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竹书孔子文献与

《论语》源流再探

梁静 武汉大学文学院

《论语》的成书问题聚讼已久。概而言之，对《汉志》相关记载的怀疑始于清代考据学的盛行，与疑古思潮的发展同步，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古书记载的粗疏与互相之间的龃龉。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已呈封闭之态的传世文献基本已被发掘殆尽，而不断涌现的与孔子和孔门弟子相关的简帛资料既是文献流传关键期的切片呈现，又往往带来今本不见的佚失段落、异文异事，为复原这幅只剩框架的拼图补充了更多细节的碎片，有望增进今人对《论语》源流的认识。 本文所谓“孔子文献”指的是传世文献和出土之简帛古书中以孔子为中心的文字记录，包括孔子与君臣、弟子，以及弟子之间的对话。目前所见的出土孔子文献有安大简、郭店简、上博简、王家嘴楚简、马王堆帛书、阜阳汉简、北大汉简、张家山336号墓汉简、海昏侯墓汉简、定县八角廊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朝鲜平壤贞柏洞汉简等多批，颇具规模。从内容和所属时代来看，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汉以来的各出土本《论语》（定县、海昏侯、肩水金关、贞柏洞等）从内容、章次、结构等方面来看，基本可以确定为《论语》古本，有利于我们认识汉代《论语》各个版本和流传，与今本《论语》的关系更加直接。 第二类则是战国时期的竹书孔子文献，包括郭店、王家嘴楚墓所出和上海博物馆及安徽大学入藏的四批战国简册。内容既有合编的孔门言行集(如上博简《弟子问》《君子为礼》、安大简《仲尼曰》、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也有单篇的孔门故事（如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上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 与第一类相比，战国竹书孔子文献异质性明显， 呈现出一种“前《论语》”状态。其中合编的孔门言行集，包括上博简《弟子问》《君子为礼》,安大简《仲尼曰》以及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四篇，在结构和内容上与今本《论语》高度接近，但在章次安排、（对同一件事的）叙述详略、甚至涉及人物等方面又与今本不同。从其内容和文本形态入手，可以窥见《论语》一书如何由原始孔门笔记等资料定型为今本的过程，回答以往在《论语》成书过程和时代方面的疑问。而单篇的孔门故事与《礼记》《孔子家语》等儒门传记类似，有些也可与《论语》对读，对于理解《论语》和这类文献的关系有重要作用。

一《论语》源流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关于《论语》源流的研究，前人已有很多讨论，此撮述其要。最早的记录见于《汉书·艺文志》: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认为此书来源于孔门弟子的笔记辑录，完成于孔子去世之后，成于弟子之手。之后何晏《论语集解·序》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基本承袭此说。然而这个记载看似大致完整，实际非常模糊，仅包括《论语》主要内容的来源、编辑过程的起始时间和参编者的学派属性，至于本书原始集结本的体例、完成时间和编辑者的具体身份则不明确。

后世的研究先聚焦于编辑者和领纂者是哪位孔门弟子，自柳宗元《论语辩》始扩大到孔门再传弟子。随着清代疑古思潮的兴起，《论语》成书的时间和过程进一步受到怀疑。崔述认为《论语》前后十篇对孔子称谓方式的不同反映出“有子、曾子门人所记”与“后人所续记”的不同。在竹书孔子文献发现之前，崔述的研究因其突破性而影响深远，对《论语》具体、真实成书过程的细致研究由此逐渐展开。崔述之后，顾颉刚、美国的顾立雅、白牧之、白妙子，日本的武内义雄、木村英一等对《论语》成书时间与过程基本都持类似观点，对各章的作成时间进行研究，所得结论往往超出《汉志》框架。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朱维铮的研究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论战，定县竹简《论语》以及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竹书孔子文献的发现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共同推动着研究的深入。以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论语》的著作权，包括原始记录与编纂两个方面。

《汉志》统言门人，柳宗元《论语辨》疑再传弟子。宋代又有曾子、有子、闵子之弟子等说。郭沂认为以上争议是由于《论语》流传过程中后学们不断的补遗、增益和混合而导致的，今本对孔子和弟子称谓的混乱也源于此，而不同文献的叙述不同是由于详略不同造成的，编纂者是子夏、仲弓、子游在内的六十四人“小集团”。也有学者主张出自曾子及门人的领纂。

