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正德三年（1508）于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境内）悟道，结束早年的迷茫，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其后20年，他提出了“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四句教”等观点，这些构成了他的主要思想。那么，他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有必要追溯他龙场悟道以前的早年经历。

王阳明像

一、格竹受挫

程朱理学或简言之朱子学，是当时的官方正统学问，每个读书人都必须学习。与很多人将朱子学视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不同，阳明真诚地将朱子学的指导付诸行动。其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他按照朱子的格物致知路径“格竹”，以探求竹子中蕴含的“理”。

在朱子学中，“格物”的基本意思是到事物上去。我们到事物上去干什么呢？朱子认为是要穷理。“穷理”的基本意思是充分了解事物的道理。事物的道理有哪些呢？概括起来是“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朱熹：《四书或问》），简言之，就是事物如此这般的缘故和应当如何处置的准则。比如，走在我们身旁的朋友突然滑倒了，我们会不自觉地伸手拉住他。不自觉地拉住他不让他滑倒，就是我们处置他滑倒这件事情的应当的准则。之所以如此这般处置的直接原因，则是我们不忍心朋友滑倒摔伤。进一步追问，我们之所以有不忍之心，则是因为我们和天地一样拥有好生之德，即我们本性上希望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生生不息、欣欣向荣，都能得到妥善安顿。如果能让万物都得到妥善安顿，那我们就可以成为圣人。

为了让万物生生不息、欣欣向荣，我们需要广泛而深入地了解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原理，以及如何安顿好它们的最佳办法，这些构成了穷理的基本内容。了解草木之理，无疑也是穷理的应有之义。

我们可能会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我们真的在本性上是希望万物生生的吗？果真如此的话，世界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仇恨，那么多的剥削和压迫呢？而且在我们的心中，可能有残忍、懦弱、蛮横、愚昧、欺骗等各种意念，这些难道也是符合“生生”的吗？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打心里认为自己必须毫不迟疑地按照“生生”这一原则来行事，并不认为“生生”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反而认为这一原则是可以改变和耽搁的。朱子也的确考虑到了这一问题，所以他认为，了解做到“生生”的办法及其原因，只是穷理的基本内容，而穷理的最终目标是感受和确信“生生”是不容改变、不容耽搁的。只有如此，我们才会真的按照“生生”的原则来行动，否则纵然知道了应该“生生”及其原因，也不会付诸行动。

王阳明早年思想深受朱子学影响，他在少年时期就确立了“读书做圣人”的伟大志向，为此他严格按照朱子学“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路径去努力。为了探究事物之理，即事物之所以如此的缘故，他选择竹子作为穷理的对象，盯着竹子静坐冥思。王阳明先请朋友格竹，三天以后朋友一无所得，他便自己上阵，七天以后也一无所得，两人都因为过度劳神而病倒。

在朱子的思路中，格物是一切的基础，“格”就是“尽”的意思，“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也就是说，理论中的“理”虽然只有一个，但现实中的“理”万万千千，蕴于万事万物当中，只有踏踏实实地去“格”天下之物，探赜其中的“理”，然后通过不断的积累，才会有豁然开朗、达至万理归一超凡境界的可能。对某一事物之“理”的认识，只是成圣的基础和前提，并不必然导致成圣。显然，王阳明欲单纯地格竹成就圣人境界，是不可能的。而且，按照朱子学的逻辑，只有放在如何处置事物的情境中，追问事物如此这般的原因，才是有意义的。比如在怎样让竹子长势更好的问题引导下，我们发现，长在向阳山坡上的竹子胜过长在背阴山坡上或向阳水田里的，由此我们知道竹子应该种在向阳的山坡上，这是竹子的所当然之理，而其所以然之理则是竹子喜阳、不喜水的生理习性。而王阳明仅仅关注于竹子如此这般的原因，忽略了处置竹子周围的情境。没有了如何处置事物的具体情境，也就很难探索出竹子中的“理”，当然也不能通过格竹穷理，成为圣人。

宋·文同绘《墨竹图》

王阳明并没有因为格竹失败就怀疑朱子思想，而只是哀叹自己连一个竹子的道理也无力把握，就更不用说万物的道理了，自然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做圣人了。于是他放弃成为圣人的理想，转向了佛、道二教的修炼。直到多年以后的龙场悟道，他才知道自己原本没有必要绕远路到事物上去作漫长而艰苦的穷理工夫，而完全可以直接面对和体认自己的本性，并从中获得如何行动的启示以及开始行动的动力。如此，成为圣人也就不是难事了。他说：“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王阳明：《传习录·语录三》）

二、走出佛道

格竹失败后，阳明转而开始深入探索佛道思想，并且颇有收获。与儒家将万物的妥善安顿都放到自己肩上不同，佛、道二教基本上停留在自己身心的修养上，加上直指本心、立地成佛之类的主张，这使得佛、道二教的修炼要简便易行得多。更何况还有试图穷尽万物之理的朱子学作为对照，那难易的差距就更明显了。

