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佳丨孔子塑像与孔庙属性

刘振佳
2024-06-14
来源：《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1期
曲阜孔庙大成殿神龛中，塑有一尊孔子“王”者样貌的圣像，塑像前神灵牌位上题写的却是“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以“至圣先师”冠名孔子，显然与孔子塑像不相符。历史上，研究孔子造像的代不乏人，只是大都着眼于孔子造像的历史绘制和演进过程，关注孔子样貌。既没有针对曲阜孔庙塑像的特殊形制和衣装设置作出分析，也没有从孔庙这一特定意域出发思考孔子王者形象的历史文化意蕴，更没有具体解读孔庙特殊文化属性，揭示孔庙性质。本文试从孔子王者塑像的寓意出发，专就曲阜孔庙的文化属性探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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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庙大成殿孔子塑像


一
关于孔庙中的原初设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可见，孔庙原无孔子像设，而是珍藏摆放着孔子生前遗物，以为栖神之物。同时记载，“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表明孔庙至汉代依然是一个“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的场所。此种设置与功能相沿数百年。所以，汉高祖封孔子后裔为“奉祀君”，西汉平帝加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孔子的后裔为“褒成侯”。从孔子封号到孔子后裔爵位，可以看出孔庙的定位，原初的孔庙，就是一座孔氏家族和孔门弟子岁时习礼祭拜先人的“祖庙”或“家庙”，或者说尊崇“宣尼”的文化名人庙。
魏晋时期，始于孔庙设置“夫子像”，以为敬祭参拜之用。《水经注》记载，魏黄初元年（220）“文帝令郡国修起孔子旧庙，置百石吏卒，庙有夫子像，列二弟子执卷立侍，穆穆有询仰之容”。庙中绘有夫子像，弟子随侍身边，表明孔子是以“师”的身份受祭。东魏时期，始于孔庙中加塑孔子像。据孔尚任纂修《阙里志》卷七记载，康熙皇帝至曲阜孔庙瞻仰大成殿孔子像，问衍圣公孔毓圻和导引孔尚任圣像始于何年，“奏曰：‘相传东魏兴和三年兖州刺史李仲璇始塑圣像。’”孔庙现存《兴和三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对此亦记载道：“所以雕素十子，侍于其侧。今于设像圣容，奉进儒冠，于诸徒亦青衿青领。”在原来画像受祭的基础上，改为塑像受祭。并按照当时社会衣装习俗，给孔子及弟子们戴上“儒冠”，穿上魏晋风格的“青衿青领”衣装，将孔子及弟子们打扮塑造为标准“师者”和“学者”的形象。《晋书·礼志上》记载：“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晋代以后，逐渐形成以“释奠礼”祭祀孔子，虽然孔庙依然为孔氏家族的“祖庙”，但是，日益凸显出“拜师”庙宇的特质，成为社会上依礼“释奠”先师的“孔子庙”或“夫子庙”。
唐代开始，逐渐将孔庙祭祀纳入国家礼制。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将周公与孔子分别祭祀，“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一七《祭先圣先师》）。至玄宗《唐六典》，明确规定“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以先师颜回配……祭以太牢，乐用登歌，轩县，六佾之舞，若与大祭祀相遇，则改用中丁”。与此同时，对孔子予以“文宣王”形象塑造。唐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至曲阜释奠“先圣先师”，专下诏书曰：“孔宣父诞圣自天，垂范百代，作王者之师表，开生民之耳目，朕增封岱岳，回銮泗滨，思阙里之风，想雩坛之咏，逖矣遗烈，慨然永怀，式遵祀典，用申诚敬。”（《册府元龟》卷五○）据陈镐《阙里志》卷六《章服》记载：“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封孔子为王，仍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不仅将孔子加封“文宣王”，同时，还为其塑像穿上了“王者衮冕之服”。由之前“师”“圣”身份，开始向“王”的形象改易。
关于唐代孔庙孔子所穿着的衣装，《朱子语类》认为“王者衮冕之服”有“鷩冕之雉，毳冕之宗彝，皆画于胸”。头戴七旒之冕，身穿五章之服。因此，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才会在唐代基础上，“加先圣冕服桓圭，一从上公之礼，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时，“用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幸鲁盛典》卷七），并以“王者之制”祀孔子。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予孔子圣像“服十二章”，从外在形象上完全将孔子装扮塑造成一个标准的“王”者。
唐代以后，虽然依然在孔庙中举行祭祀先师的“释奠礼”，但是，其深刻内涵已不再将孔庙作为一座单纯祭祀教育之“师”及智慧之“圣”庙看待，从“宣父”到“隆道公”再到“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封号的不断提升，表明孔子身份由“圣人”“先师”逐渐改为政治宣教之“王”的角色，承担起更高更重的社会政治教化职责。根据孔传《东家杂记》卷上“文宣王庙”，可以看出孔庙逐渐升为一座国家礼制所规定的供奉“至圣文宣王”的庙宇。孔庙中的孔子王者形象，定位于“文宣王”，一个承担社会文化创构宣教职责的“王”。


