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初以来，孟子后裔世系建构于“北宋景祐四年”说成为主流观点，但并非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孔孟之道”形成于北宋，由程颐首次提出，是孟子地位不断提升的结果。金中期至元初，为利用儒家道统强化治统合法性，朝廷寻访优礼孟裔，直接推动了世系的建构书写。孟子后裔世系重建，缘起于唐宋以来的“孟子升格运动”，肇始于金元时期朝廷对孟裔的寻访，定型于元中后期“师法孔氏”祖源历史的系统性书写，完成于明早中期“孔孟一体”家族世系的再造，三百年间先后建构出六个世系，被后人袭用至今。“孔孟之道”的形成与孟子后裔世系重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孟子及其思想在历代崇儒重道中地位变化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孟子   孔孟之道   孟子升格运动   孟氏族谱   世系重建

孟子在儒家道统传承中是仅次于孔子的关键人物，被尊奉为“亚圣”。孟子后裔承担着弘扬儒学、祭祀圣贤的重任，受到历代的尊崇与优渥，而朝廷对孟裔的态度，又与孟子及其思想的地位变化有着直接联系。孟子后裔一直乏人关注，一千余年间寂寂无闻。唐宋间兴起“孟子升格运动”，在“尊孟”思潮下，为强化治统的合法性，朝廷寻访优礼孟裔，推动了孟子后裔世系的重建。目前学界关于孟子后裔世系的相关研究较少，《孟氏溯要》《孟府文化研究》《孟子与孟氏宗族》等著作虽有涉及，但对孟氏祖源历史的阐述多因循明代以来旧说，并非立足于可信的史料基础之上，尤其对四十四代孟公济、四十五代孟宁及四十六代至五十一代世系，人物史事、世系传承缺乏深入的学理分析。今人学者认为，金元时期在国家推动下产生了所谓的孟子后裔世系，并逐步建构起孟氏族群特有的祖源记忆，但对世系重建的历程没有深入考证，个中观点有待商榷。当前，学界乃至孟氏族人对世系重建历史还存在模糊认识，景祐四年孔道辅访得孟宁、孟思谅祖孙五代“世守宗祧”等诸多疑问尚待考证。笔者借助孟庙、孔庙碑刻及孟氏家志等史料，拟就孟子地位变化尤其“孔孟之道”的形成，与后裔世系重建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系建构书写的发展脉络、“孔孟一体”历史叙事特征等略作讨论，以有助于孟氏家族史和孟子及其思想的研究。

孟子在儒家思想发展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秦汉以来备受推崇。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论，认为孟子得孔子“真传”，有“卫道”之功，把孟子名字抬升到孔子之后，从此揭开了“孟子升格运动”的序幕。进入五代十国乱世，“孟子升格运动”偃旗息鼓。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推动下，庆历思潮重新唤起“孟子升格运动”。宋神宗诏封孟子“邹国公”、配享孔庙。宣和以后，女真人入主中原，“尊孟”思潮一度停滞，金熙宗即位后尊崇孔孟，世宗、章宗朝尤甚。宋室南渡，邹鲁隔绝，尽管南宋政权没有立崇奉孟子之庙，但统治者和学界持续“尊孟”。宋高宗训令“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御书“石经”《孟子》位列其中。宋宁宗时期，朝廷将朱熹所著四书《集注》列为官方之学。宋理宗认为程朱“道统”上接孔孟。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推崇孟子，天下学者咸曰孔孟。程颐提出的“孔孟之道”成为了“孟子升格运动”终极目标。

景祐四年（1037），时任知兖州军府事的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认为“诸儒之有大功于圣门者，无先于孟子。孟子力平二竖之祸而不得血食于后，兹其阙已甚矣……当访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在邹县东北四基山找到孟子墓，“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于墓旁建起孟子庙，以公孙丑、万章等配享。于慎行赞叹“孟子之道，至唐韩愈氏而明；孟子之祀，至宋孔道辅氏而显。”并强调孟子之祀关乎道统晦明、国家兴衰，“惟是祀之兴坠，关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黄进兴先生认为“孟子得此孔氏贵人提携，在祭典礼仪的地位上的确跃进了一大步。”需要说明的是，孔道辅立庙祭祀孟子是地方政权行为，并非国家典祀，所建孟子庙属地方“私修”墓庙，根据宋代祭祀制度，可视为地方的“先贤祠”。当时祠庙规制甚小，塑像服色由乡民随意装造，无所稽据。由于无专人奉祀，不足五十年“栋宇已坏，仅存其名”。

景祐五年（1038），孔道辅在曲阜孔庙建造“五贤堂”，祭祀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并“像而祠之”，开孟子等传道之儒附享孔子的先声。

