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艺欣︱画像、文献与思想：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孔子见老子”像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孝堂山顶，是一座建于东汉早期的画像石祠堂。石祠虽历经岁月沧桑，却依旧完整留存，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内部图像布局完整有序、外部建筑完好的汉代画像石祠堂。其北壁的“孔子见老子”像，是东汉早期历史故事题材画像的典型代表。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孔子见老子”像位于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北壁。北壁画像由东西二石相接构成，整幅画面高1.5米，宽3.82米，画像内容整体分为上、下两区。其中，下区又进一步细分为三层，“孔子见老子”像便位于下区的中层位置，贯穿北壁东西两段墙体，是下区中层的核心内容。上层为楼阁拜谒图，下层为车马出行图，整幅画像以平面减地法雕刻，线条刚劲有力。
“孔子见老子”类画像石是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常见的类型，有着相对固定的格套。其常见布局和构图模式有四种：一是孔子拜谒老子；二是孔子带领众弟子拜谒老子；三是孔子率弟子拜谒老子，且画面中间有稚童项橐；四是仅呈现孔子、老子与项橐三人相向而立的场景。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孔子见老子”像属于第三种，画像巧妙地将“孔子问礼于老子”与“孔子师项橐”两个历史典故融合在一起。该画像为横向展开的长卷式构图，孔子和老子位于画面稍偏右的位置。孔子面向右，头戴高冠，身着宽袖长袍，身体微躬，双手持雁，左上方有榜题隶书“孔子”。老子面向左，头戴低冠，身着素色长袍，躬身，右手拄“鸠杖”。孔子身后自右向左依次排列着数十名弟子，均着长袍、戴冠，手捧简牍，面向右立，呈纵向队列跟随。老子身后则排列14名弟子，也手捧简牍，面向左立，队列更紧凑。二人中间站立一稚童，身材仅为成人一半，一手推小型独轮车，一手指向孔子，该稚童即为项橐。项橐立于“孔子见老子”像的画面中间，这一画像模式在汉代分布较为广泛，是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固定模式之一，体现出儒家“学无常师”的精神。总而言之，该画像细腻地呈现了一组中国古代礼仪性会晤场景，生动地勾勒出古代礼仪文化的庄重与雅致，为后续深入剖析画像内涵奠定了视觉基石。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拓片
二、文图互证：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孔子见老子”像的文献考察
作为典型的历史叙事类汉画像，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孔子见老子”像以静态画面浓缩了动态的历史情节。画面中孔子的躬身持礼、老子的拄杖颔首、项橐的居中互动，虽定格于一瞬，却暗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然而，若仅依赖视觉观察，极易对人物关系、器物寓意产生误读。因此，只有依托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将画像细节与史料记载结合，才能还原其背后的历史事实和思想寓意。
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孔子与老子作为两位极具代表性且富有开创意义的人物，分别以儒家与道家学说奠基者的身份，巍然矗立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巅峰。他们皆生活于春秋晚期，所处时代背景高度重合。先秦两汉时期的诸多文献都对“孔子见老子”的故事有所记载，其中《史记》中的记载如下：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道家“顺应自然”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碰撞。孔子以龙比喻老子，既表达了对老子的尊崇，也暗示了老子思想境界的深不可测。
《礼记·曾子问》也载有数则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其中尤以孔子“巷党助葬”的细节最为具体：孔子跟随老子参与巷党葬礼，送葬途中突遇日食，老子作为主礼人，命令队伍停止行进，将灵柩移至道路右侧，并暂停哭泣，待日食结束再继续前行。孔子对此提出疑问，认为中途止柩不合周礼，且日食持续时间未知，久候会令死者不安。老子以周礼为依据，指出诸侯朝见天子、大夫出使均“见日而行，逮日而舍”，日食时暗如黑夜，若继续行进，易被误解为罪人或为父母奔丧的人，是对逝者与生者的双重不敬。礼的核心是尊重人性，需灵活应变而非机械遵循礼仪条文。孔子随老子“巷党助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先秦丧礼的细节，更揭示了儒家与道家在礼制观上的差异。除《史记》和《礼记》外，《庄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白虎通义》等文献中也都记载了二人相见之事。这些记载为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画像叙事提供了文献依据。
