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第五

《方正》在《世说新语》诸门类中位列第五，在“中卷”中则排在首位，此后依次是《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共九门，在全书的价值层级上，属于“中上”之选。

“方正”，即端方正直之谓，本来属于德行的一种，主要适用于人我关系中互相对待的一种外在表现。因为汉代选官制度中设有“贤良方正”一科，与“贤良文学”“孝廉”“茂才”等同受擢拔，故当时的人物品藻也就把“方正”作为评判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了。《世说新语》把《方正》置于“孔门四科”之后，足见“方正”一目在当时的人伦识鉴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方正》一门共66则故事，记载了自汉末到东晋的士人在公、私两个场域中的气节、操守、风度与好尚，因其人其事颇有特立独行的风度，而广受历代读者欢迎。比如：陈元方逐客，因其应对得不卑不亢、义正辞严而备受推崇，这个故事也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足见其已成为“方正”品格的典范；夏侯玄虽身陷囹圄，却宁死不屈，绝不与小人钟会定交；高贵乡公曹髦被贾充所杀，陈泰主张杀贾充以谢天下，即使面对司马昭也绝不妥协；向雄与刘淮有隙，虽皇帝从中调和，也绝不就范；面对卢志的奚落，陆机反唇相讥，义不受辱；陆玩拒绝王导请婚，竟说“义不为乱伦之始”；王敦造反，周伯仁仗义执言，毫不退让。诸如此类，皆是“方正”人格的生动体现。

刘强《〈世说新语〉通识》书影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魏晋时期的“方正”内涵要比汉代更趋复杂，既有彰显儒家清操正节的旧意涵，又有门阀制度下士族自矜门第的新风气，如刘惔、王濛拒食小人所赠的一餐佳肴，王修龄不受陶范所馈赠的一船大米，王蓝田拒不与桓温联姻等，似乎就是阶层不同、门第悬殊所导致的“傲慢与偏见”。而在私人领域的人际交往中，或崖岸自高，深闭固拒，“不交非类”；或与人比较长短，盛气凌人，绝不示弱；或当面言语应酬，挟父祖婚宦关系以自重；或背后评论人物，冷嘲热讽，当仁不让……这些带有时代精神特色和个人性格特点的行为，也都成了《方正》门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内容。

由此可见，相比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的汉代，魏晋的确有一些“新气象”和“新作派”。这时的“方正”，已经不完全属于“德行”领域的正直之气，而变成了“性情”领域的率性之举。这些近乎“出格”的行为表现，其实已与《礼记·大学》所谓“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的修身正心之道，渐行渐远。似乎内在心性的“方”和“正”并不重要，而外在行为的“直”和“真”才是当时最为人所看重的。

当然，无源不成水，无本难为木。“方正”内涵的拓展和丰富，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土壤，是与魏晋时代标举自我、张扬个性的风气分不开的。“方正”尚且如此，其他门类自然更不用说了。

雅量第六

所谓“雅量”，就是指恢弘的气度和优雅的器量，我们也可将之理解为超人的勇气和胆量。尤其是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个人如能做到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着平常追求的风度和举止，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稳定性”，这就是有雅量。

雅量是魏晋名士追求的一种十分难得的理想人格和生命境界。如果说“方正”是适用于人我关系的一种品格，那么“雅量”则是在处理物我关系甚至天人关系时，所展现出来的一种高标。“方正”更多表现的是“风骨”和“风范”，“雅量”则更多表现的是“风度”和“风流”。魏晋名士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皆在雅量人格中呼之欲出，令人流连。

本门共42则故事，描画魏晋名士身处各种变故时的卓绝表现与风神器宇，或白描直叙，或对比烘托，无不惊心动魄、溢彩流光。如写嵇康临刑东市，神色不变，索琴而弹《广陵散》，堪称千古绝唱；又写谢安泛海，从容不迫，赴桓温“鸿门宴”化险为夷，淝水大战与人围棋，接到前线战报，不动声色，雅量滔滔。其他如王羲之东床坦腹，以无待为达；顾和觅虱如故，以不求为高；阮遥集吹火蜡屐，神色闲畅，叹一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将“形而下”的爱好上升至“形而上”的喟叹，尽显物我对待之从容。甚至连皇帝都有雅量。晋孝武帝见彗星，竟然举杯对星劝酒，说出“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的智慧话语，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模画拓片（“嵇康”位于拓片的左下角）

