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佐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界定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创新》的主旨演讲，重点阐释了中国和欧洲在文化创新方面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他认为在中国，文化创新源于传统与现代化的互动。而在欧洲，文化创新则是复杂的共同创造过程的结果，其中涉及对整个社会环境中知识流动的反映，同时促进社会内部的多样性。演讲探讨了这两个地区如何定义和开展文化创新，并将其作为建立新形式文化复兴的一个步骤。他表示，文化创新是为了促进个人和群体的福祉。体制变革、获取、参与和使用文化内容是文化创新的关键指标，而社会为反思和包容做好准备则是文化创新的结果。

巴隆教授在论坛上探讨了如何将人工智能与全球社会的多元文化和道德框架相协调，以走出一条包容的、伦理的现代化道路。通过研究人工智能对身份、价值观和治理的影响，并借鉴儒家、西方和其他哲学传统，提出了一个人工智能与人类伦理共同进化的框架。特别是以儒家传统，探索其和谐原则、关系伦理和道德修养如何为人工智能伦理提供信息。

余德烁教授在论坛上的发言题为《孔孟仁政思想的当代意义：并论其对印度社会伦理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他表示，儒学不仅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对印度的家庭伦理与西方的社会责任观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通过对比儒家“仁义礼智信”与印度“达摩”体系以及西方的社会契约理论，他认为儒学为构建全球伦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儒学强调个人修养、家庭和谐与社会秩序的整体观，对当前世界多重危机具有重要启发。

伍晓明表示，文明对话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但任何对话的基础和出发点都是自我向另一文化真正的敞开和自我对于另一文化真正的尊重。在所谓文明对话中，开放态度和谦卑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能从自己的传统中很好地学到这些。这也是儒家所极为重视的礼的一个根本精神，即“卑己而尊人”。他强调，人只有在真正成人之美时才能真正成己之美。

杨一心教授向论坛提交的论文基于西方的法制与儒家礼制这两种规范形式的比较，探讨这两种规则之间的本质差异。儒家礼制不局限于宗教动机主导的仪式展演，而是渗透至人类存在的各个维度，它既规范内心的情感流动，又调节家庭伦理秩序，更形塑公共生活空间。在中国，礼制何以成为社会生活的总体调节机制？或可通过儒家礼制观念与西方法治传统的比较研究获得启示。他的目标是揭示儒家设计的这种存在方式的独特性：没有哪种文明像中国文化那样深刻地思考仪式的行动意义。杨一心表示，中国的礼制哲学是人类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参加此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杜斯佩教授表示非常荣幸，他说，如果说美丽和秩序是文明的根源，那么多样性则代表着文明枝条的繁荣。他认为，相互理解是通过分支之间的接触来实现的，但只有回归文明的本质才能完成全部。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提炼出来的实践之道。因此有必要推进合作，以达成对美与秩序的共同理解。论坛上，他关注人工智能相关话题，希望人工智能积极地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思想和心灵的社区，在行为和理解上趋同于共同的确定性。他认为，人工智能全面的互动和联系将很好的化解思想上的两极分化。

马内利教授表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呼吁通过进步重新想象美，倡导回溯古代智慧与圣贤思想，为现代文明提供具有修正性的创新理念。在塑造人类共同命运的进程中，文明无优劣之分，每个文明独特的“美”在相互尊重中绽放，并且有很多知识可以为我们的新世界作出贡献。现代化的本质在于摒弃文化至上主义，探寻共生共荣的发展路径，共建文明互鉴的对话平台，为全球治理难题探寻治本之策。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通过孔子的教诲提醒我们：团结一致不是整齐划一，而是由不同音符交织成的和谐乐章，确保进步惠及每个人。正如与孔子同时代的希腊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和谐生于差异的交融。”

富萍萍教授表示，她研究的方向是儒家文化在商界的应用，她通过整合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美德学说，提出一个理论框架，为那些希望培养自己美德并引导他人的人提供指导。她在论坛的发言围绕“人文领导”这一理论展开。她的团队在实践中开发出来的“人文领导”五个维度：修身正心、人文关怀、人文教育、平等尊重、和谐万方， 可以直接激励员工培养自己的美德。

沃尔科娃认为伦理学领域是欧洲和中国文化的主要联系切入点。她表示，伦理领域与人类本质和宇宙本质等问题有关。她认为孔子关于完美的人和世界秩序的学说很接近柏拉图思想。她在尼山论坛上的发言专门讨论了这个话题。她相信中国学者会发现有趣的相似之处，帮助她进一步研究柏拉图主义和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