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李偉榮（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

評議人：田訪（嶽麓書院歷史系副教授）

郭院林（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試論杜預《左傳》注以文解經的特色

    作者指出，杜預從文章學角度深入剖析經傳，進而揭示《左傳》文學特色。首先，杜預以文辭作為解經的出發點與理論依據，總結出“變例”以及《春秋釋例》與“五體”；其次，杜預從文章學角度闡釋敘事結構，通過“張本”“終”“為……傳”等文字提示伏筆、結局的文章內在聯繫，形成首尾呼應的敘事閉環；另外，杜預從文章學的角度揭示《左傳》的敘事方式，著重闡釋了《左傳》預敘、倒敘的手法，將《左傳》的線性時間轉化為意義網路。杜預善於通過關鍵細節的注釋，串聯散落各篇的史實，構建完整的歷史邏輯鏈，避免冗贅鋪陳，塑造了“簡明暢達”的注釋風格；他這種以文解經的方式，啓發了後人從文辭、文章結構、敘事角度進一步討論。

評議：

郭老師的這篇論文主要是從文章學的角度去探討杜預注，這個角度是比較新穎的。文章主要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強調文辭，以文辭作爲解經或者理解經義的出發點。孟子曰：《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文則史”應該怎麽理解呢？郭老師說應該是指史官文辭的特色，這一點我是十分認同的。《左傳》是在很長的時間當中，由不同的史官群體不斷地書寫、延續、修改而完成的，其中文辭上的差別是我們需要分辨的。我們必須要逐字逐句地閲讀《春秋》和《左傳》，並通過杜預注去理解文本，因此文辭對我們來講依然是很重要的解經的出發點和理論依據。除此之外，把同一事件的記載加以羅列和排比，體會不同的用辭及其背後的深意，這是杜預研究《春秋》義例的基礎和重點，而杜預正是在此基礎之上構建起義例理論框架。在這個框架之中，杜預排除了漢儒所引申發揮出來的一些義例的説法，把他認爲有意義的部分又劃分爲舊例和新例，將前者歸爲周公所創制，後者為孔子的發揮，就構建出了“五體”的義例理論。這部分是《春秋》學的傳統，點明文字和例是互爲表裏、互相統攝的關係，是非常有價值的。這篇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通過“張本”“以……傳”“為……專”“終”幾種要素來分析《左傳》的敘事結構和敘事方式，郭老師也非常精細地討論了這些要素相關的條目以及相互聯係與功能。但如果僅從文章學的角度、僅僅從以上幾個要素來解讀杜預的結構的話，可能會面臨過於表面化的風險。

黃黎星（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論《左傳》《國語》筮例的文化意義

作者指出，易筮與易論的記載，是《周易》與《左傳》這兩部儒家經典值得重視的交集點。《左傳》及《國語》所記易筮，是傳世文獻中最古老的占筮實例。對《左傳》《國語》筮例的考察辨析，可以認識史家記筮之用意與特色，同時，對於剖析古代卜筮文化現象，研究春秋時期對《周易》理解運用的特點，考辨《周易》成書過程若干階段的遺跡，探索易學史上“象數”與“義理”兩大派別的萌生狀態等，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作者介紹了《左傳》《國語》所記易筮概況，回顧歷代學者對此所作的不同傾向的闡釋解說，對筮例作出擬議與評判，並探析了筮例所體現的筮法與占法、筮例所運用的象數與義理解說，還對易筮演進及其影響進行文化闡釋。

