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这一论述，不仅对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志向和传统做出了精准概括，也为新时代知识分子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文化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引述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是中国传统社会广泛流传、影响深远的格言名句，一般称之为“横渠四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横渠四句”在社会上得到了进一步广泛的传播。而近期网络上的热点话题“聂董之争”涉及“横渠四句”，使得“横渠四句”也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引发了人们对其褒贬不一的评价，以及对其内涵的多元诠释。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横渠四句”，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思想问题。众所周知，认知是评价的基础。缺乏客观认知的理解和评价，往往是靠不住的。因此，回到文献本身，从言说者的生命历程角度出发，是正确理解其言说意义的必要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从“横渠四句”的名称由来与版本变迁入手，结合张载的生命历程，对其提出的现实基源做一探讨，以为更好地理解、评价“横渠四句”提供基础。

“横渠四句”刻石

一、“横渠四句”的名称由来

一般认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是由北宋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张载（1020—1077）最早提出来的。因为张载是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所以后人一般将此称作“横渠四句”。然而在古代，并没有人用“横渠四句”来概括这四句话。用“横渠四句”来概括这四句话，是20世纪前期才有的事。

1938年，将马克思《资本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现代三圣”的马一浮，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至江西泰和讲学。在此期间，他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概括为“横渠四句教”，并逐一对之做了解释，用以勉励世人。为了“横渠四句教”的广泛传播，马一浮还专门给丰子恺写信，嘱托他邀请名家为之谱曲，以使天下人广受教益。后来，萧而化将此谱为四部重唱，丰子恺特作附说，发表在当年的杂志《宇宙风》第69期上，以广流传。再后来，冯友兰将之进一步简称为“横渠四句”，当今学界普遍接受了冯友兰的提法，这就是“横渠四句”这一说法的由来。

应该说，马一浮、冯友兰和学界诸位前辈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的传播贡献是很大的，但将这四句话概括为“横渠四句教”或“横渠四句”也有不确切之处。因为在张载的著作中，以四句构成的格言并不少。比如，在张载最重要的著作《正蒙》的《太和篇》，就有这样两节格言。一节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最能表现张载的辩证法思想；另一节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可以看作是张载哲学思想的总纲。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主要体现了张载的志向和追求。因此，为了能更好地将这四句话和张载的其他“四句”形式的格言区分开来，就需要注意到这里面的四个“为”字，将之概括为“横渠四为句”更精当。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为”字是“为了”的“为”，是“为人民服务”的“为”（wèi），而不是“作为”“认为”的“为”（wéi）。

二、“横渠四为句”的版本差异

简而言之，“横渠四为句”就是横渠先生张载所讲的带有四个“为”字的格言。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张载的著作中，“横渠四为句”的表述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还略有不同。比如在通行的中华书局出版的章锡琛先生点校的《张载集》中，这四句的第一句被表述为“为天地立志”。学界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个说法是没有版本依据的，应该改正过来。要了解“横渠四为句”在张载那里的原本表述，应该回到张载著作的现存最早版本中去。

现存含括张载著作的最早文献版本，是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闽川黄壮猷修补印本《诸儒鸣道》一书。这也是现存最早的理学丛书。据顾廷龙、陈来、田智忠等学者考证，这部丛书刊刻的时间下限，不晚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这部丛书收录了张载的三部著作：《横渠正蒙书》《经学理窟》《横渠语录》。“横渠四为句”就在《横渠语录》的中卷，表述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诸儒鸣道》卷一七《横渠语录中》，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这一表述与后世的差别，是把“立命”表述为“立道”，把“往圣”表述为“去圣”。而在朱熹和吕祖谦编订的《近思录》以及稍后由吴坚在福建漕运刊刻的《张子语录》中，“横渠四为句”的表述也与《诸儒鸣道》本相同。

那现在这个版本的“横渠四为句”，又是怎么来的呢？通过考察文献发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表述，最早出自文天祥的《御试策》一文。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以第五名中进士，参加了由宋理宗亲自主持的殿试。在临安殿试的答卷即《御试策》中，文天祥说：

天地与道同一不息，圣人之心与天地同一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刘德清、刘菊芳、刘菊萍校点：《文天祥全集》卷三《对策》）

