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研究院

曾蓓︱千年文枢与市井烟火：南京夫子庙的历史变迁

曾蓓

2025-03-27

来源：《走进孔子（中英文）》2025年第1期

夫子庙是南京文庙的别称，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秦淮河北岸。南京夫子庙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也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枢纽和文教中心。

一、南京夫子庙的建筑布局

南京夫子庙规模宏大，居东南各省文教建筑之冠，包括孔庙、学宫和江南贡院三大建筑群。

作为一座文庙，南京夫子庙在建筑形制上沿用了常见的文庙建筑格局，即前庙后学，其中孔庙是专门供奉祭祀孔子的地方。南京夫子庙的孔庙建筑布局基本同于其他地区的孔庙，最前面是气势恢宏的照壁，上面有双龙戏珠的浮雕，全长110米，高10米，有“天下第一壁”的美誉。照壁之下即秦淮河，也是孔庙的泮池。南京夫子庙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全世界唯一一座以天然活水作为泮池的孔庙。泮池北面栏杆之外是一条东西向通衢。这条通衢的中部是“天下文枢”坊，其四周环以红色栏杆。“天下文枢”坊后面为棂星门，三面环以朱栏。棂星门后为大成门，门内为东西两庑，原来供奉孔子七十二弟子和历代大儒，后来改作碑廊。再后为夫子庙的主殿——大成殿，大殿有七间，藏有反映孔子生平和教育思想的彩色壁画。原来殿内正中供奉孔子神位，四配分别配享于东西两侧；现在正中则立有孔子铜像，东西两侧配有孔门十二哲的汉白玉像。

南京夫子庙照壁及泮池

大成殿后又是一条东西向的街道，街北就是夫子庙的学宫。南京夫子庙学宫为二进四合院式布局，学宫大门上书“东南第一学”五个金色大字，由清代乾隆年间的南京状元秦大士题写。明德堂是第一进的主体建筑，其在全国其他地区孔庙称作“明伦堂”，唯南京夫子庙以“明德堂”名之，这也是南京夫子庙的特殊之处。明德堂是学子集会的地方，每月朔、望（农历初一和十五）日，学子在此集会，聆听训导宣讲上谕。明德堂后面是尊经阁，为第二进的主体建筑。尊经阁是重檐歇山顶三层建筑，始建于明嘉靖时期，后来曾国藩、李鸿章以之为基础扩建为“尊经书院”，现在则被开辟成中国书院历史陈列馆，以“杏坛回眸”“规学明德”“革故鼎新”三个篇章展示中国书院的历史变迁。这两进院落东西两侧皆配有厢房，原来是学宫的教室，分别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命名，现在则被改为华夏教育博物馆，分别以“庠序千年”“西学东渐”“继往开来”“教育复兴”四个主题展现中国教育发展的变迁。学宫最北面是卫山，以呼应中国古代“前有照，后有靠”的建筑格局。除此之外，学宫内还有习礼亭、仰圣亭、敬一亭、崇圣祠等建筑。

江南贡院是明清两代苏皖两省乡试的考试场所，位于夫子庙学宫东侧，坐北朝南。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年间，其基本成型则在明朝时期，当时的贡院“（占地）十余亩。中有楼，曰明远，堂曰至公，左右为监试、提调院，列以誊录、对读、供给诸所，前空处即东、西文场地，号若干间。堂之后又堂七间，三间为会堂。左右各二间，为考官燕居；两序则五经同考官室。堂后大池，架梁于上。池北之堂，曰飞虹，左右掖皆有屋。明隆庆初，都御史盛汝谦购隙地，缭以土垣，四通以巡警，外设公馆及群舍，以备供馔”（《康熙江宁府志》卷一一）。其后，又经数次修缮扩建。江南贡院最盛时占地30万平方米，拥有2万余间考试号舍，1000余间主考、监试、巡察等考官房间，另有膳食、禁卫等用房和水池、花园等用地，其占地之广、规模之大、房舍之多，居全国之冠。近现代，江南贡院遭遇战乱，除明远楼、飞虹桥等建筑遗迹外，其他多数建筑或被损毁，或被辟为商铺。除此之外，江南贡院尚保留有康熙御题碑、两江总督铁保碑、重修扩建贡院碑等碑刻，是研究明清贡院建制沿革和科举考试的实物资料。

江南贡院明远楼

二、南京夫子庙的历史沿革

最早的孔庙（曲阜孔庙）修建于孔子去世的第二年，即鲁哀公十七年（前478）。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孔子为历代所推尊，以国家意志强化对孔子的祭祀。西晋时，释奠礼行于太学，标志着孔庙开始与学校结合。唐朝时期，全国各级学校皆立孔庙，因孔子被封为“文宣王”，故孔庙又被称为文庙。在科举制度的加持下，庙学合一的文庙制度逐渐完善。明清时期，文庙遍布全国各地，成为统治者教化百姓、传承儒家文化的主要场所。

