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佛教、道教在不同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其显著的特点和性质为“三教和合”。三教和合贯穿朝鲜半岛每个时期、每个王朝。花郎道、《十训要》、性理学、朝鲜李朝的李退溪和李栗谷、《东经大全》是体现朝鲜半岛三教和合文化的文化形态、代表性人物和文本。朝鲜半岛的学者和思想家们不断吸纳和融合三教的精华，形成了具有朝鲜半岛特色的文化体系。

阅 读 导 引

一、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何时传入

二、花郎道人物三教和合

三、《十训要》的三教和合

四、性理学的体用三教和合

五、李退溪、李栗谷对三教的吸纳

六、《东经大全》的天人之道三教和合

儒释道三教和合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历史哲学文化的传统，并成为其传统的核心内容。韩国与朝鲜古代未分，与中国相邻，儒教何时传入朝鲜，通常有以下五种说法：殷太师箕子避周以来，“以洪范九畴之道教化东方”说；秦汉之际流入说；汉设立四郡之后说；三国时代起源说；以高句丽太学设立为起点说。基于这五种说法，金忠烈教授认为儒教入朝鲜半岛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儒学的受容则在汉四郡时代。柳承国教授认为：“儒教思想的传入，则远从卫满朝鲜、汉四郡时代以来，汉朝的文物制度与学术思想已被全盘的移植、输入。当时有乐浪人王景，于汉明帝时因治水有功，被封为庐江太守，其人不仅能通《周易》……可见早在乐浪时代，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在卫满朝鲜时代……从当时汉字的传来，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已被传入，习得。”

       尽管儒教究竟什么时候传入朝鲜的说法不一，但可确定在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27）时建立太学教育子弟之前已传入，并受容，开始与朝鲜传统思想习俗相融合。在《三国史记》中崔致远讲朝鲜半岛人的生活准绳与思维形式为“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三教即指儒、佛、道三教。风流道与花郎道有密切关系。花郎道从本质上说，亦为儒、释、道三教的和合。

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首先是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三国史记》记载：“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遗使回谢。”后传入百济、新罗。儒教和佛教在高句丽的小兽林王二年同时在国家公认下接受下来，又共同相辅相成。第二年有僧人阿道前往，由此高句丽建肖门寺和伊弗兰寺，并由顺道和阿道二僧为住持，开始传播佛经。除二僧外，还有东晋关中僧人昙始于公元396年进入高句丽传教，并带入经律数十部。于是他们三人皆为高句丽著名的传教僧。《海东高僧传》记载：昙始所带佛教经律“乘机宣化，显扬三乘”。“三乘”是指小乘教的声闻教和缘觉乘，大乘教的菩萨乘。皈戒是三皈五戒：皈依佛、法、僧三宝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五戒。

       佛教传入百济，后于高句丽。百济第十五代枕流王元年（384）百济使臣从东晋返回时印度僧摩罗陀跟着进入百济，枕流王奉赞佛教，并在民间传播开来，到第二十五代圣王时（523—554）佛教作为国教发展兴盛。

      佛教传入新罗约在五世纪初讷祇王（417—458）时，直到法兴王十四年（527），时新罗以民族神为唯一最高神，但佛教逐渐在民间传播开来，法兴王欲提倡佛教，受朝臣的反对，近臣异次顿坚决支持弘扬佛教，奏说：“斩小臣的头，以压公议。”国王拒绝。异次顿说：为佛教兴隆而牺牲生命并不遗憾。临死前说：“我为佛法受刑，佛必有灵应。”如出现大地震现象，于是新罗便兴起佛教。

      中国的道家和道教在三国时期已传入朝鲜半岛。《三国遗事·宝藏奉卷》记载：“丽季、武德、贞观间，国人争奉五斗米教，唐高祖闻之，遗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即第二十七代荣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遗使往唐，求学佛老，唐帝（高祖）许之。”在高句丽末期，唐武德、贞观年间（618—649）中国的五斗米教和《道德经》已在高句丽传播。道教的神仙说教与高句丽传统神仙信仰有着密切联系，这是高句丽人争信五斗米教的重要原因。

