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关于现代化，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现代化的共性。一般来说，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同时也涉及市场化以及全球化、城市化和科技的高度发展，并体现于观念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过程具有历史性，从现代衍化看，工业化主要表现为机械化和信息化的结合。以上可以视为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而观念和社会生活层面的衍化，则与现代文明的发展相联系。

这里同时可以关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分。按我的理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以同一模式、趋向、形态为前提，其共同指向是社会的现代化，但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又有自身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则涉及道路、制度的差别，它更简单、直接地显示了在实现现代化方面的不同进路：一开始，在走向现代的前提下，中国就与西方的现代化存在根本差异。中国式现代化与现在所提出的“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内在相关性。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明确地体现了“四个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多方面的内涵。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它从总的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观念前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但是这种原理本身属于一般或普遍观念，唯有切合具体的实践背景，才能实际地发挥积极作用。以前在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的根本问题，就是脱离实际，仅仅抓住若干抽象原理，结果导致了种种挫折，在现代化建设中，同样面临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改革开放时期的宏观蓝图，包括分几步走，便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所作的规划。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展开的，其中涉及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互动。中国的文化中包含优秀的传统，这种优秀传统既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思想实际，又具有积极的价值意义，注重这种文化传统并使之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念，不仅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而且将赋予这种现代化以独特的品格。

“两个结合”主要从观念层面提供了引导：“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的结合”既是一般原则，也具有应该如何的规范意义，后者从观念上影响人的实践活动。除了这一观念的制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离不开体制上的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提供了这种现实的体制。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使之迥然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从传统与文化之间关系来说，现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种是近代的革命传统，后一传统形成于前面提到的革命时期，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更多地与近代革命传统相关。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固然保证了现代化的正当走向，然而，这一形态的现代化具体如何实现？与之相关的方式、途径到底应该怎样来选择？这里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加以考察。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有执政党和非执政党的区分，在1949年以前它基本上是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的非执政党，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成为执政党，并开始实际地参与政府的管理和社会治理工作，这是一个重要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参与到政府中，并且以宪法的形式成为政府的构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既是历史衍化的事实，也具有正当性。如上所言，它从机制的层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事业的具体引导，对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肯定。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融合，特别是给予了党以宪法上的政府构成的形态，这种体制带来了很多方面的积极结果。按其实质，以上这种结合的治理意义，首先是为法治和民主统一提供了现实的载体。当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管理融合的时候，便表明党的领导并不是空洞的，而是以民主和法治的统一为内容，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特点。一方面，通过政党和政府之间的融合，不仅党在价值方向上的引导作用得到了具体落实，而且民主与法治统一也获得了具体的依托，从而在体制层面上展现了治国过程的完备性。另一方面，这样的结合又不是封闭式的，而是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它意味着不断地根据历史变迁和时代转换，选择新的合适方式，改革开放中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质便是持续地探索治国的合理方式。从以上形态看，政府和政党之间的结合既是合乎现代化发展的正当方向，又是具体的途径，方式上具有开放性，这里体现的是完备性和开放性的统一。

进一步看，这里特别要关注群众路线的问题。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传统，其内容表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获胜法宝。在现代，群众路线已有了新的内涵：以前主要通过访贫问苦、挨家挨户的调查研究来了解群众意愿，在信息化时代，则可以通过大数据、网络信息等手段具体把握群众意向。当然，其中也需要做筛选工作，那些纯粹个人的主观意见或情感宣泄，可以略去，而真正体现一定时代的问题，则需进一步加以提炼，并就此制定相关的方案，由具体部门付诸实行。这一过程表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新形态。当然，其中又体现了不同的时代内涵。