阳明修炼佛道的收获之一是可以预知未来，比如他预测到了某天正午时分几个朋友会来探望自己，于是就提前派遣仆人前往迎接，这让朋友大为吃惊。收获之二是通过导引术，身体修炼得经络舒畅，他甚至可以通过“内视”，看到自己的身体如同水晶宫一样晶莹剔透。（参见《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在达到上述境界后，他一度还想远离尘世，独立修行。不过，通过反省，他又及时从对佛、道二教的沉迷中走了出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认为预知未来不过是作弄自己的精气神，无论对于自己学问的长进还是世道人心的改善都没有帮助。按儒家传统的观点，连圣人也是免不了有福有祸的，圣人所做的不过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加以应对，自然能遇变则通；圣人并不以能提前知道祸福为贵，一心想要预知祸福，反而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二是他留恋祖母和父亲，牵挂天下苍生。他的母亲和祖父在他少年时代便已去世，所以他挂念自己在世的祖母和父亲。他认为，挂念亲人是孩提时代就已经产生的念头，如果抛弃这一念头，那人就太无情意，不再成其为人了。而儒家之“仁”的推及功能，则使他自然生出了兼济天下苍生的志向。

有趣的是，阳明还曾在杭州西湖边劝一位和尚还了俗。这位和尚已经专心闭目默坐三年，阳明过去喝问他：“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和尚明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看，阳明却喝问他整天口巴巴地说些什么，眼睁睁地看些什么，对他无疑是巨大的刺激。于是和尚睁开眼，和阳明攀谈起来。阳明问他家里是否还有亲人，和尚说还有老母亲；阳明问他想不想老母亲，他说怎么能不想呢；阳明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待在这里呢？阳明就这样把他劝回了家。对亲人的挂念，也是阳明回归儒家的一大原因。

佛、道二教固然简易，但简易到抛弃了家国天下，因此为阳明所不取。他所期望的学问是能够不脱离家国天下也仍然简易的学问。在流连于佛、道二教时，他接触到了朱子学之外的儒家另一支脉，即周濂溪、程明道的儒学，这给他展现出了另一种学问的可能性。

三、辩证对待濂溪、明道之学

阳明在他30岁那年，在九华山拜访了道人蔡蓬头，还寻访了一位住在地藏洞的奇人。此人坐卧在松毛间，不吃用火煮熟的食物。阳明向他请教最上乘的学问，这个人并没有告诉他佛、道二教的精深义理，而是跟他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王阳明全集·年谱一》）阳明听了很激动，但他后来再寻访此人踪迹时，已经找不到了，阳明怅然若失。

“濂溪”和“明道”分别是周敦颐和程颢的号，明道和弟弟伊川（程颐）早年跟从濂溪学习。濂溪教他们的内容是“孔颜乐处”“吟风弄月”“窗前草不除”等。那孔子的快乐是什么呢？不是山珍海味、荣华富贵，心里踏实就是最大的快乐，哪怕粗茶淡饭。所以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颜回的快乐又是什么呢？孔子形容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再艰苦的环境，再简朴的生活，颜子也能快乐起来。除了“孔颜乐处”，还有“吾与点也”。孔子的一个弟子叫作曾点，孔子问他志向，他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以后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暮春时节，天气转暖，脱下笨重的冬装，穿上轻便的春装，大人五六个，小孩六七个，到沂水游游泳，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唱着歌回来，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濂溪就用这些来教导二程兄弟：放松、舒适、洒脱、自在，体会生活本身的快乐，而不自寻烦恼；培养对山川、草木、风月的感情，看到大自然生机勃勃的样子，人就有一种兴发感动，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觉得自己也振作起来了。所以濂溪为什么不除去长在窗前的野草呢？不是因为他懒惰，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胸中也充满了和野草一样生机勃勃的活力，觉得自己胸中有一股容不得停下来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冲动。二程兄弟尤其是明道，可以说深得老师精髓，他经常观看鸡雏，赞叹它们生机洋溢，所以和老师濂溪一起受到地藏洞奇人的称赞。

丰子恺绘“绿满窗前草不除”

在朱子那里，人通过格物，体认并确信了生生之理是不容改易、不容耽搁的，就会去行动。在濂溪和明道这里，人不是通过漫长而艰苦的格物，而是通过轻松自如的审美直觉，感受到大自然和自己身上的活力和冲动，这样就有巨大的力量去行动。重要的是不要感到紧张和压力，要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以后就可以感受到自己身上本来就潜藏着的力量和智慧。我们身上本来是有巨大的力量的，本来是很聪明的，但是因为我们太用力了、太紧张了、太想要成功了、太患得患失了，所以这个力量和智慧就被遮蔽住了。实际上，这个力量和智慧就是良知或者本心。放松下来，不要刻意用力，这是这一派的主张特色。