       道教传入百济是较暧昧的。咒术的道教不像高句丽五斗米教盛行。在近肖古王时，莫古解的谏言中说：“尝闻道家之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求多。”在《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记载：百济武王三十五年（634），“春二月，王兴寺成。……四岸植以杨柳，水中筑岛码，拟方丈仙山。”“方丈仙山”是晋王嘉所著《拾遗记》中的海上三仙山之一。道教神仙思想在百济得到流传。

       新罗到七世纪时，老子庄子思想已得到传播，并已把《老子》《庄子》列为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在新罗圣德王去世时，唐太宗遣左赞善大夫邢璹以鸿胪少卿前去吊祭，他到新罗以老子《道德经》等献给新罗王。圣德王十八年（719），金志诚在庆州造甘山寺，他在《庆州甘山寺弥勒菩萨造像记》中自述，“性谐山水，慕老庄之逍遥，志重真宗，希无著之玄寂，……披阅五千言之《道德》，弃名位而入玄；穷研十七地之法门，坏色空而俱灭。”老庄之学与佛教并行不悖。《东国通鉴》记载：“惠恭王（765—780）……好佩锦囊与道流为谑。”已见有道士活动。新罗有个人修炼成仙的传记。

       儒教、佛教、道教在中国并不能非此即彼，而是和合共生，在传入朝鲜半岛后高句丽、百济、新罗虽时间、地位、价值、传播、受容的情况有异，但在整体上道并行而不相悖，三教与当地的传统文化、习俗、信仰相互融突，而成为朝鲜半岛的儒教、佛教、道教，其显著的特点和性质为“三教和合”。“三教和合”成为其核心内涵和主导思想哲学形态。

“三教和合”与新罗的风流道相融合，而具有传统思想的根源性，体现为花郎道。新罗真兴王时创设花郎道，它具有政治、宗教、道德的性质，新罗著名学者崔致远（857—？）在其《鸾郎碑序》中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该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请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新罗的花郎道，又称风流、风流道（风月道），如果说风流道是要人间依凭天地自然来体验生命根源，那么花郎道是从自然中获得风流性，体验生命的群体性。

花郎道是在真兴王三十七年（576）正式形成，其始于男女怀情的浪漫风俗。由风流道演变而来的花郎道，成为国家活动的主体。原来新罗的民族文化是多样性的和合体。《三国遗事》中载有“万波息笛”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其国人的思维模式趋向于合，认为“和合”才有力量，并带来利和善，这就成为新罗人的思维原型，脱胎于“和合”文化思维的花郎道，乃实为三教和合的产物，当花郎是左右国家兴亡，寄托未来的众所希望的对象时，便出现花郎五戒。在《海东高僧传》圆光条中记载，五戒内容：“事君以忠［忠］，事亲以孝［孝］，文友以信［信］，临战不退［勇］，杀生有择［仁］。”所谓“杀生有择”，是指春夏月不杀，是择时；不杀使畜，谓马牛鸡犬。不杀细物，是择物；如此唯其所用，不求多杀。即分别择时、择物、择量。“临战不退”，在当时三国频繁交战的情况下，是新罗在战争中战无不胜的原因。

       花郎道具有“三教和合”的性质，“新罗吸收的中国儒教是先秦时代重视实践道义的原始儒家思想。而道教也非宗教的，是结合自然主义的老子和智慧主义的庄子的精神自由之道家思想。再者，佛教也正是中国化的天台、华严与纯粹宗教性的涅槃、净土、弥勒思想盛兴的时候……儒教的道义规范是人自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道教的精神自由扩大了生活的浪漫和智慧，佛教的佛国净土则予以实现并具体化。”三教互补互济，协调和合，体现了新罗时代的时代精神，即以和合为主体精神，并成为其民族精神核心内涵，具有民族性的价值和意义。

