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与六经元典的关系一直是经学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问题的焦点在孔子前有无六经元典。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人们常常将经学元典六经与同名书籍混为一谈，以至于近些年来，孔子之前就有六经存在的观念仍见于诸多论著。孔子之前就有六经的依据，不外《左传》《国语》等著作中有与六经同名文献的记载，以及郑注孔疏对《周礼》所言六艺为六经的误解。澄清这一点，孔子之前有无六经元典的问题就会得解决。

关键词：孔子;六经;六艺;经学元典;

六经是否先于孔子而存在？这是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若六经先于孔子而存在，则孔子删定六经无意义，而这也就否定了孔子的伟大文化贡献。但在经学研究中，确实存在孔子之前就有六经的观念。形成此观念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左传》《国语》等著作中有与六经书名相同文献的记载，以及《庄子》说孔子治六经，而肯定六经先于孔子；二是误解《周礼》言六艺，混淆六艺与六经，得出作为经典的六经先于孔子说。要否定六经先于孔子说，就必须破除这两大误解。

肯定六经为孔子删定，就得承认孔子之前无六经元典。这本来是合乎逻辑的理解。但孔子之前，已经有与六经之名相同文献的记载，如《易》《书》《诗》《礼》《乐》《春秋》，见于《左传》《国语》，并且在春秋时期已经流行。《庄子·天运》明确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礼记·经解》亦有孔子言《诗》《书》《乐》《易》《礼》《春秋》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认为孔子之前就有六经的观点实际传之已久，如古文经学以六经出于周公，章学诚以六经为先王政典而由周公集大成，龚自珍说“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认为六经乃周史之宗子等。此后，学界如钱玄同、吕思勉、冯友兰、金兆丰、张舜徽、李学勤等也都据此认为六经先于孔子而存在。如金兆丰在其著作《中国通史》的第二章，就以“六艺之原始”论说孔子以前已有六经：

六艺者何？六经之谓也，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也。章氏实斋，推六艺之起源，以为周公之旧典，近人刘氏则谓六艺实始于唐虞。其实六艺之学，皆出于古史官之职守也。盖一代之兴，必以史官司典籍。韩宣适鲁，观书太史，首见《易象》，则《易》掌于史矣。五帝三皇之书，掌于外史，传曰：史诵《书》，则《书》掌于史矣。风诗采于辅轩，《鲁颂》作于史克（见小序），《祁招》闻于倚相，则《诗》掌于史矣。韩宣观书鲁史，兼见《春秋》；而孟子之解《春秋》也，亦曰：“其文则史。”则《春秋》掌于史矣。老聃为周史而明礼，苌弘为周史而明乐，则《礼》《乐》掌于史矣。故曰：六艺出于史也。而或谓西周之时，太卜司《易》，宗伯掌《礼》，司乐典《乐》，太师陈《诗》，不知此就职守言，非指书籍言也。六艺之学，掌于史官，孔子删订六经，实周史儋保存之力也。龚氏自珍曰：“史无孔子，虽美何待？孔无史，虽圣曷庸？”然则孔子者，实周史学术之正传者欤？

金兆丰认为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如果说这是讲述汉代经学，是正确的。但若就《周礼》所言六艺与孔子删定六经的关系论，就是完全错误的。由此推论，六经为孔子之前史官之职守，并以此说明六经早于孔子出现，孔子只是周史正传，孔子删定六经就根本不能成立。但因章学诚、龚自珍、刘咸忻诸名流皆有类似论说，所以，此说一直流行。

李学勤这些年曾多次谈到这一点：

《诗》《书》《礼》《乐》都不是在孔子那个时候才有的，而且在孔子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崇高的地位，不管它叫经不叫经。我们看《左传》《国语》里面，当时的贵族都是在讲《诗》《书》《礼》《乐》的一些问题，将其作为一种经典来引用。《诗》《书》《礼》《乐》都是经典，人们可以对其引用、发挥，至于理解的对不对，那是学的问题，解释的问题。所以你能说当时没有经学吗？没有经学的位置吗？孔子“述而不作”，删定六经，他也是做经学的工作。所以说经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说当时就没有经学，孔子传播的六艺与其他学说是完全平等的，我看并不如此。事实上，当时所有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来自六艺，来自《诗》《书》《礼》《乐》，不管他赞成还是不赞成。比方说墨子，墨子也讲三代，也讲先王。这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是他们都回避不了的。