可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提法，并不是张载著作中的原本表述，而是文天祥的表述。但文天祥并没有明说这四句话就是张载讲的，那他所说的这个“四为句”，是否与张载所讲的“四为句”有一定联系？

清·叶衍兰绘 文天祥画像

通过考察文天祥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他多次提到张载。比如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称赞张载，认为张载“德成道尊，卓然为一世师表”，比韩愈的贡献要大得多。另外，文天祥还将张载的《西铭》写成通俗诗歌赠送友人，说他“后来得《西铭》，精蕴发洙泗”，认为《西铭》阐发了孔子思想的精蕴。他还与张载的后裔张德从、张希明交好，题其堂曰“德从讲学无不尽，希明有所受之矣”。可见，文天祥受张载的影响是很深的。正是因为文天祥与张载的密切联系，后世也把文天祥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看作是来源于张载的。因为“横渠四为句”的精神激励，文天祥成为守卫赵宋江山的千古名臣，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句。更因为文天祥在抗元斗争中可歌可泣的故事，这句话也随之广为流传，成为后世人人尽知、口相传诵的千古名句。

一首诗、一段话、一篇文献出现先后不同的表述，在历史中是常有的事。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不断地调整、完善、润色前人的论述，使之更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其实，在文天祥之前和之后，张载所提出的“四为句”就随着个人语境的不同而被多次“改造”过，从而出现在表述上各有不同的多种“版本”。不过，由于文天祥的提法流传更为广远，所以很多人都接受了其“改版”的说法。文天祥对“四为句”的“改版”和传播影响深远，真可谓“横渠之忠臣”也！但不管“四为句”在历史的流变中出现过多少不同的版本，大家都普遍认为这四句话是张载提出来的，是张载给中华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由此亦可见历史上广大知识分子、仁人志士对张载“创作权”的尊重。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把出自文天祥的表述称作“横渠四为句”的“通行版本”，而把出自《横渠语录》中的表述称作“横渠四为句”的“原来版本”。在对“四为句”的认知和理解中，我们既要看到张载最早提出“四为句”的贡献，也要看到历代思想家和仁人志士对完善、传播“四为句”的贡献。因此，我们应该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看作是张载最先提出，并经历代理学家润色、仁人志士传诵而成的经典名句，看作是以张载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共同智慧的结晶。而要考察“横渠四为句”在张载那里的内在意蕴，最好用“横渠四为句”的“原来版本”，将其放到张载的生命历程中去理解，看他是基于怎样的生命历程和价值追求提出这四句话的。这既是对张载原作权的尊重，也是合理阐释其思想内容的必要。

三、“横渠四为句”与张载人生

“横渠四为句”的原本表述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是张载在什么时间、什么情景下提出来的？对于这些问题，由于文献缺乏，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根据这四句话的表述，可以判断应是张载50岁退居横渠之后说出来的。这既是张载对自己志向追求的表达，也是他对自己50年生命感悟的凝练总结。

张载50岁之前的生命历程，有三个重要的节点。一是21岁时，他在延安见到范仲淹，从一个喜谈兵、热爱兵法的青年转变为一个投身学术研究、寻求人生理想价值的学者；二是37岁时，他在开封见到二程兄弟，从一个广泛涉猎多种文化的学者转变为一个儒家文化的坚定信仰认同者；三是50岁时，他遇到王安石，从一个热心仕途的官员转变为一个潜心学术的学者。“横渠四为句”的提出，与张载一生的生命经历和心路历程紧密相关。

张载塑像

其一，“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是他对未来的真诚关切，是其一生最大的理想追求。这一信念虽然贯穿张载的一生，体现在他人生的方方面面，然而其产生发自早年，是张载这一生的“初心”。试想，没有早年家庭教育熏陶出来的“虔奉父命，守不可夺”的志向，张载又怎么可能“少孤自立，无所不学”？没有其父亲很早就在他内心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种子，张载又怎么可能去关注宋夏边患危机，而“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所以在幼年时期，张载就已经树立了“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只不过这一志向在当时还比较模糊。正因为有这一志向，所以才有后来的“为生民立道”，通过辛苦的学习寻求人生的价值；才会有后来的“为去圣继绝学”，在生活中去践行落实、体会检验、阐释推进儒家的学说理念；也才会有最后的“为天地立心”，从宇宙存在的整体和高度去论证儒家价值理念的合法性、正当性。