在对“雅量”的书写中，常常出现“颜色自若”“神气不变”“不异于前”“意色自若”的描写，人物动作也常常用“徐”“缓”等字眼加以修饰，显得从容舒展、张弛有度。在这些颇具观赏价值的人物表现背后，有着非常丰富的精神品味和文化内涵。

雅量人格的形成与品鉴之风大有关系，体现了魏晋名士在人格修炼上的执着追求。无境界，则无雅量；无雅量，则无风流。在巨大的变故和压力面前，若能拿得起、放得下、扛得住，这就是雅量！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读读这些“雅量”故事，应该不无“减压”和“治愈”的作用吧。

识鉴第七

识鉴，就是识察和鉴别人物，判断其德、能高下，预测其未来命运，也包括对事态发展基于经验和直觉的灵敏预判。

识鉴之风的兴起与汉代选官制度有关，当时不论征辟还是察举，都非常重视人物识鉴，涌现出一批人物品鉴大师，如乔玄、裴潜、郭泰、许劭等人。他们对当时人物的品题和评价，常常能影响舆论对一个人的判断，决定其声名成败和仕途升迁。三国时，魏国的刘劭撰有《人物志》一书，专门论述人物才性，才性之学因此大受欢迎。

《识鉴》一门记载了28则故事，真实反映了当时人物识鉴的盛况，如乔玄称曹操“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裴潜说刘备“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潘阳仲说王敦“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皆可谓未卜先知、一语中的。还有根据人物性格，预判某件事情的结果的。比如：刘惔根据桓温赌博时“不必得则不为”的性格，判断其“必能克蜀”；韩康伯认为谢玄北征苻坚必能得胜，理由竟是“此人好名，必能战”；王平子根据王眉子“志大其量”的特点，认为他“终当死坞壁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预判都一一应验，不得不令人称奇。

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老子也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可见，知人也好，知命也罢，都与人的智慧有关，而识鉴人物的能力，其实就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大智慧。

赏誉第八

《赏誉》门共156则，是《世说新语》条目最多的一个门类。赏誉，即对人物的欣赏和赞誉。有“识鉴”就有“赏誉”。如果说“识鉴”是对人物和事态未来可能性的预测和判断，那么“赏誉”就是对人物的当下评赏和即兴赞誉，在语言表达上经常采用“叹”“目”“称”“道”“谓”等字眼作为标志。

与先秦两汉不同，魏晋之际的人物品藻，表现为由重德行到重才性、由重实用到重审美的微妙转变，并形成了一套多角度、立体式、开放性的人物美学体系。当时的“赏誉”大体可以分为几类：

一是政治化赏誉。因为“赏誉”和“识鉴”皆与东汉察举官吏的制度有关，故有些赏誉关乎治国才干，如陈蕃称周乘“真治国之器”，谢甄赞许虔“有干国之器”，钟会道“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可以为吏部尚书，等等。这些都是政治化赏誉的例子。

二是人格化赏誉。或称道人之才性。比如王戎目阮文业，“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又如赞“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或赞美人之风度，如殷浩称王羲之“清贵人”，支道林称王敬仁是“超悟人”，王子敬道谢安“公故萧洒”，王恭称王大“故自濯濯”，范宁评价王忱“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等，皆为其例。

三是学术化赏誉。主要是对清谈水平的称赏和评价。比如：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殷浩道谢万“文理转遒，成殊不易”，王濛道江思悛“不翅儒域”，刘惔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从中可以看出魏晋清谈的特色与好尚。

四是自然化赏誉。就是用自然物的某种特点来赞美人，所谓“君子比德于物”。比如：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王戎目山涛“如璞玉浑金”，赞王衍“如瑶林琼树”；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世目周侯“嶷如断山”；世称庾亮为“丰年玉”，庾翼为“荒年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象喻式的赏誉，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方法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苏六朋绘《东山报捷图》（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还有些赏誉带有比较的性质。比如：郭奕赞美羊叔子，“羊叔子何必减颜子”；庾敳称道郭象，“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王导称许庾子躬，“入理泓然，我已上人”；王濛叹支道林，“寻微之功，不减辅嗣”；王济称其叔王湛，“山涛以下，魏舒以上”；王濛道刘惔，“刘尹知我，胜我自知”。或以古人比，或以今人比，或以自己比，这都是赏誉的一种方式。

不得不说，相比魏晋士人丰富多彩的赏誉话语，今天格式化并有些千篇一律的人事鉴定和操行评语就显得等而下之了。

品藻第九

品藻，即品评人物，第其高下。和识鉴、赏誉相比，品藻有更多的对比和比较色彩，常常把两个或者多个人物放在一起，对其高下、先后、优劣、雅俗等“流品”进行评论，字里行间充满着角逐、博弈、比拼的内在张力，读来引人入胜。

