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崧︱读《论语》，体悟文明与生命

读不懂《论语》的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算是一个典型代表。19世纪初，黑格尔读到了用欧洲语言翻译的《论语》，与心中的预期完全不符，大失所望。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谈到孔子时禁不住直抒胸臆：“（《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要说道德教训，黑格尔认为西塞罗（前106—前43）的“政治义务论”比孔子的东西“内容丰富，而且更好”。他甚至直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从这些直言不讳的话中，可以看出黑格尔对《论语》有多么失望；而他为什么如此失望，字里行间也透露出来了。黑格尔对《论语》的观感很有代表性，应作为中西思想碰撞的典型事件来对待。今天读《论语》的人，与黑格尔感受相似者一定不少。这件事很可以说明现代人（当然包括深受西方思维影响的当代中国人）无法进入中国古典学问的缘由和障碍。剖析缘由，扫清障碍，是进入《论语》的必要步骤。

黑格尔之所以读不懂《论语》，根源就在于他试图从《论语》中找到“思辨的哲学”，或者说他就是戴着“思辨的哲学”的眼镜去看《论语》的——这无异于问道于盲，当然会大失所望。这当然不是说《论语》中没有“道”，而是说《论语》中的“道”不是黑格尔所理解的“道”（作为思辨哲学的对象）。在古希腊，“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philosophy）。为了追求智慧，从巴门尼德开始就确立了遵循不矛盾原则进行思辨的思想路线。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这一原则的展开形式。后来柏拉图明确区分“意见”和“知识”（真理），由此，对“本质”的追求成为西方哲学的宿命式目标。“爱智慧”逐渐转变为对“知识”（真理）的追求，而求知（求真）的方式被理解为遵循不矛盾原则的思辨过程，于是“真理”被打造成只有通过思辨才能获得的专断之物。可是，“真理”未必必须经由思辨才能获得，而“生活”本身不仅不遵循不矛盾原则，反而充满了矛盾。思辨的基本特征是运用逻辑推导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这种思维取径必然导致两个世界——感觉世界与理念世界、流变世界与永恒世界、物理（physics）世界与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世界等——的分裂，以及这一分裂在宗教意义上的表达：天国与尘世、彼岸与此岸、神圣与世俗，诸如此类。在思辨所包含的思想原则中，思辨据以思考者——不矛盾原则及其思维工具：逻辑、概念、理念等——之所以可能的本源根据却从未被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论语》并不是“思辨的哲学”，毋宁说，《论语》展现了一种前逻辑、前理论、前概念、前思辨的思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语》包含了更为本源的思考，并且这种思考不会导致两个世界的分裂。中华文明没有两个世界的分裂，也没有基于这一分裂而造成的宗教形态，正在于孔子所代表的本源思考方式在文明的开端处就根除并断绝了这种可能性。

读懂《论语》需要与之匹配的思维方式，以及澄清这种思维方式所包含的思想原则。《论语》所展示的真理（更包容的说法是智慧），是“一个世界”的智慧。在“一个世界”中，那些二元分裂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论语》中包含着一种直击本源的思维方式。所谓“直击本源”，是指一种“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思想旨趣。这种思想旨趣不需要“定义”和“论证”，因为它直面并拥抱生活的矛盾，即基于生活的矛盾发现真理、阐述真理，并回到生活的矛盾中去，而不是脱离生活的矛盾去构造理念世界。“基于生活”意味着定义没有必要，“回到生活”意味着论证实属多余。事实上，只有当“生活”本身已经分裂成为不可共享之物时，“定义”和“论证”才可能发生。熊彼特（1883—1950）曾说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正揭橥了“逻辑”的社会基础。这就是说，先验的逻辑仍然有其经验的基础。古希腊社会分裂为大大小小的城邦，这种生活结构是“逻辑”“定义”“论证”得以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论语》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此大不相同。也正因此，《论语》主要是以直接下论断的方式表达各种见地，而略去了各种论证的过程。按照思辨哲学的方式，严谨的哲学思维过程应该由定义开始，进行符合逻辑原则的推论，直至获得对某一概念的清晰认定，再经由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推演出明晰的结论（命题）。《论语》并不采取这种方式。它的结论本是从生活中来，又回到生活中去的。生活不需要定义，相反，定义倒应该以生活为本源。事实上，人们对“定义”和“论证”的依赖，说明生活本身已经成为“问题”。战国时期，“辩论”开始成为思想表达的重要形式，这正说明生活本身已经失去了本源共享的意义而开始分裂了（“道术为天下裂”）。然而，从思想表达的质地而言，战国的“辩论”与古希腊的“定义”和“论证”仍然不在一个思维平面上。现代人热衷于论证，恰恰是生命力颓废的一个表征。生命的价值在于对亲证意义的确信，这种确信不是逻辑能够提供的。正如维特根斯坦（1889—1951）所说，生活的问题只能通过生活本身来解决。脱离生活进行纯逻辑的理性推演，对于生活而言只能是概念的空转。真正说服人的力量不是来自理性的论证，而是来自生活的亲证。读《论语》就是进入一种意义的确信和生活的亲证。