其二，“为去圣继绝学”，是张载对传统的真诚尊重，是他对文化的终极关切，是其一生最大的思想主题。21岁之前，张载主要着眼于国家的边患，因此主要是从军事边防的角度切入“致太平”的。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还是一位“以功名自许”的豪杰壮士，还不是一位学者，他人生中的真正问题还没有提出来。直到受到范仲淹的提点而读《中庸》，张载才逐渐发现了自己的问题，那就是：要实现天下的太平，并不能仅仅着眼于军事，而应该从根本上入手，为社会确立合适的价值观。这个转变，用张载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为生民立道”，即要通过理论的研究，确立整个社会中所有人的价值信仰。那怎样的价值观才是合适的呢？张载开始读《中庸》，但并没有从中找到这个答案。他进而用10余年的时间到佛老思想中去寻求，也没有找到答案。但通过这一番学习，他认识到儒家的价值观念比佛老思想更适合现实的需要，于是他反之“六经”，再次把研习儒家经典作为重点。后又通过数年的学习，在他三十七八岁的时候，确立了对儒家价值观的信仰。有了这个信仰，张载才会有对儒学的认同和信心。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坚定信仰，是张载一生的价值依托，也是他建构自己思想学说的文化依托。

其三，“为生民立道”，是张载对民生的终极关怀，是他一生最大的事业。为了让自己上下求索所找到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并为大众所广泛接受，张载不得不投身于社会的政治实践和教化事业中去。当时恰适张载踏入仕途，于是他以出仕为政去践行儒家的思想，利用空闲去讲学。然而，现实道路并不平坦。首先是他所讲的东西，未必别人都信，而这一问题随着吕大钧拜他为师，基本上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是，儒家的价值理念要在现实中得到推行，必须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准备实行变法，从地方大力招揽有才之士。张载也得到举荐而进入朝廷。熙宁十年（1077），张载受到吕大防举荐再次进京时，说：“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辞，庶几有遇焉。”张载之所以要出仕，并不是爱当官，而是对自己的理想追求抱有深切的希望。

其四，“为天地立心”，是张载在思想创造上的最高追求。张载的政治观念与当时执政者的想法并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张载也只能退回横渠，从事民间讲学和著述活动。也正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走上另一条路子，即进一步深入理论的研究，以确立自己的理想观念。这条路子主要是从对“天道”的思考，去确立人们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和政治理想的认同。这条路子，用张载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天地立心”。所谓“为天地立心”，其实并不是说天地没有心而要为天地确立出一个心来，而是说要从哲学的高度，回答天地万物统一性的问题，进而要确立起天地万物的客观依据和规律，作为人类实现自我价值和建构社会秩序的自然依据。而这一追求的实现，恰恰是张载人生追求和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代表着张载最主要的思想创造。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是张载在他的生命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其中每一个方面的提出，都和张载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是相对应的：21岁之前，张载幼承庭训，喜谈兵，萌发了“为万世开太平”的初心；21岁到三十七八岁，张载受读《中庸》，笃学志道，确立了“为去圣继绝学”的信念；38岁到51岁，张载出仕讲学，敦本善俗，实践着“为生民立道”的理想；51岁到58岁，张载退居横渠，著书立说，不仅完整地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期许，更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著书立说、社会实践、教化弟子中去。他仰思俯读，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完成了“为天地立心”的追求。故而张载的人生，就是志道为学的一生，就是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一生。

就此而言，“为万世开太平”（实现社会的永恒太平）是张载一生最大的追求，“为生民立道”（确立全社会的价值信仰）是张载一生最大的主题，“为去圣继绝学”（继承圣贤的理念学说）是张载一生最大的事业，“为天地立心”是张载一生最大的创造贡献。张载的思想，就是要通过“为天地立心”来“为生民立道”，就是要通过“为生民立道”来“为去圣继绝学”，就是要通过“为去圣继绝学”来“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教条，而是相互贯通的体系，完整地体现了张载一生为学的追求、主题、方向与创造，是张载一生价值追求的简要概括。而在张载之后，这四句话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志士仁人，成为中华民族高尚追求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