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历史意识通过宏大历史叙事，表达“古代—中世纪—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念，并且在历史的线性演进中提供了应允期许以及实现历史的合目的性的历史“进步”标准。黑格尔认为历史意识建构了欧洲人的精神家园，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此外，黑格尔认为历史意识蕴含了启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他把“精神自我和解的辩证时间”理解为贯穿人类历史的救赎许诺的期待时间，从而把时间从“被直观的变易”或“过渡”上升为与精神运动相关联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康德在思考个体行为与历史发展时，认为具有个人选择特征的个体行为在总体上表现为向善的、向“隐秘计划”实现的趋势，“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秘计划的实现”,并且肯定了人类是在不断朝着善前进。

而在中国，历来注重从历史事件中挖掘如何处理当下事件和对未来做出何种安排的思考，以达到鉴古知今的目的，也就是在历史中发现照见未来的“亮光”。对历史中具有整合性、凝聚性因素的发掘，无疑能不断凝聚族类意识、强化血脉认同。譬如苏询就强调了宗谱、祖庙、族谱等载体的凝聚作用，“自秦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而独存，则有谱之力也。”对个体以及部落、国家等社群的整体性记录，不但实现了以某种载体或某种方式对事件进行“存储”,还借助这种存储或记忆形成了某种规约和示范，“通过国史的编纂、宗族谱牒的刻录来明确和编码社群成员的位置关系，来规定个体、家族与国家间的秩序和归属关系。”而现代人从历史传统里总结前人经验，也在自身所从属的谱系中确立对民族的认同和荣誉感。安东尼·史密斯从历史认同中挖掘族类群体的存在意义，“诉诸族群过去的方法，无论怎么空洞含糊，都能激励起‘我们的人民’为共同的民族作为自我牺牲的愿望和意志，很少有其他意识形态能在这方面与之匹敌。”因而，历史固然在时间的线轴上表达为过往、曾经，但在文化精神层面，总以经验、智慧乃至规律的认知与遵循等方式在新的时空呈现出张力，照进并建构现实，使现实符合某种秩序。希尔斯指出：“与自身社会的过去割裂，就如同与现今割裂一样，都会使个人和社会失去秩序。”作为一种内生力量，历史意识一旦形成，就规定着民族成员活动的各种方式，以行为准则以及各种舆论来约束社会成员的活动，维持社会的统一和延续。

第一，历史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客观性。

在漫长的历史中，有价值的思想会延续至今，被后人有选择地继承，成为促进和推动现在发展的力量。传统的思想在与新环境的碰撞中是注定会消亡的，但后人根据需要进行扬弃和改造后，便会将其转化为适应新发展环境的新力量，继续发挥其价值，这是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灵性。历史所具有的灵性，正表现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展现的传承、延续、革新以及超越的精神。在思想的链条性、文化的内在性及其基因功能的共同作用下，历史存在得以永不停息地流淌和绵延下去。实际上，任何文化和思想都并非一成不变地延续至今，而是结合了不同时代背景的发展特点而被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展。这更加印证了历史在发展中所彰显的积极因素，即对旧有文化和思想进行加工后进行辩证能动地选择和传承。这一过程由两个原因所决定，一方面，人类作为高等生物，具备与动物相区别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对客观事物加以改造和利用，可以根据新的需求不断适应和接纳新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在历史中得以延续和传承的积极文化基因，能不断对旧有文化思想赋予新的价值，而非对主观想法的任意描述和表达。人类实践活动是不断更新变化的，新的实践会产生新的精神需求，这决定了人类在继承传统文化基因的同时会进行辩证的扬弃，这一过程将成为历史意识并深刻地呈现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雅斯贝尔斯指出：“如果我们放弃历史，那么，对历史的每一次超越就都成了幻觉。”他坚信对未来的建构必须基于历史事实，否则将会陷入虚无的历史所造成的错觉性后果之中。

第二，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容切割的历史整体性。

这要求我们运用宏观的视野，从历史演进的全过程、全事件、全领域去整体性认识历史，系统把握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在尺度和规律。通过整体性思维，我们能清楚地把握历史的脉搏和趋势，在遵循历史规律中创造历史与未来。习近平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历史的整体性首先在于历史意识的整体性。列宁指出：“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离开前期的历史，历史事件是难以解释的，唯有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才能透过历史事件把握其相互关系。威廉·德雷和阿瑟·丹托认为，历史事件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该事件能够出现在作为整体加以把握的历史叙述之中。在运用历史意识揭示历史意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体的而非碎片化的历史。如果执着于历史的片段，往往会被“一叶障目”而忽略了历史的整体面目。在《新史学》中，鲁滨逊倡导在既往的全部活动中认知历史，通过综合的方法、用进化的眼光来分析和考察历史，并在历史的研究中取得借鉴经验和把握未来的价值取向。

第三，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容切断的历史连续性。

就其过程性来说，历史并非“‘一瞬间的断面’,而是向着一个继起发展的总的前程进行”,是一个历史过程与其他历史过程之间的非跳跃状态。历史固然是“过去”的事情，但历史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联系的统一。正是在时间的绵延中形成了历史的连续。有的人倾向从孤立的历史事件及其所引起的“断裂或转变”出发来进行研究，从而导致历史的断裂性。在历史断裂中，割裂了事物的前后相继，从而也就否认了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客观性基础，看不到也把握不住内蕴于历史内部的规律性。布罗代尔注重在多元时间体系中把握历史发展，认为时间体系可以分为短、中、长三种时段，并受快、中、慢三类变量的影响，只有在三种时段中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意义。而李根蟠教授提出，研究不仅要重视“横观”,更应当重视“纵观”,注意考察各类经济关系中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认识其来龙去脉以及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原因等，“经济史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马克思也指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其出发点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每一代人在毫无选择地接受承继下来的历史现状的基础上改造现实和创造未来，既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摆脱历史现实。又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篇章，都充盈着在历史的大过程中把握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形成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的逻辑，体现了习近平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为此，习近平以充满历史责任感和现实紧迫感的语气告诫全党：“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并且，他也一直主张运用大历史观观照中国和世界的过去和未来，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全体党员提高历史认知，强调“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前，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历史认知，以总结过去，开创未来，开启“新的历史时代”。

