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家谱又称族谱、宗谱，是记录家族历史的私家文献，可与方志、国史等其他史料相互参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特别是家谱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以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为始祖的孔氏家族的家谱以其历时之久、谱系之明、收录之广、规模之大，被誉为“天下第一谱”。孔氏家族以祖庭曲阜六十宗户为主干，囊括流寓各地的众多支派，其中曲阜孔氏的家谱编修活动最为典型，对各地的孔氏族人产生了示范影响。历史上曲阜孔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定期续修家谱的规定，即“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小修以甲午为期”，流传甚广，影响至今。这种规定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其具体起于何时也存有各种争议。笔者结合档案、家谱、方志等文献，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以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就教于学界同仁。

民国二十六年（1937）《孔子世家谱》书影

一、曲阜孔氏的主要修谱活动

最早记录孔子世系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叙述了孔子上三代先祖及其以下十一代子孙的名、字与事略。而被孔子后裔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家谱，直到北宋元丰八年（1085）才出现。孔子四十六代孙、刑部侍郎孔宗翰有感于历代家谱只记世次承袭者一人，其他族人信息则付之阙如的疏略之弊，因此合支庶而编修家谱，并刻版刷印，对后世影响很大。此后，孔氏编修家谱，代不乏人。清代学者、孔子六十九代孙孔继汾总结清乾隆朝以前 的历代修谱活动：

至《孔子系叶传》，始于唐黄恭之，然止叙承袭一人，殊多疏略。宋元丰中，四十六代孙、刑部侍郎宗翰病之，上自孔子，下止四十九代，作《孔子世家谱》。四十八代孙、宋国子博士端朝；四十九代孙、金曲阜主簿瑰；五十代孙、元济兖单三州宣课提领鼒；五十一代孙、元衍圣公元措，宋谏议大夫应得；五十三代孙、元参知政事淑，翰林院检阅泾，吴江州判涛；五十四代衍圣公及处士思敬；六十代孙、明处士承懿：皆相继续修。厥后时有增辑，然书只抄录未有刻本。明天启间，六十五代衍圣公始重修锓板。此后小修则书之，大修则刊之，皆以三十年为限。

国朝顺治甲午六十六代衍圣公，康熙甲子六十七代衍圣公，皆举其事。顺治甲午重修谱二十三卷，康熙甲子重修谱二十四卷。乾隆甲子今衍圣公复经增修，为书二十三卷。六十七代孙毓佶摘其大凡，为《家谱纂要》一卷。（《阙里文献考·孔氏著述第十一》）

孔继汾详细记述了历代孔氏家谱和纂修者，可惜明天启以前的家谱多数已经亡佚。幸运的是，孔子五十四代孙、衍圣公孔思晦于元天历二年（1329）所作的《孔氏宗支图》和孔子五十九代孙、衍圣公孔彦缙于明永乐七年（1409）所作的《孔氏族谱系》等，因刻于石上而幸免于难，留传至今。

曲阜孔庙崇圣祠院内的元天历二年（1329）《孔氏宗支图》刻石

明清时期，曲阜孔氏修谱活动逐渐增多。由大宗衍圣公主导纂修完成的有明天启二年（1622）谱、清顺治十年（1653）谱、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谱、清乾隆十年（1745）谱，时任衍圣公分别为六十五代孙孔胤植、六十六代孙孔兴燮、六十七代孙孔毓圻、七十一代孙孔昭焕。以上四种家谱仅限于曲阜六十宗户，其中“天启谱”仅余残本，“顺治谱”久已失传，“康熙谱”开始因司马迁作《孔子世家》故，正式定名为《孔子世家谱》。民国时期，则有民国二十六年（1937）原任衍圣公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主持纂修家谱，兼收流寓各地的孔氏族人。新中国成立后，有2009年孔德成堂弟孔德墉所修的新谱，打破性别、民族、国别限制，规模空前。此外，各宗户、支派自修的小谱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家谱基本都是在旧谱的基础上续修，传承有序。

