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劉德明（台灣“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評議人：張靖傑（上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張高評（台灣成功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 ：

朱熹《春秋》詮釋學之層面與價值
——以《朱子語類·春秋綱領》為例

    朱熹解讀《春秋》，常言難懂、難看、難理會、其實看不得、煞不可曉，此生不敢問。然而，考察《朱子全集》、《朱子語類》之文獻，關於《春秋》經典詮釋之視角與方法，朱子實已提示四大層面：其一，或筆或削以昭義；其二，據實直書以見義；其三，屬辭比事以顯義；其四，張本繼末以求義。朱子之《春秋》學，說書法，談義例，上承程頤、胡安國；發蹤指示，踵事增華，下開張洽、張自超。四家之《春秋》學與朱子相較，多聲氣相通，血脈相連。相觀而治之，當有若干相互發明之處。

評議：

這篇文章從詮釋學層面深入探討了朱熹《春秋》學的價值。朱熹的春秋學闡釋建立在對前人學說的系統批判之上。文章認為朱熹反對對《春秋》的過度詮釋，在學術研究層面“臆斷處頗多”的問題，在治《春秋》時，朱子優先保證義理系統的完整性。此外，文章對於朱熹《春秋學》的梳理具有清晰脈絡，即朱熹上承程頤、胡安國；下開張洽、張自超。作者以此四家之《春秋》學與朱子相較，將朱子《春秋學》的特色與傳承脈絡爬疏得非常清晰。

葛煥禮（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

王安石《春秋》“斷爛朝報”說的源起與流衍

王安石的“斷爛朝報”說，因其間摻雜著元祐黨、新黨鬥爭及其影響下的黨派立場等因素，所記載的產生原委和含義往往不同，這直接影響到對王安石《春秋》觀的認識和他的歷史形象。蘇轍一生為官起落和人生沉浮，與王安石變法及其引發的黨爭密切相關，也與安石本人有些干係。因此聯想到王安石熙寧“貢舉新制”不立《春秋》一事，遂借酒杯燒心中塊壘，發為這一不實之說。胡安國則抹殺王安石所區分的《春秋》秦火前、後之別，說成王安石以世代流傳的孔子所作的《春秋》為“斷爛朝報”。胡安國養子胡寅也把所謂的王安石擬解、詆斥《春秋》置於這一解經活動中，因而同蘇轍一樣犯了將安石不立《春秋》與其解經活動時序倒置的錯誤，形成了對王安石更大的攻擊。

評議：

這篇文章對於王安石“斷爛朝報”說作了非常系統且深刻的反思。相關文獻搜集得非常詳實，對“斷爛朝報”這一歷史公案的剖析非常深刻，對於此說的研究開闢新意。此外，作者對於此說提出的歷史原因作了詳細的考察。對於“斷爛朝報”說的歷史還原，作者對此公案背後的政治觀念與意識形態做了非常深刻的思考。作者的這篇文章，不單是為了考察此說的成因及流變，更是為了對背後的政治、文化、思想背景做系統性的考辯。

鄧鋭（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宋代“佛教正史”的興起及其中《春秋》學的影響

宋代的天臺宗，在佛教的發展與中國化進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佛教史著領域的創新與本土融合深化，突出表現在開創與確立了佛教史著的紀傳史體。其中，紀傳體是儒家史學的正史體裁，具有學術義理、政治正統等多方面的文化內涵。重視史學著述，是佛教中國化的一種深刻表現。宋代天臺宗援引儒家紀傳體，而顯“佛教正史”之妙，既有其義學之內因，又順應其宋代中興之外緣。從元穎《天臺宗元錄》與吳克已《釋門正統》開創紀傳體佛教史著，到宗鑒《釋門正統》發展豐富，再到志磐《佛祖統紀》集此大成，一方面接納與融合了世俗紀傳體與《春秋》義理及其影響下史學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據宗派本位和宗教需求做出了重要調整，形成了佛教的紀傳體撰述傳統，從而確立了佛教的“正統”史學，標誌著佛教融合中國本土儒家學術與政治文化達到一個新的階段。

