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的“中庸之道”

与孔子关系最为密切、在儒学中最为核心的典籍，显然当属《论语》。《论语》中只有一处直接提及“中庸”。《论语·雍也》讲：“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这么看来，似乎有些奇怪：一方面孔子用“至德”来称呼“中庸”，其重要性可以说是无以尚之了；但另一方面，在《论语》中，“中庸”远不如其他诸如“智”“勇”“义”等德目被谈论得那么频繁。

这实际上源于“中庸”的特殊性。首先，“中庸”与其他德目并不完全处在同一个价值序列之中。《论语》以及后世所经常讨论的各种“德行”，是具体场景下一种具体的发心和行动。而“中庸”——以“中”为用、追求中道，是儒家看待万事万物的总的方法论，看起来更为抽象，但普适性则更为广大。因此，虽然儒家看起来并非直接的经济学家，直接谈论财富问题的内容似乎也不算多，但当我们总结儒家思想对于财富的看法、儒家人物的财富观时，总能发现其背后“中庸”作为指导思想之一发挥着的作用。其次，在《论语》中虽然只一处直接说出“中庸”二字，但“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贯穿于《论语》始终，成为儒家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的根本特质之一。而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跻身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则直接、详尽地阐释了儒家“中庸之道”的丰富内涵。“四书”作为一个整体，互相对读可以互相印证，发现更多深层次的内容。

子思像

因此，要点明《论语》《大学》等经典中那些儒家对于财富问题的表达，从更加整体与系统的层次了解儒家的财富观，决不能绕过《中庸》，决不可忽视“中庸之道”这一儒家总的方法论。

二、公共财富观：集体调控与自由市场之间

《中庸》言，大舜有大智慧，他执政能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其中”，以“中”为用，实际上是早期中国先民在漫长历史中所总结出的生存与治理智慧，而为孔子所忠实继承。《论语·子罕》记载，纵使多能多闻的孔子，也有自己不了解的问题和领域，而此时孔子也选择了大舜那样以“中”为用的智慧：“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首先明确把握这一问题下完全相反的两极的极端状况，然后依照人性、人的需求与具体境况，不断向中间去推演一个合适的度，在此基础上来寻求解决办法。

对于公共财富，即集体或者国家的财富问题来说，这里的“两端”与“用中”便是把握集体调控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平衡。

在许多人的认知中，儒家强调“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轻视商人群体；强调重农抑商、重义轻利，轻视商业和市场的价值。然而事实与此截然相反。“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儒家不仅完全承认与肯定人类趋利的本性，而且对于市场与商人群体并不存在异于常人的看法，能够认识到商业是人类社会自然而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即使印象当中最为“重义轻利”的孟子，在他的理想社会的架构中，也从来不能缺少商人、市场、商业社会的部分。孟子描述能够“以德服人”而人人向往的王道之国时，不仅是“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一定也有“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在其中。（参见《孟子·梁惠王上》）不论士、农，还是工、商，都是一个健康、良好的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孟子那里，最早提出了对于垄断伤害自由市场的批判——《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孟子说：“人人都想要富贵，这种自然的趋向是很好理解的。唯一的问题是，有人的富贵想要靠垄断来实现。古时的市集，就单纯是通过交换满足需求的一个场所，国家对于市场的治理也只需要维持基本秩序即可。可就是有‘贱丈夫’出现，通过操纵市场来实现垄断，他想要获利就不让其他人获利。而正是因此，国家才在大家的允许下介入，通过征税的方式预防垄断，通过调控保障更多人应有的权益。”

《孟子集注》书影

在与此相对的另一面，是儒家对于集体调控的重视，如“均”的思想、对于井田制的土地制度的思考、强调公平、强调对于弱势群体的慈善与赈济等，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内容，不需要在此赘述了。

而如果了解包括《史记》在内的很多文献，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许多人对历史上“重农抑商”的印象，实则来自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国，以及其后承接秦制、大乱后亟须恢复生产力的汉代初年。法家的公共财富观是通过“利出一孔”的方法彻底控制人民——除了在官方那里，百姓没有任何可能的收入来源，没有任何可能获得褒奖的途径，如此“奖励耕战”的方针才能够得到彻底执行。从“中庸之道”的角度去观察，我们便能够清晰地看到，法家在这里走向了依赖集体调控的极端，而简单化地将市场与商人视为敌人。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道家“小国寡民”式的公共财富观。这种财富观念虽然能够保证每一分财富、资源都直接地作用于提升每一个个体的福祉，但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缺少集体的调控，无法激发包括市场在内的更高的效率，也更无法作为集体抵御人性恶与外来的冲击。

后世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同样反复证明了，放任自由市场的发展，必然出现无序的大量浪费、垄断与寡头、金钱至上甚至压倒人的生命等问题；而依赖集体调控安排一切，则总是事倍功半：设计者疲劳不堪，执行成本完全倾倒在集体身上，但与此同时，普罗大众又置身事外，无法有效激发创造财富与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更具体的经济指标上，更是时时体现着“中庸之道”的逻辑与追求：