值得注意的是，流传甚广的所谓曲阜孔氏明弘治二年（1489）所修的大谱并不见于典籍记载，最初的出处来源于“民国谱”孔子六十八代孙、孔氏族长孔传堉所作序文中“至明弘治二年首次重修，并定为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小修以甲午为期”（《孔子世家谱·孔传堉序》）的说法。此处“弘治”应为“天启”之误，所谓“弘治谱”实际子虚乌有，并不存在。笔者已有专文考证，此处不再赘述。

二、曲阜孔氏定期修谱起始时间的两种主要说法

续修家谱是家族延续和兴旺的反映。明清以来，许多家族在修谱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若干年一修的传统，具体时间则各不相同。孔氏续修家谱的间隔时间，各地也并不一致，如福建建宁三滩孔氏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续修家谱所录续修条例规定“及十年编成一草谱，五十年续修一刻谱”（《孔府档案卷一一一四·钤印续修福建建宁县三滩孔氏家谱》），湖北枝江县孔氏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续修家谱凡例中也有“公定三十年一重建”（《孔府档案卷一一二三·续修湖北枝江县孔氏宗族》）的规定，江苏句容青城埠孔氏族人孔广和在民国二年（1913）重修本支家谱的叙文中称“阙里家谱总其大成，然或间百年或七八十年始一修葺”（《孔府档案卷六六一六·续修江苏句容孔氏青城埠支谱》）。而更多的流寓支派则受祖庭曲阜的影响，遵循“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小修以甲午为期”的定例。那么，曲阜孔氏的这种明确规定具体起于何时呢？

孔氏历代所修家谱除撰新序外，还有收录旧序的惯例，这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关于曲阜孔氏定期续修家谱规定的起始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即北宋元丰八年（1085）和明天启二年（1622）。后来的明弘治二年（1489）为天启二年（1622）之讹传，姑且不论。孔德成所撰序文开篇即讲“孔氏之有谱，自宋元丰始也。其后六十年一大修，著为例”（《孔子世家谱·孔德成序》），孔传堉则称“至明弘治（天启）二年首次重修，并定为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小修以甲午为期”（《孔子世家谱·孔传堉序》）。实则两种说法均不可靠。

孔宗翰元丰八年（1085）序文中，并未有关于定期续谱的规定。揆诸史实，北宋元丰八年（1085）以至明天启二年（1622）的历代家谱多为修谱者自发所作，间隔多久并没有规律可循，这也可以从历次谱序中得到印证。孔府档案中有一部明代孔氏南宗所修家谱，谱前收录元至正十六年（1356）周伯琦、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孔思模、北宋元丰八年（1085）孔宗翰、南宋绍兴二年（1132）孔端朝、南宋绍兴五年（1135）洪兴祖、南宋景定三年（1262）孔应得、元大德四年（1300）孔淑、元天历二年（1329）孔涛等人所作多篇序跋。（参见《孔府档案卷六·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其中，除孔宗翰、孔淑二人外，均为南宗族人或与之相关之人。通读各篇，并无定期修谱的记载。而同样的情况在北宗方面也存在。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衍圣公孔宪培鉴定的直隶冀州孔氏族人所修支谱（参见《孔府档案卷九九三·续修直隶保定府冀州孔子世家谱》），收录南宋绍兴二年（1132）孔端朝、元大德六年（1302）孔淑、北宋元丰八年（1085）孔宗翰、南宋绍兴五年（1135）洪兴祖、元天历二年（1329）衍圣公孔思晦、元明之际孔泾等多人所作的多篇序跋。其中，孔淑、孔思晦、孔泾三人均为北宗族人。这些序跋中也没有定期修谱的只言片语。

天启二年（1622）《孔氏族谱》的序文中，同样也没有出现定期修谱的论述。关于编修“天启谱”的缘起，时任世职知县、孔子六十二代孙孔闻简说得最为全面：

于是愚氓膻慕，咸思窜名宗籍，以冒国恩一二；奸利之徒又奔走四方，伪为谱牒，以与之市始也，真赝弗辨究，且欲辨不及。因忆五代之季，逆末以一扫除下役，肆为虺蜴，几致非种之莫剪，皆由氏族混淆，以至于是。噫嘻！我孔氏族谱又何容不急修耶？况是谱之作，且有以昭率祖之义焉。（《孔子世家谱·孔闻简序》）