熙宁四年（1071），《孟子》作为“兼经”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内容。

元丰六年（1083），朝廷敕封孟子邹国公，孟子上升为国家祀典祭祀对象。

元丰七年（1084），朝廷诏春秋释奠孟子配享孔子庙，血食天下。从国家祀典来讲，对孟子的尊奉是以其身寄“道”，形成“孔孟之道”，故其祭祀从属于文庙祭祀系统之中。是年，朝廷修建孟子庙，定孟子塑像合服名件制度。几乎在同一时期，程颐《经说》首次提出“孔孟之道”这一固定说法。“孔孟之道”的形成，与孟子进入文庙祭祀系统、《孟子》进入科举教育系统，二者相辅相成、相伴而生。

约元丰末年，孟子庙迁建于邹县城东郭，以便礼谒。

政和四年（1114），修建孟子庙，诏用正一品礼，立戟十六于庙门，并赐田百亩以给守者。

政和五年（1115），诏孟子庙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乐正子封侯爵，公孙丑以下十七人封伯爵。这说明宋徽宗时期，孟子庙得到朝廷正式认可，具有了“官庙”身份。

宣和三年（1121），孟子庙再次迁建于县城南门外，扩建房屋四十二间，增设孟氏家庙。孟子庙自此具备了“家庙”属性。

宣和五年（1123），《孟子》首次被刻石，成为“十三经”之一。

大安元年（1209），邹县县令王瑀修建孟子庙。新作之庙“正殿奕奕，廊庑延接，四回而周，外达通衢，重门以辟，增其宏丽。又东北别立其室，以尊考妣，慈训宛然如在。得其时制，士民悦之。”所谓“别立其室，以尊考妣”，当为修建宣和三年孟氏家庙，并非新建。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来的“孟子升格运动”，不论朝廷还是地方，无论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尊孟”的目的都在于维护和强化儒家道统，祭祀孟子亦从属于孔庙祭祀系统之中。由于道统中的尊崇较血脉传承更符合当时国家礼制的需要，孟子圣裔的存续并没有引起朝廷关注,亦没有伴随对孟裔的寻访，还不存在所谓的孟氏家族世系。但是，两宋时期“孔孟之道”的形成，为孟子后裔世系重建提供了必要条件。

如前所述，在“尊孟”思潮下，孟子地位不断提升，孟子庙渐次具备了“官庙”“家庙”双重性格。诚如黄进兴先生所指出，“在孔庙祭典里，孔氏圣裔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奉祀角色。孔系的断绝必然使得祀孔难以为继。职是之故，政权之兴衰、孔家之荣枯与祀孔之存续诚息息相关，难以分割。”“人君何以亟亟觅立孔圣后裔？本来原初的孔庙（阙里）具有双重性格，其一即为家庙性质，所以传统上孔子后裔在奉祀仪典中即为必备的血缘角色。是故，为了宣示祀孔的正当性，‘延续’或‘访求’孔氏圣裔自然成为人君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儒家，就社会宗教信仰言，固难与道、释抗衡，然以治国之术言之，其所倡导之人伦典范却是治化之本，有国者不可忽视。”这一论断亦可解释朝廷对孟子圣裔的“延续”和“访求”。寻访孟裔始于何时，目前有不同说法。

一是景祐四年（1037）说。此说最早出现于明初刊刻的《孟氏家谱序》，“逮仁宗景祐四年,孔公道辅守兖州，访亚圣坟于四基山之阳，得其四十五代孙孟宁，用荐于朝，授迪功郎，主邹县簿,奉祀祖庙。”“景祐四年”说被明清及当代诸多著作转载，但是在宋代史料文献中并不见载。景祐五年（1038），孙复撰《新建孟子庙记》，文中亦不见寻访孟宁相关记述。魏峰先生对“景祐四年”说提出疑问。孟祥科、钱杭先生考证认为，《孟氏家谱序》是元代孟氏族人假托金代原邹县令孟润之名所伪制的“作品”，笔者深以为然。但该文认为寻访孟宁事件为后世建构，难免有臆断之嫌（详见下文）。

二是元丰七年（1084）说。魏峰和孟祥科、钱杭先生依据金贞祐元年（1213）孙弼《邹公坟庙之碑》，推断得出“元丰七年朝廷寻访孟宁、孟坚等十数家孟氏后裔”。但释读该碑发现，“元丰七年”说系作者解读碑文不细致而误判。现将《邹公坟庙之碑》摘录如下：

景祐五年春，置庙于其旁，取门人高弟配焉，以此子子孙孙奕世相传，居多近其所，岁时奉祭冢庙。元丰六年十月，因吏部尚书曾孝宽言于朝曰：“孟子有庙在邹，未有封爵，载在祀典。况先儒皆有封爵。孟轲氏万世所法，厥惟旧邦，古有祠宇，宜封爵，以示褒崇。”遂特加邹国公。元丰七年九月，蒙朝廷赐库钱三十万，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乐正子、告子、公孙丑、万章俱侍左右。给其赐田，以严洒扫。宜其后嗣藩衍，询其祖派，得孟宁、孟坚等十数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敬谒祠下，因摭其实而纪之，用传不朽。