春秋时期已经有《诗》《书》《礼》《乐》，而且被作为经典来引用，这些说法都有坚实的文献学根据，但说孔子之前就有经学，就有六经，却不能成立。因为春秋时期有文献经典化的运动，但在孔子之前并没有实现六经的经典化。而且，春秋时期《诗》《书》《礼》《乐》为贵族教育的课程，并不包含《易》与《春秋》。而这些与六经同名的文献，在经过孔子删定之前，都还不具备经学经典的意义。若孔子以前有经学、六经，孔子还有删定的必要吗？孔子的删定还有那么大的意义与影响吗？孔子创立诠释六经元典的经学还会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吗？孔子还会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吗？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六经不是一个文献学的概念，而因作为经学元典的经典而得名，是与经学相关的学术名词，是专门指称经学元典的术语。六经与经学相联系，有六经才有经学可言，离开经学亦无所谓六经。经学开端于孔子，孔子之前无六经可言。我们言六经，必须在这一确定的内涵上使用，才能对六经的确立有准确的判定。在孔子之前出现的某些文献虽然名称与后来的六经相同，但这些文献至多只是六经的初本或蓝本，只是作为历史文献而存在，还不具备经学元典的价值与意义，与作为经学元典的六经还存在质的差异。这几部文献与其他文献相比较，尽管蕴含有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价值意义，但犹如未经打磨的原石，虽然含有宝玉，但还未显露出来，在孔子删定以前，它们只是作为六经形成之质，还不是六经。这可以借鉴董仲舒关于中民之性非善的论证来说明，所谓“玉出于璞，而璞不可谓玉”，六经的初本或蓝本无疑与春秋时期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相关，但没有春秋时期经典化的提升，这几部文献就不可能得以凸显出来，更不会有孔子的删定，变为经学的元典。所以，不能依据《左传》《国语》已经载有与六经相同书名的文献，就认定春秋时期就有六经的存在。而且春秋时期有多部文献同时并提的现象，但没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同论的记载，更没有六经之名的出现。先秦儒家的《孟子》《荀子》《孝经》以及《吕氏春秋》《逸周书》等书，都无“六经”一词；《礼记·经解》论及《诗》《书》《乐》《易》《礼》《春秋》，也没有“六经”一词。怎么能说六经先于孔子呢？

六经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但《庄子》一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不可尽信，其中关于六经的文字出自《庄子》外篇，王夫之在《庄子解》中认为外篇为庄子后学的作品，此语出自庄子后学，非庄子原著。从这段记载带有明显的贬孔褒老之义看，王夫之的说法是可信的。所以，不能以此断定《庄子》所说的孔子之前就已经有六经的存在。从《天下篇》这段话来看，孔子老子虽然对六经的本质看法不同，但都以六经归属于先王，既然为先王的作品，就不是经学的六经。先王的所谓六经与孔子删定而成的六经是不同的，先王所谓六经是史，孔子删定而成的六经才是经学元典所说的经。章太炎曾说：“《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公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先王之《诗》《书》《礼》《乐》《春秋》《易》，是通过孔子或赞或修或删定，才最终成为经学元典的六经。其后，战国儒家以传承六经为己任，以及诸子对六经的认可，经学的六经观念才在开始流行。庄子借老子孔子以先王说六经，有一个六经先于孔子的预设，这是六经先于孔子说。尽管春秋时期这六部文献有经典化的表现，但都还没有取得经典的地位，说他们是先王的六经是不错，但以为就是经学元典的六经就不正确了。可以说孔子之前有经学六经的任何说法，都是不明经学六经的误说。

孔子之前先有六经说得以通行，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误以六艺为六经。视六艺为六经，原因在于：一是视技艺的六艺与经学元典的六经为一，一是视六经与六艺为经学元典的不同称谓。

有关六艺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司徒》。地官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主要是行使教育教化的职责，以保障国家的安定，故与司徒相关的六艺是与教育教化相关的内容。《周礼·地官·司徒》两次谈到六艺。一次见于大司徒的职责所言：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另一处见于司徒属下的保氏：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结合《周礼》这两处所言六艺可知，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六艺之中各有不同小类，即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并不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这原本是十分清楚的。作为西周官方教化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分为普通的民众教育与贵族的国子教育，普通的民众教育只是笼统地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可称之为普及教育；国子的教育则是六艺各有详细区分，包括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等门类，可称之为高等教育。孔颖达曾据郑众、郑玄注，详细疏解过国子教育六艺的具体内容。由郑注孔疏可知，六艺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的礼包括婚礼、丧礼等重要内容，乐则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交往及婚丧嫁娶时所演奏乐舞，诗是抒发情感、祭祀的唱词，射与御是与战争相关的射箭、驾驭车马的训练活动，书是文字书写，数是日常离不开的数字计算。这说明西周的六艺是国家教育民众与贵族子弟的六种技艺，《周礼》所说的六艺绝不是经学元典的六经。

