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天历二年，孔涛《阙里谱系》记载至元十九年孔洙“辞爵”，而非后世流传的“让爵”。明初，胡翰提出“让爵”说，在儒家士人交游唱酬中演变，赋予“尊礼”“孝道”等文化内涵而载入谱牒和史册。孔洙“子非亲出”，“以弟继兄”不合宗法，辞爵是其宗族情结和家国情怀的真实反映，体现了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辞”“让”之变，表现出儒家处事原则和精神追求，反映了“士志于道”的儒士情怀，体现了“礼”“义”“忠”“孝”儒家精神，彰显了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家国同构观。

关键词:辞爵 让爵 孔洙 士志于道 家国同构

2023 年8月，音乐剧《南孔》上演，孔洙让爵故事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关于孔洙有无让爵，学界迄今尚无定论。2012年，赵文坦曾撰文《孔氏南宗“让爵”考》，考证辨析元明士人文集、明代方志和衢州知府沈杰奏疏等历史文献中的孔洙让爵故事，认为元代官方文献中没有孔洙让爵的记载，此故事“有后世逐渐将前世的传闻当做历史真实的倾向”，系“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故事之演变跟南宗争取特殊待遇有关。但是，故事起源、叙事演进、内涵意义等仍有探讨的空间。元后期不仅苏天爵等著名文士言及此事，南宗孔氏家乘中亦有记述，但为“辞爵”，而非“让爵”。明初开始出现孔洙“让爵”说，明中期以降“让爵”的故事情节和内容不断丰富，并被写入孔氏家谱、明代史志。“辞爵”与“让爵”虽一字之差，文字改变的背后却是儒家士人和孔氏族人对承袭衍圣公爵位、维护宗法制度以及坚守儒家忠孝观念的真实反映。考证孔洙“辞爵”“让爵”之变及其内涵，有助于理清孔氏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家国同构关系以及儒家忠孝观念等相关研究。本文依据孔氏家乘和相关文献史料，对孔洙“让爵”叙事演进与儒家士人的家国同构拟作进一步探讨。

一、元代孔氏家乘和士人文集中的孔洙“辞爵”

天历二年（1329）五月，孔涛纂修《阙里谱系》，乃衢州、曲阜孔氏族人合谱，该谱早佚。2018年，《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编纂委员会整理出版《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明代卷》，影印《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以下简称《成化谱》），谱内大量抄录孔涛《阙里谱系》中按语或答问之辞，多为对记述世系的说明、诠释和考证。其中，“孔洙传”按语，记载了至元十九年（1282）孔洙辞爵情形：

至元十九年，祖庭以浈暧昧，纷争袭爵，洙以大宗嫡长、宋袭封衍圣公归附居衢，特被召命入觐，钦惟世祖皇帝及时宰之意谓洙当袭爵无疑，洙乃以子非亲出，而又志欲回南，上章力辞而行。

《成化谱》“孔传传”还录有孔涛答问之语：

混一之初，祖庭纷争袭爵，时先祖五十一代应祥为衢族最长，与五十三代袭封衍圣公洙首被君命入见，朝议以洙应袭，洙力辞不就，推让次支承袭。

孔应祥为孔涛祖父，南宋时曾任从政郎，主管尚书刑部、工部架阁文字，担任衢州孔氏族长四十余年，至元十九年应召与孔洙入觐，因途中生病，不得已先行回衢。

天历元年（1328），孔涛诣曲阜，与衍圣公孔思晦、朝城尹孔淑等族人会见，编订并校对谱系。次年修定《阙里谱系》一卷。可惜该谱早佚，但《成化谱》抄录《阙里谱系》中孔涛按语或答问之辞，为我们了解孔洙等元代孔氏后裔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按语中记述朝议孔洙袭封衍圣公，但孔洙“力辞”，是目前所见孔洙辞爵的最早记载。如按语中所述，孔洙辞爵原因有二：“子非亲出”和“志欲回南”。孔涛与孔洙同为孔子五十三代孙，至元二十八年（1291）孔洙去世，孔涛时年6岁。