評議：

讀完黃教授的論文給我的感受是“體大思精”。這篇文章的內容非常豐富，每一個部分探討的內容也非常精深。我比較感興趣的內容首先是第四部分列舉的《左傳》《國語》十六則筮例“一爻變者九例，二爻變無例，三爻變二例，四爻變無例，五爻變二例，六爻變無例，六爻皆不變三例”，我想知道從數學上來看為什麽會出現“一爻變”“二爻變”這類的情況？其背後是否體現了某種數學理論？另外文章中也提到之前的學者對於《左傳》中的占筮有相信者也有懷疑者，我也十分想瞭解黃教授個人的看法。我個人認爲《左傳》中的占筮是經過後人編纂而呈現的，那麽編纂者應該是看到占筮結果之後再去編纂相應的內容，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是否應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占筮內容？最後，我們知道《左傳》裏面占筮的方法不止一種，比如有龜卜也有筮卜，因此《左傳》當中占筮的例子是否呈現出早期的多元化的占筮方法？是否在《左傳》記錄的年代，《周易》占法還不是主流？

方韜（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左傳》為魏氏造飾”說新證

作者提到，“《左傳》為魏氏造飾”說由清姚鼐首倡，它指出《左傳》的編纂與戰國時期魏國有著特殊的關聯。此說逐漸為現代學術界重視，但缺乏詳細的論證。從《左傳》“魏絳和戎”“魏舒執政”“季劄觀樂”三個重要的事件入手分析，在與《國語》《史記》、諸子及出土文獻的充分比對研究下可知，左氏為魏氏先祖增飾，預言魏繼晉為盟主，確有為其造飾的證據。《左傳》編撰者與魏國或有較密切的關係，由“季劄觀樂”一事推知，《左傳》成書下限或在前 300 年左右。

評議：

我認爲這篇文章還是很雄辯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理有據、邏輯清晰。只是文章第三部分，所談論的是否是另外的主題？比如第三部分開頭提到了《左傳》與《史記》之間記載的區別，如《左傳》作“明主”，而《史記》作“盟主”，方老師也對此進行了辨析，這一部分似乎有些偏離主題。另外還有一個疑問，在第三部分中，季札作爲吳國的大臣，他在魯國觀樂的時候，爲什麽要預言魏國作盟主這件事？魏為盟主這件事似乎與魯國、吳國都沒有關係，這似乎是比較奇怪的一點。

張婉瑩（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

《春秋》三《傳》對魯文姜之述評比較

作者首先點出了文姜這一人物在《春秋》學的議題中所存在的爭議。文姜嫁給魯桓公後，又與其兄齊襄公私通，釀成桓公遭弒之禍。不過，文姜死後卻能得到「文」之美諡，且《春秋》記載也給予相當的尊重與禮遇，此間的矛盾與差異，為《春秋》學者考察和詮釋的重要問題。作者梳理了三《傳》對文姜相關記載的解釋，探討三《傳》如何理解：魯桓公與文姜的婚聘、魯莊公的身世之疑、魯桓公之死的罪責、文姜屢次非禮踰境及其和莊公的母子關係等重要問題，並比較三《傳》的立場及觀點差異。而對於引發後世疑義的，何以文姜得諡「文」，及其死書「薨」，葬用君夫人之禮，三《傳》皆未多作說明，有待後世經學家之闡釋。

評議：

張教授的文章從非常傳統的經學視角，梳理了三傳對於文姜嫁到魯國與魯桓公成婚、兩人生下莊公、文姜在桓公被弑之後又多次踰境以及莊公對文姜的態度種種事件和問題的解釋。張教授把這一系列事件劃分得很細緻，在每一個事件下都對比了三傳的説法。看完文章後我也會有疑問，即文章在總結了對三《傳》對文姜事跡的解釋與評價之後便戛然而止，似乎沒有很明確的問題意識。聽了張教授的講述之後才明白原來張教授是要將宋人的議論引進來作爲文章的後半部分。我也很期待後半段，因爲宋人與漢人的立場不同，他們可能也會用另外的視角去看待文姜之事。另外，就這篇文章而言，其實也不妨在結論的部分再進行一些提升和概括。