評議：

這篇文章系統思考了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佛教正史”興起的機制。在文章中，作者探討了佛教正史與史學寫作的內因與外因。內因來自判教體系構建需求，需通過歷史書寫確立宗派傳承正統性；外因則源於與儒家文化的競爭壓力，需借助史學權威提升宗教話語權。其書寫策略形成特殊張力——既吸納《春秋》“懲惡勸善”的倫理功能，又消解其“尊王攘夷”的政治內核。在編纂體例維度，作者融合《春秋》編年體與《史記》紀傳體形成“佛統紀”新體例；此外，借鑒《左傳》敘事策略來書寫佛教“正統”史學，這既保持了佛教主體性，也實現儒家史學元素的工具化運用。

劉俊（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祛弊與開新：朱子的《春秋》觀發微

     朱子終生不治《春秋》卻在後世形成宗朱的《春秋》學派。朱子的《春秋》觀確有其異於眾家之處在於，一是他不隨波逐流，在眾人皆視《春秋》為經之時，他則將《春秋》還原為史；二是推進《春秋》的義理化、理學化詮釋；三是《春秋》不必治。而這不僅是其經學理學化的體現，也是其義理解《春秋》觀念的落實，使得朱子的《春秋》學頗具個性，但個性並不意味著就不合理，往往具有遠見卓識和非凡意義。朱子的《春秋》觀不僅具有祛除《春秋》學研究的流弊之效，也具有開新之功，打開《春秋》學研究的義理面向，將《春秋》學研究在盡可能的詮釋方向上提揭出來，範導和形塑著《春秋》學研究的取向，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春秋》學的研究。

評議：

這篇文章同樣是聚焦於朱子的《春秋學》，系統剖析了朱熹對於《春秋》詮釋的獨特角度。這篇文章對我來說，最有啟發的地方在於提出朱子《春秋》學“去弊”與“開新”兩個方面。“去弊”即對於之前解經過分追求“微言大義”；“開新”則是經學“理學化”的轉型。文章提到朱子的《春秋》觀並非是消極回避的態度，而是欲正本清源，對《春秋》是史還是經的問題做一個整體的反思。文章的思考深深啟發了我，我也有些問題需要和作者進一步探詢，即作者提到朱子的“開新”面向的具體是何種意義的“開新”？這個“新”指的是否是經學理學化的轉向？

閆雲（重慶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南宋朱子後學《春秋》學的理論貢獻及其學術困境

南宋朱子後學《春秋》學以張洽、黃仲炎、黃震、洪咨夔、家鉉翁、呂大圭等為主要代表。他們繼承和發展了朱子的《春秋》學思想，並對其理論體系進行了系統地總結和建構。在《春秋》大義方面，他們對朱子之論有著更為精微的闡發。例如，他們從人心道心之辨的角度論《春秋》，以“立人極”的思想論聖人作經之旨，對齊桓、晉文伯業優劣進行辨析，注重討論春秋時世道升降與王霸興衰。在具體解經思想上，他們全面批判和破除凡例褒貶之說。首先，認為聖人主乎立教垂法而非專於賞罰褒貶。其次，認為治經要求聖人“心法”所寓和“特筆”所系。基於此，他們解經的思想與方法逐漸回歸於平實。

評議：

這篇文章對於南宋時期朱子後學的《春秋》學作了系統的梳理。就義理方面，作者著重提到了“人心道心”與“立人極”兩個方面。同時對於世道升降與王霸興衰之間的問題做了辨析與深化。從整體來說，這篇文章對於南宋朱子後學《春秋》學的敘述十分詳實，同時對於他們的學術脈絡與發展有著深刻的反思。此外，作者對朱子後學有非常強烈的理論關切。這也就帶來一些問題，即面對朱子後學的學術走向保守與守成，作者如何去突破他們的思想困境，如何避免問題詮釋的扁平化？如果將經學問題收攝到理學的話語體系中，對於經學本身是否是一種傷害？

張尚英（四川大學古典學系副研究員）：

心學與明代《春秋》學

——以朱、胡之爭為中心的考察

朱（熹）、胡（安國）之爭，是元明二代《春秋》學發展的主線。心學“六經皆心學”“以心釋經”，不拘泥於經典文本的主張，為朱熹一派《春秋》學反對胡安國一派一字褒貶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聖凡同心”說為闡發據事解經體系掃清了理論障礙，促使明代很多學者加入了反胡的隊伍，在反對褒貶義例的基礎上，承繼元儒之說，重述孔子筆削對象，引入以心觀事的詮釋新路徑，使朱子一派據事解經體系漸趨成熟、完善，朱子一派《春秋》學在學術領域逐漸取得優勢，成為當時《春秋》學的主流。通過心學對明代《春秋》學朱、胡之爭影響的觀察，可見心學對明代《春秋》學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及對整個《春秋》學發展歷程的影響，亦可管窺明代中晚期心學與朱學既相爭又融合的複雜關係。