孙弼枚举了景祐五年以降，朝廷及地方上发生的六个“尊孟”史事：景祐五年（1038）孟子庙建成，元丰六年（1083）诏封“邹国公”，元丰七年（1084）增修庙宇、塑像九冕九章，以及乐正子等配享孟庙、拨赐祭田、寻访孟裔等。后三件事虽然没有写明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如前文所述，政和四年（1114）赐田百亩以给守者，政和五年（1115）诏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可见，孙弼“摭其实而纪之”所言不虚，“询其祖派，得孟宁、孟坚等十数家”应系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并非后人杜撰。

《邹公坟庙之碑》立石者系孟子四十七代孙孟宽，据大安三年（1211）《重修邹国公庙记》碑阴《邹国公累世孙之派》和宪宗四年（1254）《先师亚圣邹国公续世系图记》碑阴《亚圣宗派之图》，孟宽为孟坚之子、孟宁之孙。朝廷寻访孟宁、孟坚父子，距离贞祐元年（1213）立碑时间不会太远，根据碑文叙事次序，结合金代崇儒政策和立碑者身份，我们认为发生于金章宗时期（1189-1208），这也是朝廷寻访孟子后裔的初始时间。

关于寻访孟裔，笔者目力所及，发现还有两次，分别发生在元太宗十二年（1240）和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

元宪宗四年（1254）刊立的《先师亚圣邹国公续世系图记》（以下简称《续世系图记》），详细记录了朝廷寻访孟裔的时间、人物、世次，记文记述：

庚子年,先皇帝因大臣奏请，访求遗裔。乃于滕州邹县傅村得孟在，滕县刘庄得孟德成、孟德信。各照南宋元丰七年暨亡金大安三年增修庙像二碑之阴世系图，沿流溯源，知孟在系五十代孙，孟德成、孟德信系五十一代孙。朝廷怜之，并复其家。

文中庚子年，即元太宗十二年（1240），先皇帝指太宗窝阔台。立石者孟在、孟德成、孟德信，寻访与立石时间间隔不长，所记应比较可信。但孟在等三人的世次，系立石者自我推断，与碑阴图系并不相符（详见下文）。

元至顺四年（1333）刊立的《致严堂记》记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访求孟裔于邹县，并官其胄子，立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教育圣裔。

圣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孙，得于四箕之山。既官其胄子，又立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于曲阜，以长育其支庶。

中统元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府即大汗位。九月，立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可知元世祖寻访孟裔在中统元年三至九月间。但是寻得何人、所授何职，受史料所限，尚不可知。首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杨庸，“以德以学，特诏起为孔林教官。先圣群孙，颜、孟诸孙，问道讲经于席下”。《三迁志》（天启版）载孟在子德昌曾跟随杨庸受学，“尽传其学。始主林庙祀事，后为鱼台教谕。”元世祖所寻孟裔，可能是孟德昌及其后人。

金元政权为接续道统而“访求”“延续”儒家圣裔。蒙廷对“寻访”到的孟子后裔，享受免除差发地税、子孙优待入学等特权待遇。元太宗九年（1237），经衍圣公孔元措奏请，准孟子后裔二家“蠲免差发”。太宗圣旨记述：

今准袭封衍圣公孔元措申，曲阜县见有宣圣庙，其亚圣子孙历代并免差发，目今兖国公后见有子孙八家，邹国公后见有子孙二家事。除已行下东平府照会，是亚圣之后，仰依僧道一体蠲免差发去讫，并不得夹带他族。

文中所记“邹国公后见有子孙二家”，是指金章宗朝访得孟宁、孟坚等十数家之后人。元太宗九年（1237）起，“优恤孔颜孟即系一体”定例开始形成，为明、清两代所承袭。朝廷不仅免除差发，延祐元年（1314）还除免了地税。

皇帝圣旨里中书户部承奉中书省判送【本】部元呈：

山东宣慰司关：益都路滕县、曲阜县申：“邹国公五十二代孙孟惟敬等呈：孟氏子孙合该税石，于丁酉年间奉圣旨，依僧道例将各家合该地税除免了当。惟敬等二家元籍系滕县住户，不相统摄，未蒙除免。”得此，又据邹县【状】申：“孟在委系亚圣邹国公四十九代孙，将合纳地税肆斗壹升除免相应。”得此，本部议得：亚圣兖国公颜氏子孙颜宽等捌家税石，已经呈准省部除免了当外，亚圣邹国公孟氏子孙孟信、孟成贰家，乙未、壬子二年籍面内明滕县孟信、孟成系孟子五十代孙，邹县孟在系孟子四十九代孙。即与都堂钧旨连送户部，更为照勘地亩税石数目，如无违碍，依上施行。