高強（武夷學院文教學院講師）：

晉文公圍鄭史事新研

晉文公圍鄭之事，傳世文獻《左傳》《國語·晉語四》《呂氏春秋·上德》《呂氏春秋·簡選》《商君書·賞刑》《韓非子·外儲説右上》《史記》及出土文獻清華二《繫年》、清華七《晉文公入於晉》皆有記載。諸書記載的差異主要在晉國何時圍鄭。作者按典籍所記晉圍鄭之時間分別進行了討論，辨別了同一史事的不同記載的可信與否。作者指出，戰國時期的作品記事爲説理服務，有時會將不同時期、不同人之事係於同一時期、同一人之下；也會爲敘述便利而調整記事順序，作爲史料使用時須仔細辨析其是否可信。

評議：

聽了高老師的報告、看了文章之後，可以知道像《商君書》《呂氏春秋》《韓非子》這類的戰國時期的作品很有可能會爲了説理而運用春秋時期的一些史實，在運用的過程中就會產生誤差，或者爲了説理的目的把史實本身進行調整，這種情況是普遍存在的。相對而言，《左傳》的記載還是要可靠一些。關於清華簡，比如高老師提到的清華簡七，它雖然也提到了同一事件，但其細節與《左傳》是有衝突的，或者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對於清華簡這樣的出土文獻，一方面它與《左傳》《國語》這樣的傳世文獻形成了對照，另一方面它本身的矛盾和不可靠的地方也是需要剔除掉的。從考證的角度來講的話，這篇文章也非常扎實，我們現在做學問也正是要從精細的地方入手，用傳統的方法、對比的方法和考察事物發展邏輯等方法來存真去僞，這也是非常精深細緻的，也是任重道遠的。

主持人：黃覺弘（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教授）

評議人：方韜（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陳赟（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

《春秋》“大一統”與“天下時代”普遍秩序的構建

作者指出，人們通常將“大一統”思想理解為領土、疆域和人口的規模和量級的擴展，這樣的大一統鼓勵的是帝國的秩序設置，而《春秋》本源性的大一統關切的則是普遍秩序的構建。“《詩》亡然後《春秋》作”表面關涉的是學術變遷，其內核則是禮樂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的失序。在天下因無王而退隱而國又成為秩序主角的前提下，如何創建普遍性的天下秩序，這是中國天下時代面臨的根本性問題。孔子作《春秋》，以及與之相關的《六經》的成立，構成一樁大事因緣，三代以上“治出於一”（治教渾然、官師未分）的緊湊性天下分殊為精神性天下和政治性天下。精神性天下通過“聖”與“經”的符號得以落實，但政治性天下在現實中則被降格為上無天命、下無天下人認可的帝國。大一統作為一種普遍秩序構建方案，其核心在於在作為有限支配的國家中引入精神性天下，以轉換與充實帝國，使之成為承載精神性天下的天下型國家。故而，大一統乃是天下時代構建普遍秩序的一種方案。

評議：

陳老師用新的一個視角來重新看待《春秋》，對我們來説是非常有啓發的，尤其是您提到三代以上是政教合一的，以及春秋時代的政治失序、緊湊性天下分殊為精神性天下和政治性天下，孔子作《春秋》是開創了一個新的精神世界這一系列的觀點。而且您提到的這個“天下”的觀念是從孔子的精神秩序和人文秩序的角度出發，跟過去的“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制度的角度不同，這對我來説是一個很大的啓發。我最近也在思考《左傳》中齊桓、晉文的書寫問題，爲什麽對齊桓公的書寫那麽少，而對晉文公的書寫那麽多，後來我考慮到這背後可能會有一個霸權合法性的問題。陳老師這篇文章中從孔子作文獻的角度入手，對我的思考也有很大的啓發。

李偉榮（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

美國《左傳》研究之述評

作者梳理了《左傳》研究在美國的發生和發展。西方《春秋》學研究肇端於西方通史類著作，但從 1588年到 1848 年 250 餘年間，西方對於《春秋》學並無特別大的進展。美國的《左傳》研究始於衛三畏，到了 20 世紀下半葉，《春秋》學研究的中心逐漸移到了美國。到了 21 世紀，西方《春秋》學達到了更高的學術水準，同時，20 世紀下半葉以來，董仲舒研究在西方的異軍突起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現象，《公羊傳》《穀梁傳》也逐漸進入西方研究者的視野。作者梳理了發展美國及西方《春秋》學，尤其是《左傳》學發展過程當中重要的學者及著作，並重點介紹了華茲生、史嘉伯兩位漢學家的突出成果。

