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悖论与化解之道

——余治平《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申义》读后

《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申义：儒家亲亲尊尊的原则要求与谱系诠释》，余治平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10月

中国几千年传统政治以“大一统”为主轴，可惜一直没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尽管前人有不少探讨，但是从内部看，我认为中国历代大一统困境的背后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封建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点是地方独立性很强，诸侯国国君皆承世袭，中央基本不管地方事务。最终导致诸侯各自为王，彼此混战，也就是地方摆脱中央。在郡县制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点是地方长官由中央任命，地方完全受中央控制，诸侯坐大、混战的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但这又导致官僚主义兴起，中央脱离地方；特别是政策一刀切，地方难接受。不仅如此，压抑过久，还导致地方官失去民心，引发地方造反。由此引发大一统背后的第二个决定因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相比于西周时期，秦统一以来的郡县制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极大地压缩了社会空间。当社会的自主性、自发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没有培养起来，一旦彻底放开，社会极容易走向散乱无序。当然，更可怕的是，压抑到一定程度，形成陈胜、吴广起义那样的底层反抗，造成巨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

上述大一统困境，有人形容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悖论。而在秦统一以后，由于郡县制大势所趋、全面发展，传统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成为：如何解决郡县制下君主集权对地方和社会的伤害问题。顾炎武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郡县制不可能放弃的情况下，如何用封建的精神来化解郡县的灾害，从而避免大一统困境。

然而，顾炎武并不是思考上述郡县制下大一统困境的第一人。早在西汉前期，比顾炎武早了一千七百年左右的董仲舒也已经思考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极有创意的思路。董仲舒思想在破解大一统悖论方面提供了哪些有意义的思路？ 这是余治平新著《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申义：儒家亲亲尊尊的原则要求与谱系诠释》（商务印书馆，2024年10月第1版，以下称“余著”，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余著认为，董仲舒虽然生活在郡县制全面确立的西汉早期，但他显然已经敏锐地认识到郡县制下大一统的核心问题。而董氏提出的解决之道，通过余著一再强调的儒、法大一统之别，我认为可得到很好的理解。

我们知道，儒家、法家都主张大一统，但思路是非常不同的。法家所倡导的大一统，包括以法令为重，以国君为尊，以一言为治，以一心为的：“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管子·重令》），“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商君书·壹言》）。余著将这种法家大一统概括为“政出君上，制法整齐，四海一致”“将公羊家的尊尊、大一统发挥到了极致而难堪的状态”。（页182、181）然而，余著认为，董仲舒并没有完全摒弃法家大一统，就其同样重视天下“一统”而言，董氏对法家是有继承的；但是，董仲舒却同时赋予“一统”以若干重要条件。下面我根据余著思路，从若干方面来总结董仲舒所主张的大一统思想：

其一，董仲舒主张“一统于天”，而法家主张“一统于君”（页195）。“一统于君”就是把国君置于百官和万民之上，“权力一路向上收紧，最后皆止于王者皇帝”（页195）。这种大一统，由于把最高统治者即国君放在最高位，让人君可以为非作歹、无拘无束，甚至肆意妄为、无法无天，这是后世郡县制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董仲舒显然对法家大一统的这一弊端有充分认识，所以强调“君上面还有天，还有道，因而便不敢为非作歹、无拘无束”（页195），“皇帝再高，也不能高于天；权力再大，也不能大于道”（页206）。

笔者认为，董仲舒“以天统君”还有另一深远意义，即王权合法性的解释权并不在皇帝一人手中，而在全天下人手中。因为天所代表的道义、天理，是向全社会、向所有人开放的。上天向所有人同样呈现，也向所有人释放同样的信息，所以天地间的道理人心之所同。这样一来，人民就有权向天子提出批评，有资格对皇权提出质疑。“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其意义是振聋发聩的。后世学者总是批评董氏没有发挥一套制度约束君权，我认为这是非常肤浅的，请问君主制在那个时代可以废除吗？ 请问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悠久的制度有哪个是个人发明出来的？ 须知任何好的制度的确立，都必须先有高明的思想奠定基础，而董氏的这一思想当然为制约君权的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其次，董仲舒特别强调最高统治者（皇上、天子）只有德配天地、正其所为，才可能真正实现天下一统（页209-216）。董氏在向汉武帝进献的对策中，根据孔子《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义，建议王者“上承天之所为，而下正其所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董仲舒《天人三策》）。

董氏这一说法背后的逻辑依据是，“惟圣人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在这句话中，“属万物于一”表明董氏与法家一样追求大一统；但与法家不同的是，在董氏看来，大一统不可能想当然地达成，不能够无条件地实现，只有“圣人”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这不仅是无限提高了大一统的主观条件，也是对人君的道德素养提出了最严厉要求。

