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氏学”是在曲阜阙里特设的专门教诲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后裔子孙的学校，是历代朝廷优待圣裔的产物。“四氏学”发轫于孔氏家学，宋真宗时期准许孔氏家族就庙建学，改称“庙学”。后来准许颜、孟子孙入学，明初改其名为“三氏学”，并将其纳入到国家的地方教育体系中。明万历十五年（1587）又添入曾氏，改称“四氏学”。四氏圣裔因四圣的文化与政治影响力而获得特殊地位，其教育也备受朝廷重视。可以说，四氏圣裔教育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部分，也是童蒙教育的杰出典范。其教育理念深度融合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与历代教育实践的智慧，在儒家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氏学”作为孔氏家学的延伸和发展，其核心理念之一是承继先贤之学。这一理念源于对圣裔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四氏家族向来重视教育，勉励子孙向学重道、继承先祖之学，并将其写入规范家族成员言行举止的家训族规。如明万历年间衍圣公孔尚贤颁布的《孔氏祖训箴规》有言：“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孔门素为佩服。”“祖训宗规，朝夕教训子孙，务要读书明理，显亲扬名，勿得入于流俗，甘为人下。”（《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孔氏族规要求族人当以儒学为家学，将崇儒重道作为家族的使命和责任，族中子弟要朝夕学习祖训宗规，读书明理，立功扬名，不为庸人。南北朝时期，颜子后裔颜之推为了整顿门风、教诲子孙而作《颜氏家训》，其在《勉学篇》中引用古往今来的名言、典故教导子孙勤奋读书：“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缊褐，我自欲之。”意思是说，如果致力于研究先王之道，继承祖宗之业，那么即便是粗饭麻衣，我也心甘情愿。由以上家族规训可知，四氏子孙素来看重圣裔身份，重视读书学习。

历代亦对四氏圣裔传承儒学寄予厚望。自汉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历代帝王为维护统治，尊崇儒学，优容圣裔圣孙，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给予了诸多特权和恩惠，还同样重视圣裔教育。宋哲宗时，孔氏家学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庙学正式转变为孔颜孟三氏学：“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月，改建学于庙之东南隅，置教授一员，令教谕本家子弟。其乡邻愿入学者，听。寻添入颜、孟二氏子孙，又拨近尼山田二十顷，充庙学生员供膳，赐经、史书各一部。四年（1089），添置学正、录各一员，教奉圣公胄子。”（《阙里文献考》卷二七）元世祖时，曾命杨庸为三氏学教授，并下诏劝诫：“（杨庸）务要严加训诲，精通经术，以继圣贤之业。”（《元文类》卷一一）明太祖时，曾向孔子五十五世孙孔克坚道：“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后又向孔子五十六世孙孔希学言：“正好读圣人之书，亲近明师良友，蚤夜讲明道义以期有成。”（《洪武元年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对话碑》）清人更是直言：“自京师至府州县皆建学，学皆事孔、颜、曾、孟。而曲阜县有学，又有孔、颜、曾、孟四氏学，非直以崇报先圣贤也，盖将欲孔、颜、曾、孟之裔，学孔、颜、曾、孟之学，而县学及天下学之学孔、颜、曾、孟者，皆式于孔、颜、曾、孟之裔也。”（《曲阜县志》卷四二）可见，历代王朝都希望通过圣裔教育，督促圣裔贤孙弘扬儒学，垂范世人。

因圣裔有着承袭先人之学、延续儒家文化的特殊使命，“四氏学”自建立初始便以经学教育为主。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诏下鲁郡复学舍，召生徒”（《阙里文献考》卷二七）。宋真宗时，朝廷赐曲阜庙学监书一本，设置教授一员教育本家子弟，要求教授“必以讲六经之道、传圣人心法为职”（《全元文》卷二九三）。金代因之。元代“三氏学”教育内容重视义理，以朱子理学注疏为本。自明代中后期被准许设立生员、参加山东乡试、设岁贡后，“四氏学”趋向应试教育，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经史、文体写作为主。据《阙里新志》记载，“四氏学”每月初一、十五为假期，其他时间课程安排有会讲、背书、复讲三个部分。会讲即教授在明伦堂授课，生员提问；背书三日一次，生员背书每次要读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不但要熟记文词，还要讲解其中义理；复讲是由生员在明伦堂讨论自己对会讲内容的理解。生员还要日讲，即交流讨论当日读书习礼的心得，学校设有讲诵簿，记录生员日讲内容，作为日后考查生员的凭证。生员每月有六道作业，即本经义二道，四书义二道，诏诰、表章、策论、判语、内科二道。生员还有书法任务，每日临摹字帖一幅，每幅十六行，每行十六字，不拘流派，临摹须端正认真，合于书法，完成后要交给教授批改。