新罗末期，王室内部自我分裂，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田制亦乱，人民穷困。地方土豪各自发展自己势力，相互冲突。北方的弓裔自称后高句丽，南方的甄萱自命后百济，形成后三国分裂局势。在其相互动乱冲突中，胸怀睿智、度量包容、信仰佛教的王建（897—943）辅佐弓裔，稳定政局，但弓裔迷惑于新罗末以来弥勒信仰，自称弥勒转世，惑世诬民，骄奢淫逸，大建宫殿，劳民伤财，且杀戮百姓，虐待妇孺，民怨沸腾。鉴于这种情况，弓裔手下的儒家大臣一致拥护文武双全的王建为高丽太祖，王建于新罗明王二年（918）登上王位。结束了混乱的三国，说明他之所以喜好佛是为了安抚建国前后不安定的民心，他坚信治国之本是通过儒教移风易俗，教化民众。王建开放包容佛、道、儒三教融突和合，为其思想特征，体现了时代精神。

       作为高丽太祖的王建，为了使其后代君王避免于情欲，严守纲纪，规定早晚必须诵念十条训戒。太祖二十六年（943）四月（在其死前一个月），将朴述希（？—945）请到内殿，以遗言的口气讲了有关国体，国是大经、大法等十项，并令后代君王遵行。《十训要》：

    （一）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梵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谒，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十训要》的宗旨是儒、佛、道三教的和合。其中（一）（二）（五）（六）（八）是关于阴阳浮屠，即佛教和道教思想内容。第一条高丽国家大业的创建，不仅依靠诸佛护术之力，还靠山川的阴佑，山川风水地理之力，如五岳、名山、大川、龙神、天神等。第二条认为新罗末期，争相营造寺院，损害了地德，而导致国家灭亡，建造寺院要符合山水顺逆。以山环水绕为顺，反之为逆。第五条按照三韩山川的阴佑（地气），才完成统一大业，西京（平壤）因水德调顺，是半岛地脉的根本。第六条所谓燃灯是指事佛，八关是指敬天灵、五岳、名山、大川的龙神，是道教的自然信仰。第八条车岘（车岭山脉）以南、公州江（锦江）以外，山形和地势互成背逆而不同，人心亦一样。下面州郡的人，若参与国家政治或通过与王亲国戚通婚，得以秉持管理国政的话，会致使国家动乱。这种以山水背逆决定人心背逆论，是一种风水决定论，但古人却相信风水，这是时代的局限。

《十训要》的（三）（四）（七）（九）（十）五条与儒教有关。第三条昭示王位继承的次序和原则，即以嫡长子继承大统为原则，长子不肖，推戴次子或兄弟中贤能的人。长子继承法是中国周代以来的儒家传统宗法。太祖特举尧因其子丹朱不肖而将王位禅让给舜，并称赞尧公正无私的精神。太祖王建以尧为楷模。正如高丽王朝的崔承老（927—989）所说，这是与儒家天命相符合的，也就是说王建创建高丽王朝是天命。第四条，我东方自古以来仿效了唐的风俗。文物、礼乐都遵守其制度，但因与唐为殊方异士，所以不必完全一样，强调其特殊性、独主性和自主性。但唐代总体上是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协调和合。第七条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依照民心，顺从谏言而远谗言，使民以时，轻徭薄赋，才能使国富民安，体现了太祖治国理政的原则是根据儒家民为邦本的爱民思想。第九条人君要体恤大小官吏和全体将士，并须加强当官纪律，不能有私，若私自对没有功劳的亲戚授予俸禄，造成上下的谤议和民怨，这样的官员不能长久享受俸禄。对于与强恶的国家为邻，绝不可安而忘危；对于兵卒要加以保卫和抚恤，适量除掉徭役，对于奋勇出众的，应加以奖励。太祖王建在统一三国后，礼贤下士，勤于治国理政，崇尚节俭，宫室简陋，衣着朴素，发扬社会正气。崔承老认为太祖“知人善任，惩恶不殆，尊信佛教，崇尚儒术，具备君王一切之德，且胸怀保国之策”。体现了儒家王者风范，继承了儒教“王道”精神。第十条有国有家，家国同构。要博学经典和历史，借古圣贤以鉴今，以周公诫成王的书画成图，挂于墙上，出入必省视，以示不忘。要修身文德，以巩固国家的基业，告诫后世君王要统率百官及子弟学习儒教的书籍和实行儒教礼仪。新罗时已有“大学”。太祖亲到西京（今平壤）创办学校，集合六部生徒，立廷鹗为书学博士，大学教学内容以儒教经典为本科，法学、医学、算学为别科。对教育有成就的人，太祖赐以布匹，谷食奖励。为使臣民明事奉人君及父母礼节，倡导儒教忠孝思想。太祖著《政戒》一卷和《戒百寮书》八篇颁布全国。《高丽史·李齐贤传》记载：“光庙之后，益修文教，内崇国学，外列乡校，里庠党序，弦诵相闻，所谓文物侔于中华，非过论也。”由于以儒教思想培养国家人才，致使“高丽朝五百年之根基乃于此而立”。

