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民爱物”思想，作为一种广泛而深刻的人文关怀，蕴含本体论、伦理学与实践智慧的多重维度。它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洞察，彰显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护之情。它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远古时期的朴素自然观萌芽，历经各朝各代的传承与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宇宙万物内在本性的生动表达。《周易·系辞》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著名论断，为仁学奠定了超越性的本体论基础。张载在《西铭》中提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将人体与天地视为同构的气化存在。在这种气本论哲学中，天人之间不再存在实体性的隔阂，人是宇宙大化流行的参与者，宇宙的生命精神在人身上得以体现，人的本性也与天地之性相贯通。
在气化宇宙论的架构下，万物的生成蕴含着深刻的伦理意义。《礼记·中庸》中“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深刻揭示了“诚”在宇宙创生过程中的本体地位。《中庸》中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以纯粹的“诚”创生万物，这既是对宇宙本体的精准描述，也是人类道德本心的光辉彰显。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进一步阐述“天地以生物为心”，将宇宙创生的过程提升到道德意志显现的高度。这意味着宇宙的创生并非盲目的自然过程，而是蕴含着一种道德的目的和价值追求，人类作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也应当秉持这种道德精神，尊重和爱护万物。
万物一体的哲学命题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程颢在《识仁篇》中主张“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这并非仅仅是主观情感的随意投射，而是基于对理一分殊的深刻体认。在程颢看来，宇宙万物虽表现形式各异，但都统一于天理，仁者能够洞察到这种内在的统一性，从而将自己与万物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从心学的独特视角重构了天人关系。在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中，心是宇宙的本体，宇宙的一切都在心中呈现，天人之间通过心实现了高度统一。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将道德主体的境界提升到与宇宙同流的高度。大人能够超越个体的局限，以天地万物为自己的关切对象，践行仁民爱物的道德理念，这种境界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极致发挥。
在儒家伦理中，仁者爱人的初始命题具有动态扩展的鲜明特征。《孟子·尽心上》中“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表述，构建了一个由亲及疏、由人及物的差等之爱的伦理序列，体现了儒家仁爱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强大生命力。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提出“仁之法在爱人，义之法在正我”，在爱人与克己的辩证关系中明确了伦理实践的方向。仁要求关爱他人，义则要求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
儒家的礼制建构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自然伦理。《礼记·月令》对时令物候进行了严格规范，将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纳入自然的节律之中。“獭祭鱼则渔”“豺祭兽则田”的记载，生动体现了古人对生物繁衍规律的尊重。当水獭开始捕杀鱼类、豺狼开始捕杀野兽时，意味着相应的季节到来，人们可以进行捕鱼、狩猎等活动，但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过度捕捞和猎杀。《周礼·地官》中“土圭之法”测日影以正农时，通过观测日影来确定准确的时间，以便安排农业生产；“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的职官设置，专门负责管理山林事务，从制度层面确证了人对于自然应持有的基本伦理态度。这些礼制规定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也为维护生态平衡提供了制度保障。
儒家的德性修养指向天人合一的终极境界。《中庸》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命题，将道德修养与宇宙秩序紧密关联。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心的中和状态，进而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茁壮成长。周敦颐在《通书·顺化》中提出“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治理理想，将个体的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有机结合，使二者获得统一。这种修养论并非单纯的心性工夫，而是具有强大的实践力量，能够切实改变现实世界，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
儒家的政治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维度，这在儒家经典中早已有所体现。《孟子·梁惠王上》中“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治国方略，将资源的合理利用纳入道德政治的范畴。不使用细密的渔网在池塘中捕捞，是为了保护鱼类的繁衍；按照一定的时节砍伐山林，是为了保证树木的生长和森林的可持续发展。荀子虽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强调人类对自然的积极改造和利用，但在其《王制》篇中依然强调“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充分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这种政治智慧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形成了完整的制度设计，对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资源利用等都作出了详细规定，以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农耕文明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生态智慧通过具体的生产实践得以传承和发扬。《齐民要术》中“顺天时，量地利”的农事原则，强调农业生产必须顺应自然的天时和地利条件，合理安排种植、养殖等活动。《农桑辑要》中“因地之宜，取物之性”的技术规范，进一步体现了对生态系统内在平衡的深刻认知。陈旉在《农书》中提出“天地人三才”的农学思想，将人力置于天地系统之中综合考量，这种整体思维模式具有深刻的生态意蕴。人作为天地之间的参与者，应当遵循自然规律，与天地协同合作，共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儒家的“仁民爱物”思想在宇宙论、伦理学和实践论三个维度上构建了一个完整且严密的理论框架。这一思想不仅是儒家哲学体系的核心，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历史演进中，它与其他文化元素相互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无论是在古代社会的治理理念，还是民间百姓的日常行为准则中，都能看到“仁民爱物”思想的深刻烙印。
作者：侯彦杰 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冯显茹 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