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邦，中华文明是典型的礼乐文明。作为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突出特性，尤其是传统礼乐文化所独具的凝聚力与生命力。传统礼乐文化能够落实道德、引导法治、砥砺风俗，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得到官方的极力推崇。为政以礼，以礼治国，很早便成为社会的共识。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均建有各自的礼乐制度，礼制的损益沿革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古代学术的核心便是明经学道、明经传道。六经是学术的来源与根本，礼乐是六经的运用，同时也是道德的具体落实路径。古代经典文献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礼乐文化培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推动新时代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新时代礼乐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将“为政以礼”与新时代德治、礼治、法治相结合，以礼典祭祀活动树立文化自信、培养奉献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以节日礼仪活动凝聚社会共识，构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协同的礼乐教育体系，将仁爱之心、敬让之心作为礼乐文明建设的起点与基石。
关键词
礼乐素养；礼制；礼乐文化
正文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礼乐文化和礼仪教育，坚持对传统礼乐文化的继承、整理、转化与利用；坚持古为今用，回应时代关切与国家治理之所需。对于传统礼乐文化的当下建构，已成为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议上指出：“这次庆祝活动是国之大典，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辉煌成就，有力彰显了国威军威，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广泛激发了各方面力量。”在2021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级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庆祝活动盛大庄严、气势恢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充分体现了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办出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传统礼乐文化在涵养社会风尚、凝聚国家认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有必要全面梳理传统礼乐文化资源，择其精要、因时制宜，将其转化为现代礼乐素养培育与礼乐文化教育的有机内容。同时，还需因应现实社会需求，探索礼乐文化素养培育与礼乐文化社会教育的有效路径，使传统礼乐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新时代礼乐传承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礼乐文化为根基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邦，中华文明是典型的礼乐文明。作为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突出特性，尤其是传统礼乐文化所独具的凝聚力与生命力。传统礼乐文化能够落实道德、引导法治、砥砺风俗，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得到官方的极力推崇，特别是以爱人敬人等孝悌忠信为核心的礼乐、礼制、礼教、礼治是古代为政者治国安民的最佳方式与最佳工具。《孝经》云：“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爱亲敬亲与忠君爱国是一体的。《孝经·事君章》云：“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是以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礼敬，视其为修身治国、天下长治久安的根本。可以说，敬与怠、义与欲的是非之辨以及践履功夫，是保证中华礼乐文明延续五千年的核心与关键。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的《学礼》第十四《践祚》第三十一篇，来源于大戴礼记《武王践祚第五十九》。《大戴礼记》云：“武王践祚三日，召大夫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恒者乎？’诸大夫对曰：‘未得闻也。’然后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矣。’三日，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门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恒者，此言之谓也。且臣闻之，以仁得之，以仁取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武王伐纣取胜后践祚王位，问箕子治国之道，而得《洪范》；问师尚父万世以为子孙恒者之道，而成《武王践祚》。