延祐元年户部关文与太宗九年圣旨合刻一石，立于至顺二年（1331）。文中丁酉圣旨，即前引太宗九年（1237）圣旨。据《亚圣宗派之图》，孟惟敬系孟述祖之子、孟德成之孙。关文中孟信、孟成即孟德信、孟德成。

需要注意的是，户部关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乙未、壬子二年籍面内明滕县孟信、孟成系孟子五十代孙，邹县孟在系孟子四十九代孙。”与《续世系图记》“孟在系五十代孙，孟德成、孟德信系五十一代孙”记述明显不同。户部关文依据的是“乙未、壬子二年籍面”（壬子二年籍面，因为庚子年访得二家，乙未籍面不应有载），而《续世系图记》系当事人自述。三人代序出现如此大的差异，颇耐人寻味。按图索骥，我们需要了解记文所述“南宋元丰七年暨亡金大安三年增修庙像二碑之阴世系图”的有关情况。

元丰七年增修孟子庙、像事，见于元祐元年（1086）刊立《太常寺牒》碑，牒文详细记述了元丰六年（1083）孟子被授封邹国公和元丰七年（1084）增修孟子庙、定孟子像冕服制度的过程。碑石保存完好，现嵌于墙壁之上，碑阴是否刻有“世系图”尚待考古发现。

大安三年（1211）增修庙像碑之阴世系图，即大安三年《重修邹国公庙记》碑阴《邹国公累世孙之派》。该图收录四十四代孟公济、四十五代孟宁至四十九代共80余名孟氏后裔。图系最右书“四十三代已（以）上世系载在家谱”，顺次往左排书四十四代、四十五代、四十六代族人名讳和四十七代、四十八代、四十九代族人及所在村居，人名下多标明子数或关系，入仕版者署名官职。《邹国公累世孙之派》是目前可见最早的孟氏碑谱（依据刊立时间，我们称之为大安世系），《重纂三迁志》记述“世系碑以金大安三年为最古，刻于赵伯成修庙记碑阴，碑在庙中西庑之南东向，世系始四十四代公济。”

根据“大安世系”，孟宁为四十五代孙确凿无疑。对此，孟在等人也是认可的。但是，据此推知孟在为四十九代孙，孟德信、孟德成为五十代孙，与户部关文所引“壬子二年籍面”完全相符，但与《续世系图记》所述并不一致。我们可以推测，《亚圣宗派之图》是依据“壬子籍户”籍面内容编修的家谱图系。蒙元初期，籍户时各户主自行填写“手状”，然后由基层组织汇总核实，上报官府。孟在等圣裔入籍，如免除差发劄付所述，要通过地方官员、衍圣公（孔元措）等人保结，由东平行台奏请于汗廷。《亚圣宗派之图》题有衍圣公、孔氏族长及邹县、曲阜、滕县地方官员等人官职及名字，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可见，出于儒家先贤奉祀制度嫡裔奉祠的需要，孔府、地方政府在奉祀后裔的确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宪宗四年（1254）孟在等人将《续世系图记》刊立于孟庙，并将《亚圣宗派之图》（或者说“壬子籍户”籍面）刻于碑阴，显然是故意为之。该图绘有孟宁及以下八代子孙世系，通过世系线连接，传承关系一目了然（见图1），依据刊立时间，我们称之为宪宗世系。该世系始四十五代孟宁。图系中人员名字一律冠以孟姓，显然有别于通用碑谱图系，也说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家谱图系，而是直接引用了籍面内容。

孟在自认为五十代而非四十九代，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壬子籍户”对孟在和孟德成、孟德信二支少认定了一代人呢？就孟在而言，或许“大安世系”所记孟宽为其曾祖、孟倚为其祖父。毕竟大安三年（1211）距离宪宗二年（壬子年，1252）四十多年，也就是两代人的间隔。由于金元之际战乱不止，地方官员、衍圣公乃至孟氏族人，面对世系传承不清的实际，恐是仓促之中追忆先世所致。或许括户时孟在等人就提出了异议，但没有得到认可和采纳。宪宗四年（1254），先请徐之纲撰《续世系图记》，后又刊立石碑于庙庭，同时将家谱图系刻于碑阴，实为自我辩正。由于括户是政府行为，权威性不容挑战。至元年间，孟在之子德昌显然已经接受了其父四十九代、本人五十代的“事实”。之后，孟子后裔皆根据“宪宗世系”，而自称多少代（世）。

综上，金末元初，是孟子后裔世系建构书写的萌芽期。朝廷为宣示祭祀的正当性，满足曲阜孔庙和邹县孟子庙祭祀的需要，多次寻访孟裔，初步构建起孟子后裔世系的早期历史雏形：“大安世系”和“宪宗世系”。世系重建初期，家族“话语权”还比较微弱，血缘这一家族传承的核心，还没有成为世系建构的根本，衍圣公府和地方政府在奉祀后裔的确认中，发挥着国家构建祭祀典制的决定性作用。

