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文化生命体深厚而广大。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创造和积累了丰富而优良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许多深富民本关怀的政治思想传统和治国理政智慧。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充分挖掘和阐发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和治国理政智慧，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疑是“两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中华文明实现重光的必由之路。

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三大特色

回望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学术思想勃兴的中国精神轴心时代，诸子百家为了回应时代的挑战，胸怀天下之兴亡、关切国家之治乱，汲汲于深入反思和系统探求治国为政的理想治道，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和中华文明可大可久的思想根基。那么，这一思想根基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梁启超先生尝言，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政治思想便具三大特色，即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社会主义。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民本主义的政治信念与思想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而历久弥新，它可以上溯至上古三代尊天重民或敬天保民的思想传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可谓是对民本主义政治理念的经典表述。降至春秋战国，儒、墨、道诸子兴起，其政治思想盖莫不具有鲜明而浓厚的民本主义特色，他们主张德化仁政、制民之产、保障民生、尊重民意、赢得民心，或者兼爱非攻、节用利民，又或者顺应民情，以百姓心为心。虽然其具体主张内容或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其核心要义不外乎强调对治国理政的根本见解，即立君所以为民，故保障人民之生存与福祉当为治国理政之道的重要原则。

对于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苦难，任何富有道德良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不可能无动于衷，诸子各家皆“思以其道易天下”（《文史通义·原道中》），正是为了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然而，人民何以会深陷于倒悬和水火之中呢？主要是由社会不公造成的，是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国家彼此间的纷争和冲突的必然结果。正唯如此，故诸子的政治学说莫不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为中心，而其生计学说的最大特色则是“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而分配以实现社会公正、贫富均平为理想目标，以致“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与此同时，诸子的政治学说亦莫不以追求天下的和平统一为目标，其平天下主义也就是以人类全体之共同福祉为鹄的世界主义，形成了当时的一种时代精神的运动。诚如钱穆先生所言：先秦诸子，实在没有一个人抱著狭义的国家主义。当时一般学术思想，都抱有一种“天下观”，所以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如《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层层递进，不断扩展，此乃是一项可大可久的人类事业，而天下治平的终极目标便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人类共同体理想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古老中国的新生

毋庸讳言，上述政治思想传统中所蕴含的崇高而深远的政治理想，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无法完全发挥其影响与作用，故难免发生高明而不落实之病。历史地讲，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过去常常陷入治乱盛衰的王朝循环当中，内部的分裂与纷争、外来异族的侵侮与入主危机不断发生，近代中国更是遭遇和经历了由列强瓜分蚕食、侵略欺凌所引发的丧权辱国、亡国灭种的“至暗时刻”。

受西力东侵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急起直追，甚至唯泰西是效以谋求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过，在尽量吸纳学习西艺、西制和西学之优长并进行了种种尝试后，中国人民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真正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使之最终走出近代以来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的境地。

那么，中国人民何以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这与悠久深厚的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和国民意识中强调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精神、向往社会公正和贫富均平的社会主义信念以及以世界大同为终极理想的平天下主义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如此，先进的中国人不仅追求民主共和的理想，也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因其以解放受压迫和剥削的劳苦大众为鹄的、以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与中国政治思想的上述三大特色最为亲缘和最相契合，亦最能产生同鸣共振，因为它们共同拥有关切民生福祉、追求社会公正均平和胸怀天下苍生的崇高理想与博大情怀。

事实证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最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现实的实际生存需要，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不仅使古老中国最终走出民族危亡的困境而获得新生，也使中国文化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

“旧邦新命”与中华文明的重光

不可否认，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始终面临着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难题，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面对和解答的。说到底，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旧邦新命”问题。所谓“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而“新命”，就是现代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然而，“旧邦新命”的历史使命或任务的实现与完成，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在处理困扰着人们的古今中西之争特别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时如果难以得其平衡的话，就难免要陷于迷惘和偏失之中，甚至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进程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旧邦新命”的历史课题与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坚持坚定的人民立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代表人民、植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始终坚定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领导中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心系中国人民的福祉安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胸怀天下，提出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和全球文明三大倡议，提出构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总愿意与天下之人，同进于大道，同臻于乐利。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天下的人，同进于大道，同臻于乐利，中国人总欣然接受。”毫无疑问，作为“文明大国”的卓越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在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赓续与弘扬中国政治思想的三大特色，即民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不仅激活了古老的中国智慧，更在实践中将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到崭新境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其无与伦比的改造社会现实的革命精神和实践智慧，彻底改变了古老中国的面貌，使之获得了新的生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速和持续深化，我们清醒认识到，任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一直处于彼此疏离和相互轻忽的基础上，不可能建成一个真正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魂脉指引，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留给我们的丰厚滋养，必须将我们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当中。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结合”不仅可以使双方“互相成就”，从而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而且可以筑牢我们的“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结合”也必将使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的民本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信念和世界主义理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亦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的进程中重放光芒，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重光的历史见证；这既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所在，也是我们对“旧邦新命”的信心所系，因为“两个结合”和“旧邦新命”的伟大实践必能为中华文明的重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与行动指南。

作者：林存光，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本文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4&WZD0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JZD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