周武王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何以能够子孙千秋万代守业恒久，即传承王位之万代子孙的问题。他先向大夫士问道，他们都不知道，再向师尚父问黄帝颛顼之道，师尚父回答在丹书。先王之道，回答的便是敬与怠、义与欲的关系问题。就敬与怠的关系而言，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就义与欲的关系而言，义胜欲则从，欲胜义则凶；君王道义胜过私欲，老百姓则顺从；私欲胜过道义，老百姓则不从，不从则凶险。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这里先王之道，所谓敬，即是守礼。《曲礼》曰“毋不敬”。敬者万世，如果子孙后代能够遵守先王礼乐之道，遵守道义，以道义抑制私欲，以恭敬替代怠慢，那么就能够千秋万代守业恒久。师尚父“仁取仁守”的观点认为，仁取仁守百世、仁取不仁守十世、不仁取不仁守其世，这说明了仁取仁守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可见，要想保持长治久安之道，敬与义，即礼与仁是极其重要的先王之道，而《武王践祚》一文便充分表明武王是尊师重道的典范。因此，孔子之所以要在《论语》里面多次强调礼与仁，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建立在仁义道德基础之上的礼乐文化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
为政以礼，以礼治国，以孝治天下，变成社会共识。《孝经·孝治章》云：“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生则亲安之”是指子女孝养孝顺孝敬父母，忠君报国，奉献国家，父母则对于子女放心安心。“祭则鬼享之”是指子女对于已经逝去的父母祖先春秋四时祭祀怀念，不忘父母恩德、祖先功德，便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亦即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君主不孝失道，失去民心，变成暴君，那么民众革命就具有了正当性。王朝革命是为了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历代王朝革命，都得到道统的认可。《周易》革卦彖辞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礼乐制度，礼制的损益沿革，都有一定的规律。因此，上古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礼乐皆有所损益。因为礼制所兼具的传承性与变革性，所以孔子认为，可以根据礼乐的损益变更演化规律，推测未来的礼制情况。正如《论语》所记载的：“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根据孔子的这个观点，如果我们在当今时代传承创新中国古代礼乐文化，那么我们可以基本预测新时代的礼乐文化建设情况与礼乐文明建设情况。
据《史记》记载，“高帝悉去秦苛仪，为简易。”叔孙通说汉高帝刘邦制定汉朝礼仪：“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我所能为行之。’”可见，汉代的礼乐制度是在去秦苛仪、为简易的原则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但鲁有二生，不肯随叔孙通应征，他们认为，“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
中国礼乐文化代有损益，随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再次制礼作乐的时机已经成熟。笔者认为，新时代礼乐文明建设完全可以提上议事日程。新时代的仁就是立德树人，新时代的礼乐文明建设，完全可以借鉴传统礼乐文化而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的礼乐文明价值观，可以引导辅助新时代法治建设。新时代德治礼治法治相结合的礼乐文明建设，既可以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又能够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
在笔者看来，学术实际上是学道之术，学问是学道之问，学术是为时代需要服务的。古代的学术与学问是以“诗书礼乐”等代表天地人之大道的经学为核心，古代的教育也主要是“诗书礼乐”等经学的教育。自虞舜夏商周三代以来，教育培养的对象都是贵族子弟以及平民中的优秀子弟。教育是选拔人才的必需条件，用法令规定，通过乡饮酒礼、乡射礼等形式，向朝廷向天子推荐地方贤才。
周代有学士、秀士、俊士、选士、造士、进士等进学选拔等级。隋唐元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都是经学，尤其是元明清三朝，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考试，题目都出自四书五经，这几部经典既是必考教材，也是命题题库。
上古三代是官学教育、贵族教育。孔子开创私学，有教无类，开启了平民教育的先河。
岳麓书院有副对联赞美孔子：“道若江河，随地可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郭晋稀先生曾说过，“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顾炎武、黄以周等先生也都说过“经学即理学”。北宋所讲的理学就是道学。可以说，在古代，经学、理学、道学基本上是同义词。