元中后期，孟子思想因程朱理学的推动而大明于天下，孟子从“儒学卫道士”成为“儒学阐发者”。元文宗赞誉“孟子，百世之师也……可谓有功圣门，追配神禹者矣”。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孟子》作为四书的一部分，确立了其在经学中的地位，实现了官方话语与民间意识形态的统一。延祐三年（1316），追封孟子父母邾国公、邾国宣献夫人。至顺二年（1331），加封孟子“邹国亚圣公”，“亚圣”成为孟子的专用称谓，孟子地位被抬升到了仅次于孔子的位置，“孔孟之道”的精神实质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孟子嫡裔在享受朝廷蠲免差发徭役的同时，专职奉承祀事、守护林庙。元初，中原成为金、蒙、南宋政权角逐之地，加之农民起义频繁，孟子林庙多以兵毁。至元九年（1272），邹县儒学教谕邵景和孟惟允（孟明祖之子）资力四方，孟德昌和邑士刘廷亲自主持，历经数年完成亚圣殿修建。泰定三年（1326），族长孟惟恭扩建孟子庙邾国公祠堂。至顺二年（1331），族长孟惟恭增建致严堂、燕堂、斋室等建筑。至正二年（1342），族长孟惟让改建孟子墓前祭堂为思本堂。至正四年（1344），族长孟惟让重塑断机堂邾国宣献夫人像。

不止孟氏族人留意孟子林庙，受朝廷尊崇孟子及其思想的影响，地方当政者及邑人善士为崇德报功，多捐资修建林庙，摽拨祭田，使得孟子林庙形制渐备、秩祀之礼渐全。比如元贞元年（1295），邹县尹司居敬、达鲁花赤忽难等，新建孟子庙两庑、棂星门。大德年间（1297-1307），邹县尹宋彰创建孟子庙神门。延祐四年（1317），邹县达鲁花赤马速忽、县尹曹彬等重塑邾国公、邾国宣献夫人像。泰定三年（1326），朝请大夫王鹏南等摽拨土地三十顷，以供祭祀。泰定五年（1328），割子思书院羡钱万五千贯，月取赢利以给（孟子庙）时祀及经葺费。摽拨邹县蔡家庄、野店等处官草场地三十顷，以供孟子庙春秋朔望祭祀、修理庙宇开销使用。后至元三年（1337），县尹张铨重修两庑、神门、棂星门等建筑。孟氏族人为感念地方官员和士林在孟子林庙祭祀和修建方面给予的帮助，于孟庙内多立碑纪事。

受地缘、业缘“师承”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孔、孟子弟共同受学于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元中后期邹县孟氏与曲阜孔氏之间的互动，较金元之交更加频繁和深入。衍圣公、孔颜孟三氏学教授以及孔氏族人不止参与孟子祭祀和林庙、书院的修建，还应邀为孟子林庙、中庸书院撰写碑铭或篆额多达十一块，超过孟子林庙元代碑刻的三分之一。孔、孟两家开始缔结婚姻，五十三代孙孟之训娶妻孔子五十二代孙孔吉甫女，生子思谅，孟思谅明初“明诏奉祀”，被族人推立为宗子，进一步推动了孔、孟两家的交往。

如前所述，由于孟子后裔一千余年间寂寂无闻，金末元初相继建构起“大安世系”和“宪宗世系”。分别确立了四十四代孟公济、四十五代孟宁的宗主身份，为家族世系溯源提供了基础资料。元末明初，孟氏族人比附孔鲋“鲁壁藏书”、周太祖“孔子墓访求孔仁玉、授职曲阜令”“孔仁玉中兴孔族”等轶事，编造出景德初年孟公济“藏（家）谱于屋壁，絜妻隐于东山”和孔道辅“孟子墓访求孟宁、授职迪功郎邹县主簿”“孟宁中兴孟族”的故事。孟祥科、钱杭先生考证认为，以上系孟氏通过参照曲阜孔氏祖源记忆而建构，皆非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

其实，邹县孟氏比附曲阜孔氏编修祖源历史，追溯共同祖先，是系统性书写世系的必然要求。邹县孟氏虽然没有曲阜孔氏“内孔”与“外孔”、“内院”与“外院”等族群矛盾，但是出于统宗收族、明晰世系传承和维护宗族利益的需要，“师法孔氏”塑造出孟公济“屋壁藏谱”和孟宁“中兴孟族”等故事，对于“公济以下，乃有世次可稽也。其四十四代以前，旧志所载诸名类，皆属附会失实”的家族谱系是十分必要的。那么，为什么孟宁“中兴祖”形塑于北宋而非金代呢？其主要原因，一是比附周太祖“孔子墓访求孔仁玉”而编修孔道辅“孟子墓访求孟宁”的需要。二是力图将孟宁与宗族兴亡联系起来，孟宁之后，子孙繁衍宗族振兴。