时任洙泗书院学录、六十一代孙孔弘颙同样也认识到了修谱的紧迫性，他说：“顷岁以来，宗盟废坠，射利之夫往往私录族谱转售，异姓冒认圣裔，紊淆宗系，其害殆有甚于兵燹焉者。”（《孔子世家谱·孔弘颙序》）衍圣公孔胤植更是认为该谱“历代列祖载迹旂常，垂勋竹帛，列有别籍，此则专谱其名也，故曰孔氏正名之书也”（《孔子世家谱·孔胤植序》）。他们强调了修谱以严防外姓窜入冒恩、伪造家谱获利的必要性和尊祖敬宗的意义，并无定期续修的旧例约束。不仅三篇“天启谱”序文中没有定期修谱的规定，该谱的六条《凡例》中也没有相关说明。［参见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孔氏族谱八卷（残）》］而且天启二年（1622），岁在壬戌，两年之后才是甲子年，并不符合所谓“甲子年大修”的说法。另外，“顺治谱”序文中也没有提及定期续修的规定。

三、曲阜孔氏定期修谱开始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孔子世家谱》

真正开始有定期修谱明确规定的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编修的《孔子世家谱》。该谱《修谱条规》第二条即明文说明：“家谱限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小修以甲午为期。”这一条规在“乾隆谱”得到严格执行，并在卷首照录这一条规。此后两个甲子年为嘉庆九年（1804）和同治三年（1864），虽然成立谱馆准备续修，但最终由于内外各种原因都没能修成。（参见孔府档案卷七九三、卷七九四）再下一个甲子年是民国十三年（1924），尽管未能及时续修，不过总算在四年之后开始发起，并最终完成，而且该谱也明确重申了这一旧规，即“家门故事，每逢甲子年大修谱牒，甲午年又有小修”［《（民国）孔子世家谱·修谱事宜》］。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孔子世家谱》书影

关于为何有此规定，孔毓圻说得十分明白：

吾孔氏家谱，例六十年一修，而犹虑其远也。于前三十年，先为之正名定分，凡三十年中百官族姓、仲叔季弟、幼子童孙，无不条分枝附，书之于册；再三十年，乃通前后之所纪，而核实以为谱。是必昭穆以辨之，世次以系之，文物以秩之，声明以发之，集成刻之于简，而外此者不得与于祭。故修谱之始甲子，亦本之春秋春王正月之义云尔。（《孔子世家谱·孔毓圻序》）

自“康熙谱”开始，此后的历次修谱序文中不断提及定期修谱的成例，但同时也存在牵强附会的情况，如孔毓圻以大修、小修之规定，推测顺治十年（1653）修谱时说：

吾先少保公所刻谱则非甲子也，未及六十年也，是可无刻而竟刻焉者。仰见吾先少保恤乎悠乎，思深而远谋，以子姓日繁，洊更鼎革，恐有散佚播迁，而缪种之附会，窥伺蔓难图也。不亟为厘正流传，将前三十年之人之事，无以信于后三十年之人之心，而适当甲午小修之期，遂镂版以藏庙庭，如九鼎既成，不若自避，六书既正，群鬼夜号。（《孔子世家谱·孔毓圻序》）

实际上，顺治十年（1653）修谱并没有大修、小修、定期续修的考虑，其缘起是前一年衍圣公孔兴燮参加临雍礼后与族人对谈，激发了他对孔氏世统与道统的认识：“呜呼，尽之矣！世统一道统也，是谱而可不修也哉！”（《孔子世家谱·孔兴燮序》）时任世职知县、孔子六十五代孙孔胤淳在论述谱道与身道，列举孔氏历史上的两次厄难后，更强调了修谱的必要性：“迨胜国之末，凶疫频仍，兵寇继起，散亡之余，派存几户，户存几门，门存几口，纵非曩日之祸，要一孔氏之一大升降也。兴言及此，修谱岂得已之役哉。”（《孔子世家谱·孔胤淳序》）因此，顺治十年（1653）修谱也是一次自发行为，与大修、小修规定没有关系，而孔毓圻以此规定强行解释“顺治谱”，实在有些武断了。

