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申报》站在台民和中华民族立场上，同情支持台民抗战，其言论着意于倡扬台民的“忠君保台”精神，为台民的自立及成立民主国辩护，声援台民的抗日保台斗争，并塑造、赞扬了刘永福保台护民的英雄形象，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战略战术建议，有力地反驳了《万国公报》等外报对台民抗战的污蔑和指责。特别是《申报》从台民英勇顽强的斗争中，看到了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潜力，预见此乃民族的希望。换约接受后，清廷上层对台湾问题集体失声，《申报》则成为大陆支持台湾抗日的舆论中坚。

关键词：《申报》；反割台斗争；社会舆论

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予日本，但台民义不受辱，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割台斗争，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台民的拒日斗争，引起国人的关注和同情，反割台舆论风起云涌。作为当时国内仅有的五家中文报纸之一，《申报》十分关心台民的反割台斗争，除了转登台民公告，译载外文报道，还专门派员到厦门等地探访台岛近情，掌握反割台斗争的最新进展，发表了大量有关台民抗日活动的评论。1895年2月底，日军即将攻台的消息传出，《申报》对台防的报道便逐渐增加。待日军进犯澎湖后，《申报》几乎每日都有报道台湾绅民抗日活动和战事进展的消息，一直到1895年11月底，随着台民抗日活动的减少，报道才逐渐消歇。同时，《申报》下属的《点石斋画报》，依据这些报道内容，刊登了近四十幅有关台民抗日运动的图画。而从1895年4月起至11月初，围绕割台引发一系列问题，《申报》还配发了40多篇评论，尤其在抗战初起的5、6、7月份，每月都多达10篇左右。相对于同时期的《直报》等其它中文报纸，《申报》对于反割台斗争的报道份量最重，且更为详细与全面，颇受读者关注。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申报》与反割台斗争的关系关注不够。实则，《申报》是当时最重要的中文报纸之一，探讨这一问题，不仅为了解当时国人对台民反割台斗争的反应所必需，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整个甲午战争的理解。

台湾地处东南一隅，为邻近数省的天然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甲午战争期间，战事尚未蔓延至台澎时，《申报》虽曾提醒清政府应加强台澎的防御，但对日本据台的野心估计不足，认为日军之意不在台湾一隅，而在北洋地区，防务的重心在北不在南，而且台防经累次加固，有刘永福等人驻守，自是固若金汤，即使日军进攻，也能应付自如。其实，当时日本觊觎台湾的消息早被中外各方所关注，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还为此专门去电李鸿章探听。相较之下，《申报》则轻视侵台的消息。即使有日军南下澎湖消息传出，《申报》尚怀疑是日军声东击西之计，而“台湾不过海外一隅之地，于我之大局无伤”，坚持认为日人意在北洋，“夫所争之地者，非北洋而何？”待日军于1895年3月底攻占澎湖，且停战条款所划范围未包含台澎，《申报》才意识到日人对台湾乃志在必得，转而希望守台将兵严为防守，以遏凶锋。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19日，《申报》便透露了部分条款，第1条即为“台湾一带地方永远让与倭人”。但《申报》对割台等屈辱条款表示理解，对和议终成表示欢迎，并以《欣闻和议》为题，报道杭州民众闻和议，“一时喧传，人心遂定”。知晓《马关条约》的内容后，内外大臣、朝野上下纷纷上书谴责日本的贪婪无耻，要求拒约抗战，清廷内部也为是否同意批约发生激烈争议。《申报》却为和议辩护，想当然地以为主持和议之人另有“深谋密计运乎其中”，而外间之人，“管窥蠡测，亦无怪其訾议丛生”，攻击反对和议的声音是“欺君误国”。