蒙、金、南宋政权鼎立之际，孟氏族人因避战乱多散走他乡，孟裔存续岌岌可危。金中期，朝廷寻得孟宁、孟坚等十数家，孟裔得以“存亡继绝”，孟宁因“守坟不去之功”受到朝廷优待。孟宁“中兴孟族”史事为实，孔道辅“孟子墓访求孟宁”为虚，虚实相生的中兴祖故事，经明初刊刻于《孟氏宗传祖图》碑，并被明、清诸多著作转载，而逐步成为孟氏家族和地方社会的共同记忆。孟宁“中兴祖”的塑造，造成邹县孟裔皆为孟宁子孙的历史“事实”，并以此作为了“圣裔”认定依据。

“大安世系”、“宪宗世系”之后，邹县孟氏接续书写着当世族人世系。元贞元年（1295）《驺孟子庙碑铭》碑阴《邹孟子庙碑阴记》右下部刻有《孟氏世系图》（依据刊立时间，称之为元贞世系），记载了五十至五十三代族人名讳，较40年前的“宪宗世系”多了五十二、五十三两代人，图系自上而下排列，中间无连线，传承关系并不明确。张䇓撰写《碑铭》、翰林学士李谦题额，邹县尹司居敬题《碑阴记》，立石人分别为邹县达鲁花赤忽哥赤和儒学教谕刘之美，可见“元贞世系”的建构，仍是政府力量在主导。至顺二年（1331），族长孟惟恭刊立《邹县孟庙文书碑》，碑阴刻《孟氏宗枝图派》碑谱（依据刊立时间，称之为至顺世系），分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刻有邹国亚圣公至四十四代、四十五至五十五代后裔名讳，世系图父上子下、横为兄弟，孟子至四十四代为单线世系，四十五代至五十五代“可见之世”为直线相联，首次建构了“始祖”孟子到当世五十五代子孙传承清晰的完整家族世系。

金末以来次第建构的四个世系，相互间隔四十年左右，世次也较前一世系多出两代人。但是，“至顺世系”明显有别于前三个世系，一改地方政府官员刊立世系碑的传统，而是由孟氏家族（族长）主导。孟惟恭将家族世系溯源到“始祖”孟子，显然有比附、参照衍圣公孔思晦刊立《孔氏宗支碑铭》的嫌疑。“至顺世系”是孟氏后裔自主建构的第一个家族世系。

综上，元中后期，是孟子后裔世系建构书写的发展期。伴随着孟子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孟子在儒学中权威地位的正式确立，子孙繁衍和家族力量的逐渐壮大，受道统序列、业缘“师承”和地缘关系的影响，邹县孟氏比附曲阜孔氏家族史事和做法，塑造出“孟公济屋壁藏谱”“孟宁中兴孟祖、受职”等祖源记忆，特别是孟宁“中兴祖”的确立，满足了统宗收族、追溯共同祖先的需要。在“大安世系”、“宪宗世系”的基础上，先后建构出“元贞世系”和“至顺世系”。“至顺世系”是在孟氏族长主导下“师法孔氏”的直接结果，建构起“始祖”孟子至五十五代后裔、具有清晰传承关系的完整家族世系，标志着孟子后裔世系系统性书写基本完成。

明朝建立后，崇奉先贤更甚前代。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五十四代孙孟思谅跟随衍圣公孔希学奉诏入觐，诏奉祀事，世复其家，是历史上第一位明诏奉祀的孟子后裔，在国家层面上确立了其“奉祀”的合法地位。

孟思谅，字友道，父之训，祖父惟恭，元至正年间任邹县主簿。明朝建元之初，能得到明太祖的认可，其主要原因一是追随衍圣公孔希学积极拥护新朝，有功于朝廷。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二月，孔希学“率曲阜县尹孔希章、邹县主簿孟思谅等迎见兴祖于军门，兴祖礼之。于是，兖州以东州县皆来降”；二是赖于自身德行俱佳，得到族人的拥戴。被誉为“有良吏才，于家国之务罔不悉心。及兵后，经葺亚圣祠，率族人致祀尤谨”“创正祀典，修祠理墓，多所干济”。另外，可能与其孔氏外孙的身份有关，得到衍圣公府的支持。孟思谅外祖父系孔子五十二代孙孔之祥，字吉甫，曾任蒲台主簿、谯县尹，《阙里文献考》有小传。

洪武四年（1371），在孟思谅“明诏奉祀”的情况下，族人认为孟思谅系孟子五十四代嫡孙，理应“依家礼立宗支法”，推立其为“大宗”，《孟氏宗支之记》碑记述了孟氏族人推立宗子的的缘由和经过。该碑虽非严格意义上的世系碑，但明确了孟思谅的大宗地位，使得宗支传承骤然清晰，可视为“至顺世系”的补充和完善，依据刊立时间，称之为洪武世系，在家族层面上明确了孟思谅“继典祀事”的合理性。