太祖王建《十训要》为儒、释、道三教和合，成为高丽时文化思想根本国策和意识形态指导方针。因而儒者士大夫信佛教，僧侣兼通儒学经典、诗文，无论在显宗、睿宗，或是在仁宗、毅宗时，都有士大夫信佛，如崔沆舍身为寺，李资玄弃官入清平山文殊院，崔惟清酷好佛日诵佛经等。高僧大德兼通儒家经史、诗篇，或关心国家大事，如文宗时慧德王师韶显于传法之外，喜好儒术，博览经史、诗篇，大觉国师义天博览强记，大小乘经，律论章疏无不探究，对儒老的书，子史实录百家之说都以探究，认为言乎大乘与周孔之道同归，言乎天乘与老庄之学一致。由此可见，高丽朝儒、释、道三教可谓里表和合，内外和合。

高丽末期，内忧外患加剧。《高丽史·李齐贤传》记载：“毅王季年，武人变起，玉石俱焚，其脱身虎口者，逃遯穷山，脱冠带而蒙伽梨，以终余年。”仁宗时代的权臣李资谦、妙清之乱；毅宗时的武臣郑仲夫之乱；明宗时的亡伊、金沙弥之乱；高宗时契丹、倭寇入侵；元宗时的三别抄之乱。在此恶性循环中，社会动乱不安，佛教随时代的变迁，亦呈现腐败的一面，与权利层勾结，行为不当；儒学衰退。《高丽史·忠烈王世家》记载：“今日之儒者唯学科举之文章，而无博通经史者，使能通一经一史以上者，教国子生。”他们唯有通过科举，以谋取功名利禄。

尽管随时代的发展变迁，高丽末期出现各方面衰落现象，但与中国关系和谐，学校交流频繁，派往中国的留学生不断增长。高丽睿宗十年（1115）派金端等五名进士到宋并进入大学。宋朝向高丽开放科举（贡科）的门户，于肃宗四年（1099）派遣学习生比睿宗十年早很多，其数量也相当多。这种学术交流，既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传播，也推动了学术思想互学互鉴。

       高丽末期的“性理学”，不限于朱子学，包括唐末明初各派思想，而朱子集理体学之大成，王守仁集心体学之大成。高丽社会中最早理解传入朱子学的是安珦，他于忠烈王十五年（1289）入元朝，抄录《朱子全书》，绘孔子、朱子像带回高丽，并刷新了当时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阐明教育的使命、大学的宗旨，他不满于儒教的不振，他在诗中说：“香灯处处皆祈佛，萧鼓家家亦赛神。惟有数间夫子庙，满庭秋草寂无人。”佛老（道）旺盛，而儒教、国学衰微，他倡导儒教教育士子。他对国学中的学生说：“老佛尚空寂，然须返健全之日常生活之近处求真理。”并在《喻国子诸生文》中说：“圣人之道不过在日常论理，为人子当孝，为人臣当忠，以礼治家，以信义交友，以敬修身，以诚处事，彼佛教弃亲人离家庭，蔑视人伦，逆道义，乃夷狄之徒。”

