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郭美華（上海財經大學哲學院教授）

評議人：匡釗（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進鋒（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先秦時期“命”觀念的形成與演變

先秦時期“命”字的內涵多元。王老師的文章探討了“命”在表示“生命”與“命運”（包括國家命運的“天命”與個人命運）兩方面意涵的形成與演變，分別論及夏代以前、夏代、商代、西周、春秋與戰國時期的“命”觀。王老師認為，“生命”與“命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為重要的主題，具有持續探討的價值。而若要追溯這兩個概念的思想源頭，無疑需回到“命”字本身及其相關觀念中尋找。

評議：

王老師的文章從題目和做法上都是最接近中國哲學的，是一個範疇或者說觀念史的研究。這種取向的研究是做早期中國哲學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談的問題也是先秦哲學中重要的一個點。值得註意的是王老師的研究並不僅僅揭示了命的生命意義和個體意義，還從更大的尺度上去揭示命的意涵。對我們理解命在孔子時代的意義有一個直接的幫助，即命從天命當中脫落下來。而這一點也對我們理解在早期儒家中，將命看作是人不可突破的界限這個意義有很大的啟發。也就是說從更大尺度上，而非僅僅是從生命上理解命。

袁曉晶（上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經史傳統與早期儒家政治理論的生成

文章主要探討「經史之學」如何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生成與發展，並特別關注其與政治觀念、政教制度之間的關係。袁老師指出，「經」與「史」原本並非對立，而是在周公至孔子期間逐漸形成互補、並重的文明核心。到了漢代，在「權力－知識」互動結構下，經史之學制度化成為官方主流思想，進一步影響了儒家政治哲學的生成方式。經史之學既是知識的根柢，也是政治觀念「養成式」生成的基礎，涵蓋君主、士大夫、宗族等層面的教化與控制。文章最後強調，晚清以來經史之學遭遇現代學科體制的切割與削弱，其價值與意義應重新放回「知識－權力」的歷史脈絡與政治哲學中加以理解。

評議：

袁老師的文章和後面郜老師的文章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其實談的都是一個東西，即就是我們往往面對的不是解釋經典事件本身，而是我們要去處理對解釋的解釋，即古人對事件的處理。而這種處理需要一定的角度，就如袁老師所講的。實際上考古里論經史之學的存在一定不是一個學術問題。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去了解到，所謂經史傳統的存在，並不是一個先行的存在決定著我們的理解，而是在研究中被逐漸建立起來的。就像郜老師所研究的絕地天通，是後人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去研究原貌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後人所加工的，存在著不同的建構方式。在評議人看來，所謂的經史是經史之學的後話，在經學之前是沒有經的。這是現在做研究需要註意的的一個重要的立場。

楊青華（安徽大學哲學學院助理研究員）：

《春秋》“隱、桓之際”與儒家倫理

楊老師聚焦於春秋初期魯國所處的劇烈社會變動背景，指出自隱公與桓公時期起，魯國的綱常倫理逐漸走向崩壞，而「隱、桓之際」亦成為魯國歷史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隱公與桓公之間的君臣名分與兄弟親情、桓公與文姜之間的夫婦之道，以及桓公與三桓之間的父子之教，皆在此時期出現敗壞的跡象，這一系列現象在整個春秋時代中具有典型意義。楊老師透過倫理視角對魯國「隱、桓之際」的歷史人物與事件進行分析，旨在深化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為何重視倫理的理解，並進一步探討孔子編撰《春秋》及《春秋》「始隱」之安排背後的深層意涵。

評議：

這篇文章與張老師的文章很像，講的幾件都是《左傳》中記錄的事情。《左傳》不是兄弟爭位就是其他爭位，不是叔嫂私通就是其他私通，大概都是這些事。這兩篇文章都是將這些事和儒家倫理相聯係，給予其倫理化的解釋。需要註意，儒家給出的解釋實際上是把大量的曆史信息壓縮到倫理解釋之中。比如一件事背後可能有諸多要素，但儒家往往將其壓縮為倫理解釋，而忽視樂其背後的歷史意義。這兩篇文章都提示我們不要簡單地用儒家倫理意義取代曆史事件的曆史意義本身。因為曆史意義是有真實信息的，而到儒家倫理這裡就將其曆史意義虛無化了。