評議：

這篇文章對於明代心學的思潮及朱胡之爭的問題有著很好的啟發，闡述了朱子學派對於《春秋胡氏傳》的反思，以及朱子一派對胡安國一派一字褒貶的批判的詮釋體系的成熟，揭示了明代心學與朱學學術融合的複雜面貌。這篇文章帶給我最大的感觸就是，作者關注到朱子後學借助心學義理在朱胡之爭中取得優勢，對明代經學史的理解非常有意義。此外心學與理學之爭本身是在廣義的理學框架內的爭議，二者對於經學的總體態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那麼就產生一個問題，這種從經學中生髮出來的理學對於理學家們有什麼意義？這些理學家對經學意義的詮釋是要放到理學家理氣心性的框架中去理解，還是放入經學敘事的框架中去理解？

主持人：方旭東（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評議人：劉俊（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劉偉（浙江工商大學歷史系教授）：

孔鮒與秦代《春秋》經傳之學考略

戰國到秦朝時期的經學傳授，主要存在兩條線索。一條是儒家各派之師承授受，如《七錄》《經典釋文·敘錄》所載《左傳》傳承系統。另一條則是孔子與歷代孔氏之家學傳承，由孔子始經子思乃至於孔鮒，對於儒家經典文獻的保存以及經學的傳承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秦代的《春秋》經傳之學雖然受到文化政策的極大影響，但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作為秦代傳承與傳播《春秋》經傳之學的重要代表，孔鮒的學術活動與經學著述為此後漢代的經學復興做出了重要貢獻。

評議：

這篇論文以秦代經學傳承為切入點，聚焦孔子八世孫孔鮒的學術活動，系統考證其在《春秋》經傳保存與闡釋中的歷史作用。突破了學界對秦代 “文化荒漠”的固有認知，通過扎實的文獻考據與學術史梳理，為春秋學研究開闢了新的時間維度，兼具史料價值與理論創新性。論文聚焦秦代《春秋》經傳研究，彌補了經學史研究的空白。以往研究多集中於漢代，忽略了秦代學術傳承。作者在論文中強調，儘管秦代焚書，但戰國學術文化仍有影響，孔鮒的學術活動對漢代經學復興有重要貢獻。該研究不僅解決了秦代經學是否中斷的爭議，還拓展了《春秋》學的研究範圍，強調了經學史的連續性。論文探討了孔鮒的學術傳承、《春秋》經傳的具體應用以及秦漢經學的聯繫。例如，作者通過孔鮒在嵩陽授徒的史實，揭示了秦代私學的傳承情況，反駁了“六經缺失”的觀點。

宋惠如（金門大學華教系教授）：

王充《論衡》春秋學論述

王充身為東漢重要思想家，其《論衡》對當時學術思潮提出深刻批判。作為非官方體系出身的民間文士代表，王充在經學立場上呈現獨特視角：一方面高度推崇董仲舒的學術成就，肯定孔子《春秋》的經典價值；另一方面卻對當時主流儒者的《春秋》詮釋體系多有批評，形成鮮明的批判性學術立場。在此背景下，《論衡》中關於《春秋》的具體論述內容與思想特質，實值得深入探究。作者首先分析王充論孔子與《春秋》之關係；其次考察王充對董仲舒《春秋》釋義的見解，探討王充對漢代春秋學發展的觀察，說明王充春秋學論述的要旨。

評議：

這篇文章以王充的《論衡》為切入點，系統剖析其春秋學思想的理論架構與學術史意義，在文獻考據的精准性、理論闡釋的創新性及學術脈絡的縱深感三個維度，均展現出顯著的學術價值，為春秋學研究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民間經學視角。首先，文章具有文獻考據的精密性與學術史補白意義。其次，文章具有理論框架的突破性與哲學闡釋深度。論文構建了“批判性繼承”的理論分析框架，突破傳統經學史敘事模式。王充繼承並轉化了董仲舒的政治哲學，將《春秋》視為政治經典，同時通過解構儀式，將天人感應論轉化為政治倫理的象徵性表達。最後，論文還揭示了王充思想的當代啟示，其實證精神與當代經典詮釋學中的“歷史語境還原”原則形成跨時空對話，彰顯了傳統經學的現代生命力。