古代的学术，就是明经学道、明经传道。明经传道是师生弟子、士人、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上，有副非常著名的长对联，为岳麓书院山长旷敏本所写：“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清风朗月，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这幅对联生动地表明，岳麓师生、湖湘学子的使命就是传孔子的圣贤之道。岳麓山长罗典也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对联：“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这幅对联说明礼义是孔子之道的核心，是圣贤之心法。正因为这种以礼义为魂的传统，中国因此被赞誉为“礼义之邦”。而宋代旷世大儒朱熹说得更为直白：“臣闻之：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尤急。”
新时代礼乐文化建设，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两个结合”的根本原则，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具体路径，在中华优秀传统礼乐文化的根基上，面向当代中国、面向未来，逐步构建能够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适应的，能够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型礼乐文化。这种新型礼乐文化能够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化人民、立德树人上起到鲜明的导向作用；能够在现代礼乐素养培育、礼乐教育、公民道德建设以及公德、私德养成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支撑功能。古代礼乐以培养圣贤君子为目标，强调在以礼立德、以德治国的基础上实行依法治国；当今时代的礼乐文化礼乐文明建设则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用礼乐文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明之道，培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经典文献所载礼乐素养培育的基本经验
上古帝王非常重视礼乐活动以及礼乐官职设置。礼乐素养的培育，是为了培养受教育者的中和之美德善德，从而成就圣贤君子。参与吉凶军宾嘉五礼活动，皆可以熏陶和培育行礼者、观礼者的中和品德。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冠昏丧祭等礼典是每个人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是人生意义的重大节点，其对于个人和家庭都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中的家礼部分以及《朱子家礼》中的家礼部分，都将冠婚丧祭四礼以及通礼作为重要的礼典予以编撰，从而便于百姓实践、社会流行。冠婚丧祭四礼是家庭与社会的最基本礼典。朝礼、聘礼是朝廷国家大典，乡饮酒礼、乡射礼则是礼乐社会教化、举贤与能的重要典礼。《家礼一之上·士冠礼第一》“传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在冠礼、昏礼、丧礼、祭礼、朝礼、聘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这八礼之中，祭礼最为重要，正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这里所谓的礼有五经，即指吉、凶、宾、军、嘉五礼。其中，吉礼即祭礼，包括祭祀天神、地祇、人鬼之礼。“吉礼祭祀，皆用乐舞。”
（一）六代帝王高度重视礼乐教化，六代礼乐教育为官学教育
传统礼乐教育为六代官学教育，早在虞舜时代就有礼乐教育官职设置。周代礼乐用六代之乐，周代礼乐教育由属于天子六官中的春官所管辖，具体负责乐舞教育的是大司乐，属于中大夫，编制二人。生员为二十以上的国子学生，学六代乐舞，为大祭祀所用。大司乐所教为六代乐舞，皆为大舞。乐师管理的则是小舞，亦有六舞，为二十以下的国子学生所学。
1．《尚书·舜典》所记载的舜帝祭祀、巡守活动
《尚书·舜典》所记载的祭祀活动有类祭、禋祭、望祭等祭祀典礼，此类典礼与上古帝王履帝位的政治实践活动以及帝位的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认为舜帝时候的礼治即政治。《舜典》云：“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类祭是“以告摄事类祭于上帝”，即为祭昊天上帝以及五帝。禋祭是祭祀六宗等神，望祭是祭五岳名山、四渎大川之神。舜帝向天地群神以及古之圣贤之群神告祭自己受禅履帝位的情况。
舜帝的巡守典礼活动，既是典礼的履行活动，更是巡守军礼的行为；既是政治管辖权的行使，更是军事行动和军事力量的展示。《舜典》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病��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正义》解释了舜帝春二月仲春巡守泰山之时举行了燔柴祭祀地祇泰山神灵的典礼，又举行望祭祭祀其他方岳山川神灵，以礼接见东方诸侯国君，正其历法四时节气，均其音律度量衡，修吉凶宾军嘉五礼等。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大力推行天下统一的政策措施，并考察考核评比其功效成果。东岳礼毕，夏天五月仲夏巡视南岳衡山，柴望之祭祀活动以及其余礼仪活动，一如礼岱宗之礼典。秋天八月中秋巡视西岳华山，一如礼南岳衡山之礼。十一月冬天仲冬时节，舜帝巡视北岳恒山，一如华山之礼。
2．《尚书·舜典》设立礼官、乐官的情况
（1）舜帝命伯夷为典三礼之官