成熟的民族，善于把历史意识建构为一种意义重大的反省性自觉性力量，这样，就为民族的持续发展、兴盛不衰提供了内在张力：在自觉的精神反思与建构中，统摄其各个部分、各种要素的积极力量，把包括来自于自身传统的优秀基因和来自于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整合成具有内在的向心力、凝聚力、奋发意志和外向的对抗自然风险、公共危机、外来侵略的精神力量。换言之，只有当这种“可塑力”极大地发展起来，作为一种“新生”的历史意识才能将撷取自传统的丰富思想资源加以整合、酝酿、陶冶和熔铸，从而实现一种具体历史环境下的“凤凰涅槃”般的自我重塑。

第一，遵循“现实生活过程”的“客观性”边界，在洞见其自身的存在并在自身的活动中建构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正是扎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历史性实践中不断生成社会变动的结构，进而以具体化的关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主观意志反映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再结构产生的影响。这一点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洞见不谋而合。因此，中国的历史意识一定要在对外来思想的反思中确立自己的边界，也在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把握中现实地成长起来。因此，当下中国精神文明的建构，要放在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与500年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去认知。只有把中国的发展放在过去与未来，放在国内与国际的历史进程中来观察与思考，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只有既扎根于本民族的现实土壤，又在相互交流与学习借鉴中保持文明多样性，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另一方面，历史意识的建构也一定要在面对外来冲击时，不断筑牢、夯实、外显其边界，其内核才会更加坚实可靠。任何一种能结出硕果的成熟的历史意识必然有其特殊的沉淀和结晶过程，也必然会在对抗外来干扰性因素时不断释放其内部根坻的顽强生命力量。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破了百年迷梦，翻开了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一页。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人们对民族命运的普遍关切铺陈出宏伟的“救亡图存”图景。这一图景由整个民族的参与与反抗、流血乃至牺牲而绘就，“中国革命的原始动因，是反抗帝国主义底压迫，解放整个被压迫民族”。中国共产党大历史观的形成有其决定性的现实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一百多年来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性实践。在总体性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观的生成深深地植根于这一历史实践，熔铸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实践。唯有在其历史性实践中，在其内在性与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相吻合时，历史意识的现实张力才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第二，正确判断历史方位，理顺民众看待社会变迁的观念与态度，激发使命意识和历史担当。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节奏极为迅速，加之现代化的趋同性和全球化的一体性，使得人们在与别的国家横向比较时，要么看不到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不足，只看到别的国家的落后，从而在这些国家面前表现为“夜郎自大”;要么看不到本民族发展进程的过程性，发展前途的合规律性，看不到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悠久历史、看不到在党领导下的全体人民共同奋斗和取得的伟大功绩，在发达国家面前觉得自己的民族和历史“黯然失色”,从而“丧失自信”。因此，要重视培养历史意识，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入侵造成的极不平等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更应看到新中国在这种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何等的发展和提高。有了这样的历史意识，必将对中国社会变迁持积极为主的态度，而不会以负面问题为导向看待社会变迁。

第三，深入研究文化传承和发展规律，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荀子曾有过一个著名论断：“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恩格斯也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在历史意识构建过程中，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既要注意文化多元、价值多元性，也要以主流的核心价值观来引导、统摄多元的价值理念，从而“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

第四，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增强构建价值认同的正确历史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构建历史意识，理应把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内化为秩序的重要内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新时代的历史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深深扎根中国大地，生动反映人民期盼，深刻体现时代要求的重要精神旗帜，反映了人们对民族未来的关切，代表着人民的共同愿望，“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第五，以关切民生福祉的温度，坚持历史意识的构建要关照利益调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对人民利益的关切、对人民福祉的关怀、对发展成果的人民性坚持，是历史意识的“人本”依归。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就一直从人民利益和民族前途的历史观照出发，注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历史意识的构建要调整其利益表达机制，以更好激发其时代张力。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社会大历史演进的需要，要“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运用大历史观这一科学方法论探析历史发展规律、把握时代大势，从而更好地把人民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利益分配和调整机制耦合起来，实现发展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总之，当一个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经过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而不得不在观念层面上提出新的要求时，历史实践主体根据社会演化特点，主动承担历史任务，主动对原来的历史意识进行深刻的、系统的改革，以自我革命式的精神内核托举民族国家的进步、繁荣与复兴。错误的历史意识会滋生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历史评判尺度和错误的行为选择，“整个社会就逐渐陷于紧张、痛苦、匿乏、沉默、贫穷以至到最后的‘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其消极影响将难以估量。这一现象无疑与实现“两个百年”宏伟目标所要求的精神现象不相匹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迫切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把握习近平关于历史的重要论述，提升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精神向导的历史意识，从而把握中华民族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夯实以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核的宏大叙事，达成引导历史实践，实现国富民强的宏大目标。

注：参考文献略，公众号推文与刊物原文有不同，若需要请您查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