郜喆（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儒學院講師）：

“五官”與曆法：

論早期中國思想世界中的兩種“絕地天通”

郜老師指出「絕地天通」乃理解中國政教文明的關鍵概念。在先秦至兩漢的早期思想世界中，對於「絕地天通」已存在兩種主要的理解方式。其一，在《國語》中觀射父的言論將重、黎等「五官」視為實現「絕地天通」的核心角色；《左傳》中史墨所言「五行之官」亦與此價值取向相契合，這一理解強調君主與王官透過集權壟斷神權，以達成政教秩序的統一與和諧。其二，自孔子修訂《尚書》以來，後世《尚書》學多據尧命羲、和「欽若昊天」、制定曆法等敘述，將「絕地天通」理解為以曆法為載體，彰顯政治秩序根源於天意，從而奠定了以天道為基礎的政治神學基礎。進一步而言，《春秋》學中的「改正朔」理論亦確立曆法為溝通天人秩序的正統方式，排除了以「五官」為中介的神權路徑。因此，歷代王朝制定曆法之舉，皆可視為一種溝通天人的「絕地天通」實踐。經由《尚書》與《春秋》的詮釋，「絕地天通」遂成為中國文明中「永恆回歸」的政教基石。

評議：

今天我們有兩種絕地天通，一種是中介性的絕地天通，另一種是中介變得不再重要，強調帝王的壟斷性要素。這兩種模式恰恰對應著早期的不同想象。前者更加西周化，後者則是整個集權不斷加強的結果，各種形象有不同的建構背景。文章論證豐富、細節很多，很有啟發。

丁肇聿（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博士後）：

“予一人”所見《尚書》的共同體敘事

丁老師文章以《盤庚》篇中的「予一人」修辭為切入點，探討《尚書》所呈現的共同體敘事結構。「予一人」作為典型語式，體現出《尚書》中的三重敘事層次：其一，透過盤庚之語，凸顯統治者對王權的強調與重申；其二，揭示商代政權結構中「多」權分散所導致的王權失效，並分析盤庚如何藉由「一」來統攝「多」，從而重建有效的王權秩序；其三，則進一步指向對共同體本質的深層反思，認為共同體是人類實現自我保存的方式，而以血緣為基礎的自然共同體具有先天侷限，唯有引入外在的政治原則來取代單純的血緣連結，方能建構一個具有內在正當性的理想共同體。透過對「予一人」修辭的分析，試圖揭示《尚書》作為中國早期政治經典所承載的深層共同體理論。

評議：

「予一人」大量出現在《盤庚》篇中，值得註意的是本文發現《盤庚》篇強調「予一人」有一個潛在的考慮，即是一個原始的共同體的多級構造的本身的失效，才造成了《盤庚》篇強調「予一人」。這個角度很好，但問題在於怎麼從《盤庚》讀出商以前的共同體的多級結構？感覺把商代的結構極大程度上的西周化了，實際上我們並不知道，也沒掌握那麼多材料。僅僅依靠《尚書》去談論上古史是存在一定問題的。換一個角度去講，這實際上是商王存在著不同的宗教地位，還存在著可以討論的部分。

張夏彤（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博士研究生）：

以禮正名到以仁原心：

聵輒爭國評述中的仁禮價值嬗變

張博士分析了《公羊傳》對聵輒爭國事件的評價，指出其立場明顯傾向於支持輒。這一傾向表面上似乎違背了《公羊傳》一貫倡導的「崇讓」原則，然而從反面觀之，正凸顯出《公羊傳》並不完全排斥基於「正義」立場的「不讓」，藉此構築出賢讓之國的原則底線與道德邊界。《公羊傳》之所以助輒，並非贊同其與父爭國、以子圍父的行徑，而是透過此一事件彰顯「重本尊統」的倫理義理。進一步而言，宋明儒者對聵輒爭國的再反思，則將焦點置於父子關係之上，對身為人子的輒提出了「辭國避父」的更高道德要求，並進一步強調「為仁由己」的個人德性修養原則。兩者歧異的根源，在於其詮釋視角的差異：《公羊傳》以禮法為依歸，藉由具體事件闡明義理，旨在為後世立法；宋明儒者則更注重人在各種倫理情境中的德性養成，以期達到身心之和與道德自足。