評議：

我最近也在關注英語世界的《春秋》學研究，確實近年來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國對於《左傳》的翻譯和研究越來越多，有的研究還是很系統的。正如李老師説的，西方世界研究《左傳》的思路確實跟國內有很大的差別，例如史嘉伯研究歷史的思路，可能是目前國內的學界沒有接受的。但目前他們的文章也有國內的學者在翻譯，他們的文章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一種刺激，也會給我們提供一種新的理論資源，這對我們的研究也是有幫助的。

張立恩（西北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教授）：

《春秋》“褒貶”發微

——以杜預有關“一字褒貶”的詮釋爲例

作者提出，杜預在反省先儒“錯文見義”方法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一字褒貶”的概念。他認為此二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一字褒貶”與“錯文見義”具有一種內在的邏輯關係，其對“一字褒貶”的肯定反映出對“錯文見義”的某種認同；但這種認同絕非對後者的完全肯定。因為，他認為《春秋》之結構有“三體”：“凡例”“非例”“新意變例”，“錯文見義”只適用於“凡例”與“新意變例”，而且，根據是否蘊含褒貶之義，其又將“凡例”與“新意變例”加以區分，而“一字褒貶”僅針對“新意變例”而言。同時，其非常強調經文的文本語境與歷史語境，前者更多是為反對前儒解經方法，後者才是決定褒貶生成的根本因素。即此而言，其不僅縮小了前儒“錯文見義”方法的適用範圍，且將“一字褒貶”鎖定於“新意變例”之屬，並強化《左傳》事實對褒貶之生成及其“一字”之用字的決定性，這與強調文辭優先性的前儒經說大為不同。

評議：

張老師的這篇文章是真正的經學文章。在張老師講述的時候我有一些體會，首先是關於“一字褒貶”和“微言大義”，關於“一字褒貶”您解釋的十分清楚，但“字”究竟是什麽意思？這個字並不是“言”和“文”的意思，您也提到“字”在《春秋》裏面是有很多含義的，所以解釋杜預的“一字褒貶”的字的含義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文章當中牽扯到經學史的問題，也就是關於孔子的變例和新意，您劃分得也很好，它確實要通過一字褒貶來體現，因爲杜預所創立的體系一定要能容納兩漢以來的經學傳統，不能完全把過去推翻，他在創立新體系時一定是基於對過去的繼承。但是杜預又提出“當依傳以為斷”，要以《左傳》爲依據來判斷《春秋》經，我覺得這個問題您應當進一步解釋。

田訪（嶽麓書院歷史系副教授）：

《左傳》解讀的多重向度

——評《〈左傳〉的書寫與解讀》

作者在文章中全面評析了哈佛大學李惠儀教授的研究型著作《〈左傳〉的書寫與解讀》。首先，該書以《左傳》中的“敘事”“修辭”等為考查重點，表明其非常重視《左傳》闡釋歷史的意識與模式。其次，該書以“文學式的結構與形式化的思想”為《左傳》敘述歷史的模式。另外，考察《左傳》的作者、時代和如何成書並非作者的重心，但在分析一些具體故事的過程中，該書也做過一些重要的判斷。該書作者所透露出的《左傳》研究的理念、視角、方法，雖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以其固有的歷史意識、理論標準審視《左傳》文本的痕跡，但也促使我們更多角度、更深層次地研究自己的文化傳統，具有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較的非凡意義。

評議：

    在您這篇書評之前，北京大學的田天老師也曾寫過一篇長篇書評，名爲《如何解讀過去——評李惠儀〈左傳〉的書寫與解讀》，您可以參考一下。我覺得您的梳理是挺細緻的，因爲這部書可能由於翻譯的問題，還是較爲難讀的，並且李老師的一些觀點，我個人也是不能認同的。雖然李慧儀老師的作品當中也存在著一些閃光點，值得我們學習，但是《左傳》本身是比較複雜的，可能還是需要形成一些比較整體的看法。