第二，原始集结本《论语》的体例。

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注意到《论语》各章对孔子和孔门弟子的称谓不同。崔述发现《论语》前十章记孔子回答国君与大夫之问时分别称“孔子”与“子”,因而推断不符合这个规律的后十章“皆后人采之他书”。孔子称谓成为判断各章作成年代的重要标准。而定县《论语》等竹简本发现后，学者发现认为这一标准其实不足为据。

历代对《论语》各章是否有统一的主旨看法不一。杨朝明通过对首章作出不同于传统的理解，认为该篇存在严密的逻辑与章旨。郭沂主张“《论语》的原始型态是许多种不同的笔记本子，或者说是许多种不同的书，而不是一部书，也不是同一部书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照此来看，当时此书不存在统一的体例和章旨。

第三，《论语》的成书时间、命名与称引。

朱维铮指出从战国一直到西汉景、武之际的几百年中，没有人提及《论语》其书，这一点与其成书于先秦的记载矛盾，当时流传的很可能只是零散的篇章。郭沂认为先秦就有《论语》，但将“论语”扩大到《汉志》的“论语类”文献，认为现存西汉以前文献中的孔子言行都是可靠的资料。又据《论衡·正说》“初，孔子孙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认为《论语》之名应得自孔安国，《坊记》引“《论语》曰”并不可靠，有可能是注文的窜入或戴德叔侄的增益。当时的书名可能有多种，《汉志》在《论语》下的《传》《齐说》等，是《论语》别称。与朱说其实并不冲突。

明确赞同旧说的学者以杨朝明和梁涛为代表。杨朝明据《孟子》《礼记·坊记》对《论语》的引述和郭店简的研究，认为《论语》应成于曾子死后孟子未生之前的公元前428至400年的二十多年中。梁涛认为《论语》成书应在孔子去世后的100年之内。

第四，《论语》与《礼记》《孟子》等文献中孔子语录的关系。

传世文献中，除《论语》以外，还有大量的孔子言行记录散见于春秋到秦汉的古籍之中，较为集中的是《礼记》《孔子家语》《韩诗外传》之类的儒门传记。郭沂认为《论语》源出文献与《礼记》并无不同。杨朝明据《孔子家语·后序》认为《家语》和《论语》都出于弟子记录，“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强调《孔子家语》的重要性。此外，《孟子》《荀子》,以及《庄子》这类文献中，也存在大量的孔门言行，多数不见于《论语》。是否与《论语》也有同样的来源?在早期儒学研究中的可靠性如何？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这些都说明了《论语》源流的复杂与研究的困难。全面审视出土文献中最接近《论语》的孔子语录文献、挖掘其中的信息，或许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

二 上博楚简《弟子问》与《君子为礼》

上博楚简1994年购自香港，相传出自湖北，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之前，目前已经出版了九册。《弟子问》与《君子为礼》属于第五册。

整理者对二者分篇的依据为字迹和编连形式（依据契口位置推测），但只给出了《君子为礼》篇的编连数据。简文公布以后，学者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虽然只有少数竹简的归属取得一致性的认识，但两篇竹简在字迹、形制方面确有差异的认识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然而最初的整理者李零却曾指出两篇竹简原本是编联在一起的，正反两面共写有五篇简文，正面除《弟子问》《君子为礼》外还有一种尚未公布的简文，背面则分上、下两栏书写《日书》和《齐师子家见曾子》。由于另外三篇简文始终没有公布，这条信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们认为原始整理者的意见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上述看似矛盾的信息并非没有调和的可能。从“永元器物簿”这样多次编连的简册来看，编距不尽相同的几篇简文也是可以编连为一卷的。这册簿书简册分四段编连而成，后一组的编绳都结续于前一组的最后一支木简上，使得每一组的最后一支简（也就是下一组的第一支简）被四道编绳绑缚。《弟子问》和《君子为礼》如果也是多次编连而成，应当也会留下这样的契口或编痕。