据《舜典》记载，舜帝任命伯夷为典三礼之官，即礼官，官名“秩宗”，相当于周代《周礼》里的春官宗伯。所谓“三礼”，即祭祀天地人三才之天神、地祇、人鬼等神灵的礼典。三礼属于祭祀吉礼，三礼可以代表五礼。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疏］传‘三礼’至‘姜姓’，正义曰：此时‘秩宗’，即《周礼》之宗伯也，其职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礼’，虽三者并为吉礼，要言三礼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礼是‘天地人之礼’。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礼’，此云‘典朕三礼’，各有其事，则五礼皆据其所施於三处。五礼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举‘三’以言之。”
（2）舜帝命夔为典乐之官
舜帝在任命伯夷为“秩宗”礼官时，又任命了夔为典乐之官，用音乐来教化贵族子弟，将他们熏陶培养为阴阳协调、刚柔并济、情感理性均衡发展的人才，即养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品性和品格。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正义》引用小戴《礼记·王制》疏解了夔教育贵族子弟的授课为诗、书、礼、乐四术，立四教，当时的乐教包括诗歌、舞蹈等内容。乐教的目的是培养乐德，乐德为中、和、祇、庸、孝、友六德。中德即忠德；和德即刚柔相济，阴阳平衡；祇德为敬德；庸德为常德；孝德为善待父母之德；友德为善待兄弟之德。同听共享音乐歌舞，则“莫不和顺”、“莫不和亲”。具备乐德等六德，则人与人相互之间，莫不和顺、莫不和亲。因此，《孝经》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3．《周礼》天子六官中的春官掌管王朝礼典礼乐，大司乐掌管祭祀音乐，以六代乐舞教国子
二十以上国子学六代之乐舞，即大舞，是天子祭祀所常用之六代之歌舞。据《周礼·大司乐》所记载，“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云门》、《大卷》为黄帝之乐，《大咸》即《咸池》，尧乐也。《大磬》，又名《韶乐》舜乐也。《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4．《周礼》乐师教国子小舞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谓以年幼少时教之舞。《内则》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此六舞为小舞，二十以下国子学小舞。”
“郑司农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头上，衣饰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庙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玄谓：‘帗，析五采缯，今灵星舞子持之是也。皇，杂五采羽如凤皇色，持以舞。人舞无所执，以手袖为威仪。四方以羽，宗庙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
（二）礼乐教育针对男女性别角色而分为阴礼、阳礼以及阴教、阳教
礼乐教育除了处理通常的普适性教育之外，还特别针对男性和女性，制定适合于男女性别以及社会分工角色需要的男教、女教，阴教、阳教，阴礼、阳礼。
1．古代的“子”是男子和女子的通称，从出生到退休致仕，男女教育皆有通有别
“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接子，大夫少牢，士特牲，庶人特豚，其非冢子，则降一等。始负子，男射女否。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养其子。”
“凡接子之日，三月末，择日剪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
“男女异长，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贵族子弟出生后，除父母教育之外，固定由师母、慈母、保母与孩子共居一室，时时照顾养育教导。大夫之子，除师母、慈母、保母之外，还有食母，共四母。《系辞传》云：“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所指的就是这种教育情况。
2．男女治理事务分工不同
男孩和女孩在十岁以后，基于当时社会分工的需要，即男主外、女主内，从而使得男女角色的学习内容便不相同。正因为男孩和女孩所受教育不同，其在治理事务的方式上便有区别。譬如天子与王后，各有职责，可以代表各级贵族夫妇的分工方式。纯粹从社会分工角度而言，男女地位是平等的。譬如朱熹《家礼四·内治第六》所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男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
3．天子男教父道、王后女顺母道与天地阴阳相应
“是故男教不修，阳事不得，适见于天，日为之食。妇顺不修，阴事不得，适见于天，月为之食。是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阳事。月食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
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顺，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犹父之与母也。故为天王服崭衰，服父之义也。为后服资衰，服母之义也。”
4．《周礼》重视六宫阴礼教育
“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以妇职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属，正其服，正其奇衺，展其功绪。
