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孟子》《荀子》文本中多有对诸子百家的批评，其中以墨家思想为典型，儒墨之辨也为人所熟知。那么，同为儒家学者的孟子与荀子，在对墨家思想进行反思与评价的过程中，着眼点与理论目标是否相同，抑或存在着显著差别？从孟子、荀子本身出发，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会因思考理路的不同而导向角度的差异，两者之间是互相批判还是互补？而对于儒家学者所关心的人伦、礼义等问题，二者又具有共同的关切。由此，借助孟子、荀子批评墨家的视角异同，既可以探寻孟、荀之辨，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儒、墨之争。
一本与二本
《孟子·滕文公》中针对墨者夷之的治丧态度，提出夷子为“二本”的批评。孟子的理由在于，如果以夷子“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思想立场面对父母之丧，那么在出现“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的情境时，为人子者必有良心之不忍与不安，从而在外在体貌上表现为汗流浃背、不敢直视。孟子认为，这是人内在良知的彰显，是“中心达于面目”的最直接体现。如果按墨子说法，“爱无差等”，将自己之父母与他人之父母、邻人之子与兄之子同等对待，从根本上说可谓丧失了爱的本根，并非由对一本之源、父母之爱逐步推扩到对他者之爱。这在孟子的理解中，实际上是将“爱人”割裂为二本，“施由亲始”便只是姑且为之。夷子借用了儒家的“亲始”说，但并非认可儒家的差等之序，这是孟子无法接受的地方。
从墨子的角度考虑，其强调“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实际上是基于“天下之利”的结果论思维，通过天下“兼相爱，交相利”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报利，从而达成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秩序。但显然，孟子并非主张功利主义的结果论，他尤其强调人的内在良知，通过发掘人子在特殊情境下的良心涌现，来追问儒墨所论“爱人”的根本歧异，以及儒家差序之爱的合理性。在孟子看来，如果丧失了仁爱孝亲的优先地位，舍本而逐末，最终也将导致对内在之良知、仁心的戕害。而这正是孟子伦理乃至政治思想的关窍，王道政治乃是基于伦理之善。
此外，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兼爱”意味着爱之本源被析分，孟子所论杨氏无君与墨氏无父是禽兽之行，实际上直接来源于孔子及孔门的论述。《论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的仁爱说，坚持只有通过孝悌之行，才能达及仁之本根。然而，我们可能会进一步追问，无父是否也会导向无君呢？从儒家伦常结构来看，君父一本而同源，于父为孝，则于君为忠，反之则不然，忠孝在“仁爱”的维度上是基于一体之仁。由此，可以理解孟子为何辟墨之辞如此严厉而不容分毫之差，因为这在孟子的理论主张中是极其要害的部分，也是孟子良知、动机论与墨子结果论的显著差异所在。
大俭约而慢差等
荀子立足儒家的基本立场，同样认为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思想轻视差等，但其理由却不同。从荀子的自身理路来说，他并非从内在良知、仁心的角度出发来批评墨子的观点，而是从政治建构的角度加以评论。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谈道：“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是墨翟、宋钘也。”荀子的着眼点在于，如果按照墨子的说法，不知建立国家的权衡法度，只强调功利实用、节俭简约，那么不论人和人之间还是君臣之间的差别都将在实际情况中被消解。“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意味着君主的权威无法树立，即便是在小国治理中也无法有效推行政令赏罚，因为君主在具体行政中已然和臣民居于同等地位了。故在《天论》篇中，荀子也点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只见齐同，不见自然秩序之异，是墨子的弊病，可谓一语中的。
在社会结构中，墨子其实并非不讲究君臣等差。但墨子强调“尚同”思想，推崇功利实用而在分配享用上毫无二致，在实际操作层面会丧失其有效性，甚至只是想象的乌托邦社会。同时，在禄用享受上强调均等，也将导致政治责任的均质化，君臣差等在具体行政中便沦为虚设，这必将使得政治运行难以落实。
因此，荀子曾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通过强调“礼”的秩序以及“贫富轻重”的差异来维持儒家社会的差等理想。在此维度上，荀子的儒家色彩可谓十分浓厚。当墨子试图通过“兼爱”“节用”“尚同”等理论构建其理想社会时，在荀子的眼光中也就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更是轻慢了差等秩序的稳定性。显然，荀子更在意的是儒家礼制与国家治理的完善建构。
战国时期的诸子在实然层面其实皆论差等、论君臣，墨子也不例外。然而，在荀子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性的检验，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良好有序的社会治理模式。如果说墨子是现实主义的后果论者，那么荀子亦是现实主义者，且特别关注政治运作的可行性。荀子对孟子的批评，也往往以过于道德理想主义作为其理论的要害。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当然也带有较强的结果论逻辑。
辟墨视野下的孟荀异同
一般情况下，如果概括性地比较孟子、荀子，我们会认为其理论着眼点倾向于内圣与外王、动机论与结果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分野。比如，孟子强调“性善”、本心良知与基于伦理之善的政治；而荀子则强调欲望的现实性、政治设计的可行性、礼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等。荀子未必认可孟子“一本”论而或以为亦有同一之病，而孟子亦可认为荀子的批评不够彻底。
孟子特别注意从良知根源的维度加以正本清源，他对墨子的批评是在其思想框架内作了最严厉的判定。因为一旦丧失了“孝弟为本”的意思，谈论仁爱之心也就失去其追根溯源的可能了，“根本”意识在孟子处是十分重要的。墨子未能意识到这一点，故而变成了无父乃至无君者。而就荀子言，较之墨家学派“非礼”“非乐”“节用”等鲜明思想，荀子仍然持守着儒家的礼制差序，强调通过现实政治中的制度设计，比如区分君臣、臣民在政治身份中的不同职权与责任，以及在社会分配、资源享用上的差异化处置，来实现王道政治的权威。
若然，孟荀在辟墨问题上，可因其批评方式的不同，来实现本源与制度两个层次的互补。在评判墨家学派时，他们显然也共享着儒家在伦常方面的关切，认同父子君臣之道、礼乐秩序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按照孟子“劳心”与“劳力”的区分，荀子同样认可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因此，荀子才通过区分政治权责、分配享用的不同，试图在现实治理中达成圣王之治。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通过孟荀对墨子批评的异同，来观察战国时期儒墨对差等思想的理解差异。一方面，儒家更强调自然秩序所彰显的“天数”，通过对自然秩序的把握，发展出具体的理论主张以持守差序格局，从而维护儒家伦理秩序。墨子当然也是差等论者，但其对“兼爱”“平等”的思考，恰好可以说是对自然秩序的一种“调节”与“反抗”。在墨子的世界里，大概平民主义化才是其终极追求，这也和现代平等思想达成了某种契合。在墨子论述中，实然的差等秩序固然与此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但等级的设置始终服务于社会全体互惠互利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儒家也并非缺乏平等意识，无论是孟子“性善”或荀子“性恶”，都表现出圣王与民众在人性上的一致地位。但从儒家的思想倾向看来，人性层面的平等恰恰构成了差等秩序的根基，差等的必要性植根于人人本性相同而实现本性有异这一现实之中。总而言之，如何协调平等与差等的现实秩序，儒墨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借助辟墨的视角剖析孟子与荀子之间的异同，既廓清了儒墨之间的关系，也在与墨学的对比下，彰显了孟子与荀子的共同关怀与各自特色，为后世理解先秦诸子的思想样貌提供了独特视角与有益启发。
（作者系华侨大学哲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