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学问会通经学、史学、子学等。他重新激活了儒家思想的批判性以理解现代中国的转型，为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给出了可能方案。蒙文通将自己学术思考的方式概括为“儒史相资”:

传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盖推本历史之经验，撰为应物之良规，《诗》《书》六艺之文，先代之成宪也，删之定之，以诵以说。于后言之，则史也固资乎儒。于始言之，则儒也亦资乎史。世益降，史益变，而儒亦益变。儒史相资于不穷，为变不可极。^[1]151

“儒史相资”概念的具体内涵是我们理解蒙文通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概念着眼于思想和历史的互动关系，既肯定儒学的价值义理产生于历史，又强调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影响，彰显了历史发展中的价值义理。对“儒史相资”问题的研究尤以张志强《经、史、儒关系的重构与“批判儒学”之建立——以〈儒学五论〉为中心试论蒙文通“儒学”观念的特质》一文体大精深，该文对蒙文通思想的内在脉络进行了详细梳理。^[2]101-111皮迷迷《经史转型与“儒史相资”——以蒙文通的“禅让”研究为例》一文也以“禅让”问题为线索具体呈现了蒙文通对“儒史相资”方法的使用，分析了其“由经入史”和“由史返经”两方面，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蒙文通思想提供了参照。^[3]56-63

不过，对蒙文通“儒史相资”方法及其经学观的理解仍有可继续推进之处。如王锐将“儒史相资”解释为“在尊重基本历史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重新阐发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使儒家思想能够通过历史著作展现出来，成为评判不同历史时期之优劣的重要标准，彰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道义性”^[4]71。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固然敏锐地抓住了蒙文通思想中的重要面向，但蒙文通对“儒史相资”的理解仍有更精微之处留待展开。细斟蒙文通对“儒史相资”概念的表述，可发现蒙文通所言的并非一切儒学和一切史学的关系，而是有鲜明的时间意识，“于后言之，则史也固资乎儒。于始言之，则儒也亦资乎史”^[1]151。而构成“始”与“后”界限的这一时间节点就是儒学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战国秦汉时期：“儒之术，以鉴于周秦之败，兼采道法墨家之说而益精。殆出于荀卿之后，而当秦汉之间，未知固谁氏为之也。”^[1]152故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儒史相资”问题化约为义理价值和历史事实的关系问题，而是要进一步追问：“儒”和“史”的概念在蒙文通的经学思想中究竟指代什么?它们的“相资”又被安放在何种思想背景和问题关切下呢?本文试图在蒙文通对战国秦汉思想史、社会史的繁复解释中抽绎出一条问题线索即“周秦之变”,以其为基点讨论蒙文通的《儒学五论》(广论四篇)、《经学抉原》和《孔子和今文学》等著作，展开蒙文通关于经学、儒学和史学结构性关系的论述，以期呈现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经学位置的复杂性，并落脚在蒙文通是如何将今文经学转化为一种“文明史”叙述的。

蒙文通经学最鲜明的特色即继承廖平在《今古学考》中已经作出但未及展开的判断“鲁为今学正宗，燕赵为古学正宗，其支流分派虽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5]60,由汉代今古文经学上溯至先秦，通过辨析经学在先秦的思想演变源流来彰显今古文经学的本来面目，形成以地域分今古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破弃两汉今古文家法的对立，力图直接从周秦之际把握儒学的原旨，“从两汉而上探周秦、由今古而溯之齐鲁，求周秦学术之家法，以易两汉学术之家法”^[1]295。在归本周秦的基础上提出对汉代经学的新理解，即汉今文经学是在综合齐、鲁、晋三家经学和诸子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秦汉新儒学”,内蕴“平民革命”等儒家理想，亦可以与近代以来民主、平等、革命等说相接。上述的思想脉络见于蒙默对蒙文通思想“三变”的概括，亦是近来蒙文通思想研究的主要着力点。⁽¹⁾

纵观蒙文通经学“三变”的脉络，虽呈现出不同面向，但其基点无疑是将经学的重心自两汉经学转移至先秦儒学这一判断。不过，蒙文通并非简单地以先秦儒学代汉代经学为儒家的正宗，以“复古”为鹄的指引其对儒学发展的回溯性理解，而是力图在此重心转移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种儒家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故仅仅在齐学、鲁学和晋学的合流中把握蒙文通对儒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认识尚缺乏深度，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促使战国儒学各派和诸子学合流的历史动力为何?其合流之后为何又以“秦汉新儒学”的面貌呈现?蒙文通对先秦儒家及诸子思想辨析有两条内在的核心线索：一是在儒家齐学、鲁学、晋学等家分流之中确认演说“王道”的鲁学为儒学之大宗，二是强调儒家对墨家、法家思想的吸收融合。通过对这两条线索的梳理，我们能够对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有更加细化的认识。