冯胜君曾指出《君子为礼》编连的两个特殊性：第一，编距不均；第二，有的竹简上存在超过编绳数量的契口，如简1除整理者指出的三处外，还有“以”与“依”、“言”与“之”间两处，简2与后两处相应位置也有契口。但由于“同篇其他简对应位置上契口（或编纶）痕迹不明显，而且在已发现的战国简中尚未发现编纶数多达五道的例子”，他并未深究。我们发现，冯文提及的多于编绳数量的契口在《弟子问》的一些竹简上也同样存在。为便于观察，我们参考已经取得共识的缀合与编连意见，在整理者提供的缩略图基础上，对两篇竹简进行了新的拼合与复原。两篇编绳以外的特殊编痕主要集中于A、B、C三条虚线标出的位置上。结果如下。

这样拼复后我们可以得到一卷至少分两段编连的、包括《弟子问》与《君子为礼》（以及另外尚未公布的三篇简文）的简册（由于篇幅所限，两篇的具体拼复过程与依据容另文详述）。图中可见《君子为礼》简11中间约与《弟子问》中契口对应的位置处有一个明显的契口，应即为《弟子问》中段编绳与《君子为礼》连结处，很可能就是《君子为礼》的第一支简。简册一般由左至右编连，《弟子问》抄写在前，应位于《君子为礼》的左侧。此篇由短章组成，前后顺序很难确定，现在的排序是依据内容和保存状况来安排，内容较为完整的放在前面，残损情况接近的简支放在一起。可分为五组（分章释文见附录）。

第一组即简[弟2+弟1],基本完整，包含一个完整的短章，暂置篇首。内容是对延陵季子的评价。

第二组包括四支竹简，简弟6、弟9连读，简[弟7+弟8]、[弟12+弟15]都属于完简的中下段，虽然不能连读，可能相距不远。内容包括第二至六章。

第三组包括简弟10、[弟17+弟20]、弟4、弟11、弟24,第七至十一章。

第四组包括简弟5、弟16、弟23、弟14、弟附简，第十二至十六章。

第五组包括简弟21、弟13、弟19,都是原简的上半段，简首平齐，编绳处都没有编绳的痕迹，不能连读，至少包括第十七至十九章。

《君子为礼》可连读为四段。

第一段内容较复杂，包括简君11、[君15+君13+君16+君14]、君12、孔135、弟22。内容是行人子羽将仲尼与历史上的明君、贤臣对比，子贡认为孔子最贤，最后是孔子听说这件事后的反应。

第二段包括简君1、君2、君3、[君9上+君4]、君9下，包括两章，主要人物都是孔子与颜渊。

第三段包括简[君5+君6]、[弟3+君7+君8],是一段关于姿态、表情规定的叙述，没有说话人。

第四段包括简[君10+弟18],是对孔门优秀弟子的分类概述。

简文都由若干章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组成，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但《弟子问》的各章篇幅更短，多为以“子曰”记录的单条孔子语（第一、二、三、六、十三章），而《君子为礼》的叙述更详细，往往包含孔子与他人的多轮对话（第一、二、三章）或大段叙述（第四章），段落更长。在孔子的称谓方面，《弟子问》通称“子”。《君子为礼》则兼用“夫子”与“仲尼”。前者使用更多，“仲尼”仅两见，一次是行人子羽称孔子，一次是叙述部分。两者相比，前者更似《论语》而后者更近《礼记》。

从文本内容来看，两篇虽多与传世文献孔子故事相关，但对话人物、涉及事项多有差异。其中与《论语》直接相关的则不多见，内容也不全同。《弟子问》第四章有关“父母之丧”的对话发生在子贡和某位孔门弟子之间，《论语·阳货》中则是孔子对宰我的教诲；第十六章与《学而》是观点的相同，都认为“巧言令色”非仁；《弟子问》第一章与《子罕》都与子贡推崇孔子有关，《论语》中是子贡答太宰孔子为何多能，简文情节有所不同，是子贡与“行人子羽”将孔子与子产、禹、舜的比较，得出孔子最贤的结论；第二章教颜渊为仁，与《论语·颜渊》类似，但颜渊闻道后的表现不同。