二
在孔庙中，人们为孔子穿上“王”者服装。孔子所戴“冕旒”，即古代帝王所戴冕冠。顶端有一长形冕板，为“延”。延前圆后方，用以象征天圆地方。延前后檐均垂有若干串珠玉，以彩线穿五彩玉，每条线穿十二玉，名曰“冕旒”。冕旒是为了“蔽明”，王者视事观物，不可“察察为明”，身为天下共主，须能察而容小。冕旒数量质料不同，以区分贵贱尊卑。《礼记·礼器》曰：“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孔子身穿十二章服，十二章即古代帝王冕服上的十二种纹样，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早期手绘，晚期用刺绣绣于服装之上，“十二章”各有寓意。孔子手执“镇圭”，“圭”为古代朝聘所用信物。王执镇圭，为六瑞之一。亦作“填圭”。《周礼·春官·大宗伯》：“王执镇圭。”郑玄注：“镇，安也，所以安四方。镇圭者，盖以四镇之山为瑑饰，圭长尺有二寸。”《周礼·春官》载：周制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圭分为六种，名曰六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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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正义》书影
孔子穿着王者衣装，称为“文宣王”，这个“王”到底具有怎样的地位和含义，历史上曾有过数次争议。因唐玄宗对孔子“王”的着装改变，并没有具体说明“王”的所指及等级，引发宋代“帝”与“王”的争辩。宋真宗驾幸曲阜，“谒文宣王庙……下诏追谥夫子曰元玄圣文宣王。先是，帝曰：唐明皇褒先圣为王，朕欲追谥为帝，可乎？”大臣进谏道：“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以帝号。遂止增美名。”（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二）因有人持有异议，所以没有赠其为“帝”。宋神宗时，此话题被再次提起，“判国子监常秩、李定、黄履、吕升卿等劄子，奏为乞追谥孔子帝号”。同样，此提议受到当时翰林学士李清臣等人质疑，认为“以异姓为帝号，于故事亡有”（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九一）。在皇帝之外，再添一个“帝”，既没有历史先例，还会造成政权认知混乱。至此，“帝”“王”之争便不了了之。可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孔庙中的“王”者形象一直认识不清。到底是一个什么“王”？是否等同于现实的“帝王”？
于是，明代再次发生孔子“王”者身份争辩。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纂修《祀仪成典》，专门晓谕总裁官张璁，“凡云雨风雷之祀以及先圣先师祀典，俱当以叙纂入”，提出对既往先圣先师等祀典予以“叙纂”。对此，张璁曾三次上疏：“璁因奏言云雷等祀及社稷配位俱蒙圣明更定，但先圣先师祀典尚有当更正者。”（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癸巳”）他认为孔子“王”的封号及塑像不合礼仪，应当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不宜再称“王”。同时，祀宇称“庙”不称“殿”；撤去塑像，使用木主；减祀仪，用十笾十豆，其乐舞只用六佾；从祀弟子都废去“公”“侯”“伯”封号，改称“先贤先儒”。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鋐也认为“若曰王，则岂有天子而可以拜王者哉”（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乙未”），让皇上屈身去拜帝“王”，实在于理不合。当时翰林编修徐阶以及御史黎贯、给事中王汝梅等人，持不同看法。为此，嘉靖皇帝专门写了《正孔子祀典说》以及《正孔子礼典申记》，为张璁辩护，认为“王者之名不宜伪称，王者之德不容伪为，伪称者近于僭乱，伪为者其实有未尽之也”（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一）。在明世宗及张璁等人推动下，最终经廷议裁定：“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遵圣祖首定南京国子监规制，制木为神主。仍拟大小尺寸，著为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张廷玉等：《明史》卷五○）当时，不仅撤去了天下所有孔庙中的圣像，还将神位题写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并对庙宇有关设置做了较大调整。因为人们依然纠结在“帝”“王”名分上，没能确切认定孔子“王”者身份与地位，从“天无二日”观念出发，认为孔子以“王”接受世人敬拜，有违政治伦理。只有将其由“王”降为“师”，才能解决这一政治礼法错乱，于是，伴随着明代嘉靖年间孔子名号由原本的“文宣王”变为“至圣先师”，孔子由“文宣王庙”变为“宣圣庙”。孔庙被定位成一座文化宣教庙宇。