天启二年（1622，岁次壬戌）到顺治十年（1653，岁次癸巳）约三十年，而且顺治十一年（1654）又是甲午年，这种巧合给孔毓圻的发挥提供了条件，以至于孔继汾也以为“天启谱”开始就有了大小修的规定，他说：“明天启间，六十五代衍圣公始重修锓板。此后小修则书之，大修则刊之，皆以三十年为限。国朝顺治甲午六十六代衍圣公，康熙甲子六十七代衍圣公，皆举其事。”（《阙里文献考·孔氏著述第十一》）这其实是一种巧合造成的误会。“康熙谱”的实际编修者、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在该谱跋文中说：

孔氏之有谱系，始于太史公《世家》，其后相继编述，仅载嫡长。合支庶而纂之，则四十六代祖侍郎公讳宗翰也。盖当中叶零替，寒灰渐燃，叹骨肉之无几，恐祸变之莫测，其难其慎，实有不得不纂者。今幸天祚神胄，螽斯繁飞，自中兴以还，于斯为盛矣。历代宗子踵循旧典，六十年一刊修。［《（康熙）孔子世家谱·跋》］

孔尚任说得不甚明确，此处“历代宗子”当指明末清初的几位衍圣公，即孔胤植、孔兴燮、孔毓圻，而“旧典”似乎指天启或之前的规定，可能是北宋孔宗翰所立，表述较为模糊。

但是，后来修谱之人又更进一步，在天启二年（1622）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声称这种规定在孔宗翰修“元丰谱”时即已确立。乾隆年间修谱时，孔昭焕已十分明确地说：“我四十六世祖创刻家谱，既克踵《史记》世家而详疏之，上自玄鸟之祥，迄于麟绂以降，数百年来，例为三十载小修，六十载大修。”（《孔子世家谱·孔昭焕序》）并以此作为乾隆九年（1744）开始修谱的制度依据。时任世职知县、孔子六十八代孙孔传松也在序文中附和：“按家谱创于元丰之世，以时修辑，率以六十年为准。”（《孔子世家谱·孔传松序》）由于此后嘉庆、同治两次均未能大修，“乾隆谱”序文的这种说法影响很大，广泛出现在外地流寓支派的支谱中。到了民国时期，这一说法几乎已经得到公认。不仅孔德成序文开篇即援引旧典“孔氏之有谱，自宋元丰始也。其后六十年一大修，著为例”，而且在全国大谱即将告竣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召开的全国孔氏合修族谱代表大会上，担任编次一职的孔广梅报告修谱经过时，也说：“四十六代宗翰公所定的修谱条例六十年甲子一大修，三十年甲午一小修。”（《孔府档案卷八一五七·全国孔氏合修族谱代表大会纪实》）这使得该说法得到更大范围的确认与传播。对比之下，孔传堉所谓弘治二年（1489）即有定例的说法已显保守，在当时并非主流。

《孔府档案卷八一五七·全国孔氏合修族谱代表大会纪实》部分内容

结语

明清时期，民间修谱日益兴盛，渐达顶峰。孔氏家族的修谱活动基本契合中国家谱史的发展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范意义。综上所述，曲阜孔氏“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小修以甲午为期”的定期续修家谱之规定实则确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定期修谱时间有意无意中发生了起于天启二年（1622）、元丰八年（1085）的向前迁移现象，亦可谓“层累造成古史”。不过，难以否认的是，这其中或多或少夹杂着曲阜孔氏族人建构编修家谱传统由来已久、定期续修制度形成甚早等虚荣认知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