張靖傑（上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紹述董生，奠基名教：

論《白虎通義》所見“名”的思想

作為東漢時期儒術與政治互動的產物，《白虎通義》所見“名”的思想有著豐富的義理面向。釋義通經的經學實踐，以名為綱的編纂體例，因聲求義的正名方法，陰陽五行的天人系統，綱紀倫常的秩序建構，“名”不僅在形式上貫穿於《白虎通義》全書，更是其作為經學著作，同時深具政教意義的樞要所在。倘若將其置於儒家“正名”思想的發展脈絡，《白虎通義》的名學接續了董仲舒“深察名號”的主張，在“名”的神聖化、經學化與政治化方面有了更為切實的推進，“名教”的理論基礎亦由此奠立。

評議：

首先，論文立足東漢 “白虎觀會議” 的歷史語境，通過《後漢書》等文獻考證，明確了《白虎通義》作為經學 “通義” 與禮典的雙重屬性。在釋義通經部分，作者細緻剖析 “正名” 與 “通經” 的互動關係，指出該書通過聲訓、義訓等方法正定經義，將 “名” 的訓詁作為貫通五經的基礎。如對 “聲訓” 方法的分析，不僅統計了全書 363 例聲訓實例，更揭示出 “因聲求義” 背後 “聲音感應” 的天人觀念，使訓詁學方法與哲學思想形成呼應。這種考據與義理的結合，體現作者扎實的文獻功底與理論穿透力。

蔣爽（遼寧大學哲學院講師）：

人道之積與天道之應：

漢代春秋學中的“太平”探析

“太平”是中國傳統政治語境中對風調雨順、政治穩定、百姓和樂的常見形容。“太平”一詞的形成受先秦黃老道家影響，在漢代其詞義逐漸涵蓋了人道與天道兩方面指向。漢代春秋學為貫通天人之間的“太平”給出了可具象化的標準，即在人道政治上的民生積蓄和禮樂制度，與在天道感應上的符瑞之象。春秋學所構想的“太平”並非遙不可及的彼岸理想，而是現實中可以積善而至的目標，但同時，現實中可致的“太平”也意味著致太平之後仍要統治者時時刻刻反躬自省，誠敬於政事，方可保持太平不墮。

評議：

這篇文章通過爬梳先秦至漢初的典籍，清晰勾勒出 “太平” 觀念的演變軌跡，為春秋學的 “太平” 論述奠定基礎。這篇論文的其中一個重要性在於提出了“人道之積”和“天道之應”這兩個分析框架。全篇以嚴謹的文獻考據、系統的理論建構與敏銳的問題意識，勾勒出漢代春秋學 “太平” 觀的完整圖景。其對 “人道 — 天道” 關係的闡釋，不僅豐富了漢代政治哲學的研究維度，更為理解中國傳統政治理想的實踐邏輯提供了重要範本。

于超藝（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後）：

從《春秋》學的視野看董仲舒“心論”

在作者看來，董仲舒更關注“心”的實踐意義，即基於“心”的一般認識，何種通往道德的徑路是可能的，並進而確認了王教對於道德的必要性。對董仲舒而言，儒學的任務是面對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如何才能實現其有效的治理，因此，後世心性論的問題並不是他關注的重心，其論說心性的目的，不外乎指明不能有王教之外的路徑通向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董仲舒只重教化，不重視“心”。事實上，在董仲舒的政治哲學中，他對心的關注度非常高，甚至可以說與心相關的內容是其政治哲學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對董仲舒而言，王者之教化，需落實在“心”上。

評議：

這篇文章首先是深入分析了董仲舒關於“心”的論述，提出了“心為氣君”、“栣惡禁欲”和“因事見心”三個理論維度。董仲舒的“心”論與孟荀不同，更多地與《春秋》的具體事例相結合，強調道德判斷與經義的聯繫。論文還構建了“經學義理—政治實踐”的分析模型，探討了董仲舒如何將“心”作為連接天意與人事的樞紐，並將心性修養轉化為治國理政的原則。非常難能可貴的地方，這篇論文中作者打破了傳統觀念，認為董仲舒通過《春秋》學重構了先秦“心”論，使其成為道德與政治相結合的理論體系。文章最後提出，董仲舒如何平衡“心之自然善質”與“教化必要性”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並指出其“心”論在儒學史上的重要性，為理解漢代思想轉型提供了新的視角。