元代后期士人文集中关于孔洙辞爵记载，一见于陈旅《送孔彦明教授建昌序》。是文曰：“孔氏世世得为衍圣公……至五十三代曰洙者，始内附我朝。会曲阜有争立之讼，廷论谓洙实宗绪之正，宜绍爵如故，而洙乃力辞南归，爵遂弗及其后。”陈旅（1288—1342）以“博学多闻”著称，历官国子助教、江浙儒学副提举、应奉翰林文字、国子监丞等职。孔彦明，名公溥，父楷（因孔洙无嗣，楷过继为洙后，即“孔洙传”中所指“子非亲出”），至正三年（1343），归宗本支，改名思溥，列五十四代。二见于黄溍《孔涛墓志铭》。该文载：“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有诏令洙赴阙……廷议俾仍嗣袭，洙力辞，乃以为国子祭酒、提举浙东学校。”黄溍（1277—1357）曾任应奉翰林文字、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等职，是元代中后期文章大家。孔涛卒于至正二年（1342），此文当撰于孔涛去世后不久。三见于苏天爵《题孔氏家藏宋敕牒后》。兹文记载：

尝闻故老云：宋社既墟，廷议以袭封之爵当归三衢，彼固辞曰：“吾既不能守林庙坟墓，其敢受是封乎！”呜呼，孔氏居江南者，皆当以斯言为念也。因观学文所藏七世祖毅甫郎中元祐五年赴阙敕，感而为之书。

苏天爵（1294—1352）是元中后期著名史学家，字伯修，号滋溪先生，历官三十余年，曾官拜监察御史、行省参知政事，因“博而知要，长于纪载”而三度任职于史馆。文中所记孔学文，系孔子五十四代孙，其七世祖孔毅甫即孔平仲，以文章享名于世。此文作于何时，不得而知，《苏天爵年谱》亦无从查证。赵文坦考证认为，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孔学文曾任湘乡州判官，可能曾是苏天爵部属，但没有注意到苏天爵、黄溍、陈旅三人撰文的时间顺序。苏天爵文“尝闻故老云”中的“故老”，应指陈旅、黄溍等旧臣元老。黄溍年长苏天爵十八岁，陈旅年长苏天爵八岁。黄溍有诗文《送苏伯修御史》《送苏伯修宪使》和《苏御史治狱记》《读苏御史奏稿》等。至正二年（1342）陈旅卒，次年苏天爵改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赴任前不忘嘱吴师道编次陈旅遗稿，可见三人交情之深厚。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林庙坟墓”尽管没有明确指向，当指曲阜圣祖林庙坟墓，而非衢州先祖林庙坟墓。至元十九年，授孔洙“护持林庙玺书”，此林庙指衢州林庙，此时曲阜林庙由孔治权主。从苏天爵《书黄提学赠孔世川序后》来看，元后期出现衍圣公袭爵争议时，他曾“帅诸御史力言其事”，“具事始末白于庙堂”，助力孔思晦子克坚于后至元六年（1340）袭封爵位，“孔氏宗法卒归于正”。苏天爵记述孔洙辞爵的理由是不能守林庙坟墓而不敢受封，这与二十年前孔涛《阙里谱系》中“子非亲出，而又志欲回南”有所不同，可视为“故老”对孔洙受“护持林庙玺书”“志欲回南”而“力辞”的解读或诠释。其实，孔涛纂修《阙里谱系》，世系传承不容回避，也无需为族兄避讳，而陈旅、黄溍、苏天爵等人，对于他人子嗣是亲出还是过继，不甚了了是其次，重要的是为尊者讳。苏天爵劝“孔氏居江南者”应以孔洙的话（“吾既不能守林庙坟墓，其敢受是封”）为念，这才是他题文的主要目的。阙里孔子林庙向来被视为儒家文化的象征，事关文脉绵延，守护林庙坟墓，就是守护文脉。修明祀事、绳其祖武是历代衍圣公职责所在，更是圣人之裔安身立命的不二法则。在苏天爵看来，孔氏族人应不分南北，安于义命，率祖攸行。苏天爵、陈旅、黄溍同为翰林兼国史院同事，又分别与孔涛、孔彦明交游唱酬，孔洙“辞爵”说当源自孔涛。

综上所述，天历二年（1329）孔涛纂修《阙里谱系》，记载了至元十九年（1282）孔洙辞爵的经过与缘由。孔洙辞爵之事在士人中广为流传，陈旅、黄溍、苏天爵等史家皆有著文。孔洙因“不能守护林庙坟墓”而不敢“受封”，可视为对其“志欲回南”而“力辞”的解读。衍圣公本为奉祠祀所设，在阙里林庙无专人奉祀的情况下，守护圣祖林庙坟墓成为承袭爵位的先决条件。

