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申报》一度支持清廷签约，但有感于台民的激烈反对，转而坚决反对割地。与《申报》略有不同，《新闻报》从一开始就反对议和。该报认为，因败求和并非良策，谈判的时机地点也不恰当，且无论“财赋”“兵力”，中国均能坚持，而日方“虚实已彰”，可“诱以利而陷之旷日持久以疲惫之，出其不意一鼓而尽歼之”。即使仅有“一线之可延者，或一隙之可乘者”，“犹当贾余馀勇，背城借一以为侥倖之计，而不甘为城下之盟焉。”然而“我中国不与倭战，而与倭和，真使人叹息痛恨于无穷。”这样的谈判，“非议和也，乃求成也。”该报还以《论和局有梗议之说》为题，叙述举国上下的反对声浪，称“梗议之说果非虚传，从此鞠旅陈师，一意征剿，宁兵败而获天地之咎，毋俯首而昭割地之羞。语不云乎，士可杀不可辱，匹夫尚且如此，岂堂堂大一统之国家乃甘心忍辱蒙羞，非但无以对祖宗社稷，亦且何以示天下后世。”且言“普天率土，众口一词”，人心皆有此意，“实可为我朝廷贺焉。”和议条款内容传出后，激起举国的反对，而台民的反抗，也受到该报的重视。《新闻报》更以“论和约条款之可骇”为题，指出和约内容“狂悖无理，遽几欲令人目眦尽裂而须发上指焉。”

对于割台决定，《新闻报》展开猛烈批判。与《申报》的侧重点不同，《新闻报》不仅将割台之罪责归于李鸿章，还直言“割台”乃“大错”。该报指出，日人垂涎我宝岛台湾已久，牡丹社事件时已露其野心，此次借议和之机，“强求割地，首意台湾，将遂其十余年希冀篡取之初心”，而“我大臣锐意许之，我皇上曲意割之，而该处数百万之军民人等竟无一人肯屈从之。陈词于巡抚，而巡抚不能主张;陈奏于朝廷，而朝廷不能败约，得高举义旂，自保疆宇。”5月22日，《新闻报》以“论割弃台湾之失”为题，称台民的布告透出“一腔忠义之气溢于言表，关心时事者，窃多不忍卒读”。该报回顾了清廷治理台湾的历史，感叹得失之难易，连外人都觉不平，借之委婉地表达不满:“溯台湾之入我版图也，不知几经攻战几费经营。当其得之也，何等艰难何等况瘁;乃其失之也，不过一举手之劳一启齿之逸，遂使数千里之沃壤，数百万之子民，顷刻之间属之他人。伊古迄今，恐不多见，凡属在地球之人，无分中外，一闻此失，莫不骇异。……一寸山河百寸金矣，人心如此，地利如此，再溯当日得之之难也，又如此，宜乎作壁上观之各与国，亦大有不平之意焉。”该报直言割台所失甚多，“百啄亦难辞矣”。随着反割台运动的发展，《新闻报》对割台的批判愈发强烈，甚至称“割地偿金求和息战”乃“聚五洲之铁，亦不能铸”的“大错”。

在清廷被迫割台，日本侵占在即的危急时刻，以邱逢甲为首，台湾士绅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借以争取列强支持，避免宝岛落入日本魔爪。对此，《申报》颇感棘手，迟了几日才正式转发电文。《新闻报》则几乎在第一时间呼应了台民自主抗日的宣言，并据中国传统予以正名。在5月30日的《论台湾自主必先正名》一文中，作者一面借用历史典故，说明台民借“台湾民主国”名义反抗日人侵台，乃属于齐桓公“尊王攘夷”、刘备“匡扶汉室”一类的行权之举;一面又强调今古不同，援用万国公法，自立抗争，乃识时务的真俊杰:

今者台湾之势岌岌矣，地方千余里，不可谓不广;户口数百万，不可谓不多。一岁三熟，复有金煤琉璜樟瑙诸矿，不可谓不富。倭奴不张一弓不折一矢，徒以朝鲜诸役，即割膏腴而畀他人，实古今天下所未闻者。不意台民义愤，誓不欲生，此际欲决雌雄，诚恐难操胜券，而其势不得不借力于外国，不得不援万国之例，不得不与檀香山诸岛遥遥相对。若以称大清元帅，明是清臣也，倭奴据之不得，必挟朝廷以制之。朝廷若有召命，不得不行。不行是逆臣也，行之是失台湾也。与其后有不美之名，不若前援万国公法以作保护之计。台地人民此举是亦与齐桓公、刘昭烈前后一辙也。况今之世与古之世不同，古之未有者，今日有之;古之未闻者，今日见之;古之指为夷狄知有利而不知有义者，今日皆居然大国聘问修好，讲礼义矣。必定争此大帽子而戴之，算为体面，特恐宋襄之仁义，陈馀之泥古也，不亦惨哉！司马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邱君诚俊杰矣，所望事定之后，尊君父、纳贤豪、开议院、仿西法，处处留心，节节相准，庶几复君父之耻，泄吾民之忿也。