中日议和初始，听闻日人有割台之议，台民时刻警惕和议信息。停战条款不及台湾，台民预感前途不妙，向朝廷抗议，但日本对台湾垂涎已久，坚持割占全台。无心再战的清政府，虽极力辩驳亦无济于事。待知晓割台成为和议条款，台民即刻请求台抚唐景崧代奏朝廷，反对割台，掀起激烈的反割台运动。此时《申报》竟指责台民仅顾台湾一地，而不知缓急轻重：“台地尚在门户之外，而东省已为堂奥之中，其轻重不又有别耶？”就台湾与辽地的战略地位相权衡，认为台湾轻于东省，为大局言，可弃“枝叶”保“根本”。但当时台民主动起来反抗割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割台运动，他们或请台抚代奏，或由台湾举人联名上书，与在京各省举人一道，造成一股强烈的反割台舆论，上达天听。这股舆论让《申报》不由得感叹道：“乃台人共怀愤激，不甘让于倭人，东省人民不闻有伏阙上书，显陈利害，岂朝廷待民之心有厚薄耶？抑人民之气节有不同耶？”《马关条约》签订的次日，即4月18日，丘逢甲领衔全台绅民电奏，质问台湾并未被倭人占领，“何至不能一战”？表示宁可决一死战，不愿将台湾拱手让与倭寇。

台民的激愤哀号让《申报》彻底改变了在割台问题上的态度，而其最大的认识转折，则在于意识到割地问题所牵涉的不仅仅是台湾一地的战略地位问题，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土地上人民的感情：“诚以割地一事，不独失土，抑且失财失民为害最钜。”所谓轻重缓急之事，其实自在人心：“在草野人民何知轻重，然其心之所发，若有不约而同者，然后知轻重之故，自在人心，不必远而求者也。”《申报》无法漠视台民的忠心义胆，公开表示对台民的同情与支持。该报强调日本即使割台之地，也无法割占台民之心，而民心不服，其地难割，将来日人莅台，必将遭受台民的坚决抵抗，这样一来，日军必兴师动众，台民亦必全力抗拒。故而，这样的和局，不仅达不到弭兵的目的，还可能引发新的战争。该报进一步指出，割台问题涉及民心向背的大事，不可失台民之心，更不可失百姓之心：“古者得天下，必先得民心，所谓众所归往之为王也。今者民心固结未散，而舆图日削，不能为保全之计，是真难索解人矣。当轴者慎勿以和局之可成而视台湾为疣赘也。”

《申报》连续发文支持台民。5月15日，丘逢甲等台湾士绅集议台北筹防局，发布《台民布告》，并致电总理衙门及各省疆吏，宣布台湾自主，留唐景崧理台事，请刘永福镇守台南。17日，《申报》全文转载了《台民布告》。19日，该报又发文公开支持台民这一大胆的义举，解释说割台与前此割让港澳不同，并非清帝明谕割让，而是李鸿章行“便宜行事”之权，擅自割让，故“则是将全台割畀日本，非朝廷畀之，直全权大臣畀之也”，把割台的罪责推给李鸿章。同时该报为台民的义举辩护，称台民反对割台，并非违抗朝廷，而是与李鸿章相抗：“台民于朝廷固不敢抗，岂全权大臣而亦不敢抗乎？”该报还警告日人，台民素称强悍，台地素号富饶，“以言战，则誓死不去；以言守，则饷项常充”，欲得台湾必将付出极大代价，劝其三思而行。5月21日，《申报》追溯明清以来国人含辛茹苦地开发台湾的历史，感叹“积累数百年而片刻不能保守，经营数十世而一旦易于弃捐”。25日该报又以《书台峤绅民电禀后》为题，再度回顾台湾的开发史，称台民拒日决心，实源自清帝“厚泽深仁，有以结民心而作士气也”。

