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其历史地位在二千多年中不断累积而奠定，其形象、思想既通过《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家典籍来展现，又经由其他先秦诸子著作得以印证。为更全面认识孔子，特探寻《吕氏春秋》中的孔子观。

孔子燕居像

《吕氏春秋》被视为杂家作品，极具“他者”视角，对认知孔子有特殊价值。其论及“孔子”七十六处，“孔丘”三处，“仲尼”二处，“孔、墨”七处，共计约八十八处，分列于三十九篇之中。《吕氏春秋》擅长以事明理，载录孔子故事，又有“孔子闻之曰”式的点评，涵盖孔子对某些人物、事件的评论。这些记述大多可与先秦典籍相参证，丰富了孔子典故来源，使得孔子形象更加丰满和立体。梳理《吕氏春秋》中的孔子观，大致有为君之道、为臣之道、自处之道、礼义之道四大维度。

一、为君之道

（一）至公之道

天下国家，皆须治理。治理在君，故有为君之道。君道当至公无私，是为至公之道。公正无私是天下治理之枢要。《吕氏春秋》讲到一荆人丢弓，却不找寻。因他认为，荆人丢弓，荆人捡到，何必寻找。孔子听后，说如果去掉“荆”字更佳：人丢弓，人捡到，不必寻找。老聃听后，说再将“人”字去掉则更妙：弓丢了，定在某地，何须寻找。老聃是至公典范，孔子次之，荆人又次之。三人代表三重境界：荆人局限于国，孔子局囿于人，老聃则复归于自然。视老聃所言为至公境界，凸显出道家基调。为君当效法天地之至公：“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吕氏春秋·贵公》）《吕氏春秋》以老聃之自然为至公之道，认为孔子以人为本，为政以德，尚未达到至公境界。

（二）德义之道

为君之道，莫如以德行义。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树立了德治典型。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吕氏春秋·上德》）《孟子·公孙丑上》亦载此语，文辞稍异，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君主若通晓以德治国真谛，孟门、太行山也算不得险峻了。以德治国效率之高，堪比驿站传递命令之快。

《吕氏春秋》书影

站在自然为至公之道的立场上，《吕氏春秋》从治身开始，将为君之道层层拓展开来，达于家国天下。如此一来，既有儒家修身治国的影子，又秉持了道家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虚君而实臣的原则。在此，孔子变身为兼容儒道的人物。一方面，孔子从《诗》“执辔如组”引申出“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吕氏春秋·先己》）；另一方面，孔子大谈顺应自然：“不出于门户而天下治。”（《吕氏春秋·先己》）孔子一人分饰两角，会通儒道二家，环形外推，由堂上而天下，畅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反映了《吕氏春秋》既树立儒家思想的根基又皴染道家无为的色彩。

（三）任人之道

人才未被任用之前，无法预先自证其能力，这就需要君主具有敏锐判断力，是为任人之道。孔子虽为人中翘楚，彼时却不为人所知，曾被民众误解。他初在鲁国任职，鲁国人怨恨地唱：“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吕氏春秋·乐成》）从歌词可见，鲁人鄙薄孔子，认为他可有可无。三年之后，政绩大显，男女别途，道不拾遗。孔子之大智，别人难知晓。正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亦所谓“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吕氏春秋·乐成》）。君主用人当有独立判断，不可一任民众诽议。否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即使孔子、子产般杰出的人物，也难逃怀才不遇的命运。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用他人，当扬长避短，不可求全责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季孙氏把持鲁国国政，孔子不得不接受其俸禄，以便进言尽职。鲁国人因此责备孔子。孔子解释说，龙在清水里吃，在清水里游；螭在清水里吃，在浊水里游；鱼在浊水里吃，在浊水里游。我比不上龙，但比鱼好，大概像螭吧。想要立身扬名，哪能处处合规，无愧于心罢了。士人欲建功立业，要与时屈伸，通权达变。

