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世，随着楚国势力的东进、北上，鲁国境内楚文化的因素也逐渐增多。孔子博物馆入藏长颈铜壶、蜻蜓眼料珠、谷纹夔龙玉饰、双凤谷纹玉璧等多件带有浓厚楚文化色彩的器物，这些文物多出自鲁故城乙组墓M52与M58中，时代约在战国中晚期。鲁国贵族墓中出现较多的楚式器物，表明战国时期的鲁文化已经受到楚文化的较大影响，也是先秦列国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证。

下面选取鲁故城战国墓M52和M58中的部分楚式文物与相应的楚国文物作对比，以此展现鲁国的楚式文物与楚国本身文物的异同。

（一）双环耳三钮盖长颈壶

双环耳三钮盖长颈壶（图1），出土于鲁故城战国墓M58中，高33厘米，口径10.8厘米，腹径20厘米。小口，环腹，圈足，肩部两铺首衔环，盖饰三兽形环钮。（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此类铺首铜壶常见于楚文化区中，其形制与楚贵族习用酒器尊缶相似，在淅川下寺墓地、随州擂鼓墩战国墓、包山楚墓、江陵拍马山楚墓、黄冈曹家岗墓地等处皆出土有同类型器。标本WM2∶T30（图2）出自望山沙冢楚墓M2，通高37.4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16厘米。有盖，上有四钮，盖沿内折下垂成子口以套合于壶口内；口微侈，唇内折，鼓腹，上腹部有两个对称的铺首衔环；平底附圈足，腹上部对称地竖立4个环钮，盖顶部有1个、腹部有4个错漆的圆涡纹图案，盖和腹部之环钮上饰卷云纹，钮与器身用铸接法连接。（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

（二）蜻蜓眼料珠

蜻蜓眼料珠（图3），标本M52∶73。鲁故城遗址目前所发现的料珠共计25枚，皆出自M52与M58之中。研究人员对鲁故城遗址所发现的料珠进行检测，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蜻蜓眼玻璃珠样品为铅钡硅酸盐玻璃体系。铅钡硅酸盐玻璃是我国古代自制玻璃体系之一，流行时间主要集中在战汉时期，其生产制作中心位于楚地。因此，鲁国故城遗址出土的战国蜻蜓眼玻璃珠应为楚地所制作。（参见郭思克等：《鲁国故城遗址出土蜻蜓眼玻璃珠的科学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1年第1期）

蜻蜓眼料珠是楚文化遗址、墓葬中的常见物，在荆州纪南城墓地、江陵楚墓、随州擂鼓墩战国墓、淅川下寺墓地等皆有料珠出土，且多为铅钡玻璃制品。标本M653∶1（图4），出自益阳楚墓。M653，高1.7厘米，直径2.3厘米，孔径0.8厘米。圆球形，胎体深褐色。眼有三大六中九小，3个大眼居中，分三层排列，上下层对称，中层错开。大、中眼均在蓝底色上由7个小白圈组合，小眼为蓝珠白圈。（参见益阳市文物管理处等：《益阳楚墓》）

（三）谷纹夔龙青玉饰

谷纹夔龙青玉饰（图5），出自鲁故城战国墓M58，长16.9厘米，宽6.0厘米，厚0.4厘米。龙身弯曲，独角，尾分叉。龙首、背、尾、爪部皆有穿孔，龙身饰谷纹，两面饰纹相同。同类夔龙形玉配饰常见于楚文化区中，如长沙楚墓、淅川楚墓、荆州熊家冢墓地、信阳长台关楚墓、长丰县杨公墓地等出土若干夔龙玉佩。标本PM12∶25（图6），出自熊家冢墓地，约为战国早期之物。通长11.4厘米，宽5.5厘米，厚0.225～0.35厘米。黄褐色，有红褐、棕红色沁，半透明。龙形，作回首挺脊、摆尾腾飞状，脊中部对钻一圆孔。边缘刻一周阴线廓，首部刻眼、鼻、角，足部刻爪，尾部刻鬣。躯干部分两面纹饰略有不同，一面浅浮雕谷纹、蝌蚪纹，另一面阴刻卷云纹。（参见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四）透雕出廓双凤谷纹玉璧

