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是古代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它语出《周易·杂卦》。《周易·杂卦》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即除旧布新，去除旧的、失去生命力的东西，重新创造新的、富有生命活力的东西。通过“革故鼎新”，人类文明不断更新迭代，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不同国家和社会得以持续进步与发展。

一、由《周易》看“革故鼎新”的含义

《革》和《鼎》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九卦和第五十卦，二者并列在一起，互为覆卦关系。《革》卦的卦辞为：“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巳”为“己”之通假，天干中“己”为土，土主信，故卦辞的意思是改革的时机到了，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响应，前途就会变得亨通，利于坚守正道，悔恨也终将会消去。《革》卦的卦象是下离上兑。离为火，兑为泽。《易传》：“水火相会，其气必革。泽中有火，革之时也。”（朱震：《汉上易传》卷五）简言之，《革》卦是水火相叠，由于水火互不相容，必然变革。

《革》卦之后紧接着《鼎》卦。《鼎》卦的卦辞为：“元吉，亨。”意思是大吉祥，亨通。《鼎》卦的卦象是下巽上离。巽为风，离为火。其《彖传》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简言之，《鼎》卦是以木柴投入火中，烹饪食物之象。由于鼎可以制作出新的食物，将食材化生为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鼎”与“新”有着内在的联系，内在地蕴含着创造、革新的含义。由此可见，“革”和“鼎”，它们分别象征着革除旧事物、创造新事物，“革故鼎新”是这二卦卦义的结合。

《革》卦与《鼎》卦

“革故鼎新”主要用来指政治上的改革、革新，有着鲜明的政治含义。这一点从“鼎”字可以看出来。鼎在古代不仅是一种烹饪的器物，更被视为传国的重器。《周易·序卦》说：“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东汉郑玄认为：“鼎，亨孰物之象。鼎亨孰以养人，犹圣君兴仁义之道以教天下也。”东晋韩康伯认为：“鼎，取新以去故，则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和齐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参见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〇）可见，“鼎”与国家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国家治理、气象更新的象征。

河南新郑郑韩古城遗址出土的春秋“九鼎”（河南博物院藏）

汤武革命是中国历史上革故鼎新的典型例子。《周易·革卦》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由此可以看出，汤武革命不仅赢得了民心，而且顺应了天时，故能革故而鼎新，成就一代历史伟业。

革故鼎新意味着变革的成功，意味着从旧事物中引出新事物，从此走向顺利亨通的新发展道路。不论是《革》卦的卦辞“元亨，利贞，悔亡”，还是《鼎》卦的卦辞“元吉，亨”，都说明经由革故鼎新，事物可以达到吉祥、亨通。《系辞下》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通过变革、革新，事物可以从困顿走向通达，从有限走向恒久，走上创新性发展的道路。

二、创新性发展：“革故鼎新”的新时代内涵

“革故鼎新”一词由来已久，它体现出中华文明自形成之初便具有的求新求变的思想传统。经由革故鼎新，中华民族开创出了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可以说，革故鼎新是通向发展的必由之路。革故鼎新所蕴含的根本精神是发展，发展是它的根本指向。在今天，我们倡导创新性发展。而实际上，任何一种真正的发展都是创新性的发展，都是由“故”到“新”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创新性发展是“革故鼎新”本有精神内涵在新时代的表达。

创新性发展不同于“内卷式”发展：创新性发展是实质性的、有新的生长点、有生命力、有创造性的发展，是创生式的进化；而“内卷式”发展是非实质性的、在原地打转的、重复性的发展，不过是已有现实的翻版和循环。

对个人而言，创新性发展是打破代代重复的、消极的同一循环，通过自身的主动性，使自我的生命进程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人永远有一种探索、创造、创新的力量。人“不仅仅是一种现存的生命，而是在生命中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他所拥有的自由，他要用他自己决定的行动从自身中创造他的将来”（〔德〕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而且，个人的创新性发展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实现了自我的职业目标，更主要的是，他通过自己从事的职业，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做出的贡献。

对于社会而言，创新性发展是在每一个创新性发展的人的共同推动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实现了真正的进步和改善，朝着更健康、更协调、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它不仅遵循市场经济的组织方式，而且追求更广泛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理想。在这里，新的关系和新的可能性将会产生，未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的方式得以实现。可见，一个创新性发展的社会是由人推动的，但同时，它反过来又可以为人的发展提供更优质的“土壤”和环境，更进一步促进人的创新性发展。

创新性发展是革故鼎新的精神内涵和根本旨归。它于宏观体现为天地的“生生”之大德，于微观体现为君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品格。《周易·系辞上》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所谓“富有”之“大业”，不仅仅体现为物质上的“无不备”，更是道德和精神上的广大富有；而实现富有之大业取决于日新月异的改进、创新和创造。通过一次次创新和创造的积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可以实现富有之大业。当一代代人持续朝着创新和创造努力，“日新”不止，“生生”不止，那么这个民族的富有之大业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革故鼎新”的启示：把握用“鼎”、用“时”的艺术