（四）内外之道

一国之治，有内政与外交，是为内外之道。治国于内，可立威于外。内政是最好的外交。楚国士尹池出使宋国，见到司城子罕西边的邻居积水流过他家院子，也不阻止，心生奇怪。问过才知，子罕体谅邻居生活方便之故。当楚王想攻打宋国时，士尹池劝阻说，宋国国君贤明，国相仁慈，绝难成功。于是，楚王放弃攻打计划。孔子听后感慨道：“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吕氏春秋·召类》）只要国家治理好了，外患便会止步于国门。

二、为臣之道

（一）举荐之道

君臣关系是治国理政过程中的重要关系。君主治国需臣子辅佐，故有为臣之道。治国安邦需贤才，而贤才来自举荐，是为举荐之道。当晋平公问询谁适合当南阳令时，祁黄羊推荐仇人解狐。过了一段时间，平公问谁适合当军尉，他推荐儿子祁午。孔子激赏祁黄羊举荐，云：“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吕氏春秋·去私》）祁黄羊无论是对于仇人，还是儿子，皆毫不避讳，纯以能力来评价确定是否适合某职位，是公正无私举荐人才的典范。

（二）遇合之道

君主各有所好，士人遇合无常，是为遇合之道。在合适时机遇上合适君主，士人才能大展才能。孔子周游列国，辗转天下，谒见八十多位君主，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贤者七十人。国君若得到其一人来辅佐，就能实现国治民安。可惜的是，孔子率众弟子周游，仅做到鲁国司寇之职。不任用贤人是周代灭绝的原因，也是诸侯国大乱的缘由。

“孔子列国行”雕塑

能否为君主任用，具有或然性，遇合无常。比如，周文王喜欢菖蒲做的腌菜，孔子听说后尝试，皱眉才能吃下去，三年之后，才习惯吃这腌菜。（参见《吕氏春秋·遇合》）人人皆有脾气秉性、喜好与偏颇，想要克服，确实不易。

（三）知人之道

自处为难，知人亦不易，是为知人之道。孔子穷乎陈、蔡之间，在粮食匮乏、食不果腹之时，偶然看到颜回将手伸向锅里抓米吃。当饭端上来时，孔子故意说，我梦见了先君，食物清洁的话，请祭祀先君。颜回说，食物已经不洁了。刚才烟尘掉到锅里，扔掉太可惜，我抓出来吃了。

孔子感慨道，学生们请记住，眼睛与心都不可靠，了解一个人不易。人的耳、目、心智皆有其局限性，只有达到耳聪、目明、智公，才能实现天下大治。（参见《吕氏春秋·任数》）孔子亦有误会颜回之时，由此可见，知人不易。

（四）沟通之道

人与人之间交流以了解彼此，是为沟通之道。言语可以传达思想，但不是唯一通道。孔子会见温伯雪子，没有对话就走出来了。子贡奇怪地问，您想见温伯雪子，见了为何不讲话？孔子说，像他那样的人，只看一眼就知是有道之人，何需言语！（参见《吕氏春秋·精谕》）这里将二人交流视为圣人相知，圣人相知不待言，凸显了孔子识人眼光之犀利。言语的最高境界是抛弃言语，默契神会，作为的最高境界是无所作为。

（五）察微之道

常人知近，圣人虑远。远虑能明察秋毫，是为察微之道。据鲁国法律，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为奴仆，有人如能赎回，可到国库支取赎金。弟子子贡从其他诸侯国赎人后，却推辞不取赎金。孔子说：“端木赐，你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被赎回了。”取了赎金，无损自身之行；不取赎金，反而有碍他人之赎。子路拯救了一名落水者。落水者送来一头牛表达感谢，子路接受了。孔子说，鲁国人一定会拯救落水者了。（参见《吕氏春秋·察微》）孔子可谓识微知远，见微知著。观察事物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六）贵因之道