透雕出廓双凤谷纹玉璧（图7），出自鲁故城战国墓M58，通长6.9厘米，厚0.3厘米。中为玉璧，肉上浅浮雕刻谷纹，上方有一穿。两侧出廓饰透雕背向而立的凤鸟纹，鸟身线刻竹节纹。有褐色沁斑。另有一同类型器M52∶25，出自鲁故城M52，器身略残。

双凤鸟（或者龙、神兽）异型玉璧为楚文化区特有器型，随州曾侯乙墓、淮阳楚墓、荆州熊家冢墓地、新蔡葛陵楚墓等皆有类似玉璧出土。标本PM4∶56（图8），出自熊家冢墓地。璧直径5.6厘米，孔径2.35厘米，通长9.6厘米，厚0.25～0.425厘米。双龙璧，灰黄色，杂黄褐、黑褐、灰白色沁，半透明，两面饰有相同纹饰。内外缘各刻一周阴线廓，廓间刻谷纹、蝌蚪纹和“S”形纹；两侧附龙，龙作躬身回首状，龙身浅浮雕谷纹，周边雕凸棱边廓，尾端刻鬣纹。（参见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发掘简报》）

由于史料缺少，西周时期鲁、楚两国之间的关系难以详考。但鲁国为诸侯之长，可以行天子礼乐，其为政多与周王室保持一致，因此可以通过这一时期周王室与楚国的关系进行推测。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曾三次南征江汉，其征讨对象之一便是被周人称作“楚蛮”的楚国。在最后一次南征时，周昭王神秘去世，周人对此讳莫如深，“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史记·周本纪》）。自此之后，楚人对周王室时叛时服，而周王室也对楚国抱有警惕和敌对态度。作为周室之辅，鲁国显然也不会对楚国有好感。

得益于《左传》《国语》《穀梁传》等文献的详细记载，春秋时期的鲁、楚关系较为明确。春秋前期，鲁国对待楚国的态度与多数中原诸侯国一致，视楚国为不服王化的“蛮夷”，对楚人持冷漠乃至敌视态度。如鲁僖公四年（前656），鲁国会同宋、陈、卫、郑、许、曹诸国跟随齐国征伐亲楚的蔡国，并借伐蔡胜利的余威进军楚境，迫使楚人立下盟誓，暂时遏制了楚国的北进势头。齐桓公去世、齐国霸业稍衰之后，鲁国改变以往对楚国单纯的敌对政策，寻求以灵活的态度处理鲁、楚关系。

自鲁僖公起，鲁国游离于齐、晋、楚三强之间，不敢公然叛离任何一国，同时又在三国之间玩弄外交手段，希冀三国能够互相牵制。鲁国自知国力有限，无力对抗大国，常在面对某一大国威压时，引入另一大国势力，让当时复杂的地区局势更加复杂。这种横跳于列强争霸间隙的外交策略对鲁国的生存固然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中极易为大国察觉，稍有不慎，即会引祸上身。如《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宣公使求好于楚。庄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晋。会晋伐齐。卫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晋，从于伐齐。故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救齐。”司马迁指出：“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史记·孔子世家》）这正是鲁国在春秋列国争霸中尴尬处境的写照。

由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吴、越势力的先后崛起，楚国无暇北顾，鲁国暂时摆脱了楚国的外交压力。越王勾践称霸后，鲁国一度依附越国，由此敢于同齐、晋、楚等大国抗衡。但随着越王翳将统治重心转移至吴越故地，楚国势力卷土重来，鲁国重新面对楚国的外交压力。如鲁康公时，为对抗齐国南下，鲁君甚至不惜自称为仆，以求助于楚威王协助抗齐。