此外，“四氏学”学官亦选自学养深厚的宿儒。其学官始设于宋哲宗元祐年间，当时设教授、学录、学正各一名。教授负责教学，学录、学正负责辅佐教授进行具体的教学、管理工作。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裁去学正后，由教授、学录构成的学官建制成为定制。相较于其他地方学校，朝廷尤为重视“四氏学”学官的任命，其学官选自师儒官内“才德兼备、足为师范者”（《孔颜孟三氏志》卷四），教授“取德行温粹、文章典雅者”（《孔颜孟三氏志》卷四），学录选“年德俱尊、学问优长者”（《阙里文献考》卷一八）。“四氏学”教授多是饱学宿儒，如元代的张䇓、明代的毛宪和清代的蒋胤周，学录也多为涵养深厚的儒士，他们以深厚的儒学修养，教授和指导“四氏学”生员，在为圣裔传承家学、弘扬儒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三氏学新建学录题名记》中所评价：“自非……贤行者职专训迪，何以继述先德、大衍圣学者欤？”（《孔颜孟三氏志》卷四）

嘉靖三十八年（1559），山东提学官吴维岳在重新裁定学规时如是强调：“诸生各仰思祖宗系何等人。”“其制行当求异于凡民。”（《阙里新志》卷一二）“四氏学”生员作为圣贤之后，承载着特殊的使命和责任，被社会寄予厚望，理应严于律己，努力成为社会的楷模和典范，因而学校的规章制度应当高标准、严要求，异于凡民。“四氏学”并未因圣裔的身份和国家的优待而放松对学生的要求，相反更加注重学风建设，制定学规教条，对学官职责、学校管理、生员的学习生活等方面都有严格、明确的要求。“四氏学”学规旨在规范师生言行，维护教学秩序，在引导学生习业修德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规对生员的吃穿住行等方方面面都作了细致而严格的规定。比如在学习方面，生员背书时不仅要熟记文词，还要通晓义理；每个月作业有六道，务必都要完成；每日要仿写一幅字，字体不拘，完成后交给先生检查；生员讲解若有疑问应当请教师长，不得存疑不问；在校的增、广、附学生和习礼生，每天都要去斋长（表率诸生的优秀生员代表）处请教问题，不得轻慢前辈。在饮食方面，师生都要到会馔堂共同吃饭，吃饭时要礼仪整肃，恭敬饮食，不得喧哗起座，不得擅自进入厨房、议论饮食好坏、鞭打膳夫，不得逼令膳夫打饭外出。除三餐外，师生不许额外索要茶饭、澡浴汤水。在日常学习生活当中，生员当尊敬师长，遵守礼法；有事外出，需要向值日生员要“出恭入敬”牌，凭牌出入；生员只有生病才可告假休息，不得撒谎称病；若有事故想请假，须到名文簿上登记，再到明伦堂请求先生准许，不得擅自离开教室；到明伦堂背书，要按照班次顺序站立，凭借掣牌背诵，不得在顺序上杂乱僭越；师生不得将家人、童仆擅自带入学校；生员当爱惜堂宇宿舍；不得带家人到号房宿歇；在举行释菜礼、释奠礼时，生员要到庙里行事，随班行礼；在迎接诏敕及拜贺圣节等重要场合，要穿公服，随班行礼。

