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江南北的广大土地上，凡遇路冲、桥头等地，通常能看到设置在那里用以辟邪、镇宅，刻有“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文字的以石碑为主要载体的物件，这便是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的石敢当民俗。经笔者调查研究发现，石敢当民俗与孟子“勇”思想之间，实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

泰安市岱岳区房村镇西南望村某民宅墙壁上镶嵌的刻有“勇士”人物形象的泰山石敢当（远景）

一、石敢当民俗的发展过程

在漫长的历史中，“石敢当”经历了由文字资料到实物的发展过程。“石敢当”三字最早出现于西汉黄门令史游撰写的一部蒙学教材——《急就篇》之中。书中内容分“姓氏名字”“器服百物”“文学法理”三个部分来呈现，而“石敢当”三字便是出自姓氏名字这一部分中，其文曰：“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虽然该“石敢当”是以姓名形式出现的，但并不能断定当时是否有名为“石敢当”的人物真实存在。一般认为，史游是在兼顾前后姓名组合的音韵搭配和尽量减少文字重复的情况下，将“石”之姓氏与“敢当”相组合，而新创造出一个姓名，在此之前并无“石敢当”一人真实存在。

在《急就篇》中的“石敢当”文字出现数百年后，又出现了“石敢当”碑。南宋学者王象之撰《舆地纪胜·福建路》曰：“石敢当碑：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治，得一石铭，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今人家用碑石书曰‘石敢当’三字镇于门，亦此风也。”可见，唐大历年间，在福建莆田周边已有设置石敢当的风俗，这也是属于民俗学范畴的实物石敢当的最早文字记载。不过遗憾的是，该碑早已佚失。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最古老的石敢当碑亦在福建境内。该碑现立于福州市于山山顶的碑廊中，为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所设之物。因史料记载中已知最古老的石敢当碑及现存最古老的石敢当碑均出现在福建，故学界普遍认为，石敢当民俗应是唐代中后期开始兴起于福建地区的。

清代石雕狮形石敢当（福建省客家族谱博物馆藏）

在福建地区兴起的石敢当民俗传播至山东地区后，与泰山信仰相结合，又孕育出一个新的石敢当种类——泰山石敢当。此后，泰山石敢当借助泰山信仰的巨大影响力，开始向四周扩散，进而向包括石敢当起源的福建地区逆向传播。泰山石敢当民俗在明清时期走向鼎盛，成为中国国内石敢当的主流。

二、石敢当和泰山石敢当的“勇士”由来说

在石敢当民俗最初兴起的时候，主要是利用灵石拥有的神秘力量来镇宅、辟邪。但自五代以后，社会上逐渐出现诸多石敢当和泰山石敢当的“勇士”由来说。关于石敢当，主要有“汉代勇士说”和“五代勇士说”。“汉代勇士说”主要追溯于西汉史游撰写的《急就篇》，如明代学者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曰：

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按西汉史游《急就章（篇）》云：“石敢当。”颜师古注曰：“卫有石碏、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据所说，则世之用此，亦欲以为保障之意。

“五代勇士说”则主要追溯于五代后唐时期的一位勇士，如明代文学家徐惟起撰《徐氏笔精》曰：

《姓源珠玑》曰：“五代刘智远为晋祖押衙，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智远道遇于卫州。力士石敢当袖铁锤侍晋祖，与愍帝议事，智远拥入，石敢当格斗死，智远尽杀帝左右，因烧传国玺。”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后人故凡桥路冲要之处，必以石刻其形，书其姓字，以捍民居。

上文所示《徐氏笔精》对《姓源珠玑》的引用中有两处明显错误。首先，为晋祖石敬瑭担任“押衙”的不是“刘智远”，而是“刘知远”。其次，笔者查询明代文人杨信民撰《姓源珠玑》原著后确认，为救晋祖石敬瑭和唐愍帝战死的勇士姓名为“石敢”，而不是“石敢当”。不过，该段文字前面的词条名写的却是“石敢当”。其文曰：

石敢当：五代刘知远为晋祖押衙，潞王从珂反，唐愍帝出奔，遇于卫州。知远遣力士石敢，袖铁椎侍晋祖与愍帝议事。知远拥入，石敢格斗死。知远尽杀愍帝左右，因烧传国玺，独留帝乘传而已。《通鉴》

上述引文后附有“《通鉴》”二字，经笔者查询，在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后唐纪》中引苏逢吉撰《汉高祖实录》曰：

是夜，侦知少帝（唐愍帝）伏甲，欲与从臣谋害晋高祖（石敬瑭），诈屏人对语，方坐庭庑。帝（汉高祖刘知远）密遣御士石敢袖锤立于后，俄顷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拥晋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力当其锋，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苇炬未然（燃）者奋击之。众谓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身长垣下，闻帝亲将李洪信谓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无恙。”乃逾垣出就洪信兵，共护晋祖，杀建谋者，以少主（唐愍帝）授（卫州刺史）王弘贽。