此外的更多段落则不见于《论语》，如《弟子问》简[2+1]对吴公子季札的评论、与子路关于如何王人的讨论（简17）、过曹遇农（简17、20）、对子游感叹（简4），《君子为礼》第五章对优秀弟子的分类概述，等等。

从文本结构来看，两篇简文并不留白提行，而是接连书写，都使用了两种写法、功能不同的标点符号。一种用于表示较短语意停顿的短横，见于《弟子问》简13、22、23，和《君子为礼》简2“也”字下。第二种是表示章节结束的墨块，见于《弟子问》第一、五、八、十、十一章，《君子为礼》第二章末。需要说明的是，《弟子问》因为残缺较多，多不能连读，我们对章节的划分仅针对较完整的段落和明确的章节来进行，其中第十和十一章的简文不排除还存在其他现已无法连读的内容，并不一定是现在这样前后紧挨在一起的。而《君子为礼》虽然可以连读成几大段，但章节的末尾大多残损，所以章节符的使用不明。总之，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弟子问》，墨块并没有出现在每个完整的章节末尾，第三、九章结尾是没有章节符的——两篇简文在汇集章节的同时很可能已经在进行更大段落的划分了。

三 安大简《仲尼曰》

2015年初入藏安徽大学，战国早中期，未发表的简文中还有一篇孔子与子贡的对话。

本篇保存基本完好，共13支竹简。原简长43厘米，宽0.6厘米，正文满写于竹简正面，首尾不留空白。无篇题。竹简两道编连。从图版来看，编绳分别位于距离竹简首、尾约11个字的位置，对称编连。每简两个契口，契口前后字间距较宽。以简12为例，此简书写更密，有些部分字与字之间几乎没有空隙，但在契口处却有约一个字的空白（下图为简12上契口周边截图）。由此来看，可能为先编后写。

首先来看简册的文本信息。

从字迹、墨色等情况来看，本篇竹简正反两面都存在多次书写的痕迹。正面文字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竹书正文，包括竹简正面从简1到13墨勾前的文字，包括是二十五条“仲尼曰”；第二是简13墨勾后的“人仲尼之耑也”；第三是简13末尾墨迹更淡的“仆快周恒”四字。

整理者指出简背有两种文字：一种是编号，分别位于简1-7（书写方向与正面文字相反）、9（疑似）、13（“二”）；另一种可能是与正文内容无关的习字，见简7（五个“人”字）、简8（“豫”字）、简9（墨迹很淡，疑为“九”字）和简12（共18字，正书“寡=命大”，倒书“）。此外，据原大图版可以发现简背还有几处非文字墨迹，包括简6背面三条斜跨线，简8背上、下段各有一处，简11、12上部也各有一处。这种墨迹学者较少提及，作用暂不明确。

正文的二十五条孔子语中，除第十九条以外，都以“仲尼曰”起始引述孔子之言。据整理者所附《〈仲尼曰〉与相关文献对照表》,正面的二十五条孔子语中几乎有一半可与今本《论语》对读，包括第四、五、九、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一条，都是孔子之言，二者所论人物、事件、观点一致，仅在用语上存在区别。其他几条也多见于《大戴礼记》《礼记》《说苑》《孟子》《中论》《玉篇》等所引孔子语。

竹简正面的另外两种附记文字，已有学者指出字迹有别，并进一步推断文字性质。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将正反文字合观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简13墨勾后的“人仲尼之耑也”断读存疑，整理者认为墨勾位置应在“人”之后。我们认为七字的形体特征与正文存在明显区别，字间距也更宽。第二种附记文字墨色更淡，字间距、书写位置都能够与之前七字相区别。即使同出一手，也一定存在书写时间的间隔。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不应随意对竹简本身的符号、文字进行与书写情况不同的臆断。

再来看本篇的结构与体例。

简文在简13最后一条孔子语后有篇章结束符，写作“√”。正文中还用了26个短横表示停顿。结合二十五条孔子语接连抄写、不留白提行的抄写形式来看，本篇没有展现出如《君子为礼》和《弟子问》那样层次不同的结构。26个短横中有22个用于一条孔子语的末尾，如简1“言多而行不足，人”下之“人”、简2“亦不我力”之“力”、“必于此”之“此”等；其余4个则用于孔子语的中间，分别位于简5“敢为不善乎”的“乎”字之下，简1“芋蘩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之“天”字下，简6“吾不堇其仁”之“仁”下，和简7“古之学者自为”之“为”下。与两篇上博简相比，这些短横只是表示停顿，并不具有分章的功能。二十五条孔子语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写作者（同时也包括抄写者和阅读者）都没有进行更大段落的划分与归并。