进入战国中期后，楚国在其西、北方向面临秦、韩、魏的压力，为打破战略僵局，遂将扩张重点转向东方。至楚怀王、楚顷襄王在位时，楚屡败于秦，其西、北部大片国土沦为秦地。为弥补西、北部国土的损失，楚国加快了在东方地区的扩张步伐，鲁国所面临来自楚国的压力陡增。至楚顷襄王时，鲁国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危局之中：“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萦而右拂之，可一旦而尽也。”（《史记·楚世家》）只因楚国顾虑齐国实力强大，没有即刻吞并以鲁为代表的泗上诸国，而是将它们作为齐、楚之间的缓冲地带。公元前284年，乐毅率五国伐齐，齐国元气大伤，楚国也趁机夺取齐国淮北之地，泗上诸国危若累卵。楚考烈王即位后，吞并泗上诸国已成为楚国的既定国策，“（鲁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于下邑，为家人，鲁绝祀。顷公卒于柯”（《史记·鲁周公世家》）。延续800余年、历34世的鲁国自此为楚国吞并。

1972年，山东曲阜城北董大城古城遗址发现一批蚁鼻钱，重19.2公斤，计15978枚。发掘时，这批蚁鼻钱被盛在一个灰色绳纹陶罐中，显然是古代的窑藏。可惜的是，出土时，这个陶罐已经被刨碎。1973年，董大城村东又发现8枚蚁鼻钱。（参见孔繁银：《曲阜董大城村发现一批蚁鼻钱》，《文物》1982年第3期）1980年，在费县石井发现一枚战国金币，该金币厚0.5厘米，上边长1.3厘米，底边长1.6厘米，有阴文篆字“郢爰”戳记，含金量94%。而据当地群众介绍，此地早年还曾四次出土金块，但均未保留。（参见刘心健、王言畅：《山东费县发现“郢爰”》，《考古》1982年第3期）1982年，费县探沂公社城子村又发现一枚“陈爰”金币，其略呈方形，长6厘米，宽5.3厘米，厚0.35厘米，含金量95%。（参见刘家骥、刘心健：《山东费县出土“陈爰”》，《文物》1985年第12期）董大城为鲁都北部卫星城，是战国时代鲁国防备齐人南下的军事据点；费县境内有鲁国东部重镇鄪，是鲁三桓之一季氏的封邑，出土郢爰的石井村为鲁国所夺取邾国的翼城遗址，出土陈爰的城子村为许田城遗址，也是鲁国城邑。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西周至战国早期鲁国货币多以贝币为主，其材质涵盖骨、贝、石、铜等。另据《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文献记载，鲁国的工商业虽然不及齐、楚发达，但也自成体系，“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史记·货殖列传》）。蚁鼻钱为楚国战国时期的习见货币，常用于日常小额交易；郢爰、陈爰为黄金铸币，其中郢爰即指铸造于楚旧都郢（分别指今荆州、江陵、寿县，楚人迁都常以旧都之名“郢”命名新都）的金币，而陈爰则为公元前278年楚国东迁于陈（淮阳）后所铸。鲁国境内所发现的楚系货币皆为战国时代所铸，并且有取代鲁国原有贝币的趋势，表明楚文化在经济领域对鲁国影响极大。

楚文化对鲁文化的影响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精神领域上也有所体现，这在鲁国墓葬的发掘中可以得到证明。古人极重丧礼，认为地下世界是地上世界的映射，事死如生，因此丧葬形式实际也是古人物质、精神世界的反映。

1973、1981、1982年，文物部门对新泰凤凰泉、郭家泉东周墓地（图9）进行发掘，共清理33座墓葬，墓主多为庶民与士。新泰在春秋时期为鲁国平阳邑，而凤凰泉、郭家泉两处墓地距离较近，故发掘者认为两者都是鲁国墓葬。这些墓葬形制大体与鲁故城遗址、泗水尹家城等处一致，皆与鲁故城甲组墓为同一类型，但其也有较为鲜明的特点，即多在棺椁周边及棺、椁之间填充青、白膏泥。如凤凰泉M4为椭圆形土坑竖穴墓、墓口东西长3.30米，南北宽1.50～2.40米。填土坚硬。地表1.40米以下即见椁顶，椁顶由11根自然圆木横施密排组成，长2.60米，宽1.30米。椁顶四周有8～20厘米宽的白灰面。椁顶南侧有生土二层台，最宽处在其中偏东处，为45厘米，5件随葬品正置次序地摆在这里。棺置椁正中，长2.04米，宽0.73米，因棺底采用悬装的形式，使棺底和椁底之间有20厘米的空隙。棺椁之间亦施白灰膏泥充填。（参见泰安地区文物局等：《山东新汶县凤凰泉东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新泰郭家泉东周墓》，《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0年泗水尹家城遗址发掘报告》，《海岱考古》2007年第2辑）