后来在泰山石敢当民俗兴起后，又涌现出许多与石敢当不同的“勇士”由来说。其中，既有将“泰山石敢当”的人物原型追溯于金元之际泰山名将石珪的，也有将其塑造为出生并成长于泰山地域，勇敢无畏、好打抱不平的民间勇士的。这些都是泰山石敢当受到石敢当“勇士”由来说的影响，将其改造为泰山地域本土人物后，新生成的泰山石敢当的“勇士”由来说。

雕刻有“勇士”人物形象的泰山石敢当拓片（泰山石刻博物馆藏）

但如上所述，《急就篇》中的“石敢当”并非实有其人，“汉代勇士说”实缺少根据。而五代勇士的真实姓名应为“石敢”，并非“石敢当”，故石敢当的“五代勇士说”亦系后世讹传。况且，在五代之前的唐大历年间已有石敢当碑出现，将其由来追溯于五代勇士纯属本末倒置。那么，这些石敢当的“勇士”由来说究竟是因何生成的呢？

三、石敢当“勇士”由来说的生成与孟子“勇”思想之关联探析

经笔者调查研究发现，石敢当“勇士”由来说的生成与《孟子》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急就篇》问世后，有诸多学者对其进行过注解。其中，由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注解、宋代教育家王应麟补注的《急就篇》为最优版本。在王应麟补注版本问世后，旧有的注解版本均被逐渐淘汰。关于《急就篇》中的“石敢当”一词，在颜师古注解的基础上，王应麟是这样补注的：

卫有石碏、石买、石恶（补曰：又石骀仲、石祈子），郑有石癸、石楚、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补曰：又石尚），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亦以命族。（补曰：楚有石奢，宋有石驱，魏有石申夫，汉石奋。）敢当，言所当（一作向）无敌也。（补曰：《孟子》曰：“彼恶敢当我哉！”）

如上所示，王应麟在其补注中，新添加了许多原注解中没有的石姓人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还新补充了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在先于《急就篇》问世的《孟子》一书中，“敢当”一词便已出现。

经笔者查询，在《孟子·梁惠王下》中确实有“敢当”一词出现，其文曰：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混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亦作太王，周之先祖古公亶父）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齐宣）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孟子）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此文介绍的是齐宣王问政于孟子。齐宣王向孟子询问与邻国交往之道，孟子遂向其推介了仁者治政之道和智者治政之道。但齐宣王说自己喜欢做一名勇者，行勇者治政之道。于是孟子便回复齐宣王说，喜欢做勇者也并非坏事，但是勇也有“大勇”和“小勇”之分，希望齐王不要做“小勇”之国君。而“敢当”一词便出现在孟子对“小勇”的描述当中，他说“小勇”就是“匹夫之勇”，就像是一个人手抚剑柄，怒目而视地说：“谁敢阻挡我！”孟子这么说的目的是劝谏齐宣王勿行“匹夫之勇”，恃强凌弱地欺凌其他小国，要做“大勇”之国君。该文也是目前所知史料中对“敢当”一词的最早记载。

既然“敢当”一词出自儒家著名经典《孟子》，于是笔者便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孟子》中的“敢当”所在之句在唐代文人颜师古《急就篇注》中并未被引用，直至宋代文人王应麟对颜注进行的补注中才被添加进去呢？笔者分析后认为，这应当是因为二人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结果。据宋冬梅、解光宇撰《韩愈尊孟与孟学的复兴》（《江淮论坛》2019年第5期）考证，在宋代以前，孟子地位与先秦诸子并无差异。唐韩愈首开尊崇孟子之先河，将孟子提到仅次于孔子的地位，超过了颜回、曾子、子思等儒家重要人物。晚唐名士皮日休受韩愈思想影响，向唐懿宗提出升格《孟子》的奏议。中晚唐兴起的崇孟风潮，至五代时期终有突破。后蜀雕刻的“十一经”刻石中，包括《孟子》，此为《孟子》入经之始。北宋熙宁四年（1071），《孟子》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此后成为官学教材之一。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孟子首次被诏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孟子》被刻入蜀石经中，正式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合为“四书”，编著《四书章句集注》，后为儒生的必修书目，巩固了《孟子》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