二、明代孔洙“让爵”故事及其演变

至正十九年（1359）九月，明军攻取衢州。王恺（1317—1362）受命总制衢州军民事，拜谒孔庙，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胡翰撰《孔氏家庙碑》，文曰：

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间，曲阜之宗子斩其后，以端友之孙洙当袭爵，降旨征之。洙入朝，固让，特授国子祭酒，归守江南庙祏……由春秋以来，传序五十有三世。庙于鲁者，礼也。舍鲁而南者，宗子去国，以庙从焉，亦礼也。礼之所在，君子慎之，况其子若孙。人将曰：此圣人之后也，将以圣人望之。

胡翰（1307—1381），元末明初著名文人，曾从学于吴师道、吴莱，后从师许谦，元末避居南华山著书，“文章与宋濂、王祎相上下”。明军攻克金华后，明太祖召见，授衢州儒学教授。衢州孔氏家庙始建于宝祐元年（1253），理宗应衢州郡守孙子秀之请，建造于衢州城东北菱湖之滨，宋末因战乱被毁，前后仅存二十余年。元初，孔洙以家族之力在衢州城南新建家庙，又因战乱圮坏不治。对于此次修庙盛事，孔氏族人无不欢欣鼓舞，胡翰欣然为之作碑记，对孔洙辞爵、归守衢州家庙的行为大为称颂。赵文坦将胡翰此文列于元朝后期，不妥。

胡翰作《孔氏家庙碑》与苏天爵作《题孔氏家藏宋敕牒后》，前后间隔十年左右。“固让”与“固辞”或“力辞”明显不同，“让”可解释为谦让、退让，“辞”解释为推让、推却不受。“让”是至德，更能表达其对孔洙“固辞”“力辞”的认识和理解。胡翰面对新修的衢州孔氏家庙，视孔洙辞爵“归守江南庙祏”为“尊礼”之举，认为孔洙有圣人“德让”之风，故而提出“让爵”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对孔洙“志欲回南”而“力辞”的再次解读。据笔者所见相关史料，孔洙“让爵”故事始于此。

洪武十二年（1379），孔思模诣阙里，拜谒林庙，会五十六代衍圣公孔希学、族长孔泾和县尹孔克伸等族人，参究编刻、考序宗次。洪武二十一年（1388），孔思模采摭南北家谱，承孔涛《阙里谱系》，写成《东家举要》。《成化谱》卷首收录孔思模《东家举要自序》、卢庸《送先圣五十四代孙西安教谕南还序》和孔希学《贻诗》。孔思模（后更名孔思敬）是浙江衢州人，孔传长子孔端问之后，明经举任西安县儒学教谕、给事中，升国子监学正。可惜该谱牒早佚，《成化谱》亦大量抄录《东家举要》，记作“举要云”。《成化谱》“孔治传”记载：“元贞元年七月赴阙朝见，特授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举要云：以□□江南袭封衍圣公孔洙逊爵，乃召赴阙，特授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显然，“逊爵”与“让爵”如出一辙，二十多年后孔洙“让爵”故事写进孔氏家谱，成为家族共识。

孔洙“让爵”故事自《孔氏家庙碑》而广为人知，在一定层面代表了明初士人对孔洙辞爵行为的普遍认知。宣德元年（1426），杨士奇应孔克准之请撰《鲁林怀思图诗后序》。兹文曰：

吾闻元有天下，诏求曲阜之后，将命为衍圣公，主孔林之祀，议久未决。有言衢孔故世嫡也。征至，力辞曰：“先人葬衢数世矣，不可以去。请授曲阜之长者。”元君叹曰：“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后也。”从其志而命为国子祭酒。

杨士奇（1365—1444）在明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朝居首辅二十余年，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曾任《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总裁官。孔克准，浙江衢州人，历任太常博士、太常寺丞、奉议大夫、宗人府经历等职，其祖父孔潍与孔涛系四服兄弟。宣德元年，孔克准应宣宗遣诣阙里致祭，得拜家庙并与宗族叙昭穆亲疏，逾月乃还。孔克准瞻望鲁林心有所怀，为表孝思作《鲁林怀思图》，并请金幼孜、王洪、杨荣等翰林诸公题诗。杨士奇序文赞誉“克准之心，诚由先圣之道，可谓孔氏贤子孙矣”，“孝哉”。