从《周礼》两处言六艺的文字可知，六艺是官方教化的课程，但教化的主体与对象则有所不同。系于大司徒的六艺之教，主体是大司徒，对象是万民，故以“教万民”为说；而系于大司徒属下保氏的六艺之教，主体是保氏，对象则是国子，而有“养国子以道”之说。万民是老百姓的泛称，国子是对公卿大夫士子弟的称呼。国子与万民，一为统治阶层，一为被统治阶层。因此，这是两种不同的六艺之教。大司徒的教万民，不是说大司徒是教化具体的实施者，而是对全国万民教化的指导，其具体的实施依赖地方的师儒；保氏的教育国子，则由保氏本人具体实施。朱熹说：“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古人小学便有此等。”古代有八岁入小学的说法，六艺属于古代小学的课程，是低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这对万民与国子而言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教官的区别：教万民六艺是地方乡里的教官，而教国子六艺的保氏是中央的官员，从保氏掌谏王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此外，从战国到西汉初年，有所谓五经六艺的说法，如《越绝书·外传本事》：“教授六艺，删定六经，七十二子，养徒三千，讲习学问鲁之阙门。”《越绝书·德序外传记》：“周道不敝，《春秋》不作。盖夫子作《春秋》，记元于鲁。大义立，微言属，五经六艺，为之检式。”《新语》的《道基》《明诫》和《论衡》的《佚文》等篇皆言五经六艺。从孔子教授六艺、删定六经的表述，可见六艺与五经并提，既有对孔子早年以六艺为教的说明，也有对孔子晚年删定六经的肯定，是为了全面说明孔子的文化贡献。所谓五经六艺，也说明在汉武帝之前这一段时间内人们对经典的六经与技艺的六艺的区分是清楚的。

汉代以六艺称六经，班固《汉书·艺文志》首列《六艺略》，郑玄有《六艺论》，所言六艺都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成为一种时尚。其后，历代著述多以六艺称经典的六经，萧统的《文选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及明初之《永乐大典》等都有“六艺六经也”的文字。但技艺的六艺依然没有被取代。东汉的徐干在《中论》的《治学》《艺纪》中明确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论语》的“游于艺”，何晏注：“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邢昺疏也说：“六艺谓礼、乐、射、驭、书、数也。”邢昺疏孔子的“吾执御矣”，以“孔子欲名六艺之卑”为说；朱熹也以“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诠释“艺”的含义。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也是以礼、乐、射、驭、书、数说六艺。从古至今，言技艺的六艺，都没有与经典六经相混同。

但近现代学者却往往将技艺的六艺与经典的六经混为一谈。除上引金兆丰的以六艺为六经说，冯友兰、吕思勉等皆有相关论说。如冯友兰论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就将六艺与六经混为一谈。他在《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一文中说：“后人为什么以六艺为特别与孔子有密切关系？这是由于孔子以六艺教弟子之故。以六艺教人，并不必始于孔子，据《国语》，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课表中，已即有‘诗’‘礼’‘乐’‘春秋’‘故志’等。《左传》《国语》中所载当时人物应答之辞，皆常引‘诗’‘书’，他们交接用‘礼’，卜筮用‘易’。可见当时至少一部分的贵族人物，皆受过此等教育。不过孔子却是以六艺教一般人的第一人。”孔子早年以六艺教育弟子，但晚年是以六经教育弟子，这里笼统地说孔子以六艺教育弟子，没有区分开孔子早年与晚年教育弟子之教育内容的不同，也混淆了六艺与六经的区别。说周初几个世纪，都以六经为教育皇族子弟的教材，六经先于孔子而存在，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可以证明这一点的相关记载；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更直接以“六艺”代替了“六经”：“所谓六艺乃春秋时固有之学问，先孔子而存在，孔子实未制作之。”以此断定“六经之中，没有一卷是孔子所著所编、所评注或编纂”。但是，孟子说孔子著《春秋》，特别是司马迁有关于孔子删定六经的大量论说。在没有证据证明孟子、司马迁之说不能成立之前，决不能武断地断定六经与孔子无关。