党的领导的真正实现，离不开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确实是一种痼疾，在各级部门，都存在以上问题。形式主义的特点是漠视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仅仅做表面文章；官僚主义则高高在上，不问群众疾苦，心目中只有在上者，并仅仅对上负责，对下面的呼声无动于衷。二者的共同特点是缺乏为人民的责任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真实意向。如果真正能够克服这一偏向，则政府与政党结合的完备性、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便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出来。就此而言，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是应高度重视的问题。以上几方面，包括群众路线和现代信息、数据的结合，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离不开我们的努力，它同时也是新时代现代化过程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要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渊源于传统的“民本”思想，这是古已有之的观念，然而，这一原则现在有了新的内涵。“民本”观念的本来含义之一是以民为统治或治理的基础，“民主”则是让民成为管理和参与的主体。流行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只有民本，没有民主，民主是西方的舶来品，两者似乎水火不相容。事实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若作仔细研究，便可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和民主远不是截然相分的。《尚书》已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里的“民”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符号，而且是政治过程的实际要素：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注重民视、民听，后者属于广义的参与的活动。孟子提出“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等观念，其中也包含民主的思想：以尧禅让君位给舜而言，孟子认为，形式上似乎是“天授之”，但背后的实在则是“民受之”“民从之”，也就是说，只有“民”接受了，以上过程才有正当性。“民受之”体现的是民意，“民从之”即强调一种政权的合法性，要以老百姓接受作为标准，所以它不是简单地与民主思想完全对立的。同时，以上看法从权力更替的角度注重民意，从而也内在地体现了民主的思想。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民本观念并非仅仅把民视为一般意义上的被动的治理对象，就其把民众是否接受作为判断政治体制正当性的一个标准而言，已把民众看作是一种重要力量或治理主体，赋予其主动的色彩。从中不难注意到，民本之中包含民主思想，后者体现于根据民意判断政治的正当性。

从形式的角度出发，现代西方以政治上的一人一票为民主的主要体现。这种“民主”表面上似乎包含着民众的“普遍”参与，但选举者对候选人的真实情况往往缺乏了解，尽管“普选”构成了民主的基本形式，但这种选举常常是在未能获得充分的信息这一前提下展开的：候选人的全部背景、其政策取向及可能具有的后果、国内与国际的衍化格局，选民往往并不真切知晓，竞选言辞常常成为其选择的主要依据。事实上，选民常常只是根据候选人在竞选时的鼓噪来确定其政治取向。这种“选举”，显然具有相当的盲目性。上述“民主”更为实质的表现是，在选举结束后，“民主”的参与者（选民）便退出了政治领域：他们仅仅选举了何人决定政策，但自身同时又基本上被排斥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之外，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做什么，怎么做，基本上无法左右。这里蕴含着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非民主之张力。

同时，西方的“民主”常常被工具化，其表现之一是以“民主”为划分阵营的标准。引申而言，与某一利益集团自身观念一致的，就是民主，反之，则是所谓“威权”；民主与“威权”的对峙，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态。这种形态的“民主”每每成为美化自身的符号：一旦被视为相关阵营的代表，就同时“成为”民主象征，并似乎获得了道德和价值观上的优越性。事实上，这种所谓“优越”，仅仅具有自娱自乐的意义，它与实际的政治状况相去很远甚至正好相反。

以形式和实质结合为视域，“民主”观念和“民本”思想应当相互结合。如上所言，在西方一些政治集团的操控之下，“民主”已变成了一种形式化、工具化的东西。唯有与民众的真实利益一致，民主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意义，以民为主与以民为本的结合，便体现了这种价值取向。人民当家作主与人民利益的落实，是民主和民本合一的真实内容，这也是从实质和形式的统一这一角度，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既意味着使民众成为权力的主体（以民为主），也要求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以民为本）。