評議：

這篇文章與杨老師的文章都提示我們不要簡單地用儒家倫理意義取代曆史事件的曆史意義本身。因為曆史意義是有真實信息的，而到儒家倫理這裡就將其曆史意義虛無化了。尤其是張博士提到的兩種看法，一個是公羊學，另一是更儒家化的看法。後者明顯將其壓縮為倫理角度，而前者好在保留了曆史信息。例如爭位不是首先考察父子之間的感情，而是繼位在政治活動中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張博士文章關註到這種差異，是非常有價值的。

主持人：王進鋒（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評議人：楊青華（安徽大學哲學學院助理研究員）

郭美華（上海財經大學哲學院教授）：

張九成對孟子的詮釋及其傾向

——以《孟子傳》為中心

歷代對《孟子·告子上》孟子與告子三辯的詮釋，呈現儒家性論的關鍵分歧。張九成在杞柳之辯中凸顯孟子性善說的道德本質主義傾向，卻忽略實踐中的自我否定；湍水之辯將善靜態化為本體，背離孟子動態實踐意涵；生之謂性之辯更暴露其維護名教而壓抑個體生命的困境。相較之下，明清儒者「性氣一體」說更重生命差異。此詮釋史揭示儒家倫理在本質預設與生存關切間的深刻張力。

評議：

郭老師主要講的是張九成的《孟子傳》，圍繞《告子上》討論了告子和孟子之間的三個比較有爭議性的問題。我很好奇張九誠為什麼要這樣寫，我沒有讀過他的《孟子傳》，這個會不會和宋儒的孟子討論這樣的大背景有關，我覺得郭老師從這一方面去探討張九成的孟子思想是挺好的。剛才我也思考了幾個問題，想向郭老師請教一下。首先第一個問題是，在張九成之前這三個問題的討論還不是那種權威主義，而到了張九成那裡，包括宋儒這裡，就造成了一種權威主義和本質主義，你的意思是說講這個權威主義好像就是在否定宋儒，對張九成也好，朱熹也好，那麼我們講這個本質主義可能是站在我們現在這個學科或者是一個思想的角度去看。你剛才也講到了他們對於道德拔得很高，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孔孟或者朱熹，回到一個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話，我們對於他們的思想，比如孟子講善就是性本善，是我們人人可以向善；宋儒講人人可以成聖，也是受佛教的一個影響，佛教認為人人可以成佛。儒家想要在傳統裡尋找，孟子就是一個最好的資源，我們現在說的權威主義和本質主義是否符合張九成以及宋儒對孟子解讀的本質，我們單獨把他們的東西作為一個理論抽出來，是否能夠準確理解他們？第二個問題，你在文章的最後一部分也講到了朱熹他的理氣論是以犧牲現實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為代價，他們面對先秦的思想資源的時候，也要做一個理論化的東西，我剛才講的也是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在討論傳統的時候，是否也有類似的問題存在。你關注了朱熹的理的普遍性的一面，但是朱熹也講過理一分殊，氣質之性和差異之性，也講到了具體的事物是有差異性的。這也是我想請教郭老師是如何理解的。第三個問題，倒數第二段講到張九成由道轉到對名教的批判，那麼他這個道和傳統裡是否有截然的區別？名教裡面的內涵是什麼？我在想對於儒家來說，人性是否是名教的內容之一？當然名教也會包括政治教化，但是單純這樣評價是否恰當？

