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 | 以“第二个结合”激活礼乐文化的生命力

房伟
2025-04-24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历经漫长历史演进而积淀下来的独特文化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努力构建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新型礼乐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在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及实践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激活礼乐文化的生命力。
与时偕行:推动礼乐文化的现代转译
礼以立序,乐以导和。礼乐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追求秩序与和谐辩证统一的实践智慧,为中华民族构筑了“修齐治平”的共有精神家园,有效维护了自身文化精神和文明体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价值体系与礼乐文化重视伦理秩序及道德教化的传统观念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张力,既表现为传统礼仪程式与快节奏现代生活的矛盾,又表现为礼乐文化传承中“体”与“用”的割裂。前者体现在礼乐文化中“敬天法祖”等传统观念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淡化,比如在城镇化率达67%、移动互联网普及率达78.6%的中国当代社会,能够前往祠堂、文庙、书院等场所参加礼仪活动的人并不占多数;后者则体现在礼乐文化传播的快餐化、表象化,比如在“汉服热”中,不少汉服爱好者往往只看重服饰外观之美,反而忽视了服饰的礼仪内涵,从而陷入了“重器轻道”的误区。同时,历史遗留的对礼乐文化的非理性态度仍根深蒂固,这使得在当代语境下实现中华礼乐文化的现代转译还任重道远。
礼乐文化的现代转译需要建构起阐释话语转换与传承方式创新相结合的互补结构。一方面,要坚持“器物—制度—精神”的传统分析框架,综合运用宗教学、社会学等方法,全面展示礼乐文化的仪轨系统、音律体系以及礼器制度等内容,并深刻阐释礼乐文化所蕴含的仁、敬、让等精神特质,寻找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另一方面,要在转译机制和路径上下功夫,通过以器明道、化俗为礼、技术赋能等手段,搭建“岁时节令—衣食住行—人生礼仪”的体验平台,拓展“考古现场—博物馆—城市公共空间—数字平台”的传播链条,建立“学术机构—社会团体—个体参与者”的协同网络,从而形成中华礼乐文化现代转译的多维矩阵,传承并延续礼乐文化精神。
礼乐文化应时发展而进行现代转译要坚持“损益”原则。子张询问孔子今后十代的礼制是否可以预知,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说每个历史时期的礼乐制度都有继承和创新的问题,根据时代需求有所调整、变革。不过,孔子更强调虽然外在的礼仪形式每代都有“损益”,但其实质内容即“礼之义”应该保持连续性。由此而言,礼乐文化的现代转译并非单向的、断裂式的,而应是一种多向度的、传承性的创新模式。
经世致用:健全新时代的国家礼仪制度体系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仪制度体系建设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融入国家政治制度,又渗透日常生活。从国家层面看,“五礼”体系的建构与延续促成了国家制度的礼乐化;从社会层面看,中国古代传统生活方式以礼乐为基本特质,促成了日常生活的礼乐化。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家礼仪制度建设,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了升国旗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礼仪制度,在礼典体系、礼典规制以及礼典组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庆祝活动是“国之大典”,并给予“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的高度评价。此外,“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等礼仪制度在凝聚力量、教化人心、鼓舞士气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礼乐文化的时代力量。
健全新时代的国家礼仪制度体系,要注重三个层面的创新发展。价值层面,新时代的国家礼典体系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注重人民性与科学性,同时融入平等、尊重等现代价值观念,寻求个体、家庭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制度层面,要继续加强国家礼仪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建设,在已有宪法宣誓制度、《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等制度基础上,继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法规,为构建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又有时代特色的国家礼仪制度体系提供法律保障。社会层面,通过制定和推广乡规民约,将尊老爱幼、谦和礼让、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转化为符合现代生活实际的礼仪准则,尤其要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异质同构关系,通过家礼、家仪的重建,推动礼制建设从社会延伸至家庭。
需要指出的是,礼仪制度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其实用价值。南宋朱熹尤其重视礼仪的实用性,强调礼乐建构应“删繁就简”,使其对普通百姓来说更易于遵行。就婚礼而言,先秦时期的婚礼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道程式,朱熹在不损害礼义的前提下,对婚礼程序进行了简化,只保留了纳采、纳币(纳征)、亲迎三种仪节。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在朱熹看来,礼仪形式因繁琐而不能使人感到畅晓明白,便无法推广,他说:“若圣贤有作,必须简易疏通,使见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因而礼仪要随时裁损,使之简而易行。新时代的礼仪制度创新同样要坚持以实用为主,让礼典真正服务于现代社会的需要。
固本培元:重塑礼乐教化的治理信念