现代化的基本趋向是体现现代文明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文明首先与非文明或自然相对，考察文明的过程可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纵向，一个是横向。从纵向说，人类文明发展表现为从前文明或前自然的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转化过程，这是与生产方式变化相关的一个过程。人类社会取得文明形态，基于广义的工具改进（包括晚近从机械工业到信息产业）、能源变迁（具体表现为水力、畜力、蒸汽、电、作为电能延伸的石化形态—石油和煤、取代石油和煤等石化形态的新能源等演进）、材料革新：历史地看，人类已经历石器、铁器、多重自然金属、合成金属或新材料的衍化，等等。文明的演进，与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电能、信息与新能源新材料的依次衍化相应，它体现了技术层面文明的进步。从纵向过程来看，在这方面，西方确实是领先一步，特别是近代以来，他们在技术等方面比其他民族具有先行优势，如果仅仅注重于纵向的发展，西方中心主义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所谓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主义，即以单纯强调文明的纵向进展为前提。

然而，除了纵向之外，文明衍化还有一个横向问题，后者表现为文明的多样化。在考察文明变迁时，除了关注纵向衍化之外，还要注意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明发展并非以千篇一律的方式展开，在语言表述、道德观念、价值追求、行为方式、生活习俗、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等方面，文明都具有多重样态。可以说，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电能、信息与新能源新材料的依次衍化，体现了技术层面文明的进步。现在的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等，都表现为文明多样的形态。更具体地看，联系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文明的多样化还体现在诸如经济成分多样化：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是以公有制经济作为唯一的经济形态。此外，组织形式多样化，也是现代化过程的题中之义：现代化事业的展开不光是政府主导，还有非政府组织等，后者也构成了很重要的方面。进一步考察，就业方式多样化、利益分配关系多样化等，都是现代化的多元体现。可以看到，文明的发展既有纵向意义上从前文明状态向文明状态的发展，也有多样化的展开过程，这两者都不可忽视，这也是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不能忽视的方面。

按其实质，文明涉及和价值体系的关系。文明总是有价值内容的，在谈“文明”时，首先应将其视为涵盖性较广的概念，其内涵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体系，如儒家、道家等所主张的价值取向，也蕴含近代的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所以，文明是一种更加宽泛的形态。作为人类创造的成果，文明与近代价值系统并不冲突，相反，它在实质上包括民主、自由等近代价值观念。也就是说，文明既以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体系为题中之义，也将民主等近代价值观念纳入自身，表现为“范围而进退之”，正是这种博大有容的形态，使之具有更广的价值内容。这里特别需要关注传统价值系统，它们也许在形式上有朴素的特点，但对人类生活则具有正面的规范意义。以墨家而言，墨子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并对此作了论证：偷人桃李、猪羊、杀人越货，一般认为属于不义，因为这是损人利己，但“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尽王民之死，严上下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此可知义与不义之别乎？”这种看法固然以日常经验为依据，然而，其内在意向是对“义”这种普遍准则的肯定。以上论证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上依然有意义，其中的规范观念与西方那种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干预他国内政、煽动对立的行为，形成了一种对照。它从一个方面表明，现代文明需要将传统价值与近代价值结合起来：仅仅突出近代价值，往往容易忽视那种借助这种价值系统，以某种堂而皇之的名义祸乱社会的趋向。

文明的浑厚性同时表现为人类关切和民族关切的统一。所谓“人类关切”与现在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它意味着把整个人类而不是少数集团或特定的利益集团作为关切对象，其内在的追求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人类关切要求扬弃对立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与相互对立、彼此排斥的思维相对。前面提到的“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自由与不自由、民主与不民主等等区分，实质上是一种对立思维，其指向是阵营对立，这种观念显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难以相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以合作共赢、和平共处作为原则，这也是现代文明的特点。文明之所以可以包容传统的和近代的价值体系，就在于它包含着以上内涵。除了前面提到的现代意义上的价值内涵，开放、交流、互鉴等，也是现代文明的体现。我们现在提倡要扩大开放，不同于西方的步步紧逼、围堵封杀，其中内在地体现了现代文明的要求，在这一意义上，倡导文明互鉴，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

除了人类关切之外，还要重视民族关切。前面提到，现代文明的特点是民族关切和人类关切的结合。所谓民族关切，具体而言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这是我们现在中国人普遍的愿望和要求。民族关切和人类关切并不是彼此对立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关切同时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视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体都是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所以中华民族复兴也意味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多方面发展。人类关切和民族关切的统一，以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结合为内容，这同时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