林盈翔（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陳壽化用《左傳》以寄寓史識

——陳壽《春秋》學蠡測（三）

作者試圖蠡測陳壽《三國志》對於《左傳》的接受與運用，在外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由內部勾勒陳壽可能的《春秋》學脈絡。作者詳細梳理出陳壽在《三國志》行文中，使用、化用《左傳》詞彙典故共有二十八種、五十五條，其中有七種在《三國志》之前僅見《左傳》而不見於他書，特別是《史記》《漢書》皆未使用。通過這些典出《左傳》的詞彙，便能進一步理解、詮釋陳壽藉由其《左傳》學養，所隱含的觀點與判斷。如以稱後主“息民”、姜維“怨讟”，傳達其主和思想；以“越境”“來告”，彰顯三國並立的歷史事實；以“虐用其民”“見伐”，隱含“不務令德，必不免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的德治判斷。由此，陳壽經學（《春秋左氏傳》）於史學（《三國志》）的影響與浸潤，便得以彰顯。

評議：

林老師用引用典故來判斷《三國志》和《左傳》是我非常贊同的，而且您查明了上下限，上限就是有些引用的典故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左傳》，陳壽不可能引自其他的典籍，我認爲這是很有價值的論述。另還有一點值得討論，例如《三國志》講《春秋》之義，《後漢書》也講《春秋》之義，他們之間的差別在何處？再例如像《後漢書》和《三國志》，它們當中對《左傳》所引用典故的理解或許會與杜預的解釋有所不同，這在某種情況下或許可以作爲對《左傳》的回應。

主持人：張德恒老師（山東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評議人：林盈翔（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彭华（四川大學古典學系教授）：

《再論歷史書寫與在場性問题》

——以《春秋》和《左傳》的“書”與“不書”為例

    西方哲學在經歷“在場性轉向”之後所討論的“在場”（presence）與“不在場”（absence），類似於中國哲學所討論的“陽”與“陰”。將這種哲學的思辨引入經學、史學之中，便會產生對歷史事實、歷史記憶以及歷史書寫的思考，而“記載”（“書”）或“不記載”（“不書”）的問題便得以凸顯。其中之一，即後人可由經史著作之“所書”而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一如由其“陽”而推見其“陰”。而我們在極力“還原歷史”的過程中，也應該多關注“歷史書寫”，從而發現蘊涵其中的“歷史意義”。本文擬以《春秋》和《左傳》的“書”與“不書”為例，再次論述“歷史書寫與在場性問題”，而所取角度則以史學為主。

評議：

彭先生處理的“在場性”實則為大問題，本文引入新的思考視野，以小見大，誠疏通知遠。然確如先生所提示的在場性與社會記憶的問題，當我們注視典籍中可見的文字之時，或許也要同等留意空白之處，如此當能得言與不言間，微而顯、志而晦的《春秋》要旨。

周博（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副教授）：

《讀〈左傳〉札記一則》

文章聚焦《左傳》昭公十三年晉大夫叔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一語的文本爭議。傳統注家將“顯昭明”解為“彰顯信義”，然考其上下文“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與後文“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對應，可見“志業”“講禮”“示威”皆為動賓結構，唯“顯昭明”多一“顯”字而文例扞格。結合字詞訓詁與辭例、文意等來判斷，《左傳》昭公十三年叔向之語“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的“顯”似爲衍文，西晉時期似未出現，不過至晚在唐代已經存在，並影響了之後對於傳文的解釋。

評議：

周先生深入文本，推論有理，潔淨精微。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此版本確實於文字為工整、於義亦長。然也確如文章所言，版本衍字的推論，較難有定論。也幸於此對於文義理解影響不大。