濂溪和明道指示的道路和佛、道二教一样是简便易行的，区别则在于它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而是要让现实世界变得更好，是不忘记儒家的理想和追求的。这种学问既不像朱子学那样辛苦，又能保持对这个世界的牵挂。可以说濂溪和明道的道路同时具备了朱子学和佛、道二教的好处，又避免了他们的问题，但阳明仍然觉得有缺憾。这一套太高妙、太玄乎、太简单，抓不住，没有入手处。我们可能看到了生机勃勃的野草和小鸡，可我们就是无动于衷，觉得那跟自身有什么关系。所以阳明要寻找一个更为严密且可靠的方法。这个方法既要发挥先天良知的作用，也需要后天的努力，不能那样放松，那样随性。正因如此，他的悟道不是在见到地藏洞奇人的时候，而是要等到多年以后的龙场，而对具体学问的研习让他有了实践这种方法的机会。

四、在具体学问中锤炼心性

朱子学、佛道之学以及濂溪明道之学都涉及对宇宙和人生根本大道的追问，除此以外，还有更为具体而世俗的学问，而这也是阳明更加留心的。他把修习这些学问当作修心的手段，而对心的修炼主要体现在诚、静与虚三个方面。

首先是诚。阳明曾一度沉醉于诗文写作，与明代诗坛“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等兴办诗社，相互唱和，风动一时。他在遣词造句上费尽心力，其诗文创作水平颇高。后来他幡然醒悟，认为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无用的空文上，无异于用宝贵的隋珠来打麻雀。于是他退出诗坛，诗友们纷纷感到惋惜，阳明却说：“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二）在阳明看来，写文章无助于修心，主张“修辞立其诚”，文辞应该从圆满光明的本心中流淌出来，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是有意义的。这段经历也成为孕育阳明心学思想的因缘之一。

其次是静。阳明年轻时在岳父的官署中找到几筐纸，拿来练习书法。等这些纸都写完了，他的书法也大为进步。一开始，他专心临摹字帖，但只能做到字形相似。后来他提笔不再轻易落下，而是凝神静思，在心中构思好了字形以后再落笔，这样才逐渐摸到了书法的门道。这里的关键就是让心安静下来，让心来主导写字这件事情，而不是机械地模仿字帖。字帖是死的，心是活的，只有走心，笔下的字才能真的有神采。如果心处在烦扰的状态中，是无法主导写字的活动，无法给字体注入精气神的。所以为了练字，首先要让心平静下来。于是练字不仅具有提升书法技术的功用，还具有修心的功用；并且书法在帮助修心的同时，修心也反哺了书法。阳明总结说：“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借助书法之类的具体学问可以磨炼心性，而心性得到磨炼以后又自然能帮助人更好地掌握具体学问。

王阳明书《何陋轩记》（局部）

最后是虚。阳明后来用兵如神，屡建奇功，这与他年轻时学过兵法、权谋之术有密切关系。他对张仪、苏秦之类的纵横家有不低的评价，这引发了后世的争议。他认为这些善用权谋的人也看到了良知的妙用，只是他们没有用对地方。之所以说他们看到了良知的妙用，是因为他们极其善于揣摩人情，能很好地利用人的希望和恐惧，没有一点不切中肯綮的，所以别人无法驳倒他们的学说。但是他们的学说只是用来谋取个人名利，所以终究只是“小道”。然而，他们能够放下自己的主观意见和偏好，不活在自己的愿望中，虚心地研究人心好恶，判断人心走向，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实际上，良知也正要求人放下自己的主观意见和偏好，客观地分析形势，并采取相应对策。阳明年轻时对这些“小道”的学习，培养了他放下自己主观意见和偏好、做到客观而虚心的能力。

阳明24岁时第二次参加会试，结果还是落了榜。别人对他幸灾乐祸、冷嘲热讽时，他说了一句话，表明了自己心性修养的成果。他说，别人以落榜为耻，我以落榜了以后心里有波动为耻。经过长期的磨炼，成败得失、祸福荣辱都惊动不了他，这让他有了做成大事的坚实基础，而这和他在具体学问中刻苦磨炼心性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可见，阳明这位心学大师的养成，关键在于两个融合：一个是现实与理想的融合，一个是先天与后天的融合。世俗的学问只讲现实不讲理想，佛、道二教只讲理想不讲现实，濂溪等人的学问过分重视先天的良知而相对轻视后天的努力，朱子学则过分重视后天的努力而相对轻视先天的良知，在阳明看来，这都是失之偏颇而不够完整的。他自己的学说，是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基础上，取长补短，熔铸创新而成。现实与理想的融合，先天与后天的融合，这些看起来卑之无甚高论，可是如果不亲自经历过一遍，那么其中的酸甜苦辣又有谁知道呢？阳明如果没有经历过龙场悟道之前二三十年的艰苦探索，又怎么能透彻地明白这些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