杨士奇序文虽曰“力辞”，实为“固让”，“让”的对象是“曲阜之长者”（即曲阜宗族中昭穆当次者，与孔涛《阙里谱系》“推让次支承袭”表述不同，但实质一致），但较之前的“辞爵”说又有不同：一是辞爵理由变“被动”为“主动”，从“不能守林庙坟墓而不敢受封”变成了“先人葬衢数世矣，不可以去”，不离开衢州是为了奉先祖祀事，即遵循“孝道”。二是新增了元世祖赞语“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后也”，其中的“荣”指显赫的衍圣公爵位和特权利益，“道”即序文所记不忘“水木本源”之“孝道”，也就是“先圣之道”。

杨士奇视孔洙辞爵归守衢州林庙坟墓是“修其先人之道”的孝行，元世祖赞誉之“宁违荣而不违道”。但是，在这之前并不见元世祖赞语相关记载，赵文坦认为“孔洙与元世祖的对答或为杨士奇假托”。杨士奇将孔洙辞爵回南的价值意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视为其对孔洙“志欲回南”而“力辞”新的解读。

杨士奇序文还说：“衢孔之仕于朝，而与余好者三人。国子学正某先生父子及克准，皆贤者也”。这里的“国子学正某先生父子”，是指孔思模及子克惠，杨士奇“吾闻”当源自孔思模父子。

成书于景泰七年（1456）的《寰宇通志》，沿用杨士奇序文并照录赞语，只是略去了辞爵的理由，孔洙“让爵”故事进入官修地理总志。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的《明一统志》、成化十二年（1476）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又本之于《寰宇通志》，仅改易几字而已。弘治十八年（1505），衢州知府沈杰为衢州孔氏争取利益，上《乞添授衢州孔氏官职及处置祀田疏》。疏云：

臣谨考圣朝《大明一统志》及《寰宇通志》《续资治通鉴纲目》《宋史》等书，备载孔子四十八代孙孔端友在宋时袭封衍圣公……宋祚既革，建元。至元十九年，世祖召端友之孙孔洙赴阙，议令袭爵，孔洙因本枝祖坟在衢，情愿让爵于山东曲阜县宗弟孔治承袭先爵。世祖叹曰：“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后也。”深加奖劳，赐洙以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学校，归守江南庙祀。当将宋时所给袭封衍圣公印信进缴于朝。

奏疏中的孔洙“让爵”故事，较前述典籍又有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进一步明确了让爵对象——山东曲阜县宗弟孔治，二是增添了将宋时所给袭封衍圣公印信进缴于朝的情节。显然，前者根据元贞元年（1295）孔治袭封既成事实所写，后者沿袭弘治十四年（1501）沈杰编修《衢州府志》的说法。弘治十八年（1505）十月，衢州东隅里长邹凯等为孔彦绳系南宗遗流正派子孙出具甘结，陈述孔洙“让爵”故事，并不见元世祖赞语。赵文坦认为，沈杰为改变衢州孔氏的困境，在前人基础上推演情节。

沈杰作为衢州地方官员，看到衢州孔氏家庙“庙颓田废乏供祀，荒落到今二百年”，“承杞（祀）掌管漫无统纪，衣冠祭仪混同流俗。曲阜之与衢州均是宣圣子孙，其在曲阜者承袭公爵，已有定制，万世遵行，而在衢一枝独无一命之及，尚为缺典”，遂疏请比照朱熹子孙授五经博士以主祭祀例，添授五经博士于衢州孔氏子孙。沈杰推演“让爵”故事情节，与前人解读孔洙“辞爵”截然不同，其目的性明显在于为衢州孔氏争取利益。朝廷授封孔彦绳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家庙祀事，衢州孔氏家庙得以保全并存续。

明中期以降，对孔洙“让爵”记载版本甚多，多以沈杰奏疏为依据，也不乏离奇、有乖史实之说，不足为据，毋须枚举。值得注意的是，弘治十八年陈镐纂成《阙里志》，其中“孔洙传”记载：“至元十九年，奉旨召赴阙，辞爵，授国子祭酒提举浙东道学校事。”“世系”“宗子历代封爵”等章节亦没有袭用明初以来的孔洙“让爵”说。