广而言之，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生态文明；这几个方面之间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前西方的现代化，首先注重的是物质层面，精神文明除了抽象的价值观念，基本则被忽视；生态文明更是未提上日程。这是一种单向或片面的现代化。现在我们要综合地考虑各方面，齐头并进地推进现代化，体现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特点。

在文明的以上推进中，效率和公平的兼顾，是不可忽视的方面。效率、公平确实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效率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关注。一个是宏观上，集中力量办大事。从效率的角度去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的是宏观视域中的有效处事方式。除了宏观层面之外，在微观上，中国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如技术创新和制度上的合理安排之间的相互结合：一方面，注重技术创新，如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前面提到的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时代的特点，使传统意义上群众路线获得新的形态、新的内涵，便是效率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注重包括分配制度等调整，让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后者也构成了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公平问题上，最重要的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可以看作是公平的根本体现。在分配上，需要提高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中的利益分配比例，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概而言之，既要注重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效率，也要关注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由此避免资本的主导、资本的繁殖、资本的控制。众所周知，资本的主导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的问题，而资本总是有自我繁殖、试图主导的趋向。现代化过程既要发挥资本的作用：在现代化衍化中，市场经济的运作，离不开资本；但同时，又要警惕其失控，这一点是中国式现代化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欧洲往往几百万人就是一个现代化国家，这种人口规模在全人类中占比十分有限，影响也受到限制，然而，现代化一旦在中国实现，就是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现代化，这不是普通问题，量变会引起质变，它将使整个人类实现跨越发展。同时，相对于西方那种规模比较小、体量不大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过程，其中也包含更为艰巨的问题，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不可忽视，前面所述已经隐含这些方面。在政治上，民本和民主的结合，实际上就以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的结合为内容，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和现代观念的融合。从文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儒家）讲仁和礼之间的结合，其中包含内在的价值。仁或仁道的特点在于肯定每一个人都有自身价值，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现代罗尔斯所讲的正义不同：正义的核心是权利，权利所体现的是个体利益，仁道则强调每一个人都具有价值。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的时候，他的回答即“爱人”。《论语》中有我们常谈到的记载：马厩失火，孔子的问题是“伤人乎？”而不问马。按常理，马厩发生火灾，应该关心一下马是不是受伤，然而，孔子却不问马而问人，其中的含义是：人是目的，而马只是工具，后者的价值体现于为人所用，这一观念与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正义取向完全不一样。就此而言，中国传统观念在现代的意义，确实值得好好发掘。如我以前一再强调的，仁道高于权利，仁道也高于正义。

此外，前面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实际上是与传统意义上《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有理论上的关联，也可以说，传统的大同观念为其提供了传统资源。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中国文化的大同理想，以及后来进一步形成的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观念，都构成了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重要历史资源。

人类文明的几种形态，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统一，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体现。西方人提出动物的解放、动物的权利意识，事实上，按其实质，动物并没有权利可言，只有人类才能使之成为关心的对象，也就是说，正是仁道观念的引申，使动物获得了被关爱的价值。比较而言，中国传统观念在这方面显得更为深厚。“仓廪实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礼仪”，这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耳熟能详的价值原则，孟子提出的“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也与之相应。这些思想所体现的价值取向，较之动物的权利论更为基本，也深沉很多。儒家还提出“仁民爱物”，其重点并不是所谓动物具有的权利，而是仁道原则的进一步推广，并运用到人与动物的关系上，给予动物以关心、爱护。可以看到，这并不是基于动物本身有权利，而是体现了人的深沉价值意识和宽广的道德视域，也就是说，对动物的关爱，展现的是人的价值意识和人格力量。

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实践向度，又有理论内涵，其内容涉及多重方面。推进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不仅基于人们的参与和努力，而且需要自觉的引导。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衍化，其深沉的含义将愈来愈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