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高尔基：《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按照这个标准，孔子不仅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生活的艺术家。

孔子并不像西方同时代的哲学家那样喜欢通过鸿篇巨制、长篇大论来阐明道理，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临场发挥、随心指点来表达。所以，从表面看，孔子的思想显得有些散漫，不够系统。其实，孔子的言论是形散而神不散。只要认真分析，我们就能领悟其中深刻的道理，从而获得无穷的美感。然而，部分西方学者基于其哲学传统和思维范式，对孔子的思想评价有所不同，甚至存在误解。例如黑格尔，他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孔望山的孔子与弟子塑像（梅庆吉摄影）

显然，黑格尔的批评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孔子的思想不仅深刻，而且实用。当然，黑格尔的观点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凸显了孔子的伟大。那就是，孔子不是西方观念中的哲学家，而是中华文化中的圣人。作为圣人，他即凡俗而神圣。原因在于，他的思想既来源于生活，而又回归到生活。对此，梁漱溟的分析相当深刻、准确。梁漱溟在《儒家孔门之学为体认人的生命生活之学》中指出：“儒家孔门之学为体认人的生命生活之学，要在反躬修己的实践，不宜以哲学思想目之。”这就是说，在孔子的生活之中，虽然也含有哲学思想，但那并非脱离生活的抽象思辨体系，而是深深植根并服务于其生活实践的内在智慧，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它当作纯粹的哲学理论来看待。因为孔子的学问是体认生活的学问，他要求弟子把学问运用到生活实践之中，而不仅仅是高谈阔论、纸上谈兵。

所以说，从生活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言论、思想和人格，具有非凡的意义。事实上，孔子的人生哲学告诉我们，哪种生活是对的，哪种生活是好的。梁漱溟说：“孔子的人生哲学……就是以生活为对，为好的态度。”（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见，生活中真实的孔子比传说中神化了的孔子更加可亲、更加可爱。具体来说，孔子把生活与学问、生活与艺术以及生活与修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生活过得如诗如画，韵味无穷。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孔子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一颦一笑，就能获得深刻的启迪、无穷的智慧。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三点：

一、生活就是学问

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真正的生活是思想和心灵的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这一点放在孔子身上堪称贴切。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通过创办私学、编修诗书的方式，践行了有教无类的理念。孔子的教育方法独具特色：他并非依赖高深玄理来说服弟子，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循循善诱，举一反三，使人豁然贯通，受益无穷。这正如梁漱溟主张的“教育即教人会作社会生活”（梁漱溟：《杜威教育哲学之根本观念》）。孔子以其毕生实践印证了此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孔子的哲学堪称生活哲学的最高典范。

《典籍里的中国》之王绘春版孔子

当然，要想教人懂得如何过社会生活，其自身必先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活智者。证诸孔子生平，他可谓当之无愧。盖于孔子而言，生活即学问，学问即生活。梁漱溟论及孔子思想时即指出：“盖生活亦学问也。我们不能离开生活而空谈学问。”（梁漱溟：《孔家思想史》）此言意味着，我们不仅应将生活本身视作一门学问，更应将其视为提升智慧之途径。事实上，孔子于此方面确为后世树立了典范。通过考察其生活行事，便可明了其中深意。例如：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卫国大夫王孙贾问孔子：“‘与其讨好奥神，不如讨好灶神’，此话何意？”孔子答道：“此言差矣。若得罪于天，向谁祈祷皆无济于事。”此段问答看似寻常，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王孙贾之意，在于暗示奥神（喻指卫君）虽尊，然灶神（喻指当朝权贵）与日常更为切近，故“直接执事者更具实际影响力”（即俗谓“县官不如现管”之理）。其弦外之音，是劝孔子莫仅寄望于高高在上的卫君，而应审时度势，结好当权重臣。然此举显然低估了孔子之志节。孔子乃秉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之君子，岂肯曲意逢迎、阿谀权贵？史实亦证，孔子始终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正因如此，他不见容于卫国权贵，终未能得卫君重用，反遭日益疏远。然孔子对此泰然处之，盖因其深信立身处世，贵在正直、真诚、坦率，否则难以安身立命。故孔子有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所谓“罔之生”，乃相对于“人之生”（正直而生）而言。不正直之人，纵得苟活，亦不过侥幸免祸耳。

孔子力主为人正直，反对卑躬屈膝，然此绝不意味着其不谙处世之道。相反，孔子于此实为后人树立了极高典范。其在乡党间恭谨得体的言行（详见《论语·乡党》），即为明证。弟子之论，亦可佐证此点。如子游云：“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此言意为：劝谏君主当适可而止，若屡谏不听仍强谏，徒招羞辱；规劝朋友亦须有度，若反复劝说而对方不纳，反致关系疏远。可见，劝诫他人非仅凭一腔赤诚即可，尚需讲究策略，顾及对方感受，以免因过于频密而引发抵触，适得其反。

二、生活就是艺术

在孔子看来，生活即艺术，艺术亦生活。其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正是生活与艺术相融合的体现。此语不仅契合着儒家礼乐之呈现顺序，而且总结了君子成学立人之次第，蕴含着人生修养的进程。

据《仪礼》之《燕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等记载可知，儒家礼乐之呈现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序次相契合。具体而言，“兴于诗”可对应：歌诗、献酒、立饮、站位；“立于礼”可对应：笙奏、献酒、立饮、站位；“成于乐”可对应：歌诗与笙奏相间表演，最后的声乐、器乐共同演奏。