综上所述，明早中期，士人对孔洙“志欲回南”而辞爵持续进行解读。胡翰认为孔洙辞爵归守江南庙祏是“尊礼”之举，视其有圣人“德让”之风，故而提出“让爵”说。孔洙“让爵”故事，被孔思模写入《东家举要》，成为家族共识。杨士奇视孔洙辞爵归守衢州林庙坟墓是“修其先人之道”的孝行，并假托出元世祖“宁违荣而不违道”的赞语。杨士奇序文被《寰宇通志》《明一统志》《续资治通鉴纲目》等相继袭用，“辞爵”故事载入史志。沈杰为衢州孔氏争取利益，上《乞添授衢州孔氏官职及处置祀田疏》，进一步丰富故事情节。同期，陈镐纂《阙里志》袭用元代“辞爵”说，反映出曲阜孔氏对待孔洙“辞爵”一事的态度。

三、孔洙辞爵：家国情怀的传承

在孔氏南宗历史上，孔洙辞爵是仅次于孔端友南渡的重要事件。在元明儒家士人的不断解读下，其被赋予“尊礼”“孝道”等儒家文化内涵，辞爵逐渐演变为让爵，“让爵”故事又因写入家谱、载入史册而广为流传。其实，不论是陈旅、黄溍等故老，还是苏天爵、胡翰、杨士奇、沈杰等人，多从儒家精神追求出发，侧重于对孔洙“志欲回南”单一辞爵理由的解读，出于“为尊者讳”或不甚明了的原因，而无视其另外一个辞爵理由：“子非亲出”。

《成化谱》“孔洙传”所载孔涛按语记述：

四十六代圣佑无子，取堂弟宗愿承袭。四十七代若蒙坐事废，以弟若虚承袭。兄亡弟袭，昭穆相应，继世之定法也。五十三代洙，无子，又无应继之者，乃取五十二代言之幼子津，改名楷，立为之后。

据《成化谱》所列世系，孔玠传五十三代玄孙辈，有孔洙、孔泗、孔洵、孔浩、孔滨五人，而孔泗早卒，孔洵子思颖早卒，孔浩、孔滨无后，所以孔洙近支“无应继之者”。孔津，孔传七世孙，父言，祖应发。孔传（原名若古），父舜亮，祖道辅，建炎二年（1128）随孔端友南渡，历任邠州知州、峡州知州、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事，卒赠中奉大夫，被后世尊为衢州支的始迁祖。孔津、孔洙同为孔子五十三代孙，以弟继兄，宗法不顺。

图1孔氏南宗世系图（根据《成化谱》整理）

《成化谱》“孔津传”按语记述：

洙无子，以五十二代兖州同知言之第四子津名楷继洙后，则是以弟继兄，非宗法也。至正三年，族长经率众告庙具呈本路改正，以津子公许改名思许继洙后。津归宗，旧谱载五十四代，《举要》改正附五十三代。故著录于此。

至正三年（1343），还孔楷为孔津，使归本支。洪武二十一年（1388），孔思模修《东家举要》将孔津“改正附五十三代”。《成化谱》“孔思许传”“孔思俊传”“孔思溥传”又记，孔津子思许、思俊、思溥，三人因父改名降代，易名为孔公许、孔公俊、孔公溥，顺降为五十五代，后随父归宗而恢复本名，归原代次。孔思许早卒无嗣，思俊子克忠过继为嗣。关于孔洙无子，孔津以弟继兄、改立思许为后一事，还见于弘治十八年（1505）衢州里老呈衍圣公府的宗支源流执结、谢迁《博士记》和陈镐《阙里志》等。

孔洙面对朝廷欲授之爵，不得不考虑“子非亲出”、嗣子孔楷（津）又属远房的实际。孔洙以“大宗嫡长”袭爵，但要传给孔楷（津）却非宗法，因为孔传支属中散位，而曲阜孔端立支属袭封位。孔洙受现实所限，未能过继近支，而择远房，不符合“宗子无子，从近支过继”的宗法原则，其去世后必然造成袭封争议，引发宗族内部矛盾。“至洙宜有后于阙里，乃世绝不为立嗣，致启异日有以弟为子之说。”或者说，孔洙为大宗子无可非议，但其嗣子（孔楷或孔思许）的大宗子身份是不会被认可的，五十四代大宗子要从袭封位中择取昭穆当次者。

