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有一章，“樊迟请学稼”，孔子回答“吾不如老农”，樊迟离去后，孔子感叹：“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焉用稼？”此章历来引人注意，注释中有不同说法，也有一些论文专门讨论。以单独一章而为学界持续关注，即使在《论语》中也不多见。此章有两个引出争议的问题，一是樊迟为何向孔子请教学农学圃，一是孔子为何批评樊迟是小人。主要问题是第一个，樊迟何以会想到“学稼”，他的意图是什么？孔子的批评是与樊迟的意图有关的。

《论语集解》   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一

樊迟学稼的“意图”，在这一章看不出来，但可以从相关的文献中寻求解释。民国时期，就有学者以相关文献对樊迟学稼的意图作出推测，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樊迟请学稼”章引述各家之说，其中有一种解释，说周王族的先祖后稷教民稼穑，“思以稼穑治民”。程本人赞同此说，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农家之书，自古代传下，孔子时还能看到，樊迟请学稼，“即欲习其书”，认为樊迟是受农家影响，要尝试农耕为本的政治学。钱穆的《论语新编》有相近的说法，认为樊迟学稼与古代农家学派（如《孟子》中提到的许行）有关，但樊迟学稼在前，农家学派在后，战国初年的李悝出自儒门，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就是儒家重视农耕思想一脉，樊迟学稼是开李悝和许行之先河。

程树德和钱穆的解释，都认为樊迟请学稼是要探索农耕政治学，这一解释能够援引关联文献，在各种解释中影响较大。可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由古代农家学说解释樊迟学稼，难以站住脚。程树德说《汉书·艺文志》中所记农家各书，在孔子时代还有留存，是樊迟请学稼的学理来源，这一说法其实是很有疑问的。使用汉字写作在西周时基本上还是西周王畿上层小圈子的事，内容只是祭祀与政事；春秋时代汉字扩展到东方诸国，最早的贵族知识阶级形成，文字书写内容扩大，涉及史事、政事、各国聘问交往，但也没有出现民间学术思想。民间学术起于孔子师生集团，此前不会有《汉书·艺文志》所记的那些农家著述。包括农家学派在内的百家学说，都是在战国时兴起的，“樊迟请学稼”不大可能有一种农家学说作为思想先导。当然，古代王者重视农耕的文献是有的，如《周颂·噫嘻》《大雅·生民》等，但那是王者的职责，与民间人物无关。《论语·宪问》记载南宫适问孔子：“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就是讲王者耕稼的传说。春秋时代，一般贵族如果亲为躬耕，那就是从政事中败落，或有意逃避，不会有农家式人物如许行之类。钱穆的解释在文献上比较谨慎，没有把农家说成樊迟学稼的思想渊源，而是反过来把樊迟学稼解释成许行一干人的前驱。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这个解释文献依据薄弱，没有多少说服力。

樊迟的意图在于学习农耕政治，支持文献很弱，但也不是全无可能。《论语》所记孔子对樊迟请学稼的回答，“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似乎暗示樊迟询问耕稼与政治有关。可是这里有一个疑点，如果樊迟意在由耕稼而政治，孔子为何要说“小人”？不论是阶层意义上的“小人”还是道德意义上的“小人”，用来指一个探索政治学方法的学生，显然都不合适。所以孔子的批评如何理解，还要存疑。战国文献中有一条与“樊迟请学稼”可能相关的线索，一直未被注意。《荀子·大略》中记载：

子贡说“倦于学”，希望转向具体事务，从政不行，就和家人朋友过平常生活，或耕稼度日。孔子一一批评，皆引《诗》句表明每一件事都有德行要求，也就是不能脱离“学”，至死方可“息”。这段对话最后子贡说“愿息耕”，这一说法与“樊迟请学稼”很可能有关。《荀子·大略》是杂录性质，不一定由荀子本人所写，可能是战国儒者编造，口耳相传，由荀子或门生著于竹帛。如果是荀子或门生创作，性质也差不多，都属于战国儒者的编造。这段对话铺陈夸张，有战国纵横家气息，不大可能是子贡真实问话的记录。当然，如果是真实记录，那么子贡与樊迟同为孔子弟子，他说“倦于学”而要“息耕”，对于理解樊迟请学稼的意图更有参考价值。然而这可能性不大，在文献上应当谨慎一些，子贡“倦于学”一章还是理解为由战国儒生编造。