主持人：葛煥禮（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

評議人：張彧（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

劉德明（台灣“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北宋杜諤《春秋會義》研究對《春秋》性質與定位初論

——以對《公羊》與《穀梁》的接受與批評為線索

作者認為，目前學界對北宋四川《春秋》學的研究成果，多聚焦於蘇轍與崔子方兩人，而約與蘇轍同時期的杜諤及其《春秋會義》長期被學界所忽視。《春秋會義》彙集漢代三《傳》至宋代孫覺等三十餘家學說，並附有杜諤按語用以闡釋經義。《春秋會義》雖在經文後廣引前人諸家學說，卻極少直接引用三《傳》原文。然而杜諤在“諤曰”的按語中，其論述核心仍圍繞三《傳》展開。杜諤實是把《春秋》往經典化的方面更加推至極致，故而主張《春秋》中則則有義。同時杜諤主張《春秋》一經是對於在具體事件中的人、事，能給予最適當的褒貶評價，這應可視為宋代《春秋》學一個發展的重要階段。

評議：

這篇文章聚焦於杜諤《春秋會義》，探討其對於《春秋》性質與定位的看法。文章剛開始指出《春秋會義》彙集三《傳》至宋代孫覺等三十餘家學說，實際上指明了其經典體式。宋代解經的方式，是拋開注疏，直面經文。文章指出，杜諤雖然沒有直接引用大量的材料，然其按語的部分仍是圍繞三《傳》展開，尤其是《公羊傳》與《穀梁傳》。這篇文章對《春秋》性質的討論是環環相扣的，文章的結構與體例非常嚴謹，文中列舉的例子也非常貼切，這篇文章對於重新審視北宋時期四川地區《春秋》學的研究，具有比較高的價值。同時，也為我們理解《春秋》性質與定位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黃覺弘（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教授）：

讀程公說《春秋分記》三題

《春秋分記》中多有單篇考證、論析文字，與全書體例不大協調，此可見“書脫稿”後程公說沒有時間和精力作進一步的修改整飭，使之嚴密圓潤，故而體例尚略見粗疏。《春秋分記》徵引浩博，卻偏偏沒有引及聲名赫奕的朱熹，這是因爲“書脫稿”仍值“慶元黨禁”影響之時，出於政治忌諱，程公說實不便稱引其學說。《春秋分記》卷首有《春秋分記例要》一卷，模仿了胡安國《春秋傳》卷首的體例與方法，內容基本上承襲和改編自胡安國《春秋傳》卷首諸文。如此再反觀程公說所言“多取程氏、胡氏之論”，實有更新更深的認識。《春秋分記》雖然聲稱“曲明聖人遺意，以示來世”，但最重要的論說要旨和落實之處其實是“至於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具體而言即是“考觀春秋之變”。寧宗前後似乎形成了以“世變”論《春秋》的普遍學術風尚。

評議：

黃老師的這篇文章，對陳公說的《春秋分記》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春秋分記》是宋代《春秋學》著述中篇幅最大的一部。文章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對此書的成書過程作了論述，認為此書是在其顛沛流離時期編纂，故而陳公說未能進一步完善它。同時指出《春秋分記》不引用朱熹之說的歷史原因。第二部分指出《春秋分記》的卷首《春秋分記例要》，模仿了胡安國《春秋傳》卷首的體例與方法，在內容上基本承襲和改編了胡安國《春秋傳》卷首諸文。第三部分認為，《春秋分記》強調“考觀春秋之變”，即通過考察春秋時期的歷史變遷探究它背後的規律與原因。我的疑惑在於，陳公說同時期的《春秋學》著作並沒有不引朱熹《春秋》觀點的現象，對於陳公說不引朱熹《春秋》觀點的做法，需要再補充點證據。