南京夫子庙作为中国四大文庙之一，其建立及其历史变迁与当地的学校建设息息相关。南京夫子庙的建庙史最早可追溯至东晋时期。南京是东晋的都城，当时称为建康。北方衣冠南渡后，其尊孔崇儒之风也随之传到江南地区。东晋延续了西晋于太学行释奠礼的传统，加大了对孔子的祭祀。据《舆地志》记载，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在秦淮水南立太学、祭孔子。晋孝武帝太元年间立国子学，并在其西侧立夫子堂，专门祭祀孔子及孔门十哲，此为南京夫子庙建庙之始。又据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记载：东晋所立夫子堂后来被废，“宋元嘉十九年（442），诏复孔子庙”。然而纵观整个南朝时期，时尚老庄，崇信浮屠，儒学不兴，故南京孔子庙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两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京夫子庙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依《景定建康志》记载，宋太宗时，在江宁府西北三里冶城故基（今南京市朝天宫孔子庙址）建文宣王庙；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丞相张士逊出为江宁府太守，将文庙迁至浮桥东北；景祐中，陈执中又将之徙于府治东南，即今天的夫子庙学基；南宋高宗建炎年间，毁于战火；绍兴九年（1139），叶梦得复建建康府学，于其中立孔子庙。又据《嘉庆江宁府志》《同治上江两县志》《江宁新县志》等文献记载，元朝时，建康府学改为集庆路学。明太祖初定金陵，在秦淮河畔的宋元旧学学址建国子学，于西侧立孔子庙。洪武十四年（1381），将国子学改建于鸡鸣山阳（今南京市成贤街一带），其旧址改为应天府学，且将上元、江宁二县学并入。清朝改为江宁府学。咸丰年间，夫子庙孔庙、学宫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毁；曾国藩、李鸿章收复金陵后，修缮并扩建被损毁的夫子庙。同治五年（1866），江宁府学迁于今天的朝天宫。为与朝天宫的孔子庙相区别，秦淮河边的文庙遂以夫子庙名之。就繁华程度来讲，夫子庙要远甚于朝天宫的孔子庙。

夫子庙之所以比朝天宫的江宁府学孔庙热闹，是因为其东侧建有江南贡院。南宋乾道四年（1168），建康知府史正志在夫子庙东侧设立建康府贡院，作为建康府、县学的考试场所，后来“淮西州郡”的考场也定于此地。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乡试、会试皆于江南贡院举行。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以南京为留都，江南贡院改称为应天府贡院。后因参加科考的士子增多，遂于明朝景泰年间扩建。入清后，应天府贡院改称为江南贡院，成为苏、皖两省乡试的考场。有清一代，参加科考的士子数量激增，贡院号舍不敷使用，朝廷进行了多次扩建、增修，尤以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的修缮最为显著。据曾国藩自己记载，修缮后的江南贡院，其“主考、监临、提调、监试、房官各屋，誊录、对读、弥封、供给各所，新造者十之九，修补者十之一，号舍一万六千余间，新造者十之一，葺补者十之九”；又考虑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号舍不敷”，遂于“闱外圈入隙地，以备将来添建号舍之用”。（曾国藩：《江南贡院工竣请放考官摺》“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一）经过曾国藩修缮扩建后的夫子庙“悉符昔制，而气象较前闳远”（《南京夫子庙考》，《中央日报》1948年9月6日）。科举制被废后，苏、皖两省就江南贡院的财产分割问题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纷争。最终江南贡院大部分被变卖，财产由苏、皖两省所分。（参见《处分江南贡院争议之余波》，《新闻报》1921年3月27日）

《南闱放榜图》（出自晚清吴友如《点石斋画报》）

自19世纪90年代起，受西学东渐影响，儒学日渐式微，夫子庙也因此显露出衰颓之势。1905年科举制的罢废，则给夫子庙带来了致命一击。夫子庙建筑一部分被改为新式学堂，一部分为机关、部队占据。民国时期，“废府置县，朝天宫文庙尝改为省文庙，夫子庙则仍为县（江宁县）文庙”。1919年以后，夫子庙渐就荒废，形同虚设，“门前木枋尽卸，大成殿且改设图书馆”。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夫子庙被摧毁极甚，仅存明德堂、尊经阁，大成殿沦为丘墟。（参见《南京夫子庙考》，《中央日报》1948年9月6日）新中国成立后，夫子庙遗迹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4年开始修复重建。如今，夫子庙已成为南京地区儒家文化、秦淮文化和科举文化的象征，集纪念功能、教育功能、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旅游功能和博物展示功能于一体，融入公众生活，成为蜚声中外的旅游胜地。