由上可知，《申报》发出反割台的呼声，除了受到举国上下反割台的舆论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台民英勇的反侵略精神的鼓舞。其立场的根本转变，反映举国上下对割台的不满与抗议。事实上，《申报》在割台问题上反映出的民心问题，也给统治者带来很大的困扰。在轰轰烈烈的拒和谏诤运动中，官员、举人上书反对割台的一个重要理由，即是台民忠义，割台恐将失去民心。光绪帝谈到台民意欲死守台湾时，也叹言“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台民的反割台斗争愈演愈烈，为了争取列强的支持，以丘逢甲为首的士绅决定援循西例，于1895年5月25日在台北成立台湾民主国。这一事件，在时人看来，不啻于石破天惊。在仍处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国，敢于成立“民主国”，无疑具有强烈的反叛意味。即使支持台民反割台活动的张之洞，也劝其不可用“民主”一词。钦差大臣刘坤一则称之为“创千古未有之奇”。对于《申报》而言，如何报道“民主国”一事，也颇费斟酌。该报从西报得知台湾成立民主国时，表示不敢轻易相信，强调此事反映台民反抗之决心。待至6月3日，《申报》确认民主国已成立，始转台民成立民主国的十六字电奏：“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并评论说，台民“力拒鲸鲵之寇，仍称虮蝨之臣”，并非叛清，还特意刊发唐景崧致各省大吏的电报，内称“事起仓促，迫不自由”，而台湾虽自立，“仍奉正朔，遥作屏藩”。6月10日，《申报》照录唐景崧发布的立国布告，称其“心存报国，不忍轻弃台民”，台民亦“誓死以殉，不愿归倭奴管辖”，因之举义旗成立民主国。这些报道，都着意说明台民自立，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其反抗日人的精神。故唐景崧未奉诏内渡，是不愿以土地让人，可谓“中国之忠臣”；台民拥立民主国，是不欲为日人之臣民，堪称“中国之义民”，足以“张中国之威，而奋士民之气”，而全国人民均翘首企盼台民捷音。

值得注意的是，在甲午战事日趋不利之时，《申报》不时有变法图强的呼吁，提出改革政治的根本在于“用人无中外之分，行政以君民共治”，以扭转国中上下隔绝，不能群策群力的弊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民成立民主国，对内无疑有利于发动士绅民众一同抵抗外侮，与《申报》的政论若合符节，但该报却对“民主国”一事只字不评，显然是出于避免太过刺激清廷的考虑。所以，直至台湾全岛陷落，该报仍在强调成立民主国乃出于无奈，并非反叛行为。

《申报》提醒台民抗日应有持久的准备，这无疑是权衡敌我力量所提出的正确观点。5月30日，论者在《论台民义愤当筹持久之计》一文中，指出抗日的出路在于利用台地丰富的资源，内和成一体，外联欧西，行持久之战，建议台民“修睦强邻，缉和与国，内修［政］（改）治，外结厚援，上下一心，官民一体，搜军实，厉器械，足饷糈，精制造，旺物产，兴商务”，以为若能如此，则“地虽一隅，足与天下抗衡，全在人自为之耳”。同时，论者也对困难之处多有剖析，尤其担心枪械粮饷供应不足，难以持久抗敌：“所虑者，军械火器米食饷项者，皆守局外之例，转运殊难，相持既久，恐有不济。倭人以此为可图，旁观亦以此为可虑。”就此，该报希望台民早谋退路，设法乞援欧西，“无论德法英俄各国，谁不欲得此繁富之区”。但《申报》对列强援台的判断过于天真，实际上，当时在华势力最大的俄英两国，前者早已表示对日本占领台湾毫无异议，而后者试图扶持日本牵制俄国，更无干涉台湾问题的打算。

《申报》对台民抗日决心报以热切的期盼。在6月6日发表的《论台湾终不为倭人所有》一文中，该报声称：“台民未必终为倭败也，台民其勉乎哉。”可时势发展并不遂其之愿。5月29日，日军自澳底登陆，台军一战即溃，唐景崧置百姓于不顾，仓惶内渡。消息传来，《申报》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台湾之事几蹈辽东故辙，岂辽东之兵不足用，而台湾之兵亦无用耶？即台湾之兵不足用，岂台湾之民亦无用耶？”该报认为之所以造成如此形势，唐景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不能筹之于前，慨然自任；又不能筹之于后，脱然而行”，为台民惋惜不已。不过，《申报》过后仍认为不能过于苛责唐景崧，指出台地民心兵心皆为不一，而唐景崧本为文臣，对于军事非其所长，要担当组织抗日之重任，实过其能力之外。

唐景崧内渡，台北失陷，刘永福继之成为台湾抗战的领导者，其所镇守的台南成为抗日中心。6月28日，台南各界集聚关帝庙，公推刘永福继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并铸印呈献。刘永福拒接总统印，但表示将领导台湾绅民抗日到底。