黃銘（重慶大學高研院副教授）：

情理與辭例：崔子方《春秋》學研究

    作者將崔氏的《春秋》學與《春秋三傳》進行對比，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崔氏的《春秋》學，最終的指向是 “情理”，那麼在學術史定位上，還是屬於理學思想影響下的《春秋》學。第二，崔氏的《春秋》學包含了以往《春秋》學的諸多內容，特別是保留了“以例解經”的特點。崔氏在宋代也能算是堅守辭例者。這種堅守到後來影響到了元代的黃澤、趙汸，黃、趙重新以辭例為根本來解釋《春秋》。黃澤、趙汸又影響到了清代的常州學派。可以說，崔子方的學術，對於清代常州學派的興起，是有間接影響的。第三，崔氏的《春秋》學，以情理為指歸，然而情理本身也是比較主觀化的，甚至是隨著時代觀念的變遷而改變的。比如崔氏絕對的尊君觀念，對於霸主的無限期許等等，其實都是宋以後的觀念，與先秦兩漢時期的思想是不一樣的。

評議：

這篇文章主體部分是研究崔子方的《春秋經解》，但是文章本身並不局限於此一部著述。本文是以整體的視角來研究崔子方的《春秋》學，探討它的學術傾向與方法論。文章第一個部分討論了崔子方的生平與著作；第二部分討論了崔子方《春秋》學方法論，崔子方解經的方式是從經文本身出發，直面經文，不依賴於三《傳》的解釋，這與北宋初年的經解體式是一致的；第三部分歸納了崔子方《春秋》學研究的義理思想。文章最後對崔氏《春秋》作了定位，指出其學術不顯的原因。這篇文章揭示了崔子方《春秋》學學術傾向與方法論，為宋代春秋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思路。儘管崔子方的某些觀點存在爭議，但其學術成就不容忽視，他的思想可為宋代的《春秋》學研究提供重要參考。

康凱淋（台灣中興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解經·論政·評史

——南宋洪咨夔《春秋說》的詮釋面向

在作者看來，洪咨夔《春秋說》以聖人“以天治人”之意為旨歸，確立“奉天命而立人極”的解經主軸。洪咨夔詮釋“天命”為具有主宰性與意志性的實在力量，並將“人極”具體化為君臣、父子等倫理綱常，違逆綱常者必遭天譴，禍延子孫，與程頤主張自然規律式的“天理”有所不同。同時《春秋說》書中展現強烈的政治關懷，不僅抨擊人臣植黨結私之弊，亦主張國君當以正心為治本，勤政愛民。此外，洪咨夔評史融合《周易》、《春秋》，即以“《春秋》人事”印證“《周易》理象”的模式；並採取對偶、用典等文學化手法，呈現北宋以降史論文學化的特點。從洪咨夔《春秋說》解經、論政、評史三方面的詮釋面向，可見其開展經學的詮釋方法與表現形式，為南宋《春秋》學另闢蹊徑。

評議：

這篇文章從詮釋學的角度解讀了洪咨夔的《春秋說》。通過前言部分可以瞭解到洪咨夔是具有史學修養的。洪咨夔解經主要強調《春秋》的目的是通過維護天命，從而確立社會的倫理綱常。在洪咨夔被罷官後，是有以時事解經的傾向的，即以史解經。此外，洪咨夔還援引《周易》為評論依據。文章在最後指出，《春秋說》不僅有史筆，更有文筆，此是洪咨夔的一大特色。

主持人：王剛（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

評議人：康凱淋（台灣中興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張德恆（山東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伊藤仁齋、伊藤東涯的《春秋》學

伊藤仁齋、伊藤東涯父子的《春秋》學，最顯著的特點是推崇《左傳》，認為《左傳》能得《春秋》經旨。伊藤仁齋學術植根於《論語》《孟子》，故其完全認同孟子關於孔子《春秋》的論述。伊藤東涯釋解《春秋》經文疑難問題，雖然綜緝《左》《公》《穀》及胡傳，但其重心在據《左傳》而考證《春秋》經旨。伊藤父子的《春秋》學鮮明體現出“古義學”的治學特徵，他們的《春秋》學觀念以及對相關《春秋》經傳內容的具體論述，均為德川日本《春秋》學的發展尤其是古學派《春秋》學的發展起到重要引領作用。伊藤父子之後，德川日本《左傳》學研究逐漸走向繁盛，而胡傳則不斷遭到質疑、批判，逐漸衰微，《公羊傳》《穀梁傳》亦不為學者所重，始終處於沉寂狀態。