简文引孔子言均称“仲尼”，无一例外。与之对话的人物则仅见季康子之使者。简文没有明显的自题篇名，但综合内容和书写形式来看，我们认为“仲尼之短语”即是对正文的总结，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篇名的作用。

四 王家嘴楚简《孔子曰》

2021年6月出土于荆州王家嘴798号墓，是一座战国晚期前段的小型东周墓。所出竹简约800支，包括《孔子曰》《诗经》之《国风》部分和《乐》三种。赵晓斌初步公布了十例(十个段落)共27支竹简的释文和照片。这批竹简还在整理中，相关信息基本都来自与整理者赵晓斌的介绍。在此概述如下。

《孔子曰》残损较为严重，揭取残片约1000个，初步判断原为330支左右，保存较完整的约110支。完简长46、宽0.6厘米。

首先来看内容。

简文内容和文体都与《论语》极为相似。涉及先贤、时人、孔门弟子等众多历史人物。例一包括五支竹简，主体内容是一章孔子与子贡、子路、公西华关于“闻斯行诸”的对话，篇幅较长，以墨块分为两节，可与今本《论语·先进》对读，简文的子贡今本为子路，诸生发问顺序也有不同。例二包括两支竹简，主体部分为一章孔子对子路为季氏宰的批评，与今本《论语·先进》17章对读，但今本中孔子批评的是也做过季氏宰的冉求。例三包括六支竹简，至少有十章“孔子曰”,有的相邻数章可见明显主题，多可与今本对读，然顺序不同，分属多篇。例四有四支残简缀合，主要的一章可与《论语·雍也》11章(“贤哉回也”)对读，语句稍有不同。其余六例虽不见今本《论语》,但与《礼记》《孟子》《左传》等传世文献所记相合。顾史考推测，王家嘴《孔子曰》字数约在9240字上下，约为今本百分之六十，篇章数与今本比例也大致如此。

再来看结构。

简文至少由6位书手抄写，存在一支竹简上有两种笔迹的情况。全文分多卷，部分简背有卷题，均不见于今本《论语》，如“居川上之下”“大宰”“知之乐之”“奚之下”“耻不仁之上”“可知也之下”。未见全书总题。卷中分篇，每篇相当于今本一章，最后记总篇数“贰百□十又五篇”。多以“孔子曰”起始（按：有的章节有简短的前导叙述，如例八“哀公问于孔子曰”,例十“孔子在陈”,这种方式也类似《论语》），较长的章节又分若干节（如例一的一大章）。分篇、分节均用“■”间隔。

除上述整理者介绍的情况外，细审图版，我们发现了两种留白的现象。第一种见于例八“哀公问于孔子曰”章的墨块后，表明此简应属于此卷最后一章。第二种见于例一，更为特殊。此章篇幅较长，分为两节，这处留白位于第一节的中部，前后内容是子路问与孔子答，“孔子曰”与之后的具体回答（“有父兄在……”）之间有一大段空白，一部分位于简425的下半段，约有12字的长度，一部分位于简432+515的开头，约三个字的长度，但从简文内容来看，被空白分隔的两段简文之间并无任何脱漏，完全是可以连读的，且与今本《论语》一致，前后字迹也看不出明显差异。我们推测，这种情况可能是多人分工书写而导致的。

首先，此书篇幅巨大，接近一万字，在已发现的古书类战国简册中是最长的一种，书写时很可能需要分工合作一起完成，问题在于是接连书写，还是分工后同时书写。

第二，整理者已经发现此书字迹多样，甚至同一支竹简上存在两种字迹，我们推测这就是分工书写造成的。

第三，从编绳痕迹来看，本书简册为三道编连，上下两道编绳在竹简首尾，第三道约在竹简中心点，从图版来看，三道编绳与文字距离都比较近，存在叠压笔画的现象，如例三简465简首、中间的，例一简432+515中部的、尾部的，可以肯定简册的制作应为统一书写完毕后编连。