后人为尊者讳，多不言及孔洙“子非亲出”和孔楷“归宗”事，以致有“浙之衢有至圣裔，相传为孔氏大宗”“三衢孔氏乃其大宗也”“孔氏大宗在衢州”等说法，确切地讲，以上指孔端友至孔洙袭封六代。孔洙去世后，孔氏南宗的大宗地位已不复存在，衢州孔氏也就成了寓居江南的一个分支。家谱性质使然，又多秘不示人，影响了人们对孔洙之后孔氏大小宗定位的认识。对此，程敏政《圣裔考》曾有论述：“从高宗南渡者为大宗，受刘豫所封者为小宗矣……盖今之为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后矣。”孔继汾亦言：“自端友至洙凡六世，皆于南宋时袭衍圣公。后，洙归元，让世爵于北宗，卒后无子，而南渡之大宗遂绝。”

《成化谱》“孔洙传”孔涛按语载：

圣恩宽厚，虽被以祭酒、提举之命以为归荣，而大宗之法于是遂差，纷扰数十年，缪者至于复分南北之说。使洙之朝京也，稍顾大体，当以大宗子公然拜命，袭公爵，省林庙，会宗族，接声气之感，合暌革之运于百五十年间，其气象为何如也。纵措也，不当继世，则于祖庭宗族中，择其昭穆当次如宗愿、若虚者畀之承袭，洙然后告老而南，以遂所志，则宗法粲然，上下帖然，谁曰不然，亦免延祐之紊烦告讦，户门光矣。惜其见不及此，奈何，奈何。

按语中“大宗之法遂差，纷扰数十年”是指元贞元年（1295）孔治“支庶越次绍封”，孔治去世后子思诚欲承袭，族人上言庶子不可为继，孔思诚非嫡罢封；延祐三年（1316），仁宗亲阅孔氏家谱，孔思晦“嫡长且贤”，“始正嫡封”。“延祐之紊烦告讦”是指至顺四年（1333）孔思晦卒，孔氏族人争袭封，宗法制度再次受到挑战，在苏天爵等朝中儒臣的帮助下，后至元六年（1340）思晦子克坚袭封衍圣公。

纵使孔洙公然拜命袭爵归鲁，于祖庭宗族中择其昭穆当次者袭封，再告老回南，也许能够避免“支庶越次绍封”的发生以及族人多年的袭爵争斗。但是，从孔洙自身来讲，嗣子孔楷（津）随同入觐，袭爵归鲁后传昭穆当次者袭封而非嗣子，于情于礼不合；如果择其昭穆当次者为嗣，孔楷（津）回归本宗，那么孔洙回衢还有什么意义呢？与其日后传爵，不如今日让爵（推让次支、曲阜之长者承袭），毕竟爵位授封听命于朝廷。孔涛所发感慨，显然是从维护宗法制度单一角度来考量的。

众所周知，恢复、维护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宗法制度，是孔子及儒家士人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而于王位或宗位继承而言，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中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宋、金、元对峙时期，南宗、北宗听命于各自政权，于宗族而言，南宗为正统大宗，北宗为摄理小宗，《阙里志》《阙里文献考》“世系”皆将南宗宗子放前，北宗宗子置后。至元十九年（1282），孔洙为维护宗法和族人团结，不得已力辞，实为子孙长远计，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表现出以和为贵的思想。

衍圣公之设，本为奉先圣祠事，孔洙拜命受爵，理应离衢归鲁，以奉阙里圣祖林庙祀事。但是，位于衢州的五世先祖坟墓，迁与不迁尚在其次，衢州家庙则必奉祀无主而沦为故迹，这非孝子所为。孔洙面对近支无兄弟和“子非亲出”的实际，“志欲回南”以尽忠孝，“推让次支”以奉先祖，不失为最好的选择。孔继汾赞誉孔洙为“深知大义者”：

不有迁者，谁共社稷？不有居者，谁奉蒸尝？衍圣公在宋、金、元之交，南北各受其封是也。然于四郊多垒之际，而能守其传器，弗坠厥宗，则居者视迁者为尤苦，况世爵原为奉嗣，匪仅荣我孙子。洙之能让，可谓深知大义者。