評議：

這篇文章討論到日本伊藤父子的《春秋》學，從學術貢獻上來說，此文是有助於開拓域外漢學的主題。我非常肯定作者在論文中歸納的伊藤父子的學術貢獻。伊藤父子雖然主張左傳，但是他們也非常瞭解胡安國的《春秋》學。他們二人反對胡安國《春秋》學，推崇《左傳》，並非是從學術義理上認為《左傳》優於《胡傳》，而是為了在學界取得話語權，創立新的學術秩序，故而推《左傳》。臺灣學界有關於《春秋》學著作的數量非常可觀，也有很多臺灣學者致力於研究域外漢學。就大陸對域外漢學的關注而言，這篇文章還是有開創之功。

張彧（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

日本有鄰館藏古寫本《春秋經傳集解》新考

日本有鄰館藏《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殘卷為唐寫本，通過考察其流傳過程可以發現，中日“書籍之路”上書籍往來過程是複雜而又曲折的，而人物往來又是促進其流轉的重要因素，該卷的流傳過程是一個很好的體現。該卷與敦煌所藏唐寫本在載體形制、行文詞語、用字習慣等方面多有相合之處，文字上多與宮內廳本以及《水經注》、《經典釋文》、《漢書》顏師古注、《後漢書》李賢注等六朝、唐代古舊注所引用《春秋》經傳文字相同，早於阮氏所用底本數百年，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輾轉抄寫之訛誤，可以作為校勘阮本的重要參考依據。該卷不僅具有重要的校勘價值，也是研究古書形制、書籍史，中古漢語俗字、虛詞的重要參考資料。

評議：

這篇文章討論到《春秋經傳集解》的中日書籍交流問題。這篇文章的優點在於其不僅提到了不同的文獻版本，更呈現了很多漢語語字的考辯，可以看出作者扎實的學術訓練與深切的用心。文章雖然主要探討《春秋經傳集解》這本書，但是對其他的著作也有很多的涉及。在文中，作者提出語言虛詞在大量消失，這個問題不單單出現在這一本書中，而是一個時代的現象。如果作者想要考辯清楚這個問題，需要耗費很高的精力。

吳迎龍（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日本國何休研究述評

總體上看，日本的研究者似乎並不僅將何休作為理解公羊學的階梯，而是將其作為獨立的作者來理解其思想。關心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在這個環境下何休所產生的問題意識。這當然是理解何休思想的重要維度，但從另一面來看，何休的《解詁》不僅表達的是一種歷史訴求，同時也是一種經學訴求。為公羊學塑造一個圓融自洽的解釋體系，使《公羊傳》的有限性文本擴展出更多詮釋的徑路和理論上的可能，這或許更能代表何休的著述意圖。相較於其歷史關懷，日本的研究者們對於何休經學上的訴求，似乎沒能展開更深的討論。

評議：

這篇文章的優點在於，問題意識非常鮮明。作者意識到何休研究的歷史訴求與經學訴求是不一樣的，然而歷史訴求與經學訴求是無法作截然劃分的。經學與歷史、文化、政治、學術是融為一體的，無法作完整的切割。這個問題不僅體現在何休研究上，也體現在所有經學問題研究上。

鍾贛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春秋諸國興廢說》的文本生成與演變

《春秋諸國興廢說》大概於宋末元初時產生，很可能是當時學者根據杜預《世譜譜》中相關內容剪裁而成。南宋時不少學者將將《春秋》經傳改成紀傳體或紀事本末體某種意義上也是受到史學興盛的影響，《諸國興廢說》也是史學化改造潮流下的產物，可視爲漢晉《左傳》譜牒之學的異化。元代以降，諸多《春秋》學注本都會附刻《諸國興廢說》，足見其輔翼《春秋》之功。明清兩代，官方修撰的《春秋》注本均附刻了這篇文獻，使其更爲流行，爲科考士子瞭解、學習《春秋》提供幫助。在清代《諸國興廢說》的文本被大幅改造，成爲《王朝列國興廢說》的面貌，這種改造本質上還是出於《春秋》官學的變化，服務於康熙皇帝的政治意圖，以維護清廷政權的合法性。

評議：

通過閱讀這篇文章，可以發現作者的學術敏銳度非常高，他關注到了《春秋諸國興廢說》文本前後的不同。同時作者辯證地發現並提出，《春秋諸國興廢說》中沒有理性的觀點。然而，漢晉《左傳》譜牒可以稱為一個濫觴源頭，並不能被稱為某種“學”說。原因在於，一方面漢晉的《左傳》譜牒並沒有很多相關著作，另一方面在學術界並未形成主流風氣。對於“漢晉《左傳》譜牒之學”的定義可以再加以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