根据上述信息我们推测，例一特殊留白的形成有两种可能。

第一，经验丰富的抄手有意为之。本书书写任务的分工有可能不是以章节为单位，而是以所依据的底本竹简数为标准；抄手A分得的任务是抄写例一后半段的内容，前一部分则归抄手B。抄手A抄写时根据所使用的竹简和底本竹简的容字情况推测出上一部分内容无法写在一支竹简上，故在他抄写的第一支竹简上预留了三个字的位置。而抄手B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完成前一部分，最后仍由抄手A写完，所以前后两部分字迹相似。而他的判断并不准确，最后的书写结果却是第一部分没有写满一支竹简，导致现在看到的这种特殊的留白。

第二，失误所致。具体原因就多了，比如本章都是抄手A负责，他抄写到“孔子曰”(或之前的某处)时由于某种原因中断了书写，而再次开始书写时（从“又父兄在……”始）另选了一支竹简，根据印象预留了三个字的空白。

总之，这处特殊留白的成因与篇幅巨大的多卷简册制作过程直接相关，有赖于竹简的全部公布，必须根据字迹的细致研究与分类进行判断。现在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指出这个特殊的现象，引起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综合上述信息，可以对此书结构试做如下推测：

第一，全书以墨块分章，抄写完毕后计其总数（“贰百□十又五篇”），较长的章即使以墨块分节，一般来说也应以内容为据，算作一章（即简文所称的“篇”）。

第二，全书分卷，每卷第一章应抄写于卷首，之后接连抄写本卷其余章，最后一章末尾后留白，下一卷另用一册竹简从头抄写，每卷有卷题，从篇章层次来看，这里的一卷或与上博简两篇中以墨块分隔的一部分相当。

第三，全书抄写为分工合作完成，统一写完之后再做编连。

五 竹书孔子文献对《论语》成书过程的启示

介绍完四篇战国竹书孔子语录文献后再来看《论语》源流研究中的一些争议。

第一，关于《论语》的著作权，原始记录者和编辑者的身份。

虽然都未题著作者，但从四篇战国竹书的叙述方式来看，此类孔子语录应确如传世文献所载主要出于孔门弟子的记述。除《君子为礼》组成段落较长，稍显特殊外，其余三篇都是极为近似今本《论语》的短章，最典型的叙述方式就是以“子”“孔子”“仲尼”加“曰”字起始，引述一两句孔子之言。由于《弟子问》残缺较多，《孔子曰》尚未完全公布，三者中保存完整的《仲尼曰》最为典型。全篇除第十九条以外，都以“仲尼曰”起始引述孔子之言，不只没有任何叙述性的文字，甚至也没有对话人。第十九条的区别则在于加入了季康子使使问政仲尼的前导叙事，之后才是本节要表核心观点，同样以“仲尼曰”来引述，前导叙事只是为了提供核心观点的具体语境，使其可以被理解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一条与其余二十四条“仲尼曰”相比并无本质的不同。我们认为，这类文献自形成之时起就自带天然的、默认的听话人——孔门弟子，既包括孔子的入室弟子，也包括依靠入室弟子转授的门人，以及弟子之弟子，门人之门人。

至于原始孔子语录文献的编辑者，也应该是这些人，其具体身份依据目前的材料还很难确定。从四篇内容、结构，各不相同的竹书来看，编辑者并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此类孔子语录文献在战国时期似乎并不存在一个定本。即使存在一个为孔门后学认定的权威本，在流传中也很难始终以全本原貌的型态出现。