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序于王所。”
5．古礼非常重视昏礼，谨慎取妇，认为娶妻生子关系家族子孙千秋万世
大戴《礼记》云：“《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素诚繁成，谨为子孙取妇，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
6．孝敬父母必敬妻子
孝敬父母之孝道，以礼为准，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了统帅全家人孝敬父母，其前提是必须敬待妻子和儿子。《孝经》孝治章第八云：“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在《哀公问》一文中，孔子对敬待妻子作了很好的哲理阐释：“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乎天下矣！昔大王之道也如此，国家顺矣。’‘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亲，此谓孝子成身。’”
7．以礼乐教育万民的社会教育制度
夏商周三代除了贵族子弟教育之外，从《周礼》的记述来看，司徒对普通国民也有礼法教育和社会教育，《周礼》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所谓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六德指知、仁、圣、义、忠、和；六行指孝、友、睦、姻、任、恤；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对于不听教育的情况，有“八刑”予以纠正。
当然，对于万民，也有礼乐社会教育，使万民性情趋于中和，“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此外，还有教民读法的举措，堪称我国最早的国民法治教育。“正月之吉，各嘱其州之民。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王制》亦云：“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德以兴民德。”
三代时的教育与行政是一体的，正如《孝经》所谓“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而“学而优则仕”便是指学业优异者即可担纲政务。
8．贵族“诗礼传家”、平民“耕读传家”的崇尚诗书礼乐的读书风气传统
周代一般士子为学士，学士进学可分为秀士、选士、俊士、造士、进士等级别，“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古代贵族有“诗礼传家”的传统，孔子家训即“诗礼传家”。例如在汉代实行的荐举人才制度之中，所谓人才即是六经饱学之士，其往往能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朱买臣“覆水难收”的故事，便是耕读致仕、阶层跃升的典型案例。唐宋科举制实施以后，平民子弟依靠读书，改写人生、改变家族命运的情况大有人在。
在世界文化史上，孔子与苏格拉底常被并提：一位代表东方，一位象征西方。只要把这两位圣人并置，就能看出两种文明的差异，也能体会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去过希腊的人总想凭吊苏格拉底，却找不到他的墓、他的故居，更没有祭祀他的庙宇；他的子孙何在、学问如何传承，也都无迹可寻。反观我国的曲阜，一切都清晰可循：孔子的墓在孔林，故居在孔府；孔氏家谱延续两千多年，后人已达数百万，学术脉络历历可考。这种清楚明白，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绝的缩影。孔子之学为何能代代相传？答案只有四个字——“诗礼传家”。它不只是孔府家训，也是古代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家业”。
普通百姓则凭“耕读传家”实现阶层跃升。耕，是躬耕田亩以养家；读，是研习经典以明道。一旦通晓修齐治平的本领，便可经荐举或科举跃入庙堂。因此，诗书礼乐是古代读书人的核心素养和基本素质。没有诗书礼乐的基本修养，便考不中秀才、举人和进士，更无缘进入统治阶层与上流社会。
三、古代礼乐传承创新与新时代礼乐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为政以礼”与新时代德治、礼治、法治相结合
中国古代儒家认为，礼是为政的根本，“为政以礼”长期以来都是社会的广泛共识。礼不仅规范了政治秩序，也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
“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正矣。君之所为，则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闻乎？’孔子对曰：‘故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故为政先乎礼，礼其政之本与！”
“为政以礼”强调政治治理必须以道德伦理为前提，礼治既是制度层面的规范，也是精神层面的教化。从“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的社会秩序，到“兴敬为亲”“爱与敬，其政治本与”的伦理基础，“为政以礼”思想系统构建了人伦秩序与政治合法性的统一逻辑。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在古代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社会稳定，也为当代礼乐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文化智慧。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断健全，治理更加注重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但仅有法治并不足以完全解决治国理政中的深层次问题，道德与文化的支撑同样不可或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