需要注意的是，《记》文中族人集议“推原主祀宗祧者，思谅高曾祖父也”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孔颜孟三氏志•宗系》篇记述中兴祖孟宁之后，四十六代至四十八代宗子、主奉祀事者为孟存支派，四十九代至五十三代为孟坚之后、孟倚（孟宽季子）支派，五十四代转为孟钦（孟宽次子）支派（见图2）。笔者考证辨析孟庙元代诸碑等史料，发现从四十九代起，孟氏大宗一系为孟倚支派孟在、孟德昌、孟祗祖、孟惟诚、孟之浩，五十四代才转为孟钦支派孟思谅，认为孟思谅高、曾、祖、父“主祀宗祧”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是族人推立孟思谅为“大宗”的说辞，也是维护传统宗法制度的“正宗法”之举。孟思谅被推立为宗子后，多以“大宗孙”、“宗子”、“主祀”、“主奉”等刻意自称。孟思谅去世后，子孙亦多以“主祀”、“宗子”、“奉祀嫡孙”等自谓。自五十四代孟思谅始，孟子后裔世系实现了“宗支定位，子孙不紊”，世系传承真正清晰了起来。

洪武六年（1373），孟思谅、孟之全等族人刊立《孟氏宗传祖图》碑，刊刻《孟氏家谱序》，记述宋景德初四十三代孙孟公齐逃难藏家谱于屋壁，景祐四年孔道辅访得五十四代孙孟宁，用荐于朝，授迪功郎、邹县主簿，奉祀庙庭，以及孟宁和孟润次第编修族谱诸事。诚如孟祥科、钱杭先生考证，该序文是孟氏族人结合“澶州之战”的历史背景，对曲阜孔氏“鲁壁藏书”轶事的重新包装，孟宁受职、编修族谱以及孟润重编族谱诸事，皆是假托孟润之名伪制的“作品”。但是，由于真实先祖与虚构故事杂糅，使得塑造的“祖源记忆”逐渐成为“族人可信任的历史书写”，被社会和族人所接受，也为形成“孔孟一家”的儒门圣贤家族创造了条件。

景泰三年（1452），五十六代宗子孟希文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吏部给符，还守祀事”。孟希文，字士焕，《明史》有传，传下兼有其祖父思谅、父克仁、子元以及孙公綮、曾孙彦璞、玄孙承广、来孙弘誉等人小传。五经博士秩正八品，专为祭祀圣贤而设，享有一切杂项差徭蠲免的特权，连同奉祀生专奉本宗圣贤祠墓祀事，同时享有管理族人的权利。自此，孟氏宗嫡始膺世职，世奉祀事，孟子嫡裔被正式纳入中央朝廷管理范围。

正德六年（1511），五十七代宗子、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元刊立《宗派之图》碑3通，分别叙及亚圣孟子至四十六代孟坚、孟存，四十六代代孟坚至五十九代孟彦璋等，四十六代孟存至六十一代孟弘才等族人名讳（依据刊立时间，称之为正德世系）。其中，四十四代之前世系一代一人，同“至顺世系”。四十六代以下，一改《孔颜孟三氏志▪宗系》所述，明确了孟坚一支尤其孟钦支派的大宗地位。图右侧标注世代次序，世系代际之间以线相连，两端有“〇”代表父子关系，名下书“子几人”。“正德世系”实现了四十四代以下“世次昭然，支派详明”，标志着孟子后裔世系建构书写最终完成。

孟元刊立的《宗派之图》碑，是目前所见距今最近的孟氏宗族碑谱。之后，石质宗族谱牒逐渐被纸质的家志、族谱等代替。“正德世系”为明清时期编纂编修孟氏家志和族谱提供了全面、清晰的基础性资料，并袭用至今。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史鹗纂修《三迁志》（嘉靖本）是孟氏家族第一本专志，该志《宗子世系》篇记述四十六代至五十三代宗子皆为孟坚支派，明显有别于刘濬《孔颜孟三氏志》。明万历三十九（1611），胡继先纂，潘榛、周希孔增补《三迁志》，改《三迁志》为《孟志》；明天启五年（1625），吕元善祖孙增补《三迁志》（天启本）；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孟衍泰增修《三迁志》（雍正本）；光绪十年（1884），孟广均《重纂三迁志》，皆因袭嘉靖本《三迁志》“宗系”旧说。史鹗编撰《三迁志》（嘉靖本）成书，曾专门致告于孟庙，自诩“专纂志书，备载世系。孟门正脉，源流甚真。彼作伪者，何其乱伦。”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在“作伪”呢？我们不妨推测，为维护洪武朝以来孟思谅一支的大宗地位，史鹗诸人刻意去《孔颜孟三氏志》“宗系”说而为之。正是由于孟氏家志修纂者不断修订“洪武世系”、袭用“正德世系”，做实了孟坚尤其孟钦支派的大宗地位，为后续谱牒编修奠定了基础。