孔子与老子中间站立的幼童“项橐”，据文献记载确有其人。相传项橐年仅七岁就聪慧过人，是孔子的老师，被后世尊为“圣公”。关于孔子师项橐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策·秦策五》：“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此外，其他文献也有关于孔子师项橐的记载，如西汉刘向《新序》：“秦项橐七岁为圣人师。”东汉王充《论衡》：“夫项橐年七岁，教孔子。”
将这些文献记载与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相对照，可以发现画像在细节上与文献有着高度的契合。画像中，孔子躬身持礼，老子拄杖颔首，项橐居中互动，都生动再现了文献中描述的场景。“孔子见老子”画像不仅直观再现了历史故事，而且着力宣扬了谦虚好学、尊老敬贤的美德，是对儒家思想主题的具象化诠释。
综上所述，通过文献与画像的相互印证，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孔子见老子”像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这不仅有助于认识汉代社会的思想风貌与文化传统，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儒道两家的思想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清·焦秉贞绘《孔子圣迹图·问礼老聃》
三、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孔子见老子”像的文化意蕴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孔子见老子”像作为东汉时期历史叙事画像的典型，不仅仅是对孔子见老子这一历史事实的场景复刻，更是汉代人对儒家伦理规范、社会秩序构建与当时儒道思想交融的视觉表达。
首先，“孔子见老子”画像生动诠释了儒家所推崇的谦虚好学、尊老敬贤之美德。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孔子见老子”像，实则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代社会思想在艺术层面的具体体现。它通过视觉形象，将儒家所倡导的谦虚好学、尊老敬贤等美德具象化，清晰呈现了周礼中献贽礼的仪式场景。
关于献贽礼的具体规制，《仪礼·士相见礼》有明确记载：
下大夫相见以雁，饰之以布，维之以索，如执雉。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左头，如麛执之。如士相见之礼。
下大夫相见以雁为贽，上大夫相见则以羔为贽，不同等级对应的贽礼差异明显，体现了周礼的等级秩序。《礼记·曲礼下》则进一步补充了更全面的贽礼体系，明确不同身份者的贽礼规制：
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童子委挚而退。野外军中无挚，以缨，拾，矢，可也。妇人之挚，椇、榛、脯、修、枣、栗。
根据这段记载，周代士大夫相见时需携贽礼以表尊重，且贽礼会随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异。儒家重礼，孔子毕生倡导“克己复礼”，力求恢复周礼所维系的社会秩序。尽管春秋以降，礼崩乐坏，但汉画像石对献贽礼的呈现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便汉代继承的是以法家思想为根基的秦制，但其对周代礼制的推崇仍根深蒂固。
在这幅画像中，孔子与老子的会面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躬身执雁的姿态不仅体现了对老子的尊敬，也彰显了儒家所倡导的礼仪之道；而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躬身持杖的形象，则透露出谦逊内敛的处世哲学。不论是孔子向老子躬身问礼，还是孔子以项橐为师，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画像石对这两则典故的具象化呈现，鲜明地传递出儒家“尊师重道”的伦理观，凸显了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积极求学态度。
其次，“孔子见老子”画像深刻彰显了汉代儒道思想的交融与碰撞。儒道融合是汉代社会需求与文化演进交织作用的必然产物。秦末战乱导致民生凋敝，汉初统治者亟须休养生息，遂推行“黄老之治”，以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治理社会。此时道家思想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占据重要地位。汉武帝时期，虽确立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政策，将儒家伦理体系与“大一统”的治国需求结合，纳入官方治理框架，但道家思想并未随之消亡，其“生死齐一”的生命观、“辩证处世”的智慧观早已与民间信仰深度融合。这种儒道并行的思想环境，为两者在画像中的融合提供了前提。