      高丽末期盛行求福的佛事与田畓、财物的贡纳，造成寺院财力过度膨胀肥大，而使国家财政穷困、贫乏，田制紊乱，社会内部开始有了改革的要求，无论是李穑、郑梦周，抑或郑道传、权近，都从朱子学主场出发，指出佛教的流弊。

      性理学者以儒学为体、佛道为用的三教体用和合，体现为郑道传的三教和合观。郑道传是高丽末朝鲜初的儒者，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与握有军权的李成桂一派密切配合，朝鲜朝建立后，作为开国功臣担任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要职，为朝鲜朝建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成桂建国后，即遣中枢院事赵琳使明朝京城，告以新政权的建立，明太祖朱元璋即认可并要其速改国号，于是复遗密直司事韩尚质赴明京，以箕子旧号朝鲜及李成桂出生地“和宇”二名，请明太祖定夺。明太祖以朝鲜之名甚美且自古有之，命以国号朝鲜为宜，李成桂乃于即位第二年（1393）二月十五日改国号为朝鲜，下教境内，并将高丽国都由开城迁都南京汉阳，后改汉阳为汉城府，并成为其政治、文化中心。

      儒释道三教体用和合，体现于郑道传的思想著作中，他于公元1394年撰《心气理》，又于1398年著《佛氏杂辨》三篇，将儒释道阐释为理、心、气，但他并没有以佛道二教为异端，主张认识心的佛教和气的道教必依理的儒教。

       郑道传《心难气》篇认为佛教的修心法比道教养生法优越，因为心的独立自存和随缘不变。在所有相中，唯心最灵，心体寂然，犹如空虚的明镜，随外缘而不变，应变化而无穷。道教的气犹如四大（地、水、火、风）假合成形，眼耳所追求的声色的欲望及其欲望所造成的善恶，是心的贼，是害心、扰心的东西，修心之前的妄心处于气的支配，修心之后的成无念妄情的绝相离体，气便不能动心和遮蔽心。这是以佛教批评道教。

    《理谕心气》篇认为在前两篇中，都以心、气为独立存在，而不包容、融合对方。理在天地之先，气由理生，心亦禀生，有心无理，而趋于利害；有气无理，仅是血肉的躯体，与禽兽同归，理在心（佛教）气（道教）之上，统摄心、气。心、气只有在理（儒教）为体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效用价值。“我存尔心，莹彻虚明，我养尔气，浩然而生。”这就是说，当心以理为体时，佛教的效能才会体现出来，同样，气才会体现出勃勃生机。郑道传以理（儒教）为体，统摄、协调、和合佛教（心）道教（气），这便是以儒教（理）为体，佛（心）道（气）为用的佛释道三教和合。

儒释道三教和合是朝鲜朝的学术思想特色，亦是其理论思维的核心。儒体佛道为用的体用和合，主要代表人物有朝鲜李朝朱子学的双璧李退溪（1501—1570）、李栗谷（1536—1584）和花潭徐敬德（1489—1546）、高峰奇大升（1527—1572）。畿湖人称李珥（号栗谷）为“东方的圣人”，尊奉新儒学的朱子学。他与当时人视佛老为异端有异，并深研佛老之学和阳明学。栗谷出身于名门，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圣贤。16岁教他写字、读书、诗文的母亲申师任堂逝世，他守丧三年，有感于人生生死问题，19岁进入金刚山，在摩诃衍道场熟习佛道。20岁到江陵，作《自警》11条，第1条曰：“先须大其志，以圣人为准则，一毫不及圣人，吾事未了。”他试图和合佛道。《栗谷全书·年谱》记载：“先生自少为学，专用心于内，以收心养性为本。其在内艰，孝思罔极，不能自制，殆至毁性。偶着释氏书，遂有以妄塞悲之意。因染禅学，欲谢人事而一试之，至是遂作金刚之游，以书留别诸友。”其研读佛书，是以收心养性为本。收心养性要诚。“诚者，天之实理，心之本体。”“故诚实为躬行之本。”栗谷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与诚相联通。