礼乐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呈现出鲜明的人文特质。先秦儒家将“礼”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礼记·曲礼上》言:“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吃饱穿暖后还能够知礼、好礼并循礼而行。与此同时,礼乐文化还是道德实践的载体,承担着塑造人格的功能。孔子曾提出“庶、富、教”的国家治理主张,增长人口、发展经济、教化民众三者形成一个依次推进并相辅相成的闭环结构,人口的增加和物质的满足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推动力还在于教化人心,使人们达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作为传统中国极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礼乐教化作用巨大。王夫之就说:“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五伦之所经纬,人禽之所分辨,治乱之所司,贤不肖之所裁者也。”礼乐教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经纬五伦、分辨人禽、主宰治乱、裁定贤与不肖,这些恰恰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素。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政、刑相辅相成的教化主张曾在古代社会治理等方面长期发挥积极作用。但明清以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礼乐教化也逐渐异化为维护专制的工具。新文化运动时,“礼教”便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不少人把“吃人”与 “礼教”直接画上了等号。此后,礼乐教化的功能被严重低估,甚至成为封建糟粕的代表。对此,我们有必要把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与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地位的制度化“礼教”区分开来,要充分认识到礼乐教化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它不仅关注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关注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礼乐教化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治理方式,它通过“礼”的规范和“乐”的感化,促进道德与法律的有机融合,为社会良法善治提供道德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我们应重新认识礼乐教化的重要价值,通过制度创新将其纳入新时代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重塑礼乐教化的治理信念,首先要将礼乐文化的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可以探索在基础教育阶段设置“礼乐蒙学”课程,在高等教育阶段开设“中华礼乐”通识核心课程。同时,在课程革新、评价转型等方面做好配套,使礼乐文化的教育能够真正落地。其次,要加强公共文化空间的仪式重构,大力支持各地利用祠堂、文庙、书院等公共文化空间开展仪式性活动。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曲阜在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都会举办祭孔大典。这种传统祭祀礼仪的现代重构,不仅能够表达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敬意,还能够培养观礼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再次,要利用数字媒介扩展礼乐教化的实践范围。数字媒介的发展有力推动了礼乐文化在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上的革新,提升了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人文素养,是新时代礼乐教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礼序乐和:贡献文明交流互鉴新智慧
在中华文明对外交流史上,礼乐是古代中国进行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载体,对于稳定周边关系、促进经贸、传播思想、构建文化认同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更加凸显。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礼乐文化不仅能够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贡献有益资源,更为重要的是,礼乐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也可以为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新的智慧,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自身获得新的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量礼乐元素具有很强的审美性。在对外交流场合,礼乐文化通过精心设计和集中展示能够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与观众产生强烈情感共鸣。2023年5月,在中国—中亚峰会的盛大欢迎式上,64名舞者献上中国传统佾舞,向中亚各国宾朋致以最高礼敬。这正是礼乐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应用,展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风貌,对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大有助益。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我们不仅要重视中华礼乐文化元素的输出,更要重视以中华礼乐文化的思想资源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中的价值理念。如果说前者还是一种被动解释,那么后者就已转为主动的建构。礼乐文化中蕴含着“和而不同”的文明观,追求秩序与和谐的有机统一是其核心价值。在这一框架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进而构建起更加和谐的国际关系。这种“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价值理念,坚持对话而非对抗、包容而非排他,为破解“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中国方案。
站在文明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交汇点上,进一步激活中华礼乐文化的生命力,不仅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必然,体现着中华民族在现代语境下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伟大实践。这种历史的巨大跨越不是单纯地唤醒文化记忆,不是简单地进行古今对接,而是通过“守正创新”实现中华文明的“新命”。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指导下,在“返本开新”的文化自觉中,在“百姓日用即道”的生命智慧里,我们坚信礼乐文化的传承发展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本文系2024年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WZD02)

作者:房伟,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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