孔洙“深知大义”不仅仅体现在宗族方面，宗统、继统是其绕不开的宗族情结，先祖南渡、以庙从之更是其不能忘却的家国情怀。南宋政权与金、蒙元对峙百余年，先祖不得已偏安江南，在儒士看来，忠君不仅仅是对君主个人的忠，也涵盖了对国家、政权的忠，亡国之臣自然应该为亡国守节，所谓“为人臣自尽为人臣之义也”。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归降，三年后崖山海战，南宋彻底灭亡，元政权统一全国，孔洙的衍圣公爵位和原任官职随着南宋政权的灭亡而消失。平宋之后，元世祖广求江南遗士，并许有官者“换授”，但江南文人多秉承传统忠君思想，或效忠本朝以身殉国，或隐遁不仕甘做遗民。淳祐九年（1249）孔洙袭封衍圣公，仕宋三十余年，在改朝换代之际，其忠君守节的心态自然较他人更为强烈，“宋亡，（洙）家居不仕”。至元十九年（1282），孔洙应召入觐，授“国子祭酒，兼提举渐东道学校事”，在大都期间探望了囚于监牢的文天祥和闲居陋巷的家铉翁，一位是誓死不屈的南宋宰相，一位是义不二君的南宋旧臣。孔洙受职成为改仕新朝的“贰臣”，但任满并未继任，而是回归退隐，闲居在家。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再次举荐孔洙，遂授奉训大夫、儒学提举。孔洙面对朝廷欲授之爵，看到久禁囹圄的丞相文天祥，不忘宋廷恩典和忠君名节，惦念衢州城南鼎新建筑的先祖家庙，在其心中“衍圣公”较“国子祭酒、提举”的分量要重得多。“力辞”回南，则秉承先祖南渡之初心，不负南宋朝廷之恩典，既尽了人臣之义，又不失士人气节，表现出他强烈的忠节观念。

至元十九年孔洙入觐后南还，到曲阜拜谒圣祖林庙，与时任曲阜县尹、权主祀事的孔治和族人会面，孔淑为之感叹：“百年之分，一旦复合，实吾族之盛事”。孔洙面对圣祖林庙和权主祀事多年的同族兄弟孔治，想必感慨万千，正如著名元史专家陈高华所述：“南宗脱离曲阜到江南定居已久，如要袭爵，必须回曲阜奉祀，事实上有很多困难。”

综上，孔洙无子，“又无应继之者”，以弟继兄且属远房，不符合“宗子无子，从近支过继”的宗法原则。孔洙为维护宗法制度，避免身后袭爵争议，以“子非亲出，又志欲回南”而辞爵，既是出于秉持传统宗法制度、维护宗族团结的长远考量，亦是难舍衢州林庙、缅怀先祖的孝道之行，更是不忘先祖南渡初心、坚守儒家伦理思想的忠节之举。孔洙辞爵，体现了儒家以和为贵的精神追求、忠孝节义的价值观念。

四、“让爵”故事：士志于道的坚守

孔洙辞爵事件自身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文化内涵，儒家士人出于对儒家做事原则和精神追求的服膺与尊奉，在交游唱酬中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度解读和诠释，“让爵”故事诞生并在演变中广为流传。

如前所述，“让爵”故事发端于元中后期士人对孔洙受“护持林庙玺书”和“志欲回南”的解读，儒臣元老出于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礼敬与践行，认为守护孔子林庙坟墓，就是守护中华文脉，圣人之裔固当以斯为念，诗礼传家，率祖攸行。

朱元璋祭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大旗，建元后尊儒重道超越前代。在重塑华夏正统形势下，隐居南华山著书多年的胡翰，出仕衢州儒学教授，尽管预修《元史》后受赍归隐北山，但其面对修葺一新的孔氏家庙“取其故实书之，以见诗书仁义之泽，罔有穷极”，视孔洙辞爵为“尊礼”之举，有圣人“德让”之风，继而提出孔洙“让爵”说。

杨士奇借孔洙不去衢州先祖林墓而辞爵之孝，赞誉孔克准鲁林怀思不忘水木本源之孝，表达出对孔氏二人服膺而奉行先圣之道的爱敬之意。杨士奇记述孔洙让爵故事后又说：“盖君子有不得已而去先人之乡者，历世既远，势不能复，则修其先人之道，诵其言，考其行，服膺而奉行之，以图无添。诚若是也，即去之千里之远，百世之久，可以为孝。不然，徒诵其言而不知其行，知其行，不知率而由之，则虽旦暮不去其先人之侧，可以为孝乎？故曰：‘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表现出其对儒家孝道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衢州孔氏家庙是曲阜之外的唯一家庙，“自唐开元后，郡邑皆立孔子庙……而为孔氏之家庙者，遍行天下惟曲阜与衢州耳”，人们多将衢州孔氏与曲阜孔氏相对比。“西安邑之南隅，址存派紊。租税之入无以计其虚盈，时祭之行无以考其官称，祠墓圮毁而莫之理，赐田湮没而莫之究，子孙繁衍旁正混淆同衣冠于流俗，而与阙里相霄壤。”“洙没之后，封官至于中绝，赐田亦渐湮没，宗族漫无纪统，衣冠混于流俗，迄今子孙无一命之荣，而与曲阜大不相类。”可见，孔洙辞爵对衢州孔氏家庙和后世子孙带来的冲击之大，亦可见“让爵”故事在士人心目中影响之深，“故先圣之后，在曲阜者为公，在衢者为布衣，而人皆恻之”。