肖瀟（西北大學文學院講師）：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分章集解”探析》

    “分章集解”是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展開的主要方式，與漢代《左氏》學形成明顯差異。杜預的“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之說，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春秋》《左傳》文獻來源的認定，在學理層面支持了經傳分章集解的做法。分章集解下的《春秋經傳集解》，可分為相對獨立的無傳之經，發生直接涵攝關係的有傳之經與核心傳文，以及彌散分佈且柔性存在的廣記備言之傳三部分。《春秋經傳集解》重塑了《春秋》與《左傳》的關係，以《左傳》涵攝《春秋》，改變了《左氏》學發展的格局與樣態，實現了《左傳》相對於《春秋經》地位的實質性提升。

評議：

肖先生的文章精細厚實，於篇論中再開蹊徑，實廣博易良。此題目並不好做，迎難而上確實不易。經注的發展脈絡，值得深究。經傳合本的發生時間、佛經的合本子注、史注的體例確立，可能是同步發生的。

汪凤（同濟大學經學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杜預〈春秋〉學弑君例探微》

    杜預關於《春秋》弒君例的闡釋自問世以來就毀譽參半，直至清代，儒者們不僅批評杜預之學術更指責杜預之人品。但是清儒對杜預的批評還是限於《左氏》弒君例不如《公》《穀》深明《春秋》大義，以及批評杜預解經的政治考量。實際上，《左氏》弒君例與《公》《穀》弒君例並無實質上的差異，只是有書法上的不同。而杜預之所以屢被責難，其原因在於杜氏將《春秋》書法中的討賊之辭和大夫相殺的書法均解爲弒君稱人之例，並爲弒君自立的合法性在學理上進行了辯護。不僅如此，杜預還大發「弒君稱臣」凡例，將《左氏》例學作爲獨立的解經體系進行了極致的發揮。

評議：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汪先生之文，可謂得珠。本文所涉論題龐大，文章先述一端，後勢可期。研究或可粗分為文本內部的義理研究，與外部的影響接受研究。本文兩者兼涉，但粗讀之下，後者或許更好發揮？

主持人：張立恩（西北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教授）

評議人：周博（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副教授）

吳柱（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春秋盟書的文體結構》

    完整的盟書包含序辭、盟首、要言三部分。序辭是盟書的開端，用來交代盟的時間、參盟的人、祭告的神。盟首是盟書正文的首章，需要陳述舉行盟禮的背景和理由。要言是盟書的核心，是在神明面前約定將來要共同遵守的內容，並強調背棄盟約者將招致神罰。要言之中又包含誓辭和詛辭，有時誓、詛分寫，有時誓、詛合寫。出土侯馬、溫縣盟書基本只有要言部分，均為誓、詛合寫，這並非完整意義的盟書形態。侯馬105號坑所見墨色文書亦屬盟書性質，不是詛禮的產物。

評議：

文章主要分析了春秋時期盟書的結構，完整的盟書包括序辭、盟首、要言。要言又包括誓辭、詛辭。文章將《左傳》等傳世文獻與侯馬盟書、溫縣盟書等出土文獻很好地結合了起來，探究了何為盟書的正體、變體，具有很大的啟發性。盟書作為一種特別的公文題材，其體例關係到盟書的原貌、復原及其時代觀念，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從甲骨文例到金文例，再到盟書文例，文例研究一直是基礎性的工作，需要向吳老師學習。不過，文章在談及盟、詛之別時，有些地方可能還是盟禮，比如《左傳》襄公十一年載季武子先盟後詛，盟詛似為一體。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也指出此處的“詛”是“祭神使之加禍於不守盟誓者”。至於地點不同是否一定是性質之別，似乎仍需要再加強論證。

闫春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闫齐麟（曲阜師範大學历史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科举〈左氏〉学述要》