《品藻》门共88则故事。或两两相对；或数人同行；或时论臧否，胜负悬于一线；或自我抑扬，贤愚关乎一言；或赏非其类而不屑；或未预高流而失色。读之不免惊心，玩之足以解颐，真是天下第一等绝妙文字！

魏晋的人物品藻，有静态的比方。比如第六则“以五荀方五陈”，只是两人同举，并无高下之分；也有动态的烘托和反衬，如第七则以杨淮二子之优劣，来反衬裴頠、乐广之优劣；还有物化的比喻，如时人评价诸葛三兄弟，以龙、虎、狗为比；更有能力和性情的比较，如孙绰自比许询：“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在具体的品藻中，有些颇具诗意的概念应运而生。比如孙承公说“谢公清于无奕，润于林道”，王孝伯说“长史虚，刘尹秀，谢公融”；又如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像“清”“润”“简”“秀”“骨气”等，后来都成为文艺批评的常用概念了。

品藻的产生，应该与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和清议之风有关，乡里清议的品级和行状直接与官阶的高低相联系；反过来，政治制度又影响到社会心理和文化生态。就像今天的学生较为在乎成绩和分数一样，魏晋名士们比较在乎的，是自己在人物品藻中的流品和等级。如本门第二十五则所记，名士温峤在东晋人物品藻中属于“第二流之高者”，所以当时名流共说人物时，“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以温峤的才干和品格论，其实并不比第一流逊色，但因为“常失色”，精神器宇反而显得局促，至少是与“雅量”无缘了。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在品藻的激烈竞争中，的确容易暴露出人的才性弱点和美中不足。还是殷浩说得好：“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有时候，太在乎外在的毁誉和得失，反而容易让人失去自我；而一旦失去自我，再光鲜的外表和再盛大的名声，只怕都要大打折扣了。

规箴第十

规箴，即规劝告诫之意。规者，正也；箴者，谏也。规箴就是以语言的形式劝人改过迁善，体现了劝谏者的正直和勇气。

《规箴》门共27则故事，从汉武帝和汉元帝时的东方朔和京房开始，直到东晋末年谢混谏桓玄的故事为止，时间跨度较大，涉及面也较广。有君臣、同僚间的劝谏，多关乎军国大事及治政方略。比如：三国时东吴皇帝孙休好射雉，群臣因而规劝之；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要立傻儿子司马衷为太子，大臣卫瓘装醉跪其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又如东晋名士顾和劝谏丞相王导不应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皆是。也有发生在同僚、朋友之间的劝谏故事。比如：郭林宗规劝陈元方父丧之中不应锦被蒙身；江虨劝谏庾翼当为齐桓、晋文，莫作汉高、魏武；孔岩劝谏王羲之对死去的老朋友莫作酷评，以全“慎终之好”；谢混劝桓玄不要占用谢安的旧宅修建营房；等等。

有的劝谏，含蓄委婉，借力打力，如陆玩拜司空，有人以酒倾泻梁柱之间，告诫陆玩既然身当柱石之用，切莫玩忽职守，“倾人栋梁”。有的劝谏，太过用力，反被人反唇相讥，如郗鉴“晚节好谈”，且以此自负，每欲当面规劝王导，结果却被王导一句“愿公勿复谈”，弄得颜面扫地，落荒而逃。

一般而言，劝谏者皆善于辞令，机带双敲，令人过目难忘。比如：汉代京房所言“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又如名僧慧远对弟子所言“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等。此皆言隽旨远，已成千古名言。

不过，劝谏者多仗义执言，引人注目，而被谏者的表现也颇值得注意：有闻过知耻者，亦有虽谏不从者；有从善如流者，亦有反戈一击者；有以不谏而谏者，更有顾左右而言他者。可见，善于规箴是一回事，被谏者能否纳谏又是另一回事了。

捷悟第十一

捷悟，指思维敏捷，快速领悟。通俗地说，就是应对有捷才，遇事反应快。这样的聪明才智之人，自然受到人们的欣赏和赞佩。

《捷悟》门共7则故事，其中关于杨修和曹操的就占了4则，形成一条“故事链”。而且前3则都与文字有关，类似于猜谜游戏。第一则，曹操在门上写一“活”字，杨修便让拆门，理由是“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第二则，曹操在一杯乳酪的盖子上写一“合”字，杨修见了，马上吃了一口，曰：“公教人啖一口也。”第三则，曹娥碑上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杨修也在第一时间便用拆字法猜出这是“绝妙好辞”四字，而曹操却要行三十里后才猜出。第四则“竹椑楯”的故事，杨修“应声答之”，又与曹操不谋而合。杨修之“捷悟”，真可谓盖世无双。