三、夫子庙的庙市合一特色

南京夫子庙与其他地区文庙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庙市合一特色。这应该归因于明清时期苏、皖两省庞大的考生规模及秦淮河两岸特有的逸乐文化。

历来学生士子会聚之处，商业大多比较繁荣。宋代的南京夫子庙，还只是一个小型的应试场所。即使后来考试辐射地区扩大，考生也常迫于战火无法应试。因此，明清以前，夫子庙附近最多只有小规模的短期集市。明清时期，江南贡院成为苏、皖两省考生固定的科考场地，考生数量逐渐增多。万历年间，应天府乡试考生增至六七千人；清中期以后，江南贡院的考生激增至1.5万人左右；清后期，考生甚至多达2.2万之众。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使数以万计的学子聚集于南京夫子庙。巨大的考生规模，产生了庞大的需求，“考市”由此逐渐形成。

商人乃至普通居民都将夫子庙大规模考生的定期聚集视为不可多得的商机，围绕考生的吃穿住行用等需求推出相应的服务，“歙之笔墨、宣之纸、歙之砚、宜兴之竹刻陶器、金陵之刻瓷，乃至常之梳篦、苏之糖食、扬之香粉，可以归贻细君者，鲜弗备”（夏仁虎：《秦淮志》）。考生的住宿需求刺激了夫子庙附近旅舍的发展。虽然学子们可以住进试馆等公共寓所，但由于考生数量庞大，这类公共寓所往往供不应求，更多的学子需要自己租住寓所。“在考试的那年……南京城内猛然热闹起来，大街上人变多了。从旧历五六月起，就有外省、外县的人陆续进入南京。贡院附近的民宅，多半一家子挤在一起，腾出余屋，租给书生。这叫做‘考寓’。就像状元境、石坝街、钞库街、大夫第、东关头等等地方，考寓很多。早到的考生，多半是有钱的，各占了又近又宽大的考寓。七月才来的先生们，只可在僻远的巷子里找考寓了。”（郝梦侯：《南京的贡院和乡试情况》，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同样，考生的饮食需求也促进了夫子庙地区饮食业的发展。如“问柳”，这是当时江宁颇有名气的馆子，考生在这里既能饮茶，又能饮酒，还能吃饭，一些家境优渥的学子颇爱光顾。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赴江宁乡试的第一天，就和友人一起前往“问柳”吃饭。（参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标也多次在其日记中提及与友人在“问柳”品茗饮酒之事。（参见江标撰，黄政整理：《江标日记》）

《秦淮志》书影

因为商业的极度繁荣，周边的上元、江宁两县民众在夫子庙附近广建商用房舍。为保护文庙，防止火灾，当地学官于1899年禁止在夫子庙外墙三尺之内的区域建民房。对此谕令，民众置若罔闻，仍“造屋开设茶馆”（《圣庙几焚》，《新闻报》1899年4月3日）。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后，夫子庙虽然趋向没落，但依赖贡院而生的夫子庙商业早已脱离对学人仕子的依赖，成为科举制度终结后夫子庙的“立身之本”。（参见沈旸：《秦淮河畔夫子庙学与庙市合一》，《建筑与文化》2008年第9期）民国时期，夫子庙不再是儒学圣地，而是“一个江湖人的跑马场，艺术家的息脚地，三教九流，无奇不有”（《夫子庙》，载《小日报》1948年4月14日），以其热闹的市井气息吸引民众前往。后因战火，夫子庙商业暂歇。

新中国成立后，夫子庙很快又恢复了过去的繁荣，而气象却与过去完全不同。过去夫子庙“泮宫里的露天杂耍场”，“完全以诲淫诲盗来吸收群众”；“酒家如别有天、老美全”，也“以女招待侑酒来吸引顾客”。这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已改邪归正”。“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日的整天，泮宫前和贡院东街西街，路上全是人群，尤其是第三民众教育馆，每星期日下午在泮宫前广场举行的时事广播，使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群众静听时事讲演和各种戏曲，还有晚间的幻灯讲演，使人民深深了解过去反动派在南京的腐败，和解放后的人民政府的革新政治。南京人民过去以夫子庙为陶醉冶游之地，而今充满了一片朝气，与从前完全不同。事实证明，两家说书场与泮宫相隔咫尺，有位名说书家说三国志，说了两天，坐无常客，而马路上则全是人在听讲演，所以名说书家只好收场。由此可知南京人的进步了。”（《充满朝气的夫子庙》，载《亦报》1950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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