刘永福乃抗法名将，经中法越南一役，威名远扬，故自其调往台湾帮办军务后，《申报》认为台防自此固若金汤，断不致为倭人蚕食。台湾自立后，《申报》一度希望唐景崧与刘永福这对曾在抗法战争中合作过的老搭档，再显神威。不料战事一起，唐景崧即先行内渡，台北沦陷，全台军火饷糈，落于敌手。《申报》担心仅剩刘永福在台南孤军作战，“既无接济，又无外援”，终不能久持。不过，刘永福率军力挫日军的消息很快传来，让《申报》重新看到希望。6月25日，《申报》转登了刘永福宣明坚持抗日保台、激励民心的告示。该报回顾刘氏抗法的英雄事迹，称赞刘永福乃“台峤长城”，必将用在越抗击法人之术痛击日人。

此后，捷报频传，《申报》极为欢喜，赞扬台民抗日的勇气和功绩，比照大陆对日军节节败退，可见战争的胜负，不在地之大小，而在民众的抗敌决心：“以台湾之小，彼反屡战屡挫，向日趾高气扬之态，至此已不知消归何处……地不以小限，惟视居是地者之贤否优劣，以为转移耳。”

当时有关刘永福抗日的报道，成为大陆各报的焦点。如《直报》以《黑旗又胜》等为题，报道台南战况。而《申报》最为集中，内容极其丰富。《申报》据台客的描述，称颂刘氏军法严明，颇得将士百姓拥戴，“几至五体投地”。《申报》对刘永福的指挥作战赞不绝口：“大帅不独智勇兼全，且能操纵得法，宜得每战必克，所向无前也。”又称其临危不惧，相机应变，始能转危为安，收复彰化，“民心暂惊而即定，海中岛国俨然有磐石之安”。因此，台民不致被日人所奴掠，“咸当向军门顶祝焚香而已”。该报呼吁台军内部应在刘永福的统一指挥下，和衷共济，避免内耗，统筹全局。对台湾抗日的未来更具信心，“有刘大帅镇守其间，终不使其据为己有，谓予不信，请观其后”。

同时，《申报》也指出台军尚不能过于乐观，应考虑枪炮弹丸无人接济，虽“民心固结不摇，亦万难徒手以搏”，为此，该报提出两个策略，一为“迅攻台北”，若军力雄壮，应主动出击，夺回军械饷糈；一为“不用攻而用守”，先整顿台军，扫除奸细，驱逐无斗志者，坚守城池，使倭人不敢轻举攻击，同时节省弹药，实行屯田之法，解决粮饷问题，坚持两三年后，待兵力渐厚，再徐图规复全省。

但是，《申报》的报道与评论，很大部分与实情不符。6月中旬，日军越过淡水河自北部南下，途中虽屡遭抗日军民的痛击，损失惨重，但台湾军民同样付出很大代价，只能延缓日军推进的速度。而且，台中南部抗战的大多数时期，既非刘永福亲自指挥，主力也非刘军。当地的义军首先在新竹、苗栗地区抗击日军，黎景嵩等领导的新楚军守卫漳化，刘军主要参与的是台南地区的战斗。各路抗日力量在战斗中虽有一定的合作，但总体上缺乏统一指挥。台南名义上是台湾抗日的中心，中南部的抗战基本上却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8月初，日军进逼台中，应黎景崧的请援，黑旗军吴彭年部首次参与苗栗地区的战斗。而刘永福本人则是到战争的最后阶段，才亲自出面整合其他抗日队伍，直接领导台南地区抗敌。

《申报》误报台中南部的抗敌形势，关键原因是消息不畅。大陆无法及时准确地了解台民的抗日斗争，普遍认为台湾的抗日斗争均由刘永福领导，即使清廷上层也是如此。翁同龢所获台湾战事的报告，也称刘永福“杀倭不少”。刘永福当时已被拥戴为抗日统帅，名义上统领着整个台湾的抗战，其所镇守的台南，是台湾前往大陆的主要渡口，抗日消息大都出自该地。向大陆的请援，也多出自刘永福。加之他本人的赫赫声名，大陆方面很自然地把刘永福及其黑旗军视为这些战斗的主要领导者和主力，并在报道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刘永福塑造成统摄全局的抗日英雄。当时不仅是《申报》，其它报纸，如《直报》《新闻报》《万国公报》，均以为是刘永福在指挥战斗，“刘大将军”的传奇在大陆传开。《直报》经常转载《沪报》《新闻报》《申报》以及香港地区报纸的相关消息，重点关注的也是刘永福及黑旗军的抗倭斗争，还不时称颂刘永福的英明神勇：“刘渊亭军门坐镇台湾，与日人相持已历数月之久，胜仗频闻，海□［氛］渐息，遂使弹丸之地，竟等磐石之安，军门之侠气英名不恃流播于山陬海澨间，即远方之狄听风声者，人人有仰止之思，诚何异儿童颂君实，走卒知司马哉。”同属《申报》馆的《点石斋画报》还根据《申报》的相关报道，刊载了不少描绘刘永福率领“刘家军”痛击倭寇的画像，让刘永福的“抗日英雄”形象更加具体，如“倭兵中计”“名将风流”等。