郑国15号礼器坎复原（孔子博物馆藏）

就日常学习的阶段来看，学习应以言语开始，所以要“兴于诗”；中间要以行为为准，所以要“立于礼”；而最后要以美德为重，所以要“成于乐”。

就人生修养的进程来看，宋代邢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邢昺：《论语注疏》）那就是，修身应先学诗，之后学礼以立身，而最后学乐以成性。

显然，上述三方面实为一体，且每一方面皆融贯诗歌、礼仪、音乐三种艺术形式。诚如郑樵所言：“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通志·乐略·乐府总序》）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可见，艺术已深深融入孔子的日常生活，成为其内在特质。故孔子诫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又教弟子：“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孔子之时，礼乐虽渐趋式微，然其流风遗韵犹存，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正因如此，孔子方能在齐国得闻《韶》乐，沉浸其中乃至“三月不知肉味”。此事足见孔子于音乐造诣之深、沉浸之笃。孔子如此，弟子亦然。如《论语·先进》所载，孔子与弟子言志，曾点“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从容应答，描绘暮春游咏之图景以喻其志。瑟声与言语相和，此情此景，生动展现了礼乐精神在师徒日常讲习间的自然流淌。

孔子博物馆之“风乎舞雩”情境

孔子深谙音乐表达情感之效，故常借乐抒怀。例如，《论语·宪问》载：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孔子在卫国时，有一次正敲打着磬。这时，有一个挑着草筐的人路过孔子的家门口，便说道：“这个磬敲打得很有深意啊！”接着又说：“鄙陋啊，硁硁的声音。没有人了解自己，也就罢了。水深，就索性连着衣裳淌过去；水浅，就不妨撩起衣裳走过去。”孔子听后，说道：“确实啊！果如他所说，那还有什么难处啊！”此时，面对讥讽，孔子胸怀大度，辞意微婉，却不想反唇相讥。他只是想表明，如果随波逐流，处世有何难处？而言外之意是，自己要甘为其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圣迹图·击磬图》（孔子博物馆藏）

通过这个故事可知，孔子的艺术水平超凡脱俗，甚至可以用磬声来表态极其微妙的情感。尽管这个挑筐之人并不赞同孔子的生活态度，但他的讥讽也并不能改变孔子“天下大同”的心愿和志向。而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孔子坚持不懈，并积极地推行礼乐，希望恢复周公时代的礼治。

众所周知，礼乐是一种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即美育。所以，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说，孔子的教育是“始于美育，终于美育”，“且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门弟子言志，独与曾点”。由此看来，孔子教育弟子注重涵养其审美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例如：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孔子到武城，听到了弹琴唱歌的礼乐之声。孔子莞尔一笑地说道：“宰鸡怎么需要用得着牛刀？”子游则以孔子的教诲对答。师徒二人对话，暗含着孔子平时是以礼乐教育弟子的，并且还教育弟子为政治国亦需推行礼乐之教。故而虽然是小小的武城，子游亦践行之，城内才有礼乐之声。

三、生活就是修养

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礼乐并不仅仅是玉帛和钟鼓这些外在的形式，还包含了人们的言行和情感。所以，孔子又说：“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礼记·仲尼燕居》）就礼乐而言，人们的言行和情感才是最为核心的本质。因为礼乐不仅是生活，而且是修养。这就是说，把礼乐当作艺术还不够，还应当把它当作一种修养。因为艺术可能只是一种案头化的东西，而修养却必须踏踏实实地落实到实际的生活之中去。

灰陶女乐俑（武汉博物馆藏）

事实上，生活不是人们能够抽身而出并慢慢打量的场所，生活是每一个人容身于其中的境域。所以，对于有思想、有觉悟的人来说，不仅要研究理论，还要以一种生动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就体现了自己通过日常生活来修身养性的做法。学习礼乐并经常反复地练习，那必然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和汗水。所以，如果不能具备非凡的忍耐力，怎么可能持之以恒？古人所说的“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而孔门把它置于《论语》的开篇，不正反映了孔子进德修身的毅力了吗？

当然，除了坚忍不拔的毅力之外，孔子的修身养性还涉及许许多多的方面。《论语·乡党》中就记载了孔子日常生活中遵守礼仪的种种表现。例如，“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等等。又如：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

孔子在本乡的地方上，举止总是非常恭顺、好像不太会说话的样子。而在宗庙里和朝廷上，表达却能相当明白和流畅，只是显得比较谨慎而已。

所有这些表现，都是为了修养。因为在孔子看来，修养心性是士人所应具备的品德。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这是说，士人要有志于圣人之道，如果他们以吃粗粮、穿破衣作为一种耻辱，那就不值得商议了。在这里，孔子通过穿衣吃饭这些生活琐事，来阐明君子立身行事的准则，可谓形象生动、耐人寻味。还有，孔子对颜回的称赞，以及对于南容的嘉奖，也都是以生活的某个片段来给予说明的。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颜回在艰苦的生活之中，能够安贫乐道、矢志不渝，确实也难能可贵、不同凡响。当然，类似颜回这样贤德的弟子还有许多，南容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他为人非常低调谨慎，所以能够做到“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另外，他还因为一种颇不起眼的细节而喜获一段姻缘，成为后世的美谈。据《论语·先进》记载：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多次吟诵《诗经·大雅·抑》篇中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深得孔子的赞许。为此，孔子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南容所铭记的这四句诗是说，白圭上的污点可以磨掉，但言语中的污点没有办法去掉。于此可知，南容处处能以君子的品格来审视自己、要求自己，从而真正做到了严以律己、克己复礼。而孔子的做法也可圈可点，值得称道。因为在生活中，这不仅能够以小见大，而且也完全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