匡釗（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民”的問題化

——古典學視野中的戰國“民本”觀

關於先秦「民本」觀的傳統論述，需重新檢視。既有研究多將保民思想溯源至西周，並視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依據。然細考《左傳》記載及考古證據，可發現「民」作為政治議題的「問題化」過程實較複雜：早期民神對舉的表述，未必真賦予「民」衡量權力合法性的關鍵地位；「民惟邦本」等說法更可能是戰國修辭，而非西周政治實態。若跳脫傳統「民本」框架，結合封建制度崩壞的歷史背景，從考古與修辭角度重審東周至諸子時代「民」概念的演變，或能為先秦政治思想提供新解讀。

評議：

匡老師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我讚同對民本主義的產生保持一種懷疑，先秦時候要保民可能不是要某種主義，他們講的東西和我們現在也是有很大差異的。匡老師講到先秦的時候最高統治者不是直接面對管民治民，你的意思是中間還有一個階層直接跟民面對，這在商周時期是一個問題，在戰國時期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想請教匡老師的是，以管理形式來論證民主主義是否存在，我們知道民主主義是一種理念和思想，理念是否和管理模式決然相關？這讓我想到之前討論的天命，天命的轉移也是以民的觀念作為依據之一，即使到了清代也會討論我的政權合法性來自於哪裡？因為敬天保民，我的合法性就自然歸屬了。

王剛（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

有若、曾參的思想分際與《論語》編纂問題蠡測

孔子逝世後，《論語》編纂經歷了有若與曾參兩個關鍵階段。有若主事時初步確立《學而》《子張》篇框架，延續孔子地位；曾參領纂時則嚴判師生分際，通過刪減有若之言、凸顯顏回思想來否定"孔有"傳承系統，並將自身塑造為"顏回第二"的形象。這一編纂過程中的權力更迭，體現在文本結構的調整與話語系統的重構上，使《論語》最終呈現出以曾參為核心的傳承譜系，同時在有若遺存的言論中仍可窺見早期編纂的痕跡。

評議：

這篇文章寫得很長，也很細膩，我覺得非常的有理有據，王老師討論的孔子《論語》的編撰問題讓我很受啟發，這篇文章讓我收穫很大，我後面還要再學習，我提不出什麼意見，我就有一個小小的問題，你在文章的第二節寫到“有若狀似孔子”，是否跟貌是絕對的等同，是否跟君子氣象是一個貌？是有孔子那個氣質嗎？

蔡瑩瑩（台北市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應病與藥或疾不可為：

談先秦的兩種「問疾」敘事模式及其特例

本文考察先秦「問疾」敘事的兩種模式：臣子臨終諫言的「問疾」敘事，體現勸諫傳統；臣子論述病因的「問疾/論疾」敘事，展現「上醫醫國」思想。通過分析《鄭文公問太伯》和「晉侯夢大厲」兩個案例，揭示其中獨特的權力關係：前者呈現君臣話語權的緊張；後者以反面例證凸顯面對疾病的錯誤態度。這些敘事共同反映了先秦對生命限度與政治倫理的思考，疾病敘事成為探討生死觀與政治智慧的重要載體。

評議：

這篇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提出的問題也很現實，是先秦中君臣間常有的問題，蔡博士就區分了這兩種模式，第一种是借這個模式來醫國，我覺得這非常符合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第二种就是涉及到臨終關懷的問題，當疾病到了確實無藥可救的時候，人要怎麼樣去面對。蔡博士的PPT做得非常漂亮，非常有趣，這是我們以後要學習的。但是我覺得你能不能在你的結語部分把你想要表達的兩種模式的差異性表現得更清楚一點，當然你的論證已經很清楚了，我覺得這樣更能凸顯你表達的意義。

主持人：劉偉（浙江工商大學歷史系教授）

評議人：蔡妙真（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羅軍鳳（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晚清儀征劉氏的藏書、借書、校書、刊書