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有更多论说：“六艺有二：一《周官》之礼、乐、射、御、书、数，二孔门之《诗》《书》《礼》《乐》《易》《春秋》。”《周官》所说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六种技艺，孔门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六部经典，怎么能说都是六艺呢？他还根据《大戴礼记·保傅》的古者“束发而就大学”云云，而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之六艺也。礼、乐、射、御、书、数，小学及乡校之六艺也。”既然礼、乐、射、御、书、数为小学的课程，《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大学的学习科目，它们就是两个不同级别的学习内容，怎么能够同称为六艺？

冯友兰、吕思勉之后，现代不少人都据以为说，还提出新的论据以证其说。如徐洪兴在《再论孔子与“六艺”的关系》一文中，提出六艺有“王官之学”的六艺与孔子改编的新六艺。王官之学的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技能功课，孔子的新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技能性质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如何能变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经典性质的六经？经典的六经为什么能与技艺的六艺同称为“六艺”？二者将如何区分？不回答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吴荣政在《从六经看孔子的文献编纂》中对司马迁的“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的“六艺”一词所加按语说：“从学术角度讲即六经；从技能角度讲指礼、乐、射、御、书、数。”这与徐洪兴的观点基本相同。虽然从学术与技能的角度来区分六经与六艺，与徐洪兴的王官之学与孔子之学的说法不同，但同样回答不了为什么《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从技能角度就变成了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

这些关于技艺的六艺与经典的六经皆称六艺之说，都以技艺的六艺早于经典的六经为依据。吕思勉以六艺为《周官》所载周制，而以经典的六经出于孔子；徐洪兴以技艺的六艺为王官之学，孔子的六经是对王官之学六艺的改编，他称之为新六艺；吴荣政亦以经典的六经是孔子对先前已有文献的编纂，以说明经典的六经晚于技艺的六艺。这对说明孔子删定六经的思想资源是有意义的，但是，以此说明《周礼》的六艺与孔子删定的六经可以皆称为六艺，不仅没有文献与历史的依据，更是混淆了技艺的六艺与经典的六经的不同。有了这一混淆，就不得不承认六经先于孔子，如徐洪兴说：“从西周到春秋末期数百年间，尽管各诸侯国教育制度变化多样，辟雍与泮宫兴废无常，但官学仍然存在，以诗、书、礼、乐为主要课程也是沿袭不变的。大约后来又陆续加进了《易》和《春秋》（泛指历史）二门课。”也就是说，孔子之前就已经有经典的六经出现，所以，他们至多只是肯定孔子改编六经，而不承认孔子著作六经，这就取消了孔子对六经的著作权。

在关于孔子与六经的讨论中，还有以六艺与六经同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不同称谓说。此说亦见于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人之学习言，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则谓之六经。”若以学习言与以书言的不同，同一的六经而有六艺、六经的异称，那么，众多的历史文献都有书与学习的问题，岂非都有类似六艺、六经的异称？如果有，那会有不可胜数的类似异称出现。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普遍出现的现象。金景芳也有类似说法，从六艺六经名称出现时间的早晚，来说明六经与六艺都是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不同称谓：“六经原名六艺。六经之名是后起的。”“六经亦称六艺，实际上它是当时孔子为了教学所编的教科书。”若六经原名六艺，为什么现存文献都没有相关的记载？既然六经是孔子编写的教科书，为什么要用六经而不是用六艺来称谓？南开大学教授邓安生亦有近似的说法：“六艺就是六经，六经就是六艺，名异实同，都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技艺，称六经者，儒家推尊其术而已。”直接以技艺说六艺，与徐洪兴以技能说六艺很接近，但徐洪兴所说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可以说得通；邓安生说的六艺却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经典是书籍，即使经典的内容有技艺，但也不能说经典著述就是六艺。至于六经之称是儒家尊其术之说，更是没有根据。因为六经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并非出自儒家；而先秦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及其后来的孟子、荀子到汉代的韩婴、扬雄等儒家学者的著作，都没有六经一词，相反倒是儒家学者如汉代的董仲舒、贾谊、陆贾、郑玄等，及其后来的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都有以六艺称《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大量记载。查《四库全书》儒家类言六艺有149卷225个之多，如果儒家推尊其术称六经，就不应该称六艺，至少不会有这样多称六艺的记载了。

