始至公元973年宋朝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时止）；越南独立以后，仍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直至19世纪后半叶沦为法国殖民地之时为止。历史上，越南人民濡染汉文化甚深，许多人尊崇孔子，信奉儒教，诵读四书五经，并建有文庙。越南人称汉字为“儒字”（chữ Nho），儒学在越南影响的广泛与深入，于此可见一斑。

两汉时期，越南已经出现了一些熟悉儒家经典的士人。唐代，越南人姜公辅、姜公复兄弟以及廖有方等人都考上了进士，姜公辅且曾担任唐德宗的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说明，他们都是一些精通儒学的人，否则是不可能金榜题名的。

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先后经历了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胡朝、后黎朝、阮朝等朝代。李朝奉行三教并用、以佛为主的政策。陈朝末年，儒学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后黎朝是儒学鼎盛的时期，形成独尊之势。阮朝（1802—1945年）时期，儒学由盛而衰，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越南独立以后的儒学，主要是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受到了上至统治者下至黎民百姓的尊崇。朱熹在越南文人儒士中的地位尤其崇高，士人研习儒家经典，从事科举考试，朱熹的《四书集注》是人人必读的书。

1400年，陈朝外戚胡季牦篡位自立，建立了短命的胡朝（1400—1407年）。还在陈末，胡季牦为了篡位自立的政治需要，就对儒学和儒学人物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评价。他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并提出“《论语》四疑”；批判韩愈为“盗儒”；谓周、程、朱等宋儒“学博而才疏，不切事情，而务为剽窃”；对《诗经》的解释，也不从朱熹的《集传》。胡季牦这种异端思想，遭到了越南正统儒家的猛烈抨击。后黎朝的著名学者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中写道：

朱子生于宋末，承汉唐诸儒笺疏六经之后，溯流求源，得圣人之心于遗经，明圣人之道于训解。研精殚思，理与心融。其说也详，其指也远，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为后学之矜式者也。况有程子倡之于前，而朱子补其未圆于后，则其义精矣！后之有作，恢廊而充大之，沃而光泽之，如斯而已，乌得而非议之哉！

吴士连不仅尊崇孔子，而且信仰程朱，为宋儒辩护，对朱熹尤其备极推崇。他认为朱熹的思想学说是绝对正确的，应当奉行并发扬光大之。

黎朝末年，越南出现了一位大儒黎贵惇（1726—1784年）。黎贵惇字尹厚，号桂堂，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被称为集大成的学者。著述很多，包括古籍研究、史地纂修、经传释义、诗文创作，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及历史地理诸方面。他的思想，主要是受到朱熹的影响。

阮朝时期，出现了更多的儒家学者和儒学研究著作。在史学和文学著作中宣扬、阐发儒家思想的人，为数更多。例如，嗣德年间由潘清简等人编纂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叙述自“雄王建国”至1789年四千余年史事，为越南编年史中时间跨度最长、篇幅最大的一部通史。前后参加编纂的史学家达数千人，历时近三十年，始克完成。这部史书的编写体例，完全是以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为样板。朱熹所撰写的《资治通鉴纲目》特别强调正统观念，注重君臣、父子、夫妇伦理纲常，这一点尤其被嗣德帝其史臣们所赞赏。嗣德帝亲自规定《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要“一准紫阳《纲目》书法”，强调“修史之事，莫大于明正统”。书中对于历朝年号，凡认为正统者皆大书之，非正统者则分行注之。李朝末帝李昭皇是个女子，胡季牦莫登庸篡位自立，《越史通鉴纲目》均目为非正统，不承认他们作为越南最高统治者的合法性，实际上抹杀了曾经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至于农民起义，这部书更视为大逆不道，直以“贼”“盗”称之。总之，该书作者的写作原则、观点、方法，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史学思想。《春秋》笔法，褒贬劝惩，正统观念，尤为作者们所遵循。这些，反映了儒家史学思想的局限性。当然，这部书是越南封建时代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它在搜集和整理越南古代典籍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在叙述越南历史方面有许多优点，所作评论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因此，这部书价值颇高，是研究越南历史不可不读的重要典籍之一。

从上述可知，朱熹对儒学南传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历史上，朱熹的思想学术曾经对我国两广、海南地区和越南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至于对这种影响的评价，是与对整个儒学南传的历史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当另为专文论述之。这里只是指出，朱熹及其思想对于我国岭南地区和越南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岭南地区和越南古代各族人民道德自觉地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作者：何成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