师生若有违背学规者，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四氏学”学官中教授专职教诲、严立规矩，而学录参与学政，负责学校师生的管理和惩戒，在约束和纠正师生的不良行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学规记载学录之职：“凡斋长怠于执事，生员有戾规矩，并课业不精，廪膳不洁，并从纠举惩治。”（《阙里新志》卷一二）即若斋长不称职，或生员破坏规矩、学业不精，或廪膳存在不洁净的情况，学录都有权纠正惩治。斋长是东西两斋各选一名品德厚重、学习勤敏的生员，用以表率诸生。斋长当修习礼节，衣冠整洁，学习勤谨，为诸生表率，但若在诸方面懈怠懒惰，有失威仪，学录便可以督察举发并惩处。生员应安心地在本号学习追求肄业，若与别号生员频繁往来，议论他人长短，甚至做坏事，学录当督查纠正,严加责治。在校生员若毁污、破坏堂宇宿舍及其配备设施，学录也要纠察惩治。此外，但凡有老师或生员违规将家人、童仆带到学校来，学录要对其纠治。学录还掌管“集愆册”，“集愆册”是仿中央国子监而置立的过失登记簿，用以记录生员违反学规的行为。“各号生员凡有不遵学规即便究治，仍将所犯附写文册，以凭通考。初犯记录，再犯决竹筚五下，三犯决竹筚十下，四犯照依律前例发落。”（《阙里新志》卷一二）将过错记录在集愆册上，并依据次数作出相应的惩罚，这种惩罚方式相对来说是较轻的，更多是为了给生员警告和改正的机会。此外，学规制定的惩罚措施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注明施行者，仅简单注明惩罚方式，如“痛决”“逐出”“责问”“痛责”“查责”“痛治”。其中，“痛决”是痛打之意，和“逐出”“问发为民”同属于比较严重的惩罚。学规中还有一种惩罚措施是“依律处治”，该措施针对三种情形：一是生员连续四次违反学规，二是生员有毁辱师长、制造事端、揭人阴私等干名犯义、有伤风化的行为，三是负责文案的学司有与诸生串通一气、侵损漏落、瞒公舞弊的行为。犯有以上过错者都要依据法律进行惩罚。

身为圣贤之后，四氏子孙本应承袭先祖的行为品德，严格要求自己，不落流俗，为天下人的榜样，故“四氏学”尤为重视生员的言行品德。《阙里新志》记载，“四氏学”授课内容的第一位便是“论道德”。

“四氏学”学规中，“品行”部分对生员的言行举止作了严格规定。在思想方面，在校生员“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本。必先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阙里新志》卷一二），与《大明会典》中所记载洪武十五年定下的对国子监生员的要求相同（参见《大明会典》卷二二〇）。在言语方面，诸生不得言语不正，不得议论他人长短。在举止方面，诸生要专心学习，不得做“衣冠不伦，出入公门，嘱托邀求，挟妓赌博，逞凶嗜酒，傲侮师长，挟持官府，捏造歌谣，起灭词讼，说事过钱，包揽诡寄，抗粮隐地，结党窝奸，欺愚附势，不忠不孝，不友不慈，暧昧谗邪”（《阙里新志》卷一二）等心术不端、干名犯义之事。此外，在朔望日放假期间，诸生不得在外饮酒大醉，以致做出睡大街、打架斗殴等伤风败俗之事。可见，学规对生员品行要求细致而全面，在提升生员的品德修养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孔子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儒家重视礼仪，认为礼仪是道德的外在表现。对于有承袭先祖之学义务的“四氏学”，习礼在其建学之初便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四氏学”最初为孔氏家学时，“鲁之诸生亦以时习礼其家”（《阙里文献考》卷二七）。此后习礼一直是“四氏学”的重要教学内容，如元代三氏子孙教授杨庸“授之经，而学夫礼”（《元文类》卷六〇）。元代教授张䇓作《释奠仪注序》，感叹自金以来，释奠礼仪有诸多错误、不严谨之处，于是“乃取朱文公所考订，自《仪礼》《开元礼》而下，裒为一篇。命学徒肄习，且与讲说义数，使之入耳会心。既知义礼之安，将不期改而自改”（《全元文》卷二九三）。张䇓将朱熹所考订的释奠礼以及《仪礼》《开元礼》等礼仪著作辑录为一篇释奠仪注，令学生学习并讲解，以达到将释奠礼仪内化于心的目的。明初设孔颜孟三氏教授司，三氏子孙在校的学习内容便是读书习礼。学规中也有“四氏年幼儒童，寄学习礼”（《阙里新志》卷一二）的要求。在诸礼之中，“四氏学”尤其重视事师之礼，比如每天清晨，教授、学录在明伦堂就坐，学生到位后要面向北面行揖礼，老师回礼后，学生方可回本号。在节令、入学、朔望日，生员都要到明伦堂依次向老师行谒礼。生员在老师诵授书史时，都要拱立听讲；向老师请教问题，要长跪听受。生员若遇到老师出入，都要端正拱立，恭送老师先行通过。若生员对师长有失礼行为，则要遭受惩罚。以上规定既有助于维护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提升生员的修养，也体现了“四氏学”对儒家尊师传统的重视和传承。