《荀子》南宋淳熙八年钱佃江西漕司刊本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

《大略》所录“倦于学”章，虽然不出自子贡本人，但这位编作的儒生一定知道“樊迟请学稼”。战国时代的儒者群体中，《论语》所录孔子与弟子的对话是人人熟读的篇籍，那时儒者圈共同遵奉的典籍并不多，大概除了《诗》《书》《士礼》，其他的经典包括《诗》《书》的传都在编撰过程中，尚未取得经典地位，孔子与弟子的对话是孔子语的记录，当然十分重要，一定是儒门弟子的必读文献。此外，“学稼”是一件特别的事，在孔门弟子学习古典“礼乐射御书数”的氛围中，“学稼”的要求让人印象深刻，编造“倦于学”故事的儒生，不会不知道。事实上，笔者曾怀疑“倦于学”章就是从《论语》“樊迟请学稼”章扩展而来，在战国儒家文献中，这样以《论语》对话为底本扩展而成的篇章是常能见到的。然而仔细对比，“倦于学”章变化较大，连对话主角都从樊迟变成子贡，所以直接从“请学稼”章扩展而来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不过，编造“倦于学”对话的儒生熟知“请学稼”章是没有疑问的。这位编者以“息耕”为“倦于学”而退向日常生活之一途，说明在他的理解中，或者在他所属儒者圈的理解中，“樊迟请学稼”就是因“倦”而求“息”。这是距离樊迟时代最近，身份也最接近的人对“请学稼”含义的理解，其间的文献相关性是最可注意的。

“倦于学”可能是战国儒生对“樊迟请学稼”的理解，我们不能确定这就是樊迟的本意。然而“倦于学”这个说法很重要，可以与《论语》的许多有关记载联系起来，“樊迟请学稼”的意图为何，也许不是单独一章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众多弟子共同思想倾向的话题。

二

《论语》中许多章与“倦于学”有关，孔子弟子常会涉入“倦于学”的问题，以往的《论语》研究和解读对此甚少在意。我们把相关的对话展开，就会发现值得留意的思想线索。

《荀子·大略》的“倦于学”章，子贡首先说到“愿息事君”，这在《论语》中即有来历，《雍也》篇：

冉有“力不足”是因为“道”太难，就相当于说“倦于学”。《大略》篇记子贡“倦于学”就是因为“道”太难，此意不仅从该章原文中可以读出，而且有文献旁证。《孔子家语》也记录这一章，就有“困于道”三字。《孔子家语》编纂于东汉末，“困于道”三字，当出自汉儒之手，但确实道出“倦于学”本有的意思。冉求说“力不足”，当然也是希望“息”，他没有说“息”于何地，但在《论语》其他章中可寻到线索。《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孔子要求几位弟子谈政治抱负，冉有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冉有是孔门弟子中最有行政才能的，他自信三年可以“足民”，但自承达不到“礼乐”。政治上的“礼乐”就是“道”，冉有是有行政抱负的，加上得季氏赏识，已获重要官职，他“力不足”于道，应该不会求“息”于事亲耕稼之类，而是转手“足民”一类的行政工作，这就是“息事君”的意思了。从通常意义说，从政绝不轻松，“事君”未必可说是“息”，但是从“学”以至“道”的要求看，行政性的“事君”就真的是“息”了。战国儒生编造子贡“倦于学”章，说“息事君”，是否有文献来源不得而知，如果有的话，冉有“力不足”说是最有可能的来源。子路也有近似的说法，他没有冉有说得直白，但也可能是“息事君”说的一个来源。《先进》篇：“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子路支持子羔从政，从孔子的话看，是觉得子羔还需要“学”，从政太早反而不利。子路反对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意思是在政事实践中也可以学。此话被孔子斥为“佞”，则子路之说可能是掩饰，暗含弃学而单纯行政的想法，也就是“倦于学”而“息事君”。

冉有“力不足”、子路“何必读书”都与“学”之难有关，樊迟“请学稼”没有说原因，但战国文献记子贡因“倦于学”而要“息于耕”，参照理解，樊迟之说应也与“学”之难有关。战国儒生编造子贡“倦于学”的对话，来源应该就是早期儒门弟子关于“学”之难的种种传闻。从表面看，《论语》中弟子公开表达“学”之难的很少，可是换一个角度，从孔子对弟子在“学”的问题常有不满，可以推想弟子面临“学”之难的压力。《雍也》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此章所言“好学”，不是知识技能，而是德性实践，这一点以往学者在讨论此章时已经关注，这里我们注意另一点。孔子说颜回以后，弟子一个好学的也没有，这是相当严厉的说法，可以想象对众弟子有不小压力。颜回去世早，及门弟子基本都在，孔子何以说出这样严重的话，也许有什么具体原因，但话说到那样重，应该是有平时累积的失望。“学”之难不免让一些弟子退缩，他们大概很少会像冉有那样公开表达“力不足”，但在语言行为上有意无意倦怠，却是在所难免。《公冶长》篇记“宰予昼寝”，可能也是因为“学”的倦怠，否则白天睡觉而已，孔子何至于如此生气，要说出“朽木不可雕”的话。当然宰予这件事原因不详，只是推测，但孔子对弟子努力不够的失望和感叹，却是一而再，再而三：