晚清儀徵劉氏藏書體系在咸豐戰亂後成為揚州學術共同體的核心資源。劉文淇青溪舊屋藏書通過嚴格借閱制度流通，形成學術網絡。其特色在於學者型藏書，與薛傳均各藏五七千卷互通有無，並建立完備借閱制度。劉氏主導校勘鄉賢著作如凌曙蜚雲閣叢書，刊行友朋遺稿如薛傳均文選古字通疏義，指導後進考證，確立其在揚州學術中的領袖地位。這套藏書體系不僅保存戰火中的文化命脈，更推動了地域學術傳承與發展。

評議：

如今的時代有很多數位化的資料，很方便我們去讀，但是方便治愈也會失去了以前難以尋找資料時能夠看到的風景。羅老師提到他們那個所謂的學術共同體的那種氛圍，讓我覺得很懷念。這個儀徵劉氏家族，他們就用自己的財力和影響力，努力地去幫過去的朋友校書，這樣的讀書會多美好。羅老師這一篇文章也引用了非常豐富的史料，有第一手資料，還有他們的筆記、自己的文集，來去規范出這種所謂的鄉賢朋輩之間的這種交流活動。我比較感慨的是，儀徵劉氏家族當時的朋友圈有著看起來非常密集的活動，可是最後的總結是經學還是衰落了。當然羅老師也提到還有一些外在的情勢，可是我還是想要了解還有什麼其他原因，明明又是出書又有交流，彼此校勘，怎麼好像瞬間火花就沒了，我不是對羅老師提問，這只是我的一個感慨。

劉光（南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考論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為清代春秋地理研究重要著作。該書於沈氏生前未及刊行，咸豐年間始由顧瑞清輯錄成編，後經潘錫爵等人傳抄，至光緒年間方由潘氏刻入《功順堂叢書》。此書學術特色體現於兩個層面：其一承襲沈氏左傳學之“駁杜”傳統，其二展現其地理學之“經世”取向。二者結合，既可窺見《地名補注》之學術價值，亦能理解沈欽韓治學之整體脈絡。

評議：

劉光老師的論文，我其實現場才拜讀到，沒有辦法馬上吸收，我比較想要了解的是地理方面。關於地名的古今校註，古時候是哪裡？現在是哪裡？他是如何具體實踐的。因為我們論文大體上是一個很實踐的意義，怎麼去實踐“經世”。因為劉老師提到這兩個很重要，就是“駁杜”和“經世”，我只是剛才聽一下其實沒辦法快速吸收他是怎麼通過《地名補注》來展現這一點。

徐敏（井岡山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儀禮·喪服》冠制考  

本研究聚焦《儀禮·喪服》中記載未詳的喪服冠制問題。通過系統分析經傳記文，考證五服制度中各級喪冠的材質、尺寸與形制特徵，包括辟積、條屬、外畢等細節差異。研究釐清了從斬衰至緦麻的完整喪冠體系，並據此繪製喪冠圖示。成果不僅補正歷代注疏異說，更為《儀禮》名物研究提供新的圖像依據，對理解先秦喪禮制度具有重要價值。

評議：

喪服的冠制，是親親尊尊倫理的一個非常具體的呈現，我常常覺得我們得到古禮放到現在都已經變化掉了，服制也不同了，但是喪禮很多的嚴格的地方變化都沒有那麼大。它就像一個時空膠囊一樣，還保存了一些儒家的想法。喪服不是給死者的，考古起來不像古墓裡的壁畫那樣，只能從文字上下手，要挖掘比對是很辛苦的。對於縫紉方面的知識，我看大家都聽得非常有興趣，而且徐老師也從材質方面，連麻的種類也非常科學地去講究。我其實第一句話聽得就很感動，說就是只有一個辟積，那就是立不起來，這個真的是有縫紉概念的人才能深刻體會到。從材質、形制、尺寸，在這種缺乏有具體文物或圖像做輔證之下，徐老師能做出這麼具體的展演，就是一個很經學實踐的要義。

徐峰（同濟大學經學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論清中期以顧棟高、秦蕙田為中心的無錫學派