由于族谱具有明宗支、辨世系、尊伦理、亲族人、联裔孙的功能，邹县孟氏在编纂家志的同时，效仿曲阜孔氏编修族谱，并成为世系建构持续书写的主要形式之一。据文献记载，邹县孟氏先后进行了四次族谱编修。天启二年(1622)，六十二代孙孟闻钲组织续修族谱（天启谱）;康熙五十九年(1720)，六十五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衍泰修编族谱（康熙谱）;道光四年(1824)，六十九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继峕续修族谱（道光谱）;同治四年(1865)，七十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续修《孟子子世家谱》（同治谱）。目前可见的只有清道光谱与同治谱两种。

邹县孟氏在编修族谱中，无论在分立支派，还是行辈取字等方面，与曲阜孔氏逐渐趋于同质化，呈现出“孔孟一体”的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曲阜孔氏在四十三世孙孔仁玉之后“纪以五位”的基础上，“别以二十派，继又分为五十七户，再增而为六十户”。与曲阜孔氏“户系于派，派统于宗”的家族格局相同，洪武年间邹县孟氏自五十五代“克”字辈开始分支派，五十六代“希”字辈开始分户，共分十一派二十户。始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希文为第一派大宗户。元末，邹县孟氏效仿曲阜孔氏，从五十四代“思”字辈始共用行辈排字。明初，曲阜孔氏排定“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字辈后，孔、孟两家字辈用字完全相同。孟氏不但行辈依仿孔氏，而且自康熙谱始，新修谱牒须报衍圣公府备案后，方可颁行。

综上，明初以降，是孟子后裔世系建构书写的成熟期。邹县孟氏在推立宗子、塑造祖源记忆、授翰博世职等方面，无不受到曲阜孔氏的影响，甚至衍圣公直接参与其中。以洪武四年（1371）孟思谅被推立宗子、洪武六年（1373）刻立《孟氏宗传祖图》碑谱、景泰二年（1451）孟希文受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成化十八年（1482）刘濬纂《孔颜孟三氏志》、正德六年（1511）孟元刊立《宗派之图》碑、嘉靖三十一年（1552）史鹗修《三迁志》等为阶段性标志，孟子后裔世系的建构和书写不断丰富完善。其间，孟公济“屋壁藏谱”、孟宁“中兴孟族”等祖源记忆得以建构和完善，编修家谱过程中分立支派、行辈字号等皆与曲阜孔氏相向而行，最终形成了“孔孟一体”的圣贤家族世系。

本文结合孟子及其思想在历代崇儒重道中地位发展变化，对孟子后裔世系建构书写脉络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唐宋以来的“孟子升格运动”，尤其两宋时期“孔孟之道”的形成，为孟子后裔世系重建提供了必要条件。梳理了孟氏家族世系建构的缘起和经历的发展阶段，尝试指出了各个时期书写的基本特征、变化特点及其背后诉求。

孟子后裔世系重建缘起于唐宋以来的“孟子升格运动”，肇始于金元时期“寻访孟裔”，定型于元中后期“师法孔氏”祖源历史的系统性书写，最终完成于明中期“孔孟一体”家族世系的再造。经历了从萌芽期、发展期到成熟期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呈现出伴随“寻访孟裔”、“师法孔氏”、“孔孟一体”建构书写特征。三百年间，先后建构出“大安世系”、“宪宗世系”、“元贞世系”、“至顺世系”、“洪武世系”和“正德世系”等六个世系。

在世系重建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主导力量。萌芽期以朝廷、地方政府和孔府为主导，不论是寻访孟裔，还是确定代次，孟氏族人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发展期和成熟期，家族力量不断壮大，“话语权”不断提升，在孟氏族长和翰林院五经博士的主导下，世系不断书写完善，内容不断丰富，最终营造出从“始祖”孟子至当世子孙传承清晰的完整家族世系。

受道统序列、业缘“师承”和地缘关系的影响，邹县孟氏通过比附、参照曲阜孔氏的祖源历史，书写完成孟氏家族特殊的祖源记忆，不断填补着家族发展史上的“空白”。孔孟家族编修族谱、排行论辈趋于同质化，邹县孟氏最终消融于“孔孟一体”圣贤家族。真实先祖与虚构的祖源记忆杂糅，使得形塑的祖源记忆逐渐成为“族人可信任的历史书写”，为孟氏家族留下了连续不断、生命繁衍的家族历史记录。

孟子后裔世系重建，在国家、社会层面满足了儒学复兴和封建统治的需要，在家族层面发挥了统宗收族、增强族群认同和推动融入圣贤家族的作用，是“孟子升格运动”尤其“孔孟之道”形成后带来的直接结果，也是孟子及其思想在历代崇儒重道中地位变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