第二，关于原始集结本《论语》是否存在统一的体例，具体表现在对孔子的称谓是否统一、各篇是否有统一的主旨等方面。

已发现的汉简《论语》已经表明古本与今本在孔子称谓方面存在不同，《论语》全书、不同时代版本对孔子的称谓存在随机性。而从四篇战国竹书来看，这些原始孔子语录文献各自对孔子的称谓反而是有各自的统一标准的。《弟子问》一概称“子”,《君子为礼》称“夫子”（仅有行人子羽问子贡时称“仲尼”一次，子贡答仍称“夫子”）,《仲尼曰》称“仲尼”,《孔子曰》已公布的简文都称“孔子”（唯例一公西华转述孔子与子贡、子路问答时称“子”）。由此来看，这类战国文本，不论篇幅长短，编辑过程中对孔子称谓的统一是一道必要的工序。而四种称谓本身——“子”“孔子”“夫子”“仲尼”，虽然情感意涵有别（如统称“孔子”的《孔子曰》中公西华与孔子对话时，只称“子”,显然与两人是直接的对话者、关系比叙述者与读者更为亲昵有关），但综合所有文献来看，并未与学派属性产生绑定的关系。“仲尼”之称虽在《君子为礼》中出自行人子羽之口，却是竹书《仲尼曰》对孔子的标准称呼，且传世文献也不乏儒门后学称先师为“仲尼”的例子（如《荀子·仲尼》）。

今本《论语》各篇是否存在主旨，四篇战国竹书中，《孔子曰》的篇幅与篇章结构与今本最接近。然而从已公布的内容来看，例三包括六支连读的竹简，含十条“孔子曰”,属于同一卷（可看作今本之一篇），十条“孔子曰”中，第一、二、三、四、七、八都与孝道有关，而其他几条的议题则分别为君子（第五、六）、道（第九、十条），并不统一。由此来看，这一篇其余尚未公布的章节以及全书其他篇卷，未必会有统一的主题。正如顾史考指出的《孔子曰》和《论语》皆有物以类聚的现象，也有不伦不类的组合。而《仲尼曰》的二十五条孔子语，有的属于言行规则、待人之道、对弟子、贤臣的评赞、对小人的责骂、君子的品行等等，主题不一。我们认为，对今本《论语》各篇是否具有主旨的争议，根源在于研究者基于主观认识形成的文本概念与早期文本特征之间的矛盾。从文本本身来看，这类语录的汇集即使会考虑到主题的一致性，但由于不同主题的篇幅很难达到一致的规模，因而在聚章成篇，或分篇断章的过程中，几乎不可能做到统一主题，凝聚出唯一的主旨。

第三，《论语》的成书时间、命名与称引，三个问题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应该首先说明的是，这里的“论语”指的是今人熟悉的二十篇《论语》。判断一部出土文献或传世文本是否是某种古本《论语》的标准，应该是其内容、体例、篇章顺序与今本《论语》是否大致相合。此书原始集结本产生与否的标志，也应是其内容、体例、篇章顺序是否固定为与今本大致相合的状态。如果以古今书籍概念的不同将所有孔子文献都看作《论语》,那么相关问题就会因为缺乏锚点而很难展开了。将所有孔子文献都称为“论语”的做法是不合适的，《汉志》的“论语类”或许仅是择一作为类名，不代表此类所有文献都叫《论语》。

以此为准，已发现的战国竹书中还没有一篇可以算作古本《论语》。本文重点考察的四篇竹书中，《孔子曰》与《论语》最为近似。但从已公布部分来看，虽然其中可与今本对读的约占一半，但根据例三连读的简文，其与今本篇章的顺序并不相同；例一中与今本在人物方面的区别也不容忽视；再加上顾史考《初探》指出的，同一章中有些部分简本显得更为原始，而另外一些部分则是《论语》更显原始。这些不同，显然并非传抄致误可以解释的。

四篇竹书都没有总篇名。《孔子曰》的卷题写于简背，从整理者披露的卷题名来看，命名的原则似与今本摘取每篇首章孔子语的前两个字不同，具有措述大意的特点（如“智之乐之”），有的篇卷可能属于同一主题，分上下两部分（如有“居川上之下”“耻不仁之上”）。

《仲尼曰》墨勾下的“人中尼之耑也”七字总括全篇，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篇名的作用，释读的争议与原始孔子语录类文本的命名直接相关。“耑”的释读是关键。整理者提供的三种思路中“论语”的读法与“耑”声韵俱远（另外两种是“端语”意即“正语”以及“短语”），如此释读的驱动力应该就在于解决原始《论语》的命名问题，然而显然是不合适的。此外，学界还有很多释读方案。我们已经谈到过整理者读“短语”之说可从，于音理、用字和语言习惯都很契合。在此可以从此类孔子语录文体的角度补充一个旁证。