“曹操斩杨修”塑像

这些故事都被《三国演义》采纳，对于塑造人物性格，增强传奇色彩，不无作用。尤其是这些情节作为“鸡肋”故事的铺垫，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杨修最后被曹操所杀的结局，也可以说是理有必至，事有固然。杨修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后三则，一记王导解纷救温峤，一记郗超改笺救其父，一记王珣见机行事，“奕奕在前”不居人后。诸如此类，亦层层点逗，反复皴染，人物神采，跃然纸上。

夙惠第十二

夙惠，即早慧。本门亦仅7则，所记皆为“小时了了”的神童故事，差不多算是中国最古老的“儿童文学”。

究竟怎样的表现才符合“夙惠”的标准呢？

一是惊人的记忆力。比如：陈元方兄弟蒸饭时，窃听父辈论议，忘了加箄，结果把蒸饭做成了稠粥，太丘追问所记，二人竟从容对答，“言无遗失”；顾和的外孙张玄之和其孙子顾敷7岁时，主、客清谈之际，他们在床边嬉戏，对长辈们的谈话好似全不关心，但晚上在灯下，却能复述客、主之言，毫厘不差。这样的孩子有着复读机般的记忆力，当然会被视为家族之宝，未来可期。

二是早熟的心智与应对能力。比如：何晏7岁时，就已“明惠若神”，对政治处境及家族归属洞若观火，用画“何氏之庐”的方式，拒绝曹操欲纳其为子的私意；晋明帝司马绍两次回答“长安何如日远”的诘问，竟然前后矛盾，问同答异，一句“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虽是童言，却有千钧之力，亡国丧家之痛，麦秀黍离之悲，尽在其中，千年不绝！

三是善解人意，情商过人。比如：韩康伯家贫不能得夹裤，为解母忧，竟以熨斗柄热为喻，说自己有短袄即可，不需再做夹裤；桓玄五岁丧父，丧礼中见到父亲当年的故旧部下，“应声恸哭，酸感傍人”。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年幼的孩童身上，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

其实，关于儿童早慧的故事，在《言语》《文学》等门类中也不乏其例。说明在汉末魏晋时期，儿童早慧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这些孩子也并非无师自通的“天才”，只要看看他们的出身背景，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这些“神童”都是世家大族早期教育和家学熏陶的受益者。古语说：“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是培育这些“夙惠”儿童的土壤和气候。时移世易，后世很难出现这样的神童，也就毫不奇怪了。

豪爽第十三

豪爽，是指性格豪迈、俊爽，行事爽快、果决。此门共13则故事，所记多为乱世豪雄，从众多侧面展示魏晋人物的豪放性情与生命活力。

前4则都是东晋大将军王敦的故事，无论是在晋武帝宴会上自告奋勇，扬槌奋击，旁若无人的“雄爽”，还是开阁驱婢，任其所之的爽快，抑或是酒后高歌“老骥伏枥”，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的雄壮，皆可见出王敦其人的豪爽气概。此人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竟然率军造反，早已在此埋下伏笔。不过，王敦也有“克星”。祖逖听说王敦欲谋反，瞋目厉声大骂，矛头直指王敦，气势夺人，更有一种英雄气概。

祖逖“闻鸡起舞”塑像

有时候，豪爽也表现在武艺高强、勇敢神武上。比如：庾翼出征前，为鼓舞士气，亲自弯弓射箭，三箭连发，“三起三迭”，全部射中，因而士气高涨；桓石虔小名镇恶，随桓温北伐，见车骑将军桓冲陷入敌阵，乃策马冲入敌军，所向无敌，救出桓冲，三军叹服，于是河朔地区竟用他的名字来“断疟”（吓退疟鬼）。

当然也有文雅的豪爽。比如：王胡之在谢安座上咏《楚辞》，“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竟然觉得“一坐无人”，真可谓豪气干云；桓玄谋反，进入石头城，听说梁王司马珍逃跑了，便高咏阮籍诗句“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真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

读《豪爽》一门，每每令人想起那句名言：“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些豪杰人物虽已作古，但其豪情壮志与天地共存，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