       栗谷与道教思想受容、和合，体现在其研究老子《道德经》的著作《醇言》中，《醇言》是栗谷从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中选出2098句话集中起来，加以儒释道的诠释。《醇言》第一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录朱熹的注释，“朱子曰：‘道即《易》之太极，一乃阳之奇，二乃阴之耦，三乃奇耦之积，其曰二生三，犹所谓二与一为三也。其曰：三生万物，即奇耦合而万物生也’”。以阴阳奇耦的和合而生万物，犹“和实生物”。

     《道德经》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引宋代道士董思靖注解，“董氏曰：凡动物之类，则背止于后，阴静之属也。口鼻耳目居前，阳动之属也。植物则背寒向煖，故曰负阴而抱阳，而冲气则运乎其间也。温公（司马光）曰：‘万物莫不以阴阳为体，以冲和为用’”。董氏在其注释引用儒家司马光的解释，意蕴儒道和合。通书的注解都体现儒家思想家、哲学家和道家、道教对老子思想的理解和注释。

       作为“东方百世之师”的李滉（号退溪），绍承朱熹理体学，并与朝鲜实践相结合发展，创造为朝鲜朱子学。李滉“集大成于群儒，上以继绝绪，下以开朱学，使孔孟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称誉海内外学林，乃成“朝鲜之朱子”，他对道教的养生学发生兴趣。韩国退溪学研究院影印并公刊《活人心方·退溪先生遗墨》。《活人心方》是玄洲道人涵虚子关于道教养生的著作。退溪手抄并图画，可见其对道教养生的重视，这是与身体健康既能使精气神充沛，又能更好创造性转化朱子学和创新性发展韩国朱子学有关。该书的书尾有退溪第十世孙志淳公的小跋：“先祖遗墨甚多，而若画本，则绝无，惟此卷人物图在焉。非凡手倩写，子孙当知此宝守。志淳谨书。”退溪对道教养生思想予以身体力行，以求强心健体，以利于实践其朝鲜朱子学。就其理论思维而言，乃是以儒为体、以道为用的体用和合。

公元1800年始，韩国进入近代时期，丁若镛和金正喜的理论思维具有近代哲学的因素，但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性理学。东学的诞生，标志着韩国理论思维的近代意义。丁若镛以韩文著述《主教要旨》，传播天主教教理，翻译《天主实义》，并向大众传播天主教。

      东学产生于1860年，其所以称东学，出于反对西学（天主教）故名。其理论思维非儒非佛非道，又似儒似佛似道，为阴阳三教的和合，为朝鲜末期新兴的宗教。创教人为崔济愚（1824—1864），字性默，号水云，为崔致远28代孙。他和合儒、佛、仙道的精神，提倡“人乃天”“天心即人心”的思想，创立东学，并开始传教。著《东经大全》《龙潭遗词》为经典。教徒称崔济愚为“大神师”。1863年11月朝廷称其为邪说诬民，视为邪教，派宣传官郑龟龙抵庆州，逮捕崔济愚，1864年3月被杀害。其弟子崔时亨（1827—1898）等继续传教。

      1893年东学教徒推举朴光浩、孙秉熙等40人为代表。3月10日伏跪于京城光化门前上疏，为第一代教祖伸冤。疏文曰：“先师崔济愚之言曰：‘仁义礼智，先圣之所教。守心定气，唯我之更定。’”又曰：“觉来天人之道，则一理之所定也。论其唯我之道，则大同小异也。小异之者，亦非异常别件事也，以诫敬信三端，敬奉天地，事事必告，如事父母，此一段道理，实系先圣未发之事，臣先师始创之宗旨也。”意蕴东学的宗旨与儒教孔子思想相同，其所谓小异，亦与儒家伦理道德相同。以后李敦化把东学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在韩国近代史上，东学成为甲辰（1904）革新运动的先导，1904年8月30日，东教徒组织进步会，发动20万群众举行示威，要求政府实施改革。又己未（1919）发起“三一”运动，1919年3月1日，东学第三代教祖孙秉熙等33位民族代表在汉城发表《独立宣言书》，高呼独立万岁，并举行游行示威。这一独立运动迅速得到群众支持，全国六百多个团体、200万群众参加反日运动，这是一次抗日独立的国权恢复运动，是民族国家的觉醒。因此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死亡7500余人，伤16000余人，46000余人被捕。为纪念这一抗日独立运动，3月1日这一天被韩国定为国庆日。东学思想的领导者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倡导民族独立，成为民族独立精神的支柱和灵魂。