乾嘉時期無錫地區以華學泉、顧棟高、秦蕙田、吳鼐、蔡德晉五位學者為核心，形成特色鮮明的經學共同體。該群體承襲乾嘉樸學傳統，專精《春秋》與禮學研究，尤以制度名物考據見長。其中顧棟高與秦蕙田作為學術樞紐，串聯起清初至乾嘉的本地經學脈絡。研究顯示，此學術網絡以華氏、秦氏家學為基礎，上承東林學派遺緒，下啟南菁書院學風，在清代學術史中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補足了以往對無錫地區思想脈絡研究的不足。

評議：

徐峰老師關於無錫學派的論文，在縱的和橫的方面都很清楚，這個無錫學派為什麼會提出來，這個前承後流變的脈絡他都有抓出來，我不是為了要提出一個學派，其實是要把它切片，拼圖一樣拼到學術思想發展史。表面上是一個地理的無錫學派學術共同體，實際上是把這個切片放在了學術脈絡史上，史和地都交織了。我比較想要知道的是，他們前後期做的制度名物考據，比如無錫學派之間的校勘活動，剛好可以和羅老師的文章進行參看，同樣是交換活動同樣是勘書，會有什麼不同。

主持人：羅軍鳳（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評議人：劉光（南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趙爭（南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清華簡《系年》材料來源與成書問題臆論

    趙老師主要探討清華簡《系年》的材料來源與成書方式。文章指出，羅姝鷗認為《系年》為整合多種來源的「衍生型文本」；韓國學者米歐敏則指出其匯纂自五種文獻，材料依年代排序且改動不大；許兆昌與姜軍推測《系年》摘編自《春秋》類原始記錄；楊博認為其史料來源包括周朝史官文件及諸國史記，涵蓋多種文體。關於體裁，《系年》介於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之間，整體遵循時間順序，但前四章西周史部分多為概述性敘述，並含較多非嚴格年代紀年，反映出大事紀年法與世系紀年並行的特徵；後續章節多採用楚、晉國紀年，紀年較為明確。學者分析顯示，《系年》對《春秋》類材料改動甚少，並採用戰國時期主流的大事紀年法，反映多國紀年體系融合的普遍歷史記述系統，與史官制度及資料生成機制密切相關。整體而言，《系年》不僅展現多源材料匯編的特性，也為理解西周及春秋時期文獻的生成與流變提供重要依據，體現中國古代文獻記載與傳統的核心特質。

評議：

評議人對趙老師論文關於《系年》來源與成書問題的探討給予肯定。論文通過分析《系年》各章的紀年方式與材料取捨，認為其採用大事紀年（或其跡象）及王侯紀年的方式；在材料取捨方面，則是對“春秋類”著作的摘編。基於兩者結合，作者進一步分析出《系年》背後存在一個具有一般性歷史記述系統。評議人認為此見解具啟發意義，對於理解《系年》的成書及中國早期史學發展均有裨益。但評議人也提出小疑問和請教：關於大事紀年是否具備較明確結構，例如中方鼎銘文“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以及某某即世、某某即位這類紀年方式，是否能算作大事紀年，尚待進一步說明。

蔡妙真（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儒家賢者在佛教文獻中的運用

——以唐代佛典中的子產為例

蔡老師文章主要探討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來，與本土文化之互動及其文化詮釋策略。佛教文獻常以比附修辭，將儒家人物譬喻為佛理或僧德的典範，成為佛教自我合法化與融入本土正統的重要途徑。以子產為例，作為儒家中清廉循理、仁政愛民的代表，他在佛教文獻中被重新詮釋為符合佛教戒行、慈悲精神乃至菩薩行的道德典範，不再僅是歷史政務實踐者或世俗賢人，而成為佛理的象徵與道德榜樣。此種比附修辭使得歷史人物超越了「事過境遷」的局限，成為一種可於當代語境中喚起、投射與重塑的文化符號，進一步強化文本間的連結，讓詮釋超越單純評論，成為對整體文化記憶場域的再編織。比附闡釋因此成為理解人物與佛理的隱性語言與文化書寫策略，開啟了具體與抽象、歷史與當下的對話。這種儒者形象的佛教化呈現，亦反映了唐代佛教面對社會主流價值時的文化適應與解釋機制。