蒙文通虽然舍弃了两汉今古文经学的视角，但继承了廖平以礼制考察经学的基本取向。“廖师之学，既本于礼制，礼文异数，实为今古学一大分限，视世之徒以文字辨今古文、以义理辨今古文者，虚实不侔也。惟礼既异数，学判今古，势必进而推明其致异之故。”^[1]278-279蒙文通反对以章句、文字分判今古文的琐末之学和托古改制的狂瞽之说，强调必须从礼制的分限来认识经学。在先秦儒家中，只有鲁学谨守师传，是“六经的正宗，孔子的嫡派”^[1]206;齐学则杂糅了诸子百家之语，好言方术、灾变、五行；另有杂以“旧法世传之史”(《庄子·天下》)的晋学和主辞赋道家的楚学。故蒙文通以鲁学为本，确定《孟子》和《穀梁》为经学的嫡派。但齐、鲁、晋三家之学所异之根本仍在于礼制，蒙文通认为齐、晋之学所阐明的都是齐桓、晋文的“霸制”,主张“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弃礼而贵兵，而鲁国所本的为“王制”。蒙文通对先秦儒家嫡派和别支的分判以地域和授受源流为表，看似散漫无所统绪，而实以制度为里。不过在《经学抉原》和《经学导言》中，蒙文通并未详细展开所谓鲁学“王制”之精义为何，只讲明了齐学鲁学制度之异而未及“推明其致异之故”,对周秦儒学所内蕴“制度”问题的发微在《儒学五论》中有着更为成熟的论述。

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儒家法夏法殷义》等文认为，经学中所谓三代改制、法殷法夏之说实为儒家取法家、取墨家的托词，儒家从法家所取的为废贵族、讥世卿之说，从墨家所取的为选天子、尚大同之说。^[1]100蒙文通所着眼的仍然是“礼制”问题，如他详细辨析了儒家所主张的“明堂”制度与墨家的渊源，指出墨家虽“非礼”,但其目的是主张平等思想，摧破周秦阶级政治。《礼运》一篇就是在吸收了墨家平等思想精义的基础上探求礼乐之源，礼经所载禅让、巡狩、辟雍等制度均本于此，墨家之要义遂变为儒者之大经。蒙文通并进一步讨论了儒家吸收法家、墨家思想的内在缘由：

盖战国之世，君权扩张之时代也，惟法家能用之。儒家《春秋公羊》之徒讥世卿之类，是非孔、孟之说，而《公羊》之流取法家以为说也。六王既毕，专制淫威极于嬴秦，而儒家浮丘子之徒，则主于官天下以传贤，而讥始皇行桀、纣之道，是已取墨家选天子之说。儒之取法家，义系于《春秋》,儒之取墨学，制具于礼家。^[1]98-99

儒家之取法、墨，根本的历史背景是“周秦之变”对思想的刺激。蒙文通所着眼的仍然是“制度”,“周之制为封建，而贵贱之辨严；秦之制奖兼并，而贫富之辨起”^[1]28。汉今文经学针对周代的封建制度取法家“讥世卿”之说，针对秦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取墨家“选天子”之说。周秦之际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即是蒙文通用力最深的今古文礼制“致异之故”。虽然蒙文通此时的经学思想已经由“一变”发展至“二变”乃至“三变”,和《经学抉原》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判断有所不同，但蒙文通以“礼制”(制度)为核心来理解周秦儒学发展的视角是一以贯之的。以“礼制”为核心的经学，能够融洽地和“历史”产生互动，蒙文通着眼于“周秦之变”这一大背景，力图发掘儒家如何在制度设计层面理解这一历史变局。

