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梧 | “第二个结合”与习近平文化思想

张梧 | “第二个结合”与习**文化思想
202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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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便是经由“第二个结合”而造就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由之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与标识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与生动典范。
对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简单比附，也不是话语概念的拼凑对接。从“文化生命体”的表述来看，它之所以是活的，是因为其乃实践的产物。正是在世界历史的深刻背景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文化土壤，二者的结合赋予当代中国以文化生命。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审视中华民族从“文明蒙尘”到“文明重光”的历史进程，有助于人们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世界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关键节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第二个结合”的关键点，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形态，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迥异于资本主义的独立文化形态。
就中华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中华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呈现“非资本主义”属性，另一方面呈现“前资本主义”属性。一方面，“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非资本主义”属性，无法内生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与诞生于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相比，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因素的培育和发展程度上相对滞后，因而具有“前资本主义”属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关系：“非资本主义”属性表明二者的契合性，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前资本主义”属性表明二者的互补性，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深厚文化土壤的同时，也亟待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激活。“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与传播，乃至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与展开，中华文明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现代转型过程：现代经济建设，使中华文明的经济基础从自然经济翻新到市场经济；人民民主政治，使中华文明的政治载体从封建王朝跨入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社会变革，使中华文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对外开放交流，使中华文明的交往尺度从闭关自守转变为融入世界历史。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传承有序，但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条件却发生了深刻改变，从被动转向主动；中华文明的前途命运也随之改变，从“落后于时代”转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古老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中华文明也牢牢站在现代文明的原则高度上。
在中华民族卷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而又启人深思的“历史之谜”：资本主义基础极其薄弱的古老中国为何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总的来看，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中国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之谜”及其破解，在以下四个依次展开的环节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扎根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后，便成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主导因素和基本座架。再次，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便是走自己的路，要想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摆脱思想上的外部依赖，必然要求“两个结合”。最后，“两个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占有现代文明的先进成果奠定了文化主体性。经由上述四个环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由此凸显，破解了如何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古老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谜”。这个“历史之谜”的最终解答便是“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互相契合”走向“互相成就”，“‘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舞台中央，世界历史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转变。“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中华文明而言，古老的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便开启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大转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则意味着现代中华文明的成熟。就人类文明而言，这也开启了从“西风东渐”到“东西互鉴”的历史大转型。
就其现实性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彰显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即“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之所以能够“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充分吸纳现代成果的同时也承担起扬弃以往现代化弊端的文化使命。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不仅是现代化路径的差别，而且是文明的差别。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界限。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也意味着，西方现代文明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据只能是“第二个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种资源”熔铸为“一整块钢”。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即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实践。如果说“第二个结合”启动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结合，那么“再中国化”的重要指向便是人类社会的“再现代化”，即在反思现代性弊端的基础上建构人类现代化的合理形态。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主体自觉和文化气象。当年，毛泽东曾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新的答案，即“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坚持“第二个结合”，用魂脉与根脉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便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论观点上的重大创新之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建设布局上的重要支点之一。用以体立，体以用显。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在理论上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内在必然性，也要在实践上积极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注入深厚文明力量，提供全新历史选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1期P9—P10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原题《新的文化生命体：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摘自《哲学研究》2023年11期，崔晋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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