做事凭借外物，因应情势，是为贵因之道。禹因水之力而平治洪水，尧则因人之心而禅让帝位，汤、武因民之欲取代夏、商。孔子、墨子则因应客观情势，道弥子瑕见釐夫人，锦衣吹笙见楚王。治国理政，建功立业，要有大局观，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陈澹然：《寤言·迁都建藩议》）。安危荣辱取决于目标是否远大，致力于功业还是享乐。

《吕氏春秋》借孔子之口讲了一个故事：燕雀在屋檐下筑巢，母鸟哺育幼鸟，自得其乐，自以为安。即使烟囱破裂，燃烧了头顶房梁，燕雀依然面不更色，这是为何？因为它压根不知大祸已临头。作为臣子，应当避免燕雀之识。（参见《吕氏春秋·务大》）凡事从全局出发，树立大局观，以整体主义视角，先解决主要矛盾。既要目标远大，又要脚踏实地。如是，虽不及期望，但已出众人远矣。

三、自处之道

（一）处穷达之道

无论穷达，皆须自处，谋事在人，故有自处之道。穷达有时，又有处穷达之道。《吕氏春秋》载，在遭遇陈蔡之厄时，孔子师徒曾七天无粮食吃，靠野菜充饥。此可与《孔子家语·在厄》《论语·卫灵公》相参看。弟子们病病恹恹的，孔子却弦歌不辍。子路与子贡讲，先生在鲁国被逐，在卫国隐居，在宋国习礼树下遭伐树威胁，在陈蔡之间又绝粮，杀先生无罪，辱先生不禁，先生却弦歌鼓舞。君子不顾廉耻到了这种地步了吗？颜回听后，告诉了孔子。孔子不高兴地推开瑟，让子路与子贡进来。子贡说，先生到此境地，可称之为穷了吧！

《孔子家语》书影

孔子答道，君子之穷达，当以道为标准，固守仁义之道，虽遭乱世之患，未可谓穷。求仁得仁，又何怨？在孔子看来，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德，足矣。他以桓公在莒、文公在曹、越王在会稽所遭受的屈辱自勉，以化解陈、蔡之厄。（参见《吕氏春秋·慎人》）孔子自处有道，不以穷达为意，穷亦乐，达亦乐。

（二）居忧患之道

忧患常与生存联系在一起，孔子曾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慎大》载，赵襄子打了胜仗，攻下两座城，并不高兴，而是忧虑品行与蓄积能否匹配这胜利，保持了胜不骄、败不馁的作风。

孔子听后，预测赵氏大概要昌盛了。战胜对方并不难，难的是守住胜利。齐、楚、吴、越，哪个国家没有胜利过呢？有道君主才能保住胜利果实。孔子力气很大，能举起门闩，却不肯以力闻。墨子善于攻守，使公输班折服，却不肯以善于用兵为人所知。人贵自知，于顺境之时，常存忧患之心，才能从弱小走向强大。

四、礼义之道

（一）职分之道

礼义为孔子重要思想，故有礼义之道。孔子以六尺之杖“谕贵贱之等，辨疏亲之义”（《吕氏春秋·异用》），示范了如何得体地表达贵贱与亲疏的礼义。贤者之事，必当理中义，是为职分之道。亡国之君不合礼义，有悖常理，值得镜鉴。纣王设酒池肉林，挖比干之心，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商朝遂亡。

《吕氏春秋·不苟》载，武王伐纣之时，披挂甲胄，手执武器，忽然袜带掉落，五位辅臣随侍左右，无一人为之系带。武王虽行动不便，但只得自己去系。孔子认为，这正是五人成为王者辅臣的原因。辅臣职责不是为王者做系带子之类的琐屑事，而有更重要的事：辅佐王者建功立业。五辅臣忠正耿介，无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保持了臣下当有的操守。

（二）功利之道

生命诚可贵，道义价更高。楚国人次非能够据义以行事，舍身赴江水，刺杀蛟龙，得到孔子赞赏。重礼义、轻功利是孔子的一贯主张，是为功利之道。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面对楚众我寡的局面，询问取胜之法。咎犯对以诈伪之道。当问雍季时，雍季却认为诈伪之术属竭泽而渔、焚薮而田，并非长久之计。由于形势紧张，文公采用咎犯之策战胜强楚。可当回国论功行赏之时，雍季首功，咎犯居后。大臣们认为，城濮之功全是咎犯之谋，如此行赏，实为不当。文公却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吕氏春秋·义赏》）