    所謂的“科舉《左氏》學”，是明清科舉考生主要以科考《左傳》命題作文的形式，來研討、闡釋《左傳》文意、探究其經學義理及史事的專門之學。作為明清兩朝相對其他朝代最具特色的“《左氏》學”，其核心內容有二：一是考官《左傳》命題，二是科舉考生據以引申所命《左傳》試題而闡發《左傳》經義的答卷或時文（“《左氏》八股文”）。清代“科舉《左氏》學”的主要類型，大致有院試“《左氏》學”、鄉試“《左氏》學”與會試“《左氏》學”。但清代一朝，各具體時段又相應不同，大體大同小異，不一而足。“科舉《左氏》學”不僅空前推進了官學《左氏》學及其意識形態對普通讀書人的思想滲透，而且大大促進了《左傳》的文化傳播，延及韓、日、越等地。

評議：

文章主要論述了《左傳》在隋唐以後科舉考試中的考查方式，從考記誦到宋以後的史論、經義並重。注重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結合，相關梳理較為清晰。在文獻引證方面，重點分析了光緒二十年甘肅鄉試題目及第一名的作答情況，揭示出科舉《左氏》學的時代內涵。不過，整體而言，文獻引證似偏少，時代跨度似偏大，題目也略顯宏大，可以聚焦於明清或清代作一精細化研究。

樊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副教授）：

《重庆图书馆藏孙志祖〈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价值初探》

    筆者於2021年親赴重慶圖書館，查閱清人孫志祖《春秋左傳注疏》批校本，發現該本徵引了103條盧文弨校語，頗為珍貴，據此可考察盧文弨《春秋左傳注疏》校本原貌。盧文弨校勘大量借鑑、參引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陳樹華《春秋經傳集解考正》、武英殿本及後附《考證》，不僅吸收各家優點，還指出各自的不足，並參以己見，有力推進了《春秋左傳注疏》的校勘工作。此外，通過分析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對盧文弨《春秋左傳注疏》校本的使用情況，可得《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不僅明確引用了諸多盧文弨校語，還存在一些沒有翻閱原書，誤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十三經注疏正字》《春秋經傳集解考正》的內容當作盧文弨校勘成果的情況，甚至有若干掩蓋使用盧文弨校本、暗襲盧文弨校語的條目。由此可見，盧文弨對《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的編纂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其他參引諸家所無法比擬的。

評議：

文章對重慶圖書館所藏孫志祖《春秋左傳注疏》批校本進行了探討，系統梳理了批校本中所徵引的大量盧文弨校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盧文弨《春秋左傳注疏》校本之原貌。同時，對盧校本所參校之諸本進行了系統梳理、考證，又將盧校本與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進行了對比考察，揭示出盧校本的歷史價值。總之，文章視角很好，版本互校細緻扎實，文獻分析合理。

杨永生（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多重视域下“五侯九伯”的再讨论

    魯僖公四年，齊桓公伐楚，管仲回應楚使兩國疆土“風馬牛不相及”之質疑，並申說桓公伐楚之正當性時，言及太公受命“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管仲並未言明“五侯九伯”具體所指，歷代注疏家或聯繫爵制、方伯制等禮制、或分析桓公伐楚之史事，提出了多種看法。20世紀40年代，河南洛陽出土的保卣（《集成》5415），銘記“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論者多將兩者結合一併討論，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可以說，“五侯九伯”的含義不僅是傳統經學領域的疑難問題，更是討論兩周歷史、尤其是齊桓公霸政不可避免的問題。筆者不揣淺陋，試就這一問題提供一孔之見，以就教於方家。

評議：

文章聚焦於《左傳》僖公四年管仲所提到的“五侯九伯”，對之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再探討。學術史梳理的很好，將古往今來的各種說法，歸併為禮制派、史事派。作者眼光獨到，關注到二者都脫離了歷史背景與文獻記載，故從文獻本身入手，結合金文材料還原歷史情境，提出了“五侯九伯”存在原始語境、使用語境的兩重語境的新認識。文章引證充分，論證扎實，信而有徵。不過，有些地方似乎還可以加強論證，比如在談及“五侯九伯”統言天下諸侯時，只分析了“侯”，並未涉及諸侯稱“伯”現象，對此可以吸收學界研究成果深入探討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