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教育以“六艺”为根基，倡导修身与济世相结合，重在培养学子的德行与智慧。这种教育理念不仅对东亚地区的高等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更与西方的“博雅教育”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香港中文大学（下文简称“中大”）自1963年成立以来，即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更以其独特的书院制度继承并发扬了儒家传统的教育精神。笔者尝试探讨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要义，并结合中大的书院制度，以新亚书院为例，分析其在现代教育中是如何体现的，揭示其对当下高等教育的意义与启示。

香港中文大学

一、博雅与博雅教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语学界用“博雅教育”一词来翻译英文Lib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也有译作文理教育、人文教育、通才教育的。从语源上来说，Lib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是对古希腊语Eleutherion epistemon和古罗马语Artes liberales、Liberaliter educatione所做的翻译。（参见沈文钦：《从博雅到自由——博雅教育概念的历史语义学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里首次明确提出，所谓Eleutherion epistemon，是指令属于自由人（eleutheron）的儿童免于“鄙俗”的技艺，即学习符合其自由人身份或有助其德性实践的技艺或科学。（参见Aristotle，Politics）拉丁文的liberales正是源自希腊语的eleutherios一词。根据沈文钦的研究，17、18世纪之交，英国人在翻译古希腊、古罗马一些著作的过程中，发明了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概念，并将liberal一词理解为高尚的、文雅的。19世纪初，Liberal education由“高”与“雅”的层面逐渐发展为强调“博”与“通”的属性，与18世纪末兴起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成了一对同义词，是与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相对的一种教育形式。（参见沈文钦：《从博雅到自由——博雅教育概念的历史语义学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

汉语学界用以翻译Liberal education的“博雅”一词其来有自。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说：“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此处“博雅”一词，意指淮南王刘安学识广博，品行雅正，可谓才德兼备，是以天下俊伟之士皆慕德而往，各竭己才。由此可见，汉人所谓的“博雅”既需横向的知识广度，亦需纵向的道德深度。“博雅”二字成为合成词虽然首见于汉代，但其概念早分别见于先秦的儒家古籍中。例如，《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荀子·劝学》：“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荣辱》：“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由此可见，“博”与“雅”是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理念。

二、儒家的博雅教育理念

儒家传统教育重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儒家主张“君子不器”，即教育应突破工具化的技能训练框架，强调个人品德与社会、国家责任的结合。儒家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更致力于培养有道德、有智慧、有情操的“君子”。这种教育理念与现代博雅教育鼓励跨学科学习与综合素质的培养相契合。

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是儒家教育的重要内容。孔子提出“仁”与“礼”的概念，告诫弟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主张“为己之学”，强调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提出“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提升个人能力，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成为有担当、有志于服务社会和国家的人。这种理念促使儒家的教育不仅关注个人成就，更强调对家庭、社会与国家的责任。

通识教育与多元视野在儒家教育中同样受到重视。儒家鼓励学生涉猎各种学问，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由博返约，避免狭隘的专业化，这与现代博雅教育强调的跨学科学习相呼应。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并重，使学生能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有助于培养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香港中文大学书院制度的特色

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度与传统大学的宿舍制度不同，其设计深受博雅教育理念影响，为学生提供一个知识学习、文化融通与生活实践并重的学习环境。中大书院制度的历史可追溯至创校时期，1963年中大由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三所书院合并而成。这些书院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理念。特别是新亚书院，其创办人钱穆、唐君毅等学者深受儒家学术传统影响，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教育精神融入现代大学体系。《新亚学规》第一条写道：“求学与作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正是儒家知识与道德并重的教育思想的呈现。

钱穆先生

书院的核心功能体现在全人教育的推动上。每个书院均提供不同的课程与活动，如通识教育、语言文化活动、本地及海外交流活动等，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此外，书院积极贯彻敬师益友的观念，以让学生不仅在学习上获得支持，而且在生活上得到师友的指导与帮助。师生互动与导师制度是书院制度的一大特色。书院设有导师计划，将学生与教授、校友紧密联系，类似于传统儒家教育中的师徒关系。

跨学科与国际视野也是书院制度的重要特点。书院常举办各种学术论坛、文化交流活动，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这与儒家强调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相契合。通过跨学科的学习与国际交流，学生能够拓展视野，提升竞争力。