这些失望和感叹应该都与弟子平时行事言语有关，正因为此，我们相信《大略》篇子贡说“倦于学”是从早期孔门弟子故事传闻中推衍而来，即使不是直接来自“樊迟请学稼”，也是来自这一类的传闻记录。孔子弟子中只有冉有说“力不足”和子路说“何必读书”，算是明白表达“倦于学”的意思，其他的都在间接或无意之间，“樊迟请学稼”和“宰予昼寝”可能都是。更多的表现，则是“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未成一篑”，以及语之而惰、其心违仁一类行为。孔子说颜回以后“未闻好学”，实是有很深的感叹。

“樊迟请学稼”背后有“倦于学”的问题，对于“倦于学”和“学”之难，学界的研究一向不怎么关注，也许觉得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孔子尽管感慨颜回以后“未闻好学”，可是儒学毕竟在孔子去世后蓬勃发展起来，“倦于学”不过是微弱杂音，何必计较？然而“倦于学”的意义并不止于这件事本身，还涉及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孔门弟子对于“学”，其实是有非同寻常的热情的，有时甚至是近乎宗教感的激情。部分弟子“倦”的情绪要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孔子说“未闻好学”，对弟子有近乎严苛的要求，也要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倦于学”和“学”的激情之间的关联，是理解早期儒生精神气质的一个入手处。

三

孔门之“学”就是学文，由学文而至于道，落实于日常实践。这种学是人文主义品质的，却有一奇异之处，不论孔子本人还是弟子，对于“学”都有一种近乎宗教感的热忱。对于孔子人们讨论很多，这里只说弟子。许多弟子对于“学”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决心，他们意识到把古典文化内心化，落实于日常实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点一滴的努力：

这些都是《论语》中的普通对答，但一可以看出“学”之难，古典规范落实于内心，是要一点一点前进；二可以看出弟子的认真和热情，这是一种近乎宗教徒的感情，为了点滴的前进，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这不禁让人思考，儒学作为一种从贵族古典学转化而来的人文学，何以会有如此力量，使人对“学”以成德产生这样的激情？曾子有一段话最能表达这种圣徒般的感情：

“任重道远”“死而后已”都成为后世的成语，但对其原初意义人们已经隔膜。后世人说这些成语，大体落在事业上，如诸葛亮《后出师表》说担当北伐重任要“死而后已”，这样的用法大家比较熟悉。可是曾子说的却是成就德性“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真正漫长而艰难的，不是外部的事，而是内在的学。儒学并不是宗教，而是人文的古典学，古老的贵族文化何以引发那样的内在激情，正是我们现在需要探究的一种“思想史”。大体而言，古代的老贵族是热衷祭祀和战斗的，古典德性都围绕着虔诚与勇武，孔子师生是旧贵族衰亡中出现的新派人物，他们以文化品质（仁）为德性的根本和政治的灵魂，这种新价值观如何出现，怎样理解，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可是过去较忽略的一点是，孔子师生的新价值在那个旧贵族衰败的时代，如同清晨的阳光照亮人心，激发起新派年轻人内心的热情。新价值引发的激情，是后来儒学成长为文化大树的密码。不注意这一点，以现代生活的隔膜来研究《论语》中的“学”，就会以为问题只在目标、内涵、方法，“学”的内在动力似乎理所当然。

孔子及门弟子的激情延续到战国儒生，许倬云先生曾说，看《史记·儒林列传》，对早期传承儒学典籍的人会不由产生敬意。他的意思是，在“五经”创生制作的年代，儒家不是官学，传经者大都生活在民间，没有官位爵禄，他们治学有一种理想主义精神，令人起敬。然而这一说法也让我们想到，《史记·儒林列传》里的人还录了名，那时在孤寂贫困中坚持学术的儒生，肯定远多于能留下姓名的人，这些人岂不更配得上后人的敬意？更进一步，早期儒生群体中参与制作典籍的人肯定又是少数，更多人连学术事业也没有，就是在社会底层和边缘砥砺德性，坚守儒家意义的“学”。《中庸》第二至十五章阐述“中庸”之德，就说到这种特别的坚守。“中庸”就是日常言行合乎中道，没有政治事业，也没有学术事业，可是在这一派儒者看来，庸言庸行的努力却比一切事功都重要：