《新闻报》的评论不仅澄清了台民成立“台湾民主国”的动机与缘由，还进一步为其做法寻找历史与现实依据，这无疑是对亟待支援的台民自立抗日运动很重要的舆论支持与鼓励。6月7日，该报再以《论台湾变局之可异》为题，继续为“民主国”辩护，称台民的抗争，虽“拒天子之命”，却彰显了国人的力量，“反为我中国增光”。故“此变实出于正天下，后世皆能谅其心矣。”因之，台民非“乱民”，台抚非“乱臣”。即使日人因台民的抗争，转而向清廷图索他地，在台民的鼓舞下，被图索的其他地方的军民也一样会“奋其公忠，决不相让，一处如是，处处如是”，使日人无得而返，“当亦无可如何而废然自返耳”。《新闻报》还勉励唐景崧革除弊政，破格用人，完成保全台湾的使命:“中丞勉乎哉，必期始终守之，则上不负国下不负民，而为千秋万世之所钦仰。何以?能终守此土，务在上下必期一心，不可少有扞格，尤务在一洗向来积习，首重破格以用人。大臣法则小臣廉，君子进则小人退。眼前各省之弊端，悉是新邦之龟鉴。况台湾数百万生灵所倚望于中丞者，至大至重乎。慎勿徒贪夫总统之尊，而少懈夫保全之计，则台湾之民幸甚，又岂独台湾之民幸甚哉，将普天率土之民，无不引领望之，倾心祝之也。开千古未有之局，行千古未有之事，不亦异乎！不亦异乎！”

相较而言，《申报》到了6月3日才转发消息，6月11日发表《论台事关系匪轻》一文，称唐景崧等为“中国之忠臣”，台民为“中国之义民”，足以“张中国之威，而奋士民之气”。这一论旨的转变，除了自身对事件的认知，或许也与《新闻报》大张旗鼓地肯定台民的抗争有关。

听闻台北失陷后，《新闻报》大失所望，将台北之失首要责任归咎于唐景崧，谓:唐氏“负我国家，负我台民，并负天下之人民所瞩望。”显然，在《新闻报》眼里，台民的反割台的斗争，实质就是为中国守疆土。

唐景崧内渡，台北失陷，刘永福继之成为台湾抗战的领导者，他镇守的台南成为抗日中心。刘永福乃抗法名将，经中法越南一役，威名远扬。《新闻报》同样对刘永福寄予厚望，听闻台北陷落，该报认为“台北虽已属倭，而台南尚有我刘大将军在，必不令倭唾手而得。”该报不遗余力地为刘永福及黑旗军宣传，坚信有其驻守，台湾将“终不得为倭有也”。《新闻报》还特别渲染了刘永福的“孤忠”形象。接获台北失陷的消息时，该报发表《孤忠独立》，称刘永福率领五千黑旗军“独断独行于台南一隅”，“此真千古忠臣义士所未有之变局也，岂不悲哉，岂不悲哉。”之后，该报不断强化这一形象，“由今日而论，中国之将帅，若刘渊亭军门者，其为孤臣乎?”在《新闻报》撰者笔下，刘永福被视为当世之“韩信”，“各国观兵者无不服刘军门之能用兵，众口一词，载诸西报，独惜我中国不能早用之，不曾重用之，而使之几将为孤臣以终老焉。”《孤忠独立》一文刊出后，便有读者回文，称颂刘永福的义举，寄望其为中国雪耻，令日本臣服，使和约作罢，收复失地，“以台湾复隶入中国版图”。作者赞道:“从来非常之业必待非常之人而始建，亦非常之人必待非常之业而始彰。故体国忠臣功施社稷绩纪旗常者，必有识见出人之上，必有力量过人之处，亦必有坚忍不拔之才，然当其危虞艰险之秋，人皆退避而末由，而斯人独具忠君爱国之心，维持大局，其运量所周，固加人一等，而其苦心孤诣，亦极可悲者矣。”即使最后功未成，刘永福的“一片孤忠”亦足以“增日月之光，壮山河之色，千载下忠臣义士必将唏嘘感泣而叹其人。”

除了称颂刘永福的事绩，《新闻报》还刊长文为其出谋划策，建议在逼退日军后，仿照赎辽的做法，请列强出面调停签约，以台湾若干年的税赋充作赎金，“嗣后各不相侵，永敦和好”，再奏明清廷，“以台土之钱粮作台土之经费，秉正朔，参朝贺，系大清不侵不叛之臣”，“守已割之台湾，作南洋之屏蔽”。

此外，虽然暂时挡住了日军的侵袭，但眼见刘永福“孤军无援”，《新闻报》担心难以持久。虽或迫于形势，该报没有直言援助台湾的要求，但仍不时露布寄望朝廷更张，回挽台湾局势之意。在《论善后宜亟筹万全》一文中，该报称朝廷若有转圜之理，则台湾将不为日人所据:“台民忠义之气，闻者莫不为之感泣，冀望列圣在天之灵，亦当默为呵护也”，民众有此忠义之心，“朝廷有转圜之理，亦即天心有悔祸之机，是则台湾之不为倭有亦意计中事耳。”在《论当赦会匪以图倭》一文中，该报更出奇谋，称既然“普天率土，众口一词，愤愤不平，无人甘服”，建议清廷赦免各省“会匪”，令其越洋攻日，以解国家危机。

最后，当该报了解到刘永福内渡的细节及刘军并未与日军交战的消息后，仍为其辩护，“永福之不利，天也，非不战之罪也。”

作者：陈忠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