教育者当以身作则，“整饬威仪，严立规矩，表率士风，模范后进”（《阙里新志》卷一二）。“四氏学”教授多为德才兼备之人，除了学识深厚，品行也端正可嘉，如清代王者弼，以恩贡任“四氏学”教授，后任福州府经历。王者弼性至孝，每每出入都是背着母亲，十年如一日地服侍母亲。（参见《兖州府志》卷二三）清代“四氏学”教授汤中允，性格峭直，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在荒年时施粥捐钱帮扶贫者。为“四氏学”教授时，汤中允见学宫颓坏，便捐钱修建，“遇诸生以礼，口授指陈，往复不厌”（《兖州府志》卷二三）。这些具备良好道德品质的“四氏学”教授为培育生员的德性起到了表率和示范作用。

“四氏学”以培养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为目标，通过严格的学业训练和道德教育，使生员具备扎实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在未来成为国家栋梁，为国效力。

宋代以降，朝廷愈发重视“四氏学”教育，除了期望四氏圣裔能承袭圣学、为世人榜样外，还要为国效力。立于金泰和八年（1208）的《三氏学教授题名记》云：“即庙巽隅建立学舍，以教养后裔……使朝夕游泳，胚腪涵蓄，作成人材，济济跄跄，为国之光。”直接阐明了“四氏学”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育人才。清顺治九年（1652）再次重申，国家立“四氏学”，优待圣裔，是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阙里新志》卷一二）。朝廷要求“四氏学”当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为目标，以继承圣人平治天下的抱负，回报国家的恩泽。“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阙里新志》卷一二）由此可见，朝廷有意引导学生立志为良官廉吏、报国爱民。

“四氏学”生员可通过科举、贡举等途径进入仕途，以报国恩。明代批准“四氏学”生员可参加山东乡试，从此“四氏学”进入国家科举体系之中。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为了优待四氏圣裔，山东乡试另编“耳字号”，于添榜时总查各经房，若无孔氏中式者，则每科增加两名中式名额。从此以后，孔氏每科皆有中举之人。明宪宗成化年间又陆续准许“四氏学”参与岁贡、拔贡、副榜贡、优贡、恩贡等，为其生员将来步入仕途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四氏学”也因此在明清时期成为圣裔入仕的重要途径。

“四氏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许多生员通过科举、贡举走上仕途，其中不乏报国爱民、政绩卓著者。如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孔闻籍在西宁为官时，西宁被犯，孔闻籍遣将战败，当时监生开门投降，孔闻籍誓与该城共存亡，最终和家人俱投火身亡。（参见《曲阜县志》卷八一）清代颜光昌由选贡肄业后，任巩县县令，任职期间，兴学校，奖励孝悌，置办圣庙礼器、乐器，教佾舞。连年饥荒时，颜光昌不等奏报便发放仓廪、采买煤井以缓解民困。后调至阳武县，巩县百姓一直送他至虎牢。（参见《曲阜县志》卷八六）“四氏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官员，这些人才在报效国家、治理地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对圣贤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对学校学规的系统构建，对生员道德品格的严格要求，对为国养育英才的重视，共同构成了“四氏学”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特色。“四氏学”在圣裔的教化、培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今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