如果仅把蒙文通对战国秦汉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看作对以“今古文之争”理解经学范式的反动与解构，将西汉经学散入先秦子学以追溯其源流，则仍然无法脱离梁启超提出的“以复古为解放”的近代学术脉络：“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6]22如此，蒙文通的贡献仅在于完成了“复先秦之古”这一最后环节。但通过对以上两条线索的梳理，我们可以认识到蒙文通考察周秦儒学的核心为“礼制”,其择定鲁学为孔学嫡派，主张儒家法夏法殷，都围绕着对制度问题的关切而展开，而地域、诸子等面向则非重点。譬如，他批判齐学杂糅了诸子百家之语，偏离了孔子的学问，但又强调汉今文学由取法家、墨家之说会通而成。质言之，是否取法诸子学并不是蒙文通判断周秦儒学醇杂的最终标准，关键在于对诸子的取法最终会塑造何种制度。蒙文通对周秦儒学的论述看似仅为考镜源流，实际已经内含了深厚用心。正是由于他将廖平以礼制分今古的视角延伸至周秦，他才在诸子百家中择选了法家和墨家作为汉今文经学的组成部分，而舍弃了传统上认为今文经学多取阴阳家说的主张(甚至廖平也主张这一观点)。在蒙文通以制度为核心考察周秦儒学视角的背后，是其更广阔、更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构想，即试图通过对周秦社会整体的把握来理解儒学在其中的位置。“则先汉经说之所由树立者，以周秦历史之衍变”^[1]29,这一部分内容即见于蒙文通在《儒学五论》的“广论四篇”部分对周、秦、汉三代制度的分析。

蒙文通以对“周秦之变”的考察揭示了儒家以平等为核心的理想，这一理想又通过汉代经学对制度问题的讨论显得更加翔实，“先秦重在理论，汉儒详于制度”^[1]360。蒙文通在《孔子和今文学》中对礼家所倡的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等制度作了考察，认为：“今文学的理想是一个万民一律平等的思想，井田制度是在经济基础上的平等，全国普遍建立学校是在受教育和做官吏机会上的平等，封禅是在出任国家首脑上的权利的平等，大射巡狩是在封国爵土上的平等，明堂议政是在议论政治上的平等。”^[1]347

但是，汉代的制度现实却是君主专制、豪强兼并、家天下以传子，汉今文学的理想与现实制度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今文家在与君主政治的斗争博弈中一方面通过妥协，部分施行了自身的制度理想，形成了经济上重农抑商，政治上维护君主制度的局面；另一方面则以阴阳五行为烟幕，传授“内学”,这也成为纬书的来源。正因为汉世今文家或委曲求全，或秘传口说，其理想未能彻底落实在制度之中，思想和历史之间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史也固资乎儒”的面向才显得相对薄弱。正如张志强所论：“它还缺少一个将儒史相资的关系落实于历史本身来论历史的环节，也就是缺少一个把思想完全纳入历史变动之中来检讨历史之发展的独立的史学。”^[2]105-106

不过，对蒙文通而言，其所欲讨论的“史也固资乎儒”之“史”不仅是实证层面上的历史事实，更是一种“文明史”,旨在探寻今文经学的理想对中国文明根本精神的塑造作用，故今文经学的理想虽未完全落实在历史中成为可行的制度，却不断引导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在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显示其力量。就落实为重农抑商制度的经济平等理想而言，蒙文通认为：“自汉至清，亘二千年，社会经济无大变化，岂非以均富思想之故欤!于是节制资本，亦遂为中国长期传统之政策。而中国之历史，遂为独特之历史也。”^[1]134经济平等的制度使中国社会保持了两千年的基本稳定，能够不被商贾、豪强影响，以才德而非资本为选贤与能的标准；就被君主专制政治所压抑的“素王”“革命”等微言大义而言，蒙文通以今文经学“革命”思想举例，认为今文经学受到陈涉、刘邦革命的启发，破弃了战国“无土不王”的见解，将“汤武革命”之义进一步发展为“平民革命”之义。汉成帝时期齐人甘忠可造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等书即蕴含了革命的思想，《太平经》对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要求均贫富、等贵贱，这不能说和今文经学没有关系。^[1]318在此之外，今文经学“辟雍”选贤的理想和学校制度，“巡狩”黜陟诸侯的理想和郡县制度等，都可以彰显今文经学制度理想的“文明史”意味。

由此可知，蒙文通论述中今文经学的核心为一种具有抽象意味的平等理想，虽然其源于西汉今文学家对“周秦之变”的考察及相应的制度设计，但其本质上已经不能完全为具体实存的历史制度所制约，而呈现为在历史中不断指引历史发展的“精神”,此即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建立并绵延不断的核心文明品质。由是，晚年蒙文通修正了其前期以“鲁学”为经学正宗的判断，认为“齐学”是更具有“革命”精神的经学，其所杂采的阴阳家说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也正是为了掩饰自身的革命主张。^[7]52-57《孔子和今文学》表述为：“今文学思想，应当以《齐诗》《京易》《公羊春秋》的‘革命’‘素王’学说为其中心，礼家制度为其辅翼。”^[1]322同时，蒙文通亦未将今文经学的“精神”简单理解为一套“空言”,认为没有对制度的考察，则无法获得对今文经学的整全理解，反而会损害对“革命”理想的真正把握：

