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哲学学院（IIP）第二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院士，他以“具体形上学”理论打通中西哲学脉络，更以对“事”概念的创造性解构，为现代人理解存在之意义开辟新径。　

1957年，杨国荣出生于上海。不过，他的童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浙江诸暨度过的——这片曾孕育王冕、杨维桢等文化名士的土地，似乎也为他的哲学之路埋下了伏笔。　

“我舅舅是‘三八式’干部，那时几乎借光了他的书。”小学二年级杨国荣回到上海，他回忆在舅舅的书架上，自己尤爱《资治通鉴》等史籍。　

“历史中的人事变迁、兴衰更替，让我对‘人何以存在’‘文明何以延续’等问题产生了朦胧的追问。”这种对历史纵深感的体悟，成为他日后哲学研究中“史思互鉴”方法论的萌芽。　

杨国荣的青年经历，浓缩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汗水与思辨中求索的过往——1976年，中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当装卸工，汗水与尘土的“事上磨砺”为“劳动创造价值”的哲学意涵添上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注脚。1978年，杨国荣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在冯契油印本讲义《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吸引下，两年后选学业方向时，他毅然选择哲学专业，数年后成为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首位博士生。冯契倡导的“哲学史与哲学研究相统一”方法论对他影响深远。杨国荣曾回忆：“冯先生讲庄子‘庖丁解牛’，不仅分析文本，更让我们思考如何将‘依乎天理’的智慧转化为现代认识论。”这种将古典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治学理念，成为他日后构建“具体形上学”体系的重要根基。　

青年时代的多元经历——从历史阅读的启蒙、农村劳动的实践体悟，到搬运工生涯的现实观照——共同塑造了杨国荣哲学研究的多重特质：历史的纵深感、实践的导向性以及中西汇通的全球视野。　

“哲学是对世界的追问，也是对自我的省察。”面对西方学者“中国有无哲学”的质疑，他从容回应：中国没有西方的“philosophy”概念，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就以“性与天道”为追问的对象，其中便包含普遍的哲学问题：性涉及人性以及人的存在，道则关乎世界原理，与之相联系，“性与天道”关切的问题，便是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世界，这正是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特殊贡献。

就像AI生成的诗歌再美，若没有人类在“事”中赋予价值，就只是字符排列。在“事”的哲学中，科学实验中的物理现象因人的介入而成为“事件”，伦理关系中的“亲子”之情也需通过具体实践才能被感知。这种动态的、实践的视角，为破解西方哲学中“主体—客体”二元对立提供了中国方案。

“《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等著作被不少学校列为必读参考书。”杨国荣抚摸着相关著作，同时指出，文本译介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激活传统智慧的现实生命力。“中国哲学从‘被解释者’转变为‘对话者’，这背后最强大的支撑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带来的变化。”　

杨国荣：我总体上的一个治学路径是史与思的统一，就是历史和理论思考是不能分开的。从治学过程来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主要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主，但即使是以历史为主，也不是只梳理材料，就历史而历史，而是始终在历史的考察中又渗入理性的观照，这是我的特点。

第二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这一时期，我更注重哲学的理论思考，但同时又留意历史考察。当然，史和思始终是互动的：第一阶段包含了对历史的理论性思考；同样，第二阶段并非与历史的关注无涉，两个阶段虽有侧重，但非严格分离和对立。

记者：在第二阶段，您陆续出版了“具体形上学”系列著作，“具体形上学”被选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理论示例之一，这些著作一以贯之的观点是什么？

杨国荣：进入第二个阶段后，我的研究方向从历史考察转入理论分析，主要标志性成果就是形而上学，我提出了“具体形上学”概念，到目前已经写了6本书了。包括《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道论》《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等5本已出版的著作，第6本《以人观之，走向人性化的存在》即将出版。这几部著作一以贯之的主脉，就是“具体形上学”。“具体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实践智慧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不同，“具体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和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为指向，多方面地展现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具体性。

总体上，我的思考主要围绕如何理解人与人的世界、怎样成就人与人的世界，试图揭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和意义。

记者：“以事观之”不仅是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更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观照。其核心内涵是什么？

杨国荣：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念，“事”就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这一概念与philosophy类似，在中国哲学中，相关的智慧追求在传统中主要表现为“性道之学”。同样，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都需要做“事”。离开“事”，人本身便难以生存，但用“事”这一概念来表述这类活动，则只有中国才有。

从“事”的角度去解释、理解人类生活，并不是说，作为“事”的人类活动只有中国才有，事实上，西方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参与，也是通过他们的做事过程来展开的。无论从东方来看，还是就西方而言，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都以“事”为本源，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并没什么差别。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哲学有“事”这一类概念表明中国哲学大有可为：中国哲学中的不少概念是其他文化传统所缺乏的，这些概念有助于推进对世界以及人类生活更为深广的理解。

杨国荣：将哲学理解为“世界哲学”，首先与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更广的背景相联系。世界哲学意味着超越地域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本身。就哲学本身而言，走向世界哲学，同时意味着回归哲学的本原形态。“世界哲学”也可以理解为智慧的现代形态或者说现代形态的智慧。这样看，它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同时包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内涵。作为智慧的形态，哲学既超越知识的限度而表现出普遍的向度，又内在地包含着价值的关怀。与之相联系，世界哲学意味着从更普遍的人类价值的角度，理解世界对人的意义。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世界哲学之间的关系？

杨国荣：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是在各自传统下相对独立地发展的，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第一次可以在实质的意义上超越单一的理论资源和传统，真正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推进对世界的理解，并使哲学思考本身得到深化。

从狭义上说，当世界哲学与中国哲学相对时，它可能比较多地指西方哲学。就广义而言，世界哲学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哲学。从更广的意义上看，不仅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属于世界哲学。世界哲学的视域，既没有否定中国哲学之意，也不存在仅仅突出西方哲学的取向。

在当今的时代，中西两大思潮已经相遇，任何哲学的思考和建构，如果仅仅单一地上溯某种传统，都很难有什么生命力。我们需要形成更为宽广的视野，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纳入世界哲学的视野中，这样，哲学的建构才可能具有理论意义，这也意味着从人类认识和世界的视域来考察问题。

记者：“学无中西”是您一直奉行的治学理念，如何理解和践行？

杨国荣：“学无中西”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20世纪初提出的，王国维指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学无中西”的眼光说到底就是一种世界文化的眼光，背后所体现的是对世界文化的尊重。从事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都不能仅仅守着自身的传统，当然也不能匍匐在另外一种传统之下。我们需要有中西文化相互融通的观念，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精髓。

站在世界哲学的高度和视野下反观不同传统，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今天进行哲学探索的必要资源。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斥关系，相反，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西方哲学包含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构成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的重要参考背景。

中国哲学并不仅仅是既定的、历史的东西，它处于生成过程中，具有开放的性质，当代中国哲学同样需要进一步发展，唯有如此，中国哲学才会有新的生命力。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冯契先生在20世纪提出的主张，即中国哲学应当积极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之中，应该到世界的舞台上去亮相，进入世界哲学的共同体之中。在我看来，对中、西哲学的资源加以会通，是今天思考哲学问题所不可或缺的。

来源：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2025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