有关孔门言行的记录，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其文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篇幅较短，内容仅为孔子称谓+曰+孔子言；另一种篇幅较长，除上述内容以外，往往还有叙述性的文字，说话的人物也不仅是孔子，还另有一人或多人与之对谈。两种文体往往混合在一起，无论是战国竹书《弟子问》《孔子曰》，还是今本《论语》中都是如此。与之相比，《仲尼曰》显得比较特殊。全篇几乎都是第一种文体，唯一的例外（即第十九条），前文已经分析过，简短前导的叙述文存在的意义是引出之后的“仲尼曰”，与其余诸条并无实质的不同。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作为总结的“耑”——“短语”很可能是就这种统一的体例而言的。

综上，从竹书的情况来看，此类孔子语录集并没有统一的书名（或大类名）。《论衡·正说》认为此书的编定和得名都在孔安国以后。与源自《汉志》的主流看法不同，以前并不受重视。近年来随着相关出土材料的增多，这条记载越来越多地被提及。所述很可能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坊记》称引《论语》书名的孤例不足以作为判断其年代的标准。王充提到《论语》“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研究者多以今本之“篇”来理解，而以《孔子曰》来看，“篇”其实为今本之一章，《正说》之“数十百篇”的篇幅规模和文本结构也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今天看到的《孔子曰》这些战国竹简孔子语录类的文本。

第四，关于《论语》与《礼记》《孟子》等文献中孔子语录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相关文献的来源与生成过程；二是这些孔子言论的真实性如何判断。

关于第一个方面，首先需要说明，除了本文重点讨论的四篇战国竹书孔子言行合集外，在已发现的战国简册中还有数篇单独成篇的、更为详细的、甚至可以与《礼记》《孔子家语》等传世文献对读的简文，包括郭店楚简中的《缁衣·五行》,上博简中的《子羔·孔子诗论·鲁邦大旱》《孔子见季桓子》《缁衣》《相邦之道》《仲弓》《颜渊问于孔子·民之父母·武王践祚·子路初见》《子道饿》《季康子问于孔子》,以及未发表的《齐师子家见曾子》等四篇文献。其中，《季康子问于孔子》与《论语·颜渊》季康子和孔子的对话相关；《仲弓》与《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章有关。《论语》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简文对话内容更加完整、详细。郭齐勇与浅野裕一的观点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简本为《论语》中相应部分的扩充。李零则与之相反，认为《论语》很有可能是从这些故事中摘抄出来的。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把表意完整的段落浓缩为简短的语句更为容易。所以我们倾向于李说。但这种方式显然不能解释全部的文献。

汤浅邦弘在对比了《颜渊问于孔子》与《论语》《大戴礼记》《孝经》等传世文献后指出，儒家系统文献形成的过程中，曾存在过各种横跨诸文献的不同传承，在形成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不断地互相影响。福田哲之据定县汉简《儒家者言》和阜阳汉简篇题木牍指出，西汉时期有不同于《论语》的其他儒书流传分布。前引郭沂认为两类文献有共同的来源。

两类文献的关系非常复杂，为便于讨论，暂且将其形式特征概括为“单纯的引语”与“完整的段落”两种。虽然《论语》中更俱代表性的文体是前者，但后者也是存在的。事实上，无论是全部战国孔子文献，还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四篇竹书孔子语录，几乎都包括上述两种文体。我们认为，两类文献相互影响很可能是符合事实的，但从四篇竹书来看，战国时期的文本存在文体的不同。《弟子问》和《仲尼曰》基本属于“单纯的引语”，《君子为礼》属于“完整的段落”,《孔子曰》则两者兼具。

至于文献中孔子言论真实性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判断标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是否见于《论语》并不是相关记载是否需要怀疑的绝对标准。无论是《孔子曰》《仲尼曰》等战国文献，还是海昏侯、定县所出汉代古本《论语》，与今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去除近似宗教的情感影响，保持客观的眼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恐怕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附录《弟子问》与《君子为礼》分章宽式释文

作者：梁静，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英文学术期刊Bamboo and Silk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