今文学从这里就分为二了。传内学的自负为“微言大义”,传外学的(博士)“于辟雍、巡狩、封禅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所以今文大义也就从此湮灭了。……清末康有为专讲《公羊》,尊崇董仲舒，也不是今文学的全面，所以他结果只能言变法，却不能从礼家研究一王大法的具体制度，就是这个道理，从学术上看，他只能算是董仲舒派的今文学而已。^[1]317

蒙文通主张“汉儒详于制度”,并进一步深化了从“制度”层面考察今文经学的方式，细致分析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等具体的典章制度与“革命”思想的一贯性，最终达致“革命”理论和“一律平等”制度的统一。没有对“制度”的阐述，今文经学的理想就无法真正获得落实在历史之中的动能。

虽然蒙文通的视角有从“制度”到“精神”的转变，但“周秦之变”作为其理解经学的理论基底则未曾变化。蒙文通强调，“周秦之变”塑造了中国历史上对于平等政治的理想追求，只是多为君主政治所压制，但当合适的历史时势出现之际，这一理想会催生巨大的历史能量，引导历史的发展进程。当然，蒙文通所理解的合适历史时势就是现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时刻。在君主政治的压制下，董仲舒等儒生降低了今文经学的理想要求，变汤武革命为三代改制，变井田为限田，经学遂成为官学，丧失了其批判性，反而成为君主政治合法性论述的补益。近代君主制度的终结恰为重新激活今文经学的批判性提供了历史机缘。蒙文通强调经学中对普遍平等的追求，可以与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思潮相接。他进一步将今文经学的价值理想熔铸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在目睹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图景后，他甚至设想世界各民族效法中国之道，为人类文明创造平等、和平的未来政治。^[1]155-156

蒙文通将“历史”解释为“文明史”,亦有与近代所倡实证史学的风气相抗衡的意味。在他看来，“历史”不意味着遥远的、与自身无关的过去，而仍然是我们当下的根本生存境遇。他拒斥对历史的对象化、材料化理解，试图在“文明”的层面上追寻历史的本质。蒙文通认为，我们与传统中国仍处于同一历史进程中，面对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的危机，他尝试推考中国文明所发生的历史时刻，还原其来龙去脉以激活可能的思想资源应对西方。这一中国文明的奠基时刻，被锚定为“周秦之变”。以汉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家之平等制度理想即是对“周秦之变”的思想回应，并在后续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中国文明，使中国文明呈现出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但由于今文经学和专制政治的博弈，平等之义并未彻底落实为具体制度，多隐没在历史背后，故面对近代的文明危机，中国应该重新激活今文经学中的平等理想，以“平民革命”之旨推动革命建国之业，更可以为人类文明创造新的未来。由这样一种眼光，蒙文通将中国历史从“国故”中拯救出来，以“周秦之变”为榫将中国历史中的基本价值“问题化”,并以这些价值理想建构“批判儒学”,资以理解历史发展中的义理追求。由此，蒙文通使中国古代历史成为可以重新进入现代中国的“文明史”。

蒙文通“儒史相资”方法的使用，既不将经学作为抽象的义理，又避免了将经学化约为历史的陈迹，而是既强调儒学的价值产生自历史，又将历史纳入儒学义理价值的指引中，“将中国的历史梳理为一个儒家义理价值与客观历史在博弈中能动展开的历史过程”^[2]110。但正如引论所言，蒙文通所谓的“儒”和“史”并非泛论，可以说，蒙文通讨论的“儒史”核心就是汉今文经学和“周秦之变”的关系。故蒙文通对思想和历史关系的理解，并非一般所认为的从历史中抽绎出思想或价值，再讨论此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意义，而是要说明，我们本就处于“周秦之变”所塑造的历史进程中，所以今文经学于近代中国，与其说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重新进入历史，毋宁说是其本身就在历史之中，已然是塑造中国文明的根本力量，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激活其在历史过程中所隐而不彰的那一部分。本文已对蒙文通思想中的“历史”概念指向“周秦之变”的问题略加阐述，不过，还有一些关键性的概念有待澄清，在完成对“儒史相资”之论在蒙文通思想中展开脉络的叙述后，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审视这些概念。