经济学数百年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只不过是《中庸》伟大哲理的小小脚注。经济增速太高不行，太低亦不行；收入分配太平均不行，太不平均亦不行；通货膨胀不行，通货收缩亦不行；完全市场化不行，完全政府化亦不行；税率太低不行，税率太高亦不行；利率太高不行，利率太低亦不行；完全封闭经济自然不行，完全开放经济亦不行；金融不发达不行，金融过度发达亦不行……举凡经济学所有命题，皆必须符合《中庸》首创的“致中和”原理……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数学演算复杂非凡，却至今还没有找到上述这些关键的“致中和”原理。（向松祚：《经济学里的“中庸”——全球金融反思系列之一》）

所以说，儒家公共财富观的宝贵之处，就在于能够同时认识到自由市场与集体调控这“两端”各自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偏于一方的极端化所会带来的问题，而追求在两者之间达致一种平衡的“中庸之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若干表述，以及根据现实情况而进行的几次调整，本身也是这种儒家“中庸之道”公共财富观的一种现代展开。

三、个人财富观的榜样：舜与颜回

我们阅读《中庸》能够看到，尤其在第二章到第九章，实际上是以大舜与颜回作为能行“中庸之道”的代表与榜样的。从天下之君、至为富贵的舜，到英年早逝、至为贫贱的颜回，两人在外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拥有的财富上可谓天壤之别，然而舜与颜回是同为儒家所推崇的圣贤。二人的人生恰似一体两面，树立了我们面对个人财富问题最好的榜样。

《中庸》描述舜“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舜是社会层面上的天下共主、道德层面的圣人，全天下的财富都能够为他所调动，也可以说是属于他的。这种财富、福荫更能超越个体肉身而延伸到子孙后代身上，让他们因为是圣人之后而得到尊重和善待。可以说，舜已经走到了人类幸福的最高点。

大舜雕像

而与此同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其实在于舜之无上财富的“来路”与“去向”，也就是财富的获得与使用。首先，上古时代以圣为王，舜获得至高无上的财富与荣光的根源在于他至高无上的德行与付出。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天下虽然名义上属于天子舜，舜（或者说，儒家尊崇的诸位上古先王）却从来不将其视为私产而横征暴敛，沉溺于享乐。当然，舜也就不会因为可能失去天下而忧心不安，更不可能像后来无数被权力、金钱欲望异化的暴君权臣富贾一样，为了维护财富和地位而走向疯狂。

其次，作为天下最富之人，舜的财富又用到哪里去了呢？这样富有的人还会有烦恼忧虑吗？孔子已经在与弟子子路、子贡的两次交谈中给出了答案。弟子问：自己修行达到至德，从而使得天下百姓都得到好处，使贫弱者得扶持、危困者得救助，这算是很高尚的人了吧？孔子不由慨叹：这岂止是仁爱有德、高尚所能形容的啊——“尧舜其犹病诸”——尧、舜所心心念念、忧虑思考着的，也是能够这样天下如一家、福泽苍生万物呀！（参见《论语·雍也》《论语·宪问》）可见，大舜的财富观是将有限的财富继续投入到切实地增进同胞的福祉中去。而这样的“付出”并非消耗，而是一种增长，正如《大学》所说“财散则民聚”，换来的是更多人心的响应与财富的集聚。整个社会的财富在这样生生不息的流转中得以获得更多的增长，财富与资源不再单单是“物”本身，而是更加直接地转化为人的幸福。

而与大舜在身份与财富上完全相反的另一极，则是孔子最为喜爱的弟子颜回。孔门弟子不少出身寒微，而颜回的贫困在其中仍很突出，甚至有学者推测颜回早亡的原因是长期的营养不良。那么，终生贫苦的颜回，他的人生是遍布痛苦与黑暗，还是快乐与光明？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然的。孔子对于颜回的称赞，我们耳熟能详：“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在后世，“孔颜之乐”更成为形容儒家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固定词汇。周敦颐指导程颢、程颐两兄弟读书，首先让其去“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宋史·道学传·周敦颐传》）孔子、颜回都不是典型的世俗意义上春风得意的人，穷困、颠沛，但是他们求道的快乐发源于内心而不依赖于物质，因此并不会被现实的财富问题所难倒。

曲阜颜庙“乐亭”

从大舜与颜回财富、地位相差殊远而共同成为圣贤的人生，可以看到“中庸之道”的财富观对于我们的启示：

第一，以“中庸”的态度对待财富的获得。一方面，儒家肯定人人追求富贵的本能与权利，希望人人都能有充足的财富与资源去实现自我；另一方面，儒家又鲜明地认识到财富与幸福之间并非对应关系——财富诚然是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却非必要条件。只瞩目于财富的量的积累，而忘记了财富的意义是带来生命的质的提升，那么我们并不会更加幸福，反而可能沦为物的奴仆。

第二，以“中庸”的态度对待财富的使用。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但儒家认识到更为重要的是使用这种力量的智慧。儒家常讲的“义利之辨”，同样是一种中庸的智慧——财富并非不重要，但在与德义有冲突的情形下，真正的儒者会选择以德义为先，让德义为财富指引方向。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儒家一方面既不像许多宗教的苦行者一样把素朴甚至痛苦本身作为追求，另一方面也警惕奢靡之风和无端的浪费。注意把握追求德义与个人享受之间的中庸，不去让财富变为外在无聊的标榜，而真正服务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中庸”作为孔子所称的“至德”、儒家思维方式总的方法论，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读罢《中庸》回看他书，如《论语》“贫而乐，富而好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大学》“富润屋，德润身”“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将会有新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