      东学的经典是《东经大全》，是崔济愚在1860—1863年为阐明东学教义而撰写的汉文经典。它由《布德文》《论学文》《修德文》《不然其然》《叹道儒心急》《八节》《座箴》《笔法》八章构成。《布德文》是《东经大全》的序论，也是其宣言书，并向世人宣布天主的恩德。《八节》是指明、德、命、道、诚、敬、畏、心修行的八项德目。《座箴》是诚修行要领。《东经大全》阐述东学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幸福观、价值观等基本观点，以及“侍天主”“无极大道”“一体同归”的宗教观。它是为建立韩民族的民族信仰，也是一部儒释道三教和合的著作。

      《东经大全》体现对儒教的传承，如《论学文》中说：“‘同道言之则名其为西学也？’曰：‘不然。吾亦生于东，受于东道，虽天道，学则东学。况地分东西，西何谓东，东何谓西？孔子生于鲁，风于邹，邹鲁之风，传遗于斯世，吾道受于斯，布于斯。岂可谓以西名之者乎’。”这是对孔孟儒教思想的理解，而与韩国实际相结合，并对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加以吸收。《东学精义》曰：“‘故明明其德，念念不忘，则至化至气，至于至圣。’曰：‘天心即人心，则何有善恶也？’曰：‘命其人贵贱之殊，定其人苦乐之理，然而君子之德，气有正而心有定，故与天地合其德，小人之德，气不正心有移，故与天地违其命，此非盛衰之理耶？’”。把《大学》和《周易·乾卦·文言传》的思想与东学思想相和合，以达天心与人心的和合而不相违。

      东学对道教思想的摄取，《布德文》讲：“吾有灵符，其名仙药、其形太极，兄形弓弓。受我比符，济人疾病；受我咒文，教人为我，则汝亦长生，布德天下矣。”灵符、仙药，是道教济人疾病的方式和工具，《道德经》宣扬“长生久视”之道。《论学文》曰：“吾道无为而化矣。守其心，正其气，率其性，受其教，化出于自然之中。”《道德经》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法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自然无为是道教的核心内涵，而为崔济愚的韩国思想相融合、汇通。

      《东经大全》三教和合，李敦化在《天道教创建史》中说：“1863年10月28日崔济愚的生日，各地门徒前来庆祝。崔济愚环顾左右，向崔时亨说：‘吾道，元非儒、非佛、亦非仙。吾道乃儒、佛、仙合一。即天道不即是儒佛仙之道，而儒佛仙乃天道之部分。儒之伦理，佛之觉性，仙之养气，乃人性自然之禀赋，天道固有之部分。吾道乃取其无极大源者，后之用道者，勿令误解，善以指导之。’”明确东学核心理论思维是儒佛仙三教和合。天道教作为韩民族宗教，体现了韩民族的民族性的觉醒，是民族独立自主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有力武器，以宗教的形式，易为大众接受的方法，动员大众民族自觉、自信、自尊，构建自己民族主体思想、主体宗教，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思想文化和宗教，是韩国民族独立的先导，为1945年的光复胜利打下思想基础。

      朝鲜半岛儒释道三教和合贯穿每个时期、每个王朝。而三教“和而不同”的相处各个时期，都能做到“以他平他谓之和”，没有发生严酷的战争，而是和生、和处、和立，这是三教的基本特征。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共立，共达。

      由于儒释道三教是从中国传播、影响至朝鲜半岛，这是中朝、中韩和处、和立的基础，三国之间长期“以邻为伴，以邻为善”“讲信修睦”，友善友好、互济互帮，共同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而奋斗。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