首先是经学，蒙文通所理解的经学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六经之学，而可以说是一套思想体系，其囊括了儒家的齐学、鲁学、晋学等学派和诸子学中为儒家吸收的部分。虽然蒙文通在论述经学源流时始终坚持以讲求制度的经学为宗，以诸子学为流的原则，但已无法仅仅依靠六经本身确认经学的价值。更关键的是，蒙文通始终在历史演变中讨论经学思想的源流，这与清末今文经学认为六经是孔子手订删削，古文经学认为六经是先王政典的观念都大相径庭。古文经学虽然也讲求历史，但其对历史的理解是作为典范的古老政制，而非在流变的维度理解历史和思想的互动。质言之，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试图为六经本身寻找一种不为历史流变所化约的独立性，今文经学更是试图通过经学与历史的解绑来构建普遍的价值。但对于蒙文通来说，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时代，都已经不允许康有为、廖平式的对经学作为普遍价值的自信。在经学已经逐渐瓦解的时代，蒙文通将“经学问题”转换为“思想史问题”试图重新探讨经学的价值。

其次是孔子，在今文经学传统中，六经和孔子是不可分割的，六经之超越性一定程度上即以孔子的圣王身份为保证。当孔子的神圣性被消解后，其身份只能是“春秋时代的人，不能不有着时代的局限性”^[1]319,孔子成了历史之中的思想者，而非超越历史的立法者。孔子虽然重视人民利益、轻视群臣大义，但时代的局限性使其无法提出一套彻底的理论批判周制，故今文经学必须借助法、墨两家的思想才能够阐述清楚以平等为核心的儒家价值理想。孔子与经学的关系便可表述为孔子是作为思想的经学理论体系的创始人，他可以对后世经学思想有深远影响，但已经无法保证经学价值的超越性。

最后，本文试图再对“儒史相资”这一概念略作讨论。“儒史相资”是否可以等同为“经史相资”?我们可以看到，“儒史相资”与经学传统中的“经史关系”已经大相径庭。蒙文通的核心要旨即是解绑孔子与经学的关系，进而从儒家思想在战国秦汉之际的流变来把握经学。质言之，孔子的形象便成为典型的“圣之时者”,故其亦多强调孔子的“时代局限性”,经学所产生、所面对的都是“周秦之变”这一特殊的历史变革。从这一层面上言，蒙文通的思想底色仍是史学的。我们回到蒙文通对汉代今文经学的根本批判：“独张皇于‘三科’‘九旨’……孤树《公羊》,欲张赤帜，以召非常可怪之讥，是欲尊之，适以窒之，斯皆不解儒家‘革命’之旨，不求历史蜕变之迹，正厚儒而不以其道者之罪，而岂侮经毁孔者之过哉?”^[1]57“不求历史蜕变之迹”正表现出蒙文通对经学“空言”性质的反对，经学作为“一王大法”的本质，“在制而不在义，在行事而不在空言”^[1]56。固然，“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8]3297是儒家一贯的立场，但问题在于，经过了古今之变后，“行事”已经不是内在于六经之中今文经学所认为的新王立法之“事”或古文经学所认为的三代先王政典之“事”,而是具体实存的、可以被考证的“历史蜕变之迹”的“事”。由此，“礼制”最终指向了“历史”,蒙文通对于经学理想的论述核心不在于对经学作为普遍性原理的体认，而在于他对于中国历史处境的把握。周秦以来两千余年的历史中，经学以“儒史相资”的方式塑造了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文明史”),近代中国也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中。

尽管蒙文通对于经学的理解有从“制度”到“精神”,从“鲁学”到“齐学”,从主张识别经学正宗到认可经学融会诸子百家之学的变化，但其对经学成立之根源的分析从未偏离一个历史“基点”,即经学是儒家对“周秦之变”的回应，这一特点显著见于蒙文通对西汉今文经学的革命精神是从“无土不王”转为了“平民革命”的分析上。故近代中国可以通过对周秦问题的重新激活释放儒家思想的批判力，接榫近代西方思想。但两千年的文明史究其本质也是历史，它要依靠我们仍身处这一历史过程的判断方能显出其文明理想，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追问，“平民革命”的精神是否就可以作为经学自身的答案，终结历史上对于经学问题的思考?抽绎经学中的“平民革命”精神，并以之为中国文明的根本特质，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历史力量回应近代中国的文明危机吗?而晚清经学家对经学和孔子的思考则在一定程度上拒斥历史时空的制约，力图直接面对经学本身思考古今中西之变。蒙文通之经学所面对的并非六经本身，而是作为战国秦汉之际一种思想形态的经学或儒学。上述问题提醒我们“儒史相资”概念和“文明史”方法可能的限度，但同时亦是蒙文通在文明危机之中对于中国文明未来道路思考的极致展开，是后来者绝不能略过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