河南大学的吴龙辉教授则从课程与课本的角度，来说明《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艺与六经的原因：“六艺与六经的关系乃课程与课本的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六艺除了六经，还包括解释六经的传。经之得名乃对传而言并非推崇六艺的产物。六艺是从课程的角度，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总称，六经是从课本的角度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总称。汉朝人在使用《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概念的时候，有时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的，有时是从课本的角度出发的。”吴龙辉看到了汉代文献多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又称六经的事实，但说什么称六艺是从课程说，称六经是从课本说，这根本不符合汉代人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称谓情况。汉代人言《诗》《书》《礼》《乐》《易》《春秋》，根本不存在课程与课本的区分之说。汉人言六艺都是从经典书本的意义而言，《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是专门记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及其传记的，《汉书·儒林传》记载五经博士之学的传授是以《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为据的，董仲舒讲“六艺之科”也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说“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汉书·韦贤传》所载“六艺所载”之语，《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汉书》之《王莽传上》言“六艺通义，经文所见”，《王莽传下》言“莽诵六艺以文奸言”等，皆可为证。与吴龙辉的说法近似，孔祥骅亦从学习与课本立论：“《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说《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庄子之后才称为六经，本于金景芳，但此说没有文献依据。孔子整理六经是在自卫反鲁后，开办私学之初，不可能以六经教学；至于司马迁称六经为六艺，不过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汉代学术界的通例，只要读过《史记》《汉书》《后汉书》的人都清楚这一点；而汉代言六艺几乎都是从六部经典来说的，根本不存在所谓自人之学习而言称六艺、自书本言之称六经的现象。

这些关于六艺与六经皆《诗》《书》《礼》《乐》《易》《春秋》不同称谓的说法，与汉代人称六经为六艺是不同的。汉代人称为六艺的六经，是就孔子删定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而言，以六经著作权归于孔子。近现代人的说法则是要说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先于孔子而存在，孔子只是编纂了六经。如稍长于吕思勉的张尔田就根据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肯定《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上古已有：“我国上古为贵族封建政体，六艺皆帝王经世之书。本六艺以出治者谓之天子，诵六艺以佐天子者谓之君子，皆士大夫所有事，而庶民不得与焉。”金景芳肯定六经原名六艺，六经之名为后来出现，并认为“六经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原有的”；“六经在当时包括全部历史文化遗产”，也是要说明六经先于孔子。孔祥骅甚至将六艺推源于巫史，直接以《“六艺”出自巫史》为题，甚至说“我们如果追溯作为儒家经典六经的最初作者，则不能不归之于巫史”。如果孔子之前就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孔子删定六经还有什么意义？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孔子对六经的著作权。

还有人将孔子之前与六经同名的文献称为六经，将六艺与六经混淆为说。李耀先的《孔子与六经》最具代表性：

儒家的六经，不特是先秦的一般历史文献，而且还是先秦古代文化遗产的代表著作，并为各家所认同的。

金景芳的《孔子与六经》说：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巨匠，他选择这六种历史文献作为传统文化的结晶，经过他一番艰苦搜集和仔细整理的工夫，陆续把它们编纂成为六门课程的教材，揭示它们当中所蕴含的意义，用来教授生徒，于是遂有“六艺”的产生，“六艺”就是六门课艺，但他的“六艺”和当时各国官办学校所设“六艺”的科目和内容都不一样（前者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后者是礼、乐、射、御、书、数）。

这两段话以六经为古代文化的结晶，早于孔子而存在，这是孔子之前先有六经说；至于说孔子将其编纂，六经才成为六艺，孔子的六艺就是由六经编纂而来，官方的六艺则是礼、乐、射、御、书、数，这不仅以六经先于六艺，也是混淆六经与六艺之说。

这些混淆六艺与六经之种种异说，是孔子之前已有六经的观念得以流行的认识论根源。有一个中心就是为孔子之前已有六经提供理论依据，以此否定孔子作六经。追寻造成这一混淆六艺与六经的原因，固然与汉人以六艺言六经有一定关系，但究其原由，则与郑注孔疏《周礼》以儒与六艺联系为说的诠释有直接关系。辨析清楚郑注孔疏的相关诠释，才能从根本上明晰六艺与六经的关系。