“孔子见老子”画像不仅仅是孔子、老子两位思想家的个人交流，更成为汉代儒道两种思想体系对话的视觉缩影。从思想内核来看，儒家以“礼仪秩序”“道德教化”为核心，主张通过“仁义礼智信”规范社会与个人；道家则以“自然无为”“顺应时势”为旨趣，追求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共生。两种思想的差异与互补，在画像细节中被具象化为孔子手持贽礼、身姿恭谨的姿态，精准呼应儒家对“尊老敬贤”礼义观念的尊崇。而老子神态恬淡、气度从容的形象，又暗合道家“返璞归真”“自然无为”的智慧。这种视觉上的对比与呼应，让儒道思想的对话变得可感可知。
孔子塑像 老子塑像
四、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孔子见老子”画像成因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是祠主身份需求、山东地区独特的文化积淀、东汉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孔子见老子”画像出现在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中是祠主本人的自主选择。关于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祠主，学术界至今未有定论。杨爱国先生从祠堂画像上原刻的“令”“相”“二千石”等榜题出发，推断祠主可能曾经担任诸侯王国的相或同等级别的二千石官员，这一推断被学界普遍认可。（参见杨爱国：《故事是如何生成的——以山东长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为例》）作为东汉时期二千石的高官，祠主在其墓祠中刻画“孔子见老子”画像，这一行为本身就表明了其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和认同。通过描绘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场景，该画像不仅直观地传递了“尊老、重礼、好学”的儒家核心价值观，也直观地展现了祠主的目的——引导家族后代遵循儒家伦理，以便在以儒家理念为主导的社会中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
其次，“孔子见老子”画像是两汉时期山东地区文化形态的集中反映。自春秋战国以来，山东地区便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主要阵地。孔子在鲁国创立儒家学派，建构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儒学根基。孟、荀接续孔子，孟子强调“仁政”和道德教化作用，荀子突出礼治，主张隆礼重法，二者共同丰富了儒家的思想内涵。汉初，儒家思想虽历经秦代抑制，但依然在山东地区持续发展，伏生传《尚书》、鲁壁藏书等为汉初儒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两汉时期，山东地区学者研习儒家经典蔚为大观，成为儒家思想传播与实践的核心区域，儒家伦理深度融入山东地区的社会治理与民间生活中。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得当时的人们高度认同儒家思想。“孔子见老子”这一蕴含丰富儒家思想内涵的故事，自然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被广泛运用于墓祠画像等艺术形式中。
最后，“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的盛行，是两汉时期重视道德教化和纲常伦理等思想的直接反映。其一，儒家教化需求的强化，使以“孔子见老子”为题材的画像石成为传播儒家观念的重要载体。东汉重视教化，画像石作为墓葬、祠堂的重要装饰，承担着“明教化、正人伦”的功能。“孔子见老子”像所蕴含的“尊师重道”“圣贤典范”等内涵，直观地向后人传递出儒家的道德准则，成为家族彰显儒风家范、传承伦理观念的重要方式。其二，厚葬之风的盛行，为画像石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应用场景。东汉时期，庄园经济的繁荣与儒家孝伦理的制度化推动了厚葬之风的盛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深入人心。画像石作为墓葬建筑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多为墓主生前的生活场景、历史故事及神话传说。“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的出现既是对墓主生前地位和精神追求的彰显，也寄托了生者对死者灵魂安息、升仙的美好祝愿，是道家灵魂不朽观念的具体呈现。
总之，在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孔子见老子”画像中，艺术家通过细腻的刻画与巧妙的构图，将孔子、老子与项橐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者面前，使观者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画像所蕴含的深厚文化意蕴。这种艺术与文化的完美结合，正是汉代画像石艺术的精髓所在。
孟艺欣，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5年第6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文字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