新时代礼乐文明建设应当借鉴和汲取古代礼治思想的精髓，坚持“为政以礼”的理念，将德治、礼治、法治有机融合，实现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形成“以德为先、以礼育人、以法治国”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二）以礼典祭祀活动树立文化自信、培养奉献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祭祀作为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体现了“慎终追远”的文化精神，更承担着传承民族记忆、凝聚民族认同的功能。在古代社会，祭祀活动以严谨的礼仪制度表达对先祖圣贤的敬仰，强化了民众的归属感与道德认同。当今时代，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亟需在继承传统祭祀典礼的基础上，赋予其时代意义。
基于笔者在湖南南岳忠烈祠的实地调研结果可以看出，祭祀先烈活动具有极强的文化教育功能与情感凝聚力。南岳忠烈祠不仅是缅怀先烈的重要场所，更是弘扬传统忠孝文化与现代爱国精神的重要平台。经常性举行的公祭活动，使传统“忠君爱国”观念得以与新时代“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核心价值有机融合，从而有力推动忠孝观念的现代转化与重塑。同时，忠烈祠的祭祀活动通过具体而庄重的礼仪流程，强化了参与者的历史责任感与文化归属感，成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应该充分利用南岳忠烈祠，广泛开展祭祀先烈活动，将传统祭祀的道德教化功能与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相结合，不仅有助于提升全民文化认同感，也有助于推动爱国主义精神在更广泛社会群体中的传播与深化。
（三）以节日礼仪活动凝聚社会共识
中国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具有鲜明的礼乐内涵与伦理精神。节庆活动作为民众普遍参与的社会实践形式，民众可以在节庆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濡染和教育。因此，需要对传统节日的内涵重新加以提炼和升华，使其成为新时代礼乐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点。
例如，就清明节来说，作为集“春游踏青”与“慎终追远”于一体的重要节日，清明节具有显著的教育教化功能。古人有一种天人合一、慎终追远的情怀，又有于此时祈望丰年的憧憬，所以必于此时踏青，感受万物生机勃勃，激发自身活力，并祭祀先人，感恩先人的付出与奉献，祈求先人在天之灵的佑护。
从历史沿革来看，清明节事实上是融合了上巳节、寒食节等春季礼俗节日的“综合节日”。上巳节源于上古，原定为农历三月第一个巳日，后演变为“三月三”，是古人修禊祓除、亲近自然的重要时节。寒食节则源于春秋时期晋文公纪念忠臣介子推的历史故事，其禁火冷食、寄托哀思的礼俗象征了对忠诚、廉洁的高尚人格和不羡权贵的独立精神的高度尊崇。清明节原为农耕节气，其“清洁明净”之意象不仅寄托了自然礼赞，也寓含着对生命、伦理和秩序的尊重。由于上巳节、寒食节在历史传承中逐渐被淡化，又因为两节与清明节时间临近，皆属农历三月节，此两节的内涵便逐渐合并到清明节之中。
近代清明节的主要内涵有两大项：一是春游踏青，亲近自然，二是祭祀先人，慎终追远，以此使人置身于天地、古今的格局之中，领悟自己身上的使命与责任，从而鄙夷只顾小我的自私心性。这是古人寓教育于礼俗、化乖戾于无形的大智慧。清明节中的节俗活动，如踏青赏春、插柳植树、扫墓献花、诵读祭文等，皆具有丰富的礼乐内涵与教育潜力。这些活动通过集体参与、代际传承的方式，将个体情感与民族记忆、家族伦理与国家意识连接起来，强化了公民的历史感与文化认同。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祭祀是一个在当下容易被误解的话题。传统祭祀虽然同神明崇拜有关，但我们必须知道，祭祀的本质是感恩与缅怀，即使有对祭祀对象（圣贤、英雄、祖先）尊敬如神明的表现，却绝不能将其与鬼神迷信混为一谈。从现有资料来看，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西周社会宗庙祭祀活动就十分盛大隆重，但从其本质来看，这一活动的核心目的在于“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也就是说，古人通过祭祀活动培养人的神圣感、庄重感、尊严感、敬畏感，以及感恩、缅怀之心。祭祀鬼神的礼仪形式只是表象，而其实质是感恩与缅怀。祭祀活动就是要让人们牢记民族的圣贤、英雄，家族的祖辈父兄为我们所做过的贡献。通过祭祀的感恩和缅怀活动，让人们不要忘记先辈所做的贡献，感恩、报答那些曾经对民族、国家、人民有大功德的圣贤、英雄，感恩、报答生养自己的父祖亲人，以此来增加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当今社会转型不断加速、价值观念愈益多元化的情形下，亟需对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内涵重新加以提炼和升华，尤其是对其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倡导孝亲敬祖伦理、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的独特功能拥有足够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适时颁布新时代的婚礼、丧礼、祭礼制度，使其成为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树立新时代新风尚，传承弘扬礼乐文化精髓，培育公民的公德与私德素养的重要方式。