为改变衢州孔氏的艰难境况，沈杰上疏为衢州孔氏争取利益，孔彦绳受封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孔洙去世二百余年后，衢州孔氏与国家政权再次建立起联系。沈杰疏继续推演“让爵”故事情节内容，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不仅如此，沈杰还帮助衢州孔氏制定“遵制典”“端教源”“示劝惩”等七条《孔氏家规》，上奏朝廷钦准刊行，希冀在衢子孙恪守德让祖风、躬行圣教、诗礼传家，“如此，则礼义兴而风俗厚，教化明而贤才出矣”。

正德十一年（1516），祝继皋在浙江乡试中以“拟正德元年授衢州孔氏裔孙彦绳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谢表”作答，取得乡试第一名。正德十四年(1519),孔承美袭封五经博士，被称为“忠孝之臣子，圣贤之嗣续”，江澜、汪举、潘辰、惠隆、王金、李志学、方豪、沈杰等诸多儒臣竞相赠序、题诗以贺。江澜在赠序文中感叹道：“夫以坟墓不可离而不去者，孝也；以公之爵而让于人者，义也。孝义既立，而子孙法之，亦安于贫贱而略无以及于公爵之荣，亦可谓难矣。”“圣人之没数千年，德泽尤存，而子孙法之，诚足以化于天下，而况于习闻其道者乎？”强调了“让爵”故事蕴含的“孝”“义”美德精神。

孔公易曾编修《（弘治）孔氏宗谱》，成化十七年（1481）在邹县儒学训导任上，诣曲阜祭拜阙里林庙，感怀而作《拜祖庙》诗一首，深情表达出其对“泗浙同源”的铭记和儒家忠孝观念的坚守。

孔氏宗支一脉传，派分两地岂徒然。君臣大义扶持重，祖祢先茔护守坚。鲁北已承宗子爵，江南难舍旧家毡。百年有幸躬瞻扫，忠孝于今喜得全。

综上，孔洙让爵故事的产生和演变，反映了儒家士人的使命担当和人生追求，表现出“士志于道”的强烈儒士情怀，彰显了“仁”“义”“忠”“孝”等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让爵”故事及其彰显的儒家精神，成为南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东南阙里”的文化底蕴，推动了南孔圣地文化的繁荣发展。

结语

至元十九年，孔洙辞爵。元中后期，儒家士人对其“辞爵”行为解读诠释。明初，胡翰提出“让爵”说。孔洙“让爵”被孔思模写入《东家举要》，成为家族共识。杨士奇假托元世祖“宁违荣而不违道”赞语，并被载入史册。沈杰为衢州孔氏争取利益，进一步丰富“让爵”故事情节内容。二百余年间，孔洙“辞爵”逐步演变为“让爵”。“辞”“让”之变的背后，是人们对孔洙“辞爵”行为的赞许和颂扬，更是儒家士人志道坚守的生动写照。

奉祀圣祖林庙，既是历代衍圣公的职责所在，也是子孙承袭爵位的先决条件。孔洙“辞爵”以计子孙长远，“志欲回南”以尽人臣忠孝，“推让次支”以奉圣祖林庙，退以孝、让以义，表现出孔洙秉持传统宗法制度、维护宗族团结的长远考量，是其心怀家国天下、书写家国情怀的传承与表达。

孔洙“辞爵”，既是难舍先祖林庙、缅怀先祖的孝道之行，也是不忘先祖南渡初心、坚守儒家伦理思想的忠孝之举，体现了传统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彰显了儒家家国同构的思想观念，对孔子后裔继承先祖文化遗产，对人们传承家国情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