評議：

評議人對蔡教授的論文表示高度肯定。該論文通過對唐代佛典中春秋賢人子產形象的重新闡釋，展示了子產從儒家賢者向佛教典範的過渡，揭示了儒家賢者在佛教經典中的運用。評議人指出，文章涉及佛教本土化過程中主動融入與文化對話的重大課題，並對唐代佛經中子產背後的跨文化詮釋進行了深入分析。此外，評議人稱讚論文材料豐富，論證細緻且邏輯清晰，能夠從細微處見大局，並以嚴密的理論支持提供了許多啟發。

簡欣儀（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清華陸〈子產〉「劼*」新釋

與《左傳》「子產」形象述異

簡老師文章旨在重新考證清華簡〈子產〉中「劼」一詞的意涵。過去學界多將該詞依整理者見解解釋為「嘉理」之義，但經由對「劼」與「嘉」兩字形、音、義的細緻考釋後，認為此解釋存在偏差，主張「劼」應讀作副詞，意指「極盡」之義，且「劼」字可通讀為「飾-飭」，意為「飭行」，即「極盡地使行為嚴謹合禮」。此外，簡老師針對形象述異進行分析：其一，簡文中「卑逸樂」所述「子產不大宅域，不崇臺寢」將《左傳》中子產談及晉文公的形象置換至子產本人身上；其二，簡文「民有過失，矯佚弗誅」的表述，與《左傳》中子產主張「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的思想不符；其三，簡文多以聖君、善君對比不良君、狂君，而《左傳》中則較少見子產以尋聖隨善、因前遂故之言論。透過這些對比，揭示清華簡與傳統文獻在詮釋子產形象及相關詞義上的差異，進而促進對該詞及文本整體理解的深化。

評議：

評議人對該文章在清華簡《子產》中“劼飭”一詞的詞義探討給予肯定，認為文章將其解釋為“極盡地使行為合理”頗具道理，且對簡文的理解幫助很大。評議人同時讚賞文章對簡文中子產形象與《左傳》記載差異的細緻分析，表示從中獲益良多。此外，評議人提出一個疑問：關於出土文獻整理中通假的問題，一般需要“律例兼備”，即既有音韻理論支持，又需具備具體實例。文章將“劼”通假為“耆”，但是否有相關的具體實例尚不明確，評議人希望能進一步說明。

王寶妮（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清華簡《兩中》所述三種王權繼承說考論

王博士文章探討夏啟代替伯益繼承禹王位的歷史傳說，指出該事件被視為古代世襲制的起點。自戰國時期以來，學者多以禪讓或攻伐兩種方式解釋啟的王位來源，然而清華簡《兩中》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詮釋。該簡文融合了西周以來的「天命說」與「感生說」思想，強調啟作為高陽之孫、禹的元子，其繼位乃是奉天命且具備血統上的合法性。報告人指出，《兩中》關於啟繼承禹位的敘事兼顧賢人政治與血統秩序兩大原則，且並未背離禪讓的觀念，反而可能展現了早期禪讓思想的較完整表達。此研究有助於深化對夏啟王位繼承及古代政治理念的理解。

評議：

王博士文章分析了對夏啟王位來源的不同闡述，從傳世的文獻中對夏啟王位來源的兩種不同解釋來作為一個出發點，依據清華簡《兩中》，分別考述了「天命說」與「感生說」對王位來源的記載，認為敘事兼顧賢人政治與血統秩序。評議人認同文章對於其未背離禪讓的觀點。這一點非常的有心，也很有啟發，但有一個疑問在於，我們講的禪讓與王位世襲，它的核心的要點並不在於選賢。因為王位世襲核心要義在於血緣、子嗣。而禪讓則不限於子嗣。所以，這裡是找到了選賢、賢能政治是禪讓的一個方面，但是文章中關於《兩中》的分析是不太能理解為是禪讓。這些更像是對繼位合法性的論證，而是否能看做是禪讓的體現還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