（四）构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协同的礼乐教育体系
礼乐文化的弘扬与传承离不开教育体系的支撑。古代中国高度重视通过教育培育礼乐素养，强调“教以成德”“学以明礼”。在新时代推进礼乐文明建设的进程中，系统的学校教育与广泛的社会教育应当协同联动，形成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综合育人体系。
近年来，许多高校相继设立国学、经学、礼乐文化等研究机构，开设传统文化课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课程的建设。在中小学阶段，一些地区也已将礼仪教育纳入校本课程，借助庄重的拜师礼、成人礼、开笔礼等传统仪式，使学生在实践中体会礼之精神、育之本质。例如，福建尤溪县南溪书院与当地中小学建立了常态化联系，定期举行形式多样的礼仪教育活动，成为书院与基础教育联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典范。湖南长沙的雅礼外国语学校、浏阳的奎文小学亦较早探索礼仪课程的设置，致力于构建以“仁、礼、义”为核心的校园文化氛围。山东曲阜等地则依托孔子文化资源，在中小学全面推广礼乐教育，形成“以文化人、以礼育德”的有效实践路径。贵阳孔学堂也多次举办拜师礼、释菜礼等社会性仪式，探索将传统礼仪融入当代公共文化教育的模式。
在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进程中，应以礼乐教育为基础，推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协同发力，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育人机制，培育兼具道德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时代新人。
（五）将仁爱之心、敬让之心作为新时代礼乐文明建设的起点与基石
仁爱之心、敬让之心是古代礼乐文化的核心，也是新时代礼乐文明建设的起点与基石。仁是礼的内核，没有仁心，礼乐就成为一个空壳。因此，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爱之心，是礼乐素养培育的前提与起点。仁爱之心培育扩充，由仁而义，而礼，而智，便是四端之心的扩充。即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敬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仁爱之心由“爱亲”而扩展至“爱人”，敬让之礼由“敬亲”而推及“敬人”“敬事”，进而实现个人与家庭、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德性贯通。在此过程中，孝道作为仁礼的起点，在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中均起着核心作用。所谓“生，事之以礼；死，丧之以礼，祭之以礼”，强调了在生死之间维系亲情、表达感恩的礼乐精神。
忠信之人方能学礼。忠信不仅是个体品德修养的体现，更是社会契约与公共秩序的伦理根基。礼乐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五常”之德——仁、义、礼、智、信的内化与外化，使其成为个体行为的内在规范和群体行为的共同准则。《周易》所载之“礼治之中德为忠，乐之和德为仁”，亦揭示了礼乐文化对个体修身与社会治理之间的深刻联结。可以说，礼乐教育不仅限于技艺传承，更是道德教化与人格塑造的重要路径。
（本文原刊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已略去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兰甲云，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中国礼乐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礼乐素养培育和礼乐文化社会教育研究”（22JZD051）首席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千年书院首位博士，湖南省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湖南省优秀博士后，湖南省第二届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广州市文化产业智库专家，中国周易学会顾问。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礼乐文化传播研究》（110万字）著作，岳麓书社出版《周易》著作5部，在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周易》著作2部，在《周易研究》《北方论丛》《湖南社会科学》《湘潭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专题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周易》专题学术论文10余篇。多篇论文被权威刊物《新华文摘》转载，代表作为《周易古礼研究》（2008湖南大学出版社）、《周易导读注译》（2019岳麓书社，已重印10次以上）、《礼乐文化传播研究》（2025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