《周礼》两次提到儒，一次见于地官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的“四曰联师儒”，据郑玄注，“联师儒”只是“安万民”的六种“旧俗”之一，与“联兄弟”“联朋友”并称。“联兄弟”是讲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伦关系，“联朋友”是说无血缘联系的社会关系；从师儒在《周礼》中都是大司徒下面的教官说，“联师儒”应该是讲文教官员的关系。一次见于天官冢宰下太宰的“以九两系邦国之民”的“四曰儒，以道得民”，与“以贤得民”的师等并列，是对儒的性质与作用的说明。“以道得民”的儒在“以贤得民”的师后面，这一先后排列说明，儒是与师关系最密切的职官，但级别低于师。这两处都没有将儒与六艺联系起来，一说“安万民”，一说“得民”，都与民有关；一个“安”字，一个“得”字，都在说明儒的职责是使万民安定，以获得万民的拥戴。由此可以推测，儒在西周应该是实施具体教化的地方教官，从儒与万民的联系看，儒在周代的官僚体系中属于基层官员。《周礼》这两次言儒都没有与六艺相联系。

郑玄注却通过“儒”与保氏联系为说，将儒与六艺联系起来。关于“联师儒”的师儒，郑玄以“乡里教以道艺者”为注；孔颖达进一步疏解：“以其乡立庠，州党及遂皆立序，致仕贤者，使教乡闾子弟。乡闾子弟皆相连合，同就师儒，故云连师儒也。又案《保氏职》‘掌养国子以道’，故云教以道艺也’。”据保氏养国子以道，来说明师儒是乡里以道艺教化民众之官，这就将儒与保氏联系了起来。在诠释“以道得民”之儒时，郑玄注直接以儒为保氏：“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将保氏之以六艺教民，挂在儒的名下，这就明确将儒与六艺联系为说。孔颖达进一步疏解：“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儒，诸侯保氏有六艺者，以经云以道得民，《保氏职》云‘掌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故知诸侯保氏不可同天子之官，故变保言儒，儒亦有道德之称也。”以诸侯保氏不可同于天子之官，而变保言儒，这是孔颖达对郑玄以儒为保氏的进一步说明。既然儒与保氏不过是天子之官与诸侯之官的不同称谓，但却是职能相同的职官，保氏以六艺为教，就为推论出儒以六艺为教的结论埋下了伏笔。

而郑玄注、孔颖达疏以保氏说儒，在《周礼》中并没有根据。《周礼》言保氏二次，皆见于地官司徒部分，一处以师氏为中大夫，保氏为下大夫，是对保氏职官级别的说明；一处言及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是对保氏职责的说明，但两处都没有以保氏为儒之说。在《周礼》中保氏以六艺为教的对象是国子，即诸侯卿大夫士的子弟，属于统治阶层的人；而儒所教的对象是万民，是被统治阶层的民众，二者的区分是很清楚的。所以，关于与“儒”相关的郑玄注、孔颖达疏联系保氏为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从大司徒掌教万民、儒以教化万民为业而言，儒显然是大司徒管辖下的地方教官，由大司徒教化万民有六艺的内容，是可以推论出儒以六艺为教的结论的。尽管《周礼》没有明确记载儒以六艺为教，但这一推论确是可以成立的。更重要的是，在孔子之前出现了以六艺谋生之儒。《周礼》的大司徒以六艺为教，并不是大司徒亲自教化万民，其只是最高的行政领导，具体的实行必须也只能依靠乡里的师儒。在礼崩乐坏之时，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些师儒只能以六艺为教作为他们谋生的手段，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儒。另外，保氏教国子的六艺为教，在春秋陪臣执国命的背景下也难以为继，这部分官员以及他们教育过的国子流落民间，也会通过六艺为教来维系其生存，而成为以六艺谋生之儒的另一个来源。这就形成了儒与六艺的事实联系。

尽管郑注孔疏的诠释缺乏文献依据，但契合六艺与儒联系的历史事实，加之孔子早年亦以六艺教育弟子，孔子的儒学是传承经学元典六经的学说，儒与技艺的六艺、经典的六经都有联系，再加上汉代以六艺称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如果对这些关系没有清楚的分判，就很容易混同六经与六艺两个概念。而一旦发生混同，就很容易得出孔子之前已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结论。但技艺的六艺非经典的六经，绝不能混淆六艺与六经这两个概念。任何混淆这两个概念来论证六经先于孔子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