与《中庸》所记一样，看不到有形的事业功业，连编纂典籍的学术事业也没有，却有终身坚守、守先待后的激情。《史记·游侠列传》说孔子弟子季次、原宪及其徒众，“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这样在贫困中坚持“学”，传承几百年的学派，就是早期儒生群体的一个缩影。读《史记·儒林列传》引起的敬意，与学术相关，但更应关注的，是早期儒生在贫寂中的坚守。儒学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有种种原因，早期儒生群体近乎圣徒的激情和坚守也许是最重要的。只有学问和道理，没有踏实的努力和实践，学问道理怎能成长为引导社会的文化之树？从《论语》的对话看，这种圣徒般的激情、日复一日的坚韧努力，正是由孔子第一代弟子启动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樊迟“请学稼”以及若干弟子有时的“倦于学”，就有理解的参照。孔子的弟子群体是认真和热情的，他们接受孔子解释的贵族古典学，决心以德性立身，参与政事，改变社会。这个从贵族古典转换来的“学”激起了传统贵族走向末路时代一批新派年轻人的激情。然而“学”毕竟是漫长而艰难的，日复一日的努力，没有事业功业，往往以“学”终身。虽然许多弟子怀抱圣徒一样的感情，“任重道远”“死而后已”“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礼记·中庸》），“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大戴礼·曾子立事）》，可是也有部分弟子在这样不见事功的努力中发生倦怠，不是人之常情吗？《史记·礼书》记一段子夏的话：“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这段话应该也非子夏原话，是后人编造，但道出了儒生“心战”的性质。儒学不是宗教，如果不愿努力，并没有背叛神圣启示的罪感，只不过是退向日常生活，“出见纷华盛丽而悦”，或如《荀子·大略》所记子贡说的“息事君”“息事亲”“息耕”。在长期的“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努力中，有人因“力不足”，或因不见事业功业，或其他原因，希望退回到这样日常的生活，这就是《论语》所记弟子种种“倦于学”的原因。

至圣先贤半身像册（樊须）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回到开头的问题，孔子为何说樊迟“请学稼”是小人。“请学稼”的意思不过是“息于耕”，退到日常生活，并无道德的恶，何以就是小人？把这个问题扩大，冉有“力不足”为何也不行，孔子回答“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真正力气不足是累倒在路上，你现在画地自限。那么，感觉累也不能要求休息吗？宰予不过白天睡觉，怎么就成“朽木不可雕”？再联系到战国儒生编造的孔门对话，子贡“倦于学”，希望“息事君”或“息事亲”“息耕”，孔子为何一一否定？这位假托的孔子把“事君”“事亲”“耕”一类事务归为“学”的不同方式，由此否定回到日常生活的意向，这个编造确实反映了《论语》中所见的孔子观念。那么，孔子是排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吗？这是一个极易引起误解的问题。事实上孔子并不贬斥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担忧弟子“倦于学”。问题就在于，孔子寄希望于愿“学”之人承担责任，改变社会，“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如果有志于“道”的人不能努力于“学”，以“力不足”为理由，或以“请学稼”为托词，想要退回日常生活，那么“弘道”的努力从根源上就失败了。

张灏先生曾提出孔子思想有一种“幽暗意识”，后来成为儒学中一个长期延续的传统。对这个说法学界未曾认真在意，学界比较注意“幽暗意识”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这是张灏论文的中心议题），却很少注意儒学传统尤其是孔子思想中“幽暗意识”的存在和意义。张灏所说的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我们借以说明孔子为何严厉批评樊迟、冉有等弟子，以及似乎不近人情地说颜回死后弟子“未闻好学”。张灏指出，孔子的“幽暗意识”是由西周思想的“忧患意识”转来，忧患意识是对外部危险的担忧，幽暗意识则把这种担忧内转，认为“内在人格的昏暗”才是政治和社会失败的根源。幽暗意识不是一般意义地担忧人性黑暗，而是担忧德性成长的人性阻力。担忧人格“昏暗”不是针对民众日常生活，而是针对愿意“学”的人。《论语》和后来的儒家文献都不排斥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人能弘道”根本在“学”，有志于“学”的人不能老想退到日常生活。从《论语》的一些对话看，孔子对弟子的要求似乎过于严厉，背后其实正有一种“幽暗意识”意义上的担忧。由孔子弟子开始的早期儒生群体是认真和热情的，孔子也是寄予厚望的，但他仍然担忧弟子内心的“昏暗”。樊迟“请学稼”被批评为“小人”，原因不在耕稼，而在樊迟可能“倦于学”。如果有志于古典之道的年轻人轻易“倦于学”，表现为“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未成一篑”，则“人能弘道”的理想便无法确立根基。孔子思想以及后来儒学的灵魂，就是以“学”培养君子，承担社会责任，如果没有以“学”为本的人，一切伦常纲纪都无用。“樊迟请学稼”的本意究竟为何，没有直接的文献答案，只能从关联性文献中寻求解答。“倦于学”是最有可能的答案，此一答案关联孔子弟子的信仰、激情与倦怠，二者之间的“心战”，使我们瞥见早期儒生的一种精神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