随着对台岛局势了解的深入，《申报》终于发现刘永福其实尚未亲临火线。8月13日，《申报》刊载的《台湾近状》首次对以往的报道作了更正，称抗敌主要是台地的“客民”，黑旗军尚未参战，但也在积极备战：“此间得台湾消息，知刘渊亭大帅尚未躬亲战阵，历次与倭人交战者，皆是客民。此种客民无事时从事田畴，临敌则舍耒耜而操戈戟，所用枪械药弹皆系上品，且复预备多多。故倭人惟占据从前华军所弃地方，并不能向前攻击。至于刘军布置，一切颇极精详，诰诫所部之兵，不准轻敌一弹，以便养精蓄锐，他时痛击倭人云。”有读者询问一些台民大胜倭寇的传闻的真假，《申报》回复肯定这些传闻反映了民众的心愿，“皆出自我圣清忠义之民意”，对真实性则不敢苟同，指出台岛自立后，大陆未再予支援，汇聚全岛菁华的台北又已陷落，仅剩台南等贫瘠之地，“欲制械而制局已付之敌人，欲筹银而绅富又相率言旋”，即使刘永福智勇双全，也只能悉心防守，欲其主动进攻，收复台北，并不现实。

不过，《申报》仍坚持刘氏统摄抗日全局的地位，毕竟他是抗战全局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论刘军门守台以筹策胜》一文，想象刘氏坐镇台南，从容调度指挥全岛抗战的情形：“军门坐镇台南，未尝亲统大军，但以精选将才，振作士气，合全台为一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运动，无不如志，不动声色，从容坐镇，已能奠台疆于磐石之安，此诚能以筹策胜人也。”大陆各报仍继续报道台民与黑旗军大捷的消息，一直到台南陷落，刘永福内渡，才接受失败的现实：“夫事苟能尽心竭力，即兵败将亡土地尽失，亦时势之使然，无不可以对台民，亦无不可以对天下。即天下不能谅之，台民不无怨之，而究不能设其忠勇才义之志，而致与庸医懦将等量而齐观也。”《申报》为台民惨遭倭寇和败兵土匪的肆意蹂躏悲叹，“台民何罪，而遭此大劫耶”！同时，迥异于对唐景崧的评价，《申报》为刘永福最后避走厦门辩解，维护其完满的抗日英雄的形象，强调以刘氏的才、勇、忠、义，犹不能守住台南，非刘氏之过，其在不利情况下，奋力抵抗，已尽其人事，不可强求：“刘帅所据者，日人之地也。据日人之地而不能守，则走可以也，死何为者？即不死，朝廷亦不能罪之，非但不能罪，抑且可以用之。”

《申报》从台民英勇顽强的抗敌精神中，看到民族的希望，指出民主国成立本为希求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可列强不仅袖手旁观，更有坐待渔翁之利的企图。但台民并未放弃，仍然团结抗敌，“台存与存，台亡与亡，传之天下，共见共闻”，此义举实足以震动天下。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抗争的精神，让举世看到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反抗精神：“俾薄海内外闻之，知中国固有人在。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该报回顾了与泰西通商以来，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挟其长技以凌我”，清政府虽恩威并举，但皆不得要领，反倒受其轻视。而此次台民的抗争，对于因甲午战败而面临列强分割的中国，着实打了一剂强心剂，“足关系天下之大局，而快天下之人心”，既张扬了国人的英勇抗敌的精神，也有力地震慑了列强，“始知我中国之民，未可轻视也。从旁观觊觎之心，自此或稍知止乎”。