◎ 古希腊神庙（局部）

我们看到，在《论语》中孔子回答各色人物的提问，从来都不是下定义，而是针对具体人物和情境应机点拨。甚至可以说，“定义”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先秦哲人是完全陌生的。翻遍先秦文献，也找不到任何一个符合“定义”格式（属+种差）的句子。明白这一点，就应当注意到，《论语》中所记载的“问仁”“问政”“问孝”“问友”“问君子”之类，都不是在问什么是仁、政、孝、友、君子，而是在问具体该如何去做，去实现仁、政、孝、友、君子。“问”是指向生活行动的，而不是等待一个定义式的回答。“什么是仁”，这是基于定义思维才可能发出的提问方式；而“如何做到仁”，则指向生活本身，它包含的思想原则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在这里，“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而纯理论、纯概念的逻辑推导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它包含着一种基于生命活动而来的本源智慧。惠施、公孙龙纯逻辑的名辨之学终究不足以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难怪庄子要嘲笑惠施“以坚白之昧终”（《庄子·齐物论》）。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他并不是进行逻辑的推导，而是基于生活矛盾获得的洞察。他给出的是一种生命的秩序，不是逻辑的秩序。

三、读《论语》必须激活生命之“兴”

孔子认识到，对于生命的秩序，其本源的力量在于“兴”。“兴”贯通天地人，在人身上体现为生命力和情感的自然发生。子曰“兴于诗”（《论语·泰伯》），“诗可以兴”（《论语·阳货》），正在于诗直接诉诸生命情感，是生命情感的审美表达。明白这个道理，对于读懂《论语》极为重要。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论语·为政》篇记载：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这里所谓“问孝”，绝不是问“什么是孝”，而是问如何领会孝的意义、如何做到孝。孔子的回答意味深长，他从生活中撷取一种最常见的生命现象来点拨孟武伯：父母总是忧心子女的疾病。这是亲子之间最自然、最真实、最本源的情感兴发，这个回答比“善事父母曰孝”更直击本源，更有力量。孔子的回答击中了亲子之爱的“兴”，作为天伦之情感而不可究诘的“兴”。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回答吗？“父母唯其疾之忧”还需要定义和论证吗？如果这也需要定义和论证，那只能说明生活本身（亲子关系）已经背离本源，异化成了可疑的方式。“兴”是天地人一体共在的本源事态，不可究诘，却亘古恒然。生活、生命乃至伦理、政治、礼乐等，都是“兴”的过程，而不是理性建构和逻辑设计出来的抽象模型；相反，理性和逻辑倒是由“兴”派生出来的。我们凭什么基于派生出来的东西，去质疑本源的东西呢？

读《论语》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文字训诂、历史考据、文本结构分析等，这些都是技术性的方法，对正确理解文本不可或缺。本文不讨论这些技术性的方法，而是讨论一种根本性的方法，即读书的态度问题。由于《论语》的智慧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这意味着读《论语》的人不能把《论语》当成一套外在的知识（诸如数理化那样的知识），而是必须投身其中，激活自己的生命之“兴”。如若做不到这一点，读《论语》除了装点门面、谋取饭碗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宋代儒者程颐（1033—1107）把读《论语》的状态分为几个层次：“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如果把《论语》当成外在的知识，那么一定是“读了全然无事”，永远无法进入其中。以这种方式读《论语》，正如让失聪之人去参加音乐会，徒有其形，实无其力。读《论语》，应该与我们的生活过程、生命进程打成一片。程颐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这告诉我们，《论语》不是普通的读物，而是一本需要读者全身心投入其中才能真正受用的读物。

◎ 程颐像

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人读《论语》，读之前和读之后还是老样子，这一定是态度与方法出了问题。打个比方，《论语》的文字就如同美妙的乐曲符号，读者需要把那些文字符号所包含的道理（曲谱）演奏成生命的行动（旋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必须把自己打造成演奏家，并把生命作为一个有待演奏的乐器，让自己的生命行动转化为乐曲的不断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论语》就是一场唤醒与激活，而且是对生命本真的唤醒与激活。这个要求对于习惯了掌握各类外在知识的现代读者而言似乎遥不可及，然而这本是古典学问的真正命意。读《论语》要达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境界，必须激活钝化的生命力，让整个生命的质感“兴”起来，舍此别无他途。现代教育的根本问题恰恰在于理性灌输过多，而人之为人的生机（兴）没有被激活。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兴→立→成”是一个时序结构。如若没有生命情感的勃兴，“立于礼，成于乐”是缺乏根基的。一个人尚且“兴”不起来，缺乏基本的共情能力，“立于礼”只会流于形式主义，“成于乐”更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6年第1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文字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