孔子评价说，危难时刻用咎犯所言之诈术，足以却敌，赏赐之时尊重贤者雍季，足以报德。文公虽然在礼义与功利问题上没有始终如一，却足以成为一霸。一时之务是权宜之计，百世之利才是长久之计。在礼义与功利之间，在百世之利与一时之务间，在礼义之道与诡诈之术间，有贤德的人会毅然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

（三）诚信之道

上至国家，下到个人，应当言行一致，始终如一，是为诚信之道。信主要指诚实不欺、真实无妄。诚信能够降低交往成本，使事事可知，人人可信。君子之所以受人爱戴，原因在于遵信行义。孔子占卜，得贲卦。子贡以为吉，孔子认为，白就是白，黑就是黑，要黑白分明才好，贲卦斑驳不纯，所以不吉。

孔子经常讲“忠信”。信与直的关系如何处理？《论语·子路》曾记载，叶公对孔子讲，他家乡有个性格“直”的人，父亲偷了羊，儿子告发。孔子不认可，指出，真正的“直”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圣迹图·叶公问政》

《吕氏春秋·当务》接续并充实了这个故事。偷羊事发，官府抓了父亲要处死，儿子要求代父受刑。行刑之时，儿子诘问道，告发父亲不是诚实吗？代父受刑不是孝顺吗？如果诚实、孝顺的人都要杀掉，楚国还有配活着的人吗？楚王于是不杀他。孔子评论说，这个人讲的诚信太奇怪了，利用父亲两次捞取名声。像这种诚信，不如不讲诚信。

（四）忠孝之道

孝亲与忠君联结着父子与君臣关系，是为忠孝之道。《吕氏春秋·至忠》篇言“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权勋》篇则有小忠、大忠之辨。忠且孝是君子之行的最高标准。忠孝一体，忠自孝始。从子女对父母的血缘之孝，可迁移到臣对君的职分之忠。正如《后汉书·韦彪传》所引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正因如此，故可言孝道为治国之本。

《吕氏春秋·孝行》篇载录了曾子闻于孔子的孝道思想：“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君子无行咫步而忘之。”此内容与《孝经·开宗明义章》《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所言相似，又与《礼记·祭义》“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异曲同工。其所论孝子之道分为养、敬、安、卒四个层次，贯穿从生到死的全过程，当善始善终。善养者有五道：养体之道、养目之道、养耳之道、养口之道、养志之道。养是最低层次，敬才是更高层次。

结 语

《吕氏春秋》中的孔子主要是思想家和政治家。此书中的孔子有时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有时游离于儒、道之间，有时身兼儒、道二家，以托举道家思想。孔子推崇人本主义式的德义善政，任人不是求全责备，而是通权达变，视内政为最好的外交。孔子主张以能力举荐人才，认识到遇合无常，知人不易，不仅有言语之知，更有默契神会。孔子倡导识幽察微，贵因乘便，可处穷达，可居忧患。孔子赞成职分与权责明晰，兼顾礼义与功利，知行合一，讲究诚信，忠孝两全，知生达死，重情重义。

孔子的形象在历史上形成，并在历史中嬗变。在不同典籍与不同作者那里，往往会取不同面向而有不同的诠解。《吕氏春秋》对孔子的多元诠释，与其作者不一、思想驳杂有关，与该书集成汇纂的性质有关，亦与该书“含有极大的政治上的意义”（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的创作动机有关。总之，《吕氏春秋》塑造了不一样的孔子形象，拓宽了孔子思想的历史之维，展示了孔子思想之博大与多面。呜呼，孔子至圣，后人总能从中汲取营养，获得启示。这就是孔子的永恒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