在反割台运动兴起之后，《申报》受台民爱国精神的感召及反割台舆论的影响，旗帜鲜明地表达对反割台斗争的支持。尤其当中日在烟台如期换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后，官员上书拒约宣告失败，清廷内部为台民请愿的声音逐渐消歇，《申报》等报纸成为为抗日保台运动呐喊助威的唯一声音，反映了国人对割台的愤慨与对台民抗争的支持。

甲午战争时期的《申报》在报界已颇具影响，有销量亚洲第一之说。当时国内的报纸尚处初创时期，阅报风气虽已渐开，但未风行。全国中文报纸仅有五家，各报馆总共日销量也不过四五万张，这就更凸现《申报》在报界的地位。《申报》在台民抗日保台斗争期间，勇于突破清廷的限制，对台民的“义愤”示以同情和赞赏，并提出某些建议，在当时的环境下，实属不易。与其它中文报纸相比较，《申报》对反割台运动的评论与报道程度更深、更广。《申报》不但派“访事人”在厦门收集有关台湾的消息，还大量转载、翻译上海和香港各地的中文与西文报纸，尽可能提供有关反割台运动的新闻，并及时予以评论。作为一份外人所办的报纸，其言论的立场与取向，总体上是在中国人一方，这与同为外人报纸的《万国公报》迥然不同。后者在中日交战初始，虽一度支持中国，但随着战局的演变，为了英美列强在远东的利益，不惜混淆是非，站在日人一面，攻击中国为非正义一方，具有典型的两面性。在对待台民拒日问题上，《万国公报》极尽攻击之能事，认为台岛既已割让，就应放弃抵抗，不可再战。该报似乎担心刘永福若胜，即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危险，声称“刘军必败，盖贻中国之辱；刘军偶胜，断非中国之福”，全然不顾民众的情感。其实如《申报》所言，台民的抗日精神非但不会因不合公法为列强所不满，反倒有利于振奋人心，一扫近代以来清廷委曲求全，为列强所轻视的处境，从而发出抗日救亡的最强音！《申报》之所以迥异于《万国公报》，与两份报纸的性质有关。两者虽然都是外人创办的报纸，但《申报》是份商业报纸，追求“义利兼顾”，必须顾及中国人的情感而不致影响销路，如该报自言：“所卖之报章，皆属卖华人，故依持者惟华人，于西人犹可依持乎？”后者则纯为教会报纸，不必虑及读者的情感，可以大张旗鼓地为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服务。从编撰人员看，《申报》主要由中国人主持。《万国公报》的主笔是在华传教士，参与撰述的中国人，思想也颇受到外人影响。因此，该报以外人自居，对中国政事评头论足，这与《申报》有意识地消融华洋畛域的做法明显不同。如上节所提，《申报》曾因怀疑有关刘永福抗日事迹信息的真实性，减少了相关报道，但当读者提出抗议，要求增加相关报道时，《申报》很快便恢复了相关内容，并肯定这些传言“皆出自我圣清忠义之民意”。《万国公报》的攻击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若仍虚张声势，假托公愤，并捏造谣言，曰刘大将军打东洋，微论秋凉气爽，日兵进台南，观乎新竹、苗栗二县之沦亡，可谓殷鉴。”《申报》的商业化倾向及其以中国读者为中心的办报原则，使其更加重视中国人对甲午战事、割台及反割台问题的关心，并以此作为评论与报道的重心，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割台问题的态度和关心。由此，在反割台运动的新闻舆论中，《申报》因其态度与立场，处于最为核心的地位。

反割台运动期间的《申报》等报刊热情洋溢的言论，或许可以看成近代报刊舆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直报》也预见到报纸对于发动民众，抵御列强的无理贪婪要求有巨大的潜力。经历甲午战败、赔款割地的惨痛教训后，国人变法图强的呼声日益高涨。此后，报纸在开启民智、宣传变法维新诸方面的优越性终为维新志士所重视。戊戌维新期间，各种报馆如雨后春笋迅速出现，报刊舆论的独立性愈加明显，社会功能与地位不断崛起，报刊逐渐从社会舆论的边缘走向核心。

作者：陈忠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