岱庙广场内的“勇士”形象（泰山石敢当雕像）

韩愈生于唐大历三年（768），而颜师古于唐贞观十九年（645）病卒；朱熹卒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而王应麟出生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这说明，在唐颜师古生活的年代，孟子其人及《孟子》一书的地位并不太高，而在宋王应麟生活的年代，孟子其人及《孟子》一书已达到十分崇高的地位。在唐朝前期，“五经”及由此演化而来的“唐九经”备受重视。据《旧唐书·孔颖达传》记载，颜师古与孔颖达、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曾受唐太宗诏撰定“五经”义训，即《五经正义》。但“五经”之中并不包含《孟子》，所以颜师古对《孟子》的了解相较于“五经”可能是比较薄弱的。与此对比，王应麟是通过参加南宋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而《孟子》在彼时已被列入国家正规科举考试科目之中，所以他肯定是认真研读过《孟子》的。这应当便是《孟子》中的“敢当”之句并未出现于唐颜师古《急就篇注》，而是在入宋以后方出现于王应麟补注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说《孟子》中的“敢当”之句反映的是大国之君对小国的蔑视，为“匹夫之勇”，其内容似乎看起来没有那么积极正面，但并不能因此将“敢当”一词归为贬义词。“匹夫”一词有一人、独夫之义，但该词不仅仅是一个贬义词，也有好的一面。如《论语·子罕》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里的“匹夫”是指每个将士、每个勇士或每个男子汉。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著《日知录·正始》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人将此二句浓缩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匹夫”是指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或每一个国民。《孟子·梁惠王下》中的“彼恶敢当我哉”是以蔑视又质疑的语气道出：“有谁敢阻挡我！”而去掉其质疑语气便可知晓，该“敢当”一词实有敢于阻挡之意，是对孟子“勇”思想的一种体现。试问，卫青、霍去病、李靖、郭子仪、岳飞、戚继光等历代名将，哪一位不是“敢当”之士呢？

除此之外，在《孟子》中还有许多关于“勇”思想的论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在《孟子·公孙丑上》中介绍了北宫黝毫无畏惧、睚眦必报的“养勇”方式和孟施舍将无法战胜之敌人视作可战胜的、仔细观察可取胜时机并无畏出击的“养勇”方式，接着评价说：

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孟子非常赞成曾子与孔夫子之主张，即在开始行动前需三思而后行，如果在道义上不占理的话，面对再卑微的人也不可欺凌；在道义上占理的话，即使是面对千军万马，也要慷慨赴义。孟子认为这是比孟施舍“养勇”更好的“大勇”。《孟子·滕文公下》中有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说，不论富贵贫贱都要坚守气节，不论面对怎样的威逼利诱都不能屈服，这才是“大丈夫”，也才是真正的“勇者”。《孟子·离娄下》曰：“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意思是说，不要行盲目之勇，不然只会增加无谓的牺牲，以致有损“大勇”。只有在必须要付出生命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慷慨赴死，方能成就“大勇”。

泰安市南湖公园内的“勇士”形象（泰山石敢当雕像）

入宋以后，孟子的“勇”思想对诸多文人墨客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北宋大文豪苏轼作《留侯论》曰：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其对“大勇”“小勇”的理解，与《孟子》中关于“勇”思想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南宋著名学者祝穆（1190—1256）在其所撰的《古今事文类聚·别集》中，有专门对“勇敢”“勇力”的说明，其中便有《孟子》中“敢当”一词所在句等大量内容出现。而在该节列举的诸多词条中，就有“石敢当”一条出现，其后附注解文曰：

五代汉高祖刘知远为晋高祖押衙，潞王从珂反，唐愍帝出奔。晋祖自镇州朝京师，遇愍帝于卫州。知远遣勇士石敢袖铁椎侍晋祖虞变。晋祖与愍帝议事，帝左右欲兵之。知远拥晋祖入室，石敢格斗死。知远以兵尽杀愍帝左右，留帝传舍而去。

与《徐氏笔精》中将五代勇士“石敢”错记为“石敢当”不同，祝穆在《古今事文类聚》中介绍的五代勇士名就是“石敢”，但在介绍该勇士事迹前面的领衔词条名，使用了“石敢当”。无独有偶，与前述祝穆大致生活在同一时期的王应麟，也在对《急就篇》中“石敢当”的补注中新加入了《孟子》中的“彼恶敢当我哉”的解释说明。这种种迹象表明，石敢当的“五代勇士说”似乎在南宋便已存在了。如史书所记，五代勇士“石敢”在面对图谋造反的恶势力时，毫无畏惧，更是以寡敌众，以一当百，最终以牺牲自身性命的代价保全了晋祖的性命。该“石敢”所行“敢当”之举，正是《孟子》中所说的“大勇”。而“石敢”与“敢当”组合起来，便是“石敢当”，于是民众对“石敢当”一词的理解，在原有“石之所当无敌”字义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五代勇士石敢之所当无敌”这一层新内涵。再到后来，民众又将该五代勇士的姓名由“石敢”讹传成了“石敢当”。

可见，正是在孟子“勇”思想的影响下，“所当无敌”（“敢当”字义）的五代勇士“石敢”与《急就篇》中的“石敢当”相结合，并最终演化为所谓的“五代勇士说”。后来随着《舆地纪胜》中记载的唐大历年间的石敢当碑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五代勇士说”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于是人们便转将其由来追溯于《急就篇》中的“石敢当”姓名，并将其描绘成勇士形象，即所谓的“汉代勇士说”。而在泰山石敢当逐渐兴起后，又演化出许多泰山本地的“勇士”由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