三
没有想到，清代雍正年间再次发生转变。雍正二年（1724）六月初九，因孔庙突遭雷击起火，烧毁房屋133间。雍正皇帝为表达自己对于孔夫子的诚意，决定重修孔庙。为此可谓不惜代价，不遗余力。雍正七年（1729），其所下督工谕旨中明确表示，“阙里文庙正殿正门用黄琉璃瓦，两庑则用绿琉璃瓦，而以黄瓦镶砌屋脊，供奉圣像，选内务府匠人到东（即山东），用脱胎之法敬谨装塑，颁御书大成殿大成门额，颁御书联”（《文庙丁祭谱》卷二）。针对明代礼部会诸臣撤像并降低孔子庙祭祀规格等系列决议，雍正皇帝全部推翻，重新以“王”的形象及规格塑造。在建筑规格上，让大成殿使用皇宫才能用的“黄琉璃瓦”，两庑“以黄瓦镶砌屋脊”，以便与之相协调；专门强调重新塑造出“供奉圣像”，要求采用最精良工匠和方法，于大成殿中塑起孔子“王者”圣像，“颁御书大成殿大成门额”，将孔子庙堂提升至“殿”的王者等级。雍正八年（1730）“改棂星门石坊‘宣圣庙’为‘至圣庙’，奎文阁前之‘参同门’曰‘同文’”，诗礼堂前之‘燕申门’曰‘承圣’”。（《文庙丁祭谱》卷二）虽然没有改变孔子神位上“至圣先师孔子”的题写，但是，雍正皇帝专意将孔子塑造为“王”的意图，十分明显且坚定。目前孔子庙中的孔子圣像，正是在雍正年间塑像基础上的重塑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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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庙
雍正皇帝执意推翻明代改“王”为“师”的做法，全面强化孔庙中“王”的形象，并做出一系列与之相符的文化设置和改定，对孔庙属性做了全新的思考和定位。确立孔子的王者地位，这是少数民族政权所做出的独特思考和选择。宋明两代根本不用担心政权的合法性，站在历史与现实政权的至高处，他们如何认定孔子及儒学，是一个“道”的应用问题，即儒家纲常伦理可以做思想理论基础。皇权与儒学是“体用”关系，有着不可否认的“主从”差异，正如明代《成化碑》所说：“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则异端横起，邪说纷作。纲常何自而正？伦理何自而明？天下万物又岂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有天下者，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也。”不让当代“帝王”之外再有“帝王”，不让孔子及儒学凌驾于“皇帝”之上，旨在强调和彰显权威。
金、元和清为少数民族政权，他们要处理好本民族思想观念和中华传统思想观念的关系，还需要在社会中获取合法性认同，达成社会共识。于是，他们没有把孔子及儒学简单看成“道”之用。他们需要高度接受和深度认同孔子及儒家学说，作为政权历史合法性的依据和凭证。孔庙“十三御碑亭”中，金、元、清三代占了十二座。据梁思成先生考察，他们直接采用“占中”和“挤进”方式，完全不顾明代及其他朝代碑刻，将唐宋碑亭挤在一边，冲上前去，占据孔庙正门中间位置，显示其王朝和孔子极度贴近的关系，用康熙三十一年（1692）所立《圣庙落成遣皇子祭告碑》的话说：“朕惟道统与治统相维，作君与作师并重，先师孔子德由天纵，学集大成，综千圣之心传，为万世之师表，故庙祀久远，垂于无穷。”他们需要做出皇权和历史即“治统”与“道统”一体的认定，做出“作君与作师”并重的认定。
确立孔庙中孔子王者地位，在另一方面可塑造出更高一层的中华民族圣王道统形象。清代对“道统”的认识与以往不同，更明确、更自觉地从政权和治理的角度，对中华道统体系做出了重构。唐宋时期重视儒传道统，是梳理和建构文化系统，以此回应佛文化冲击。元朝开始逐渐将文化道统纳入政治视野，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将孔子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创造出历史上最高的封号。元武宗即位之后，所下诏书（潘迪撰）谓：“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缵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追封碑》）盛赞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认为所传道统是帝王应遵循的至高准则，因此要专门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康熙皇帝在《重修阙里孔子庙碑》中说道：“朕惟大道昭垂，尧、舜启中天之盛；禹、汤、文、武，绍危微精一之传。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虽不得位，而赞修删定，阐精义于六经；祖述宪章，会众理于一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正人心，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灿然丕著于宇宙，与天地无终极焉。诚哉！先贤所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明确指出，孔子“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灿然丕著于宇宙”，历史上流传着一个延绵不绝的道统。康熙帝莅临曲阜祭祀孔子，御赐“万世师表”匾额，挂于大成殿内，表示中华民族万代师法的标准就在这里。后来雍正皇帝在《祭文庙诗》一诗中明确吟道：“扶植纲常百代陈，天将夫子觉斯民。帝王师法成隆治，兆庶遵由臻至淳。道统常垂今与古，文明共仰圣而神。功能溯自生民后，地辟天开第一人。”“道统”既是帝王师法的根本，又是兆庶遵奉的准则，它是历史文明之光。
清代对孔庙、孔子做出了全新的认定，确认孔子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的“圣王”，孔庙深度承载着“道统”。孔子虽不曾居“王”位，然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一个“集大成”的“至圣”人物。庙宇中用“王”的标准设置塑像，是孔庙承载“道统”的象征。孔子的地位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帝王”，是“百代帝王之师”。
雍正皇帝毅然决然将“宣圣庙”改作“至圣庙”，并让孔子穿上“王”的“衮冕”端坐在神龛之中，其实就是让他代表历史上的“圣王”坐在那里，以此彰显源远流长的“圣王”以道治天下的传统。“孔庙”乃是一座中华民族的“圣王庙”，这是其根本属性。



走进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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