四、新亚书院的博雅教育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一批学人共同创办，以弘扬及延续中华文化命脉为使命。新亚书院的名称取自“新亚洲”之意，强调在“二战”后的亚洲重建人文精神，并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结合现代学术，培养具有文化使命感的人才。校训为“诚明”，语出《中庸》。

新亚书院校训“诚明”

正如校歌“手空空，无一物”所述，新亚书院早期条件艰苦，校舍设于九龙桂林街，仅有数间租用的民房作为教室。尽管资源匮乏，但钱穆先生等人坚持人文主义的教育，强调做人重于求学，并以宋明书院精神为引领，密切师生关系，注重人格培养。这一时期的教育理念已初步体现“博雅教育”的核心精神——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重视全人发展与文化传承。钱先生在《新亚遗铎》中反复强调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其精神在教人如何做人。这种教育观与西方博雅教育强调的“自由人”培养高度契合。新亚书院的课程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经典，也引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等，并鼓励学生跨学科思考，体现了博雅教育“通识”与“批判”思维的特质。《新亚学规》共有二十四条，其中的三条明确提出了“博”与“通”的概念：

八、要求参加人类历史相传各种伟大学业伟大事业之行列，必先具备坚定的志趣与广博的智识。

九、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

一二、理想的通材，必有他自己的专长，只想学得一专长的，必不能具备有通识的希望。

新亚书院仿照古代书院制度，设立会讲与月会，师生共同讨论学术与人生问题，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这种教学模式又类似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导师制”（Tutorial system），进一步体现博雅教育的交互式学习精神。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共同组成香港中文大学，其从独立书院转变为综合大学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新亚书院仍保持其独特的教育理念。20世纪70年代，书院积极推动“通识教育”，要求学生修学中国文化、西方思想、社会科学等基础课程，避免过度专业化。这一制度直接呼应博雅教育“广博学习”的理念，使学生在专业之外，仍能培养跨学科视野。20世纪80年代，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演讲，进一步强化人文学术传统。目前，书院的文化讲座已扩充至六个，包括新亚儒学讲座、新亚当代中国讲座、任国荣先生生命科学讲座等，这与博雅教育所倡导的终身学习与人格修养高度一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亚书院与时并进，积极推动学生走出校园，一方面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与清华大学、湖南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进行互访；一方面放眼全球，与耶鲁大学、伦敦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合作交流，推动学生交换与跨文化学习。笔者以为新亚书院的历史可视为“中国传统书院精神”与“西方博雅教育”的融合典范，书院的发展既是香港教育发展的缩影，也是东西方教育理念交融的见证。它不仅保存了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精神，又与现代博雅教育结合，形成独特的“人文通识”模式。在当今功利主义较重的教育环境中，新亚书院仍坚持“博雅”理想，培养求学与做人能齐头并进并能融通合一的“通人”。

《新亚学规》

五、儒家博雅教育理念与书院制度的互动及挑战

在现代社会的竞争与全球化趋势下，倡导博雅教育的书院制度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与新的发展方向。现代社会对专业化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一部分学生对博雅教育的价值存有疑惑。他们认为书院的通识课程与文化活动对求职帮助有限，较难与市场需求接轨。然而，博雅教育的核心精神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创造力与适应能力，这些能力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至关重要。因此，如何让学生理解博雅教育对个人长远发展的价值是书院制度需要面对的课题。

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其大学的学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在书院制度中注入儒家的教育理念，让儒家教育精神与现代多元文化环境相融合，同时尊重多元文化，也是一项挑战。近几年，随着逐渐成型的在线学习以及人工智能的兴起，书院的传统教育模式也需要适应新的科技环境，以维持其独特的教育价值，确保书院制度的教育理念能够与时俱进。

总之，儒家的“博雅教育”与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度在理念上高度契合，都强调全人发展、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然而，随着社会变迁与科技进步，书院制度需要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未来，书院可以通过增强跨学科学习、强化国际交流、结合科技与教育创新，让儒家博雅教育理念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继续发挥其价值，培育具有全球视野与人文关怀的人才，为香港、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正如钱穆先生在《新亚学规》最后一条写道：“敬爱你的学校，敬爱你的师长，敬爱你的学业，敬爱你的人格。凭你的学业与人格来贡献于你敬爱的国家与民族，来贡献于你敬爱的人类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