先秦时期以青、白膏泥填充墓穴的作风常见于楚文化区，使用青膏泥填土者既有王族、卿大夫，也不乏下士与庶民，因此以青、白膏泥填土被学界视为楚文化墓葬的特征之一。根据文献记载，平阳邑为鲁国北方边境重镇，距离鲁都曲阜相对较远，故而其文化面貌与曲阜略有不同。以郭家泉墓地为例，鲁国故城甲组墓多以豆形簋代盂，盂在32座有随葬陶器的墓中仅出4件，且都出在春秋中期以前的墓中，而郭家泉东周墓则不见簋，用盂随葬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在鲁国故城，不论甲组墓还是乙组墓，都未见鼎、盖豆、罍或鼎、盖豆、壶的陶器组合，甲组墓的华盖壶、乙组墓的豆柄小壶也不见于郭家泉东周墓，类似鲁国故城的乙组墓在这里没有发现。由此可见，鄙野与都城在葬俗上存在着差异，鲁国故城的葬俗显然是保守一些。（参见《山东新泰郭家泉东周墓》）同样，根据目前公布的考古资料，以青膏泥填土的作风也不见于鲁故城墓地，可见鲁都居民对传统的坚持。或许由于平阳一带风气相较鲁都更为开放，当地居民在遵循传统随葬器物组合前提下，也糅合了某些本地特色，并接受了楚文化青膏泥填土的风气。

新泰一带的鲁墓多为春秋中后期至战国前期，其墓主采用青膏泥填土的作风或由于远离国都而兴起，但随着战国时代楚国影响的日渐增强，原本固守传统的鲁都也开始接受楚地文化。鲁故城M52与M58是目前所发掘的鲁国墓葬中随葬玉器最多者。《曲阜鲁国故城》对这两座墓葬断代为战国早期，但目前学界认为两墓时代可能还要晚一些，大约为战国中期、晚期。M52与M58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棺内大量使用玉璧殓葬，M52所出玉璧有17件（图10），M58也有16件，这些玉璧均从头到脚，安置于死者身体各部位。以玉殓尸是楚文化高等墓葬的一大特点，尤其是进入战国中期之后，大量随葬玉器的葬俗在楚地愈发兴盛。如长丰杨公楚墓M2，其棺内共铺三层玉璧，使用各类玉器五十余件。（参见杨鸿霞：《长丰战国晚期楚墓》，《文物研究》1988年第4期）鲁故城M52、M58随葬大量玉器的行为与同一时期的楚墓几乎一致，其中所出玉器风格多数与楚地同类器相似，甚至可以认为两墓中的玉器实际大多为楚器。两墓与其他鲁墓风格大相径庭，除未使用青膏泥填土外，其作风几乎照搬楚墓。M52、M58所在的望父台墓地为鲁国高级贵族墓区，两墓墓主生前应当为鲁国上层人士。这表明楚式葬俗已经由边邑之地传入鲁国腹心地区，鲁国社会自庶民、下士至高级贵族已经受到楚文化的影响，鲁、楚文化已有融合趋势。

鲁、楚作为先秦时代两个重要的诸侯国，它们之间虽存在冲突与对抗，但融合交流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如楚地墓葬中频繁出土源自鲁地的儒家类简牍文献，泰安曾经发现楚人祭祀泰山的遗存。（参见杨子范：《山东泰安发现的战国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秦末农民战争中，孔子后人孔鲋携带礼器投奔陈涉的张楚政权，其侄孔藂则追随刘邦参战；楚汉战争结束后，鲁城拒绝降汉而为项羽守节；汉初名儒申公曾在彭城教授《鲁诗》《穀梁传》。这些事迹都说明，重礼尚文的鲁文化与开放浪漫的楚文化一道，在战汉交替之际已经难分彼此，预示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并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