那么如果统治者不能够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呢？ 董仲舒认为有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被天所罚，包括被降下灾异、剥夺王位、死于非命等，“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二是被人民推翻，“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同上）。

其三，董仲舒还提出以贤能辅君、制君思想。这一点，余著未多强调（不过在书中其他地方有论述），我认为这在董氏那儿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也体现了董氏极其重要的思路。董氏说法是，“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春秋繁露·通国身》），“所任非其人，则主卑而国危”（《春秋繁露·精华》）。

我们知道，柳宗元曾在《封建论》中为郡县制辩护，其理由之一是封建择官以亲亲为主，天下官职皆出于私；郡县制打破了这一限制，官职向全社会开放，寒门也可为官，因此秦立郡县“其情”出于私，其制则“公之大者”。因此，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白居易亦曾上表《议封建论郡县》，指出周非灭于封建，而秦不亡于郡县，关键在于“法坏政荒，亲离贤弃”（《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七《策林三》）。

虽然我不知道董仲舒对郡县制的态度（其时封建郡县之争尚未充分显现），但是考虑到郡县制下职官向全社会开放这一现实，可以推测董氏显然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任贤具有首位的重要性，其意义在于以贤能来化解郡县制下专制与滥权的问题，用董氏话说：“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根据余著分析，董仲舒的制君思想包括以天制君、以德制君、以灾异制君、以辞制君（页182-228）。所谓以辞制君，跟董子的正名思想有关。我认为还可以加上以贤制君。

董仲舒的一系列分析，体现了他与法家迥然不同的大一统思路，我认为可以这样来概括：大一统只有在统治者以天道为信仰、以德性为基础、以贤能为股肱等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什么叫“真正实现”？这涉及儒、法大一统的不同表现方式，即法家大一统表现为人君强制实现统一，而儒家大一统表现为人民自愿归向统一。在《深察名号》中，董仲舒为王者一统制定标准，称：“王者，往也”“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即孟子所说的“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孟子·离娄下》），亦即所谓万民“心悦诚服”而实现“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的王道理想。

回到本文开头，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董仲舒的上述思路，如果真的得到实施，是不是真的可以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双重矛盾，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跳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悖论？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显然不够。从今天看，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涉及面很广，其中涉及家族自治、社会自治、行业自治及地方自治等重要内容，均为董仲舒所未讨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认为董氏的分析显然至少有助于缓解上述双重矛盾，避免恶性循环、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

不过，余著对董氏大一统思想的评价未免太消极了，它最后得出，董氏方案对皇权的约束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期待并过分依赖君王个体唤起内在德性……暴露出儒学泛道德主义的天真和脆弱”（页227）。作者并引韦政通之说，称董氏所为是在汉初皇权专制势不可挡的历史条件下，“儒家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和退让”，是“儒家在汉代为适应专制所付出的代价”（页228）。余著这一判断和韦政通观点尽管与我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其说很有代表性，值得重视，不妨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吧。

最后，我想结合余著讨论一下人所共知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此公案已有无数讨论，这里无法细述。根据刘晨亮、米治鹏的新考证，此事发生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至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之间（《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董氏给汉武帝对策所言如下：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话中争议最多的地方是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邪辟之说灭息”。从字面出发，现代人很容易理解为董仲舒主张消灭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流派，而忽略这段话中两个极其重要的前提：

其一，这段话是据“大一统”立说的。董氏“大一统”绝非现代人所主张的“大统一”，而是指前面所说的国君以天正己、以德化民，从而实现天下归顺。“大一统”的本义是“贵元重始”（页193-216）：“大”不是指版图，而是作动词，指重视、张大；“一”指天地元气，万物本原，要求统治者据天行道；“统”为寄系之辞。故“大一统”落实为人间治道，就是指国君或天子能以天地正道，让天下人归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

其二，这段话中“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说法，是针对皇上择官和治政的策略而言，不是在讲如何统一文化思想和学术流派；“‘罢黜百家’的范围”主要“涉及皇帝顾问的人事变动”，针对的主要是刑名法术和黄老学派，并不涉及压抑民间思想，抑制百家发展（页167）。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皇上喜欢法术、偏好黄老，势必导致“下不知所守”“民不知所从”。“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一句中的“师”“人”“百家”，是指那些向皇上进言献策、竭力说服国君采纳己见的人。因此“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是指皇上不要听信这些人而陷入混乱。所谓“统纪可一”，是指皇上不要被巧舌之徒迷惑，在治政安邦上，要以六艺和孔子之道为统一标准。

因此，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目的是改变国君在治政方面“上无以持一统”的局面。作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一个方面，其宗旨是要求国君自身要有主见，以自身的抉择（“六艺”“孔子之术”）引领天下，绝不涉及镇压百家学术，强制统一思想。

作者：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5年4月9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