由上可知，革故而鼎新可以成就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以及一个民族的盛德大业，因此，它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和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都可以通过不断地革故鼎新、去故取新，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具体应该如何展开呢？

其一，开展革故鼎新，需要把握用“鼎”的艺术。“鼎”之用，不仅有作为一种烹饪工具、养育人身体的“小用”，更有推陈出新、成就盛德伟业的“大用”。老子《道德经》云：“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国家与用鼎烹饪食物有着同样的道理。烹饪可以通过“鼎”将食物化生为熟，将各种普通的食材创造性地变化为无数美味佳肴。同理，治理国家也可以通过各项改革的举措，持续地推陈出新，变革旧的制度和习惯，建立新的秩序和方式，将一个落后无序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公序良俗的社会。各项改革的举措不是无章法、无节度的，而是依据中庸之道，因时因地制宜，能够统筹协调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使社会各项事业健康、有序、协同地运作。这就如同烹饪，能够根据每一种食材的性质，调和五味，恰到好处地把握火候，使每一种食材都能激发出自身最佳的味道。总之，在革故鼎新中把握用“鼎”的艺术，既开展变革，又统筹协同。如此可实现国家治理、社会和谐，永葆国家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生命力与活力。

商后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其二，开展革故鼎新，需要把握用“时”的艺术。《革》卦象辞曰：“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正义》解释为：“天时变改，故须历数，所以君子观兹革象，修治历数，以明天时也。”（《周易注疏》卷八）王弼对《鼎》卦卦辞的注解中也说：“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周易注疏》卷八）也就是说，君子要与时俱进，在变革中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有节而变，有度而变，在变和不变之间寻找平衡。如此方能成就功业。

关于社会变革，孔子提出了因革损益之道。据《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张问：“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商朝对夏朝进行了损益变革，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制度；周朝又对商朝进行了损益变革，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制度。由此，孔子推测，周朝之后的世世代代也一定会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因此，依据孔子的因革损益之道，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不能无中生有，而应当立足原有实际状况，有节度、有章法地渐变、慎变，在全面、客观地分析原有状况的基础上，做出关于“因”与“革”、“损”与“益”的最恰当抉择。

“损”和“益”大致可以概括天地自然的主要变化，以及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和转化。《损》和《益》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一卦和四十二卦。根据新出土文献马王堆帛书《要》篇的记载，孔子教育弟子，《益》这一卦代表着时令由春季转为夏季，这是各种植物生长的缘由，也是白天变长这种自然现象出现的根据，所以叫作《益》。《损》这一卦代表着时令由秋季转为冬季，这是各种植物衰败枯萎的缘由，也是夜晚变长这种自然现象出现的根据，所以叫作“损”。孔子进而告诫弟子们：“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损益之道是吉凶的门户，洞察了损益的道理，也就洞察了世间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这将有助于人们在变和不变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对旧事物进行创造性转化，推动各项事业的创新性发展。

《损》卦与《益》卦

中国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鼎卦为中国空间之象，革卦为时间生命之象。”（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二者是互为覆卦。“鼎”意味着稳固和秩序，“革”意味着变动和变化。同时，“鼎”也会引起变化，“革”也有所因循。革故与鼎新、破旧与立新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也就是说，开展革故鼎新，把握用“鼎”的艺术和用“时”的艺术，需要遵循因革损益之道，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一方面朝向未知的世界，创造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事物不变的本质和内核。如此，事物方能实现真正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内卷式”的、机械重复的发展，而是创新性的发展；不是没有根基的发展，而是奠基在不变内核基础上的发展。

不论是社会政治的发展，还是文化的发展，都需要依循着因革损益之道开展变革，把握好用“鼎”的艺术和用“时”的艺术。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软环境”。文化的本质是传承，而传承就需要通过因革损益、革故鼎新来实现：一方面承袭在历史中沉淀和凝聚起来的恒定的文化本体和内核，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状况的新变化，开创新的文化。一种有生命力的新文化，一定是既创作出新的内容和形式，以回应时代的新变化，又葆有自己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独特气质。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说：“创造新文化的办法”，“就是要从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好比一棵焦枯但又重新生出新芽的大树，“这是棵新树，但他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教育文论选读》）文化的发展就是在承袭其本体内核的基础上，由旧向新，不断地变革损益。

2019年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时指出：“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中华文明应为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人民日报》2019年5月19日）革故鼎新既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思想传统，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不论是古代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还是当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体现了中国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可以说，革故鼎新“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它作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已经注入到中华民族的思想基因里，融合到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吴耀明：《革故鼎新：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学习时报》2022年11月21日）。当前，新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到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继续秉持“革故鼎新”的思想传统，正确认识和处理“新”与“旧”、“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做出关于“因”与“革”、“损”与“益”的最恰当抉择，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一个时代中的人能够不断在承袭的基础上“损益”，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时代、有创新性的时代。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文化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