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儒学的弘扬，阅读《论语》似乎逐渐成了许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在研读《论语》之前，我们首先应明白《论语》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以及应如何来阅读《论语》，亦即阅读《论语》的正确方法和态度是什么。关于《论语》一书的性质和阅读方法，古今学者论者甚多，本文姑就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与宋儒谢良佐《论语解序》中的观点，与读者朋友交流一二。

刘勰塑像

一、《论语》其书

关于《论语》一书的成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言之甚明，即“《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由此可见，《论语》是一部主要记载孔子言、行、学、思的儒家著作，是孔门弟子将“各有所记”汇辑编纂而成的一部孔子言行记录。据南朝梁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所言，《论语》是古人文体中“论”的最早范本，正所谓“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而“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又或者，“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文心雕龙·论说》）

概言之，“论”之体例是一种专门融贯性地阐述论究义理，亦即用以“述经叙理”的文体。然而，依古人孔子之为圣人的观念，“仲尼微言”自是“圣哲彝训”，当称为“经”，只因其是由“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尽管如此，因《论语》以及《孝经》所记又毕竟是孔子“圣人言行之要”（《汉书·匡衡传》），故其在汉代已然被视同为“经”了，并在儒家经典著作不断扩充的过程中，于唐文宗开成年间被正式列入“经”的行列。

按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言，“论”主析理，“经”主垂教，二者功能有别。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以《论语》为“经之亚”，反映其过渡性质。无论是“论”，还是“经”，《论语》的核心性质未因分类差异而改变。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的是其为“门人追记”，后者重视的是其所记为“圣人言行之要”。不过，其间的分际与意义差别亦不可不注意。因为从现代学术角度看，我们不能不对之严肃认真地加以慎思明辨，弄清楚“门人追记”是否就是孔子言行的历史真相（关于《论语》成书争议，可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还是仅反映了孔门弟子心目中的孔子形象。如果是后者，则《论语》所记“圣人言行之要”只是间接向我们展现了孔子的心灵与精神世界。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要想真实了解和深刻领会孔子的心灵与精神世界，别无他法，只能通过“门人所记”间接地去了解和领会。因此，除了其他一些传世或新出土的、需要辨析其真伪的《论语》类文献之外，应主要研读的就是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比较可信的《论语》一书，《论语》之为“经”而不止乎“论”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而如果探究其更深层次的意涵，古人所谓“经”是指“圣哲彝训”，亦即“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

《典籍里的中国》之《文心雕龙》剧照

“经”要人们毋庸置疑地加以信持和奉行，而“论”则并不尽然。因为“论”之为“论”，既有“述圣通经”“义贵圆通”的“正论”（《文心雕龙·论说》），亦有“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而不免乎“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陷于一偏之见的“曲论”。如果说“论”之为“论”，正在于其“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而义理有是亦有非，有圆通之正亦有偏曲之蔽，那么，我们是需要对各种各样的“论”加以审慎地研判和选择的。就此而言，由“门人追记”且据“各有所记”编纂的《论语》，其作为“论”的特性亦不例外，尤其是因为门人所追记的言辞简约而互有所异，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极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和歧义，故须对其所“记”加以融会贯通地理解，才能更好地了解或真切地领会孔子的心灵与精神世界。

二、如何读《论语》

不管《论语》一书究竟是属于“论”抑或是被列为“经”，如果它果真意在记述“圣人言行之要”的话，那么，我们应如何通过研读《论语》所记“圣人言行之要”来理解和把握孔子的心灵与精神世界呢？即应如何来读《论语》之书而识圣人之心呢？宋儒林之奇有言：“《论语》一部，圣人之心体在是，须是不释手看，始得。”（《宋元学案·紫微学案》）诚如是言，我们应如何“看”才能洞察“圣人之心体”，或者“读其书”而“识其心”呢？是通过“分章析句”的训诂方法揭示其微言大义，还是避免“溺心于浅近无用”的字句考证，转而以神会的方式把握其无穷旨趣？对此，宋儒谢良佐（又称谢上蔡）有精彩绝伦之论，足可为我们提供极富教益的指引和启迪。

谢良佐像

据《宋元学案·上蔡学案·论语解序》曰：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贤于尧、舜，同知《论语》书弟子记当年言行，不诬也。然自秦、汉以来，开门授徒者，不过分章析句尔。魏、晋而降，谈者益稀。既不知读其书，谓足以识圣人心，万无是理。既不足以知圣人心，谓言能中伦、行能中虑，亦万无是理。言行不类，谓为天下国家有道，亦万无是理。君子于此，盍阙乎？盖溺心于浅近无用之地，聪明日就凋丧，虽欲读之，顾不得其门而入也。圣人辞近而指远，辞有尽，指无穷，有尽者可以索之于训诂，无穷者要当会之以神。

依谢氏之见，“圣人之言”是“不可以训诂形容其微意”的。那么，读《论语》之法当如何呢？那就是“勿以为浅近而忽，勿以为太高而惊，勿以为简我而忿且怒，勿以为妄诞而直不信”。但此书之难读亦是毋庸讳言的，因为“盖此书存于世，论其切于用而收近效，则无之”。如与其他各种论说相较，尤可见此书之“一无有也”。正如谢上蔡所说：

与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之学，西方见性之说，并驾争衡，孰全孰驳，未易以口舌争也。谈天语命，伟词雄辩，使人可骇可慕，曾不如庄周、列御寇曼衍之言。笼络万象，葩华百出，读之使人亹亹不厌，曾不如班、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气，区味别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黄帝、岐伯之对问，神农之药书。可以资听讼折狱，可以饰簿书期会，曾不如申、韩之刑名。陶冶尘思，模写物态，曾不如颜、谢、徐、庾流连光景之诗。以至神怪卜相之书，书数博弈之技，其皆可玩，获售于人，而此书乃一无有也。（黄宗羲：《宋元学案》）

正因如此，故“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于其间，几何其不笑，且受侮与！邈乎希声，一唱而三叹，谁其听之！淡乎无味，酒玄而俎腥，谁其嗜之！虽家藏人有，不委尘埃者几希矣！”谢氏基于其自身的读书经验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余昔者供洒扫于河南夫子之门（按：此‘河南夫子’指程颢，因居河南洛阳得称），仅得毫厘于句读文义之间，而益信此书之难读也”。

然而，《论语》之难读，绝非因其道理之浅陋浮薄，而是因其道“高深溥博”，不可“以浅智窥之”。否则，对《论语》的理解势必会陷于悖谬。譬如：“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读之，谓终身可行之恕诚何味。方其胁肩谄笑，以言餂人者读之，谓巧言令色宁病仁。未能素贫贱而耻恶衣恶食者读之，岂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乐。注心于利，未得而已，有颠冥之患者读之，孰信不义之富贵真如浮云。”（黄宗羲：《宋元学案》）而“过此而往，益高深矣，可胜数哉！”“唯同声然后相应，唯同气然后相求。”书之是否可读？或者书与人相远与否？那要看“是心与是书”是否声气相同。果“能反是心”以思以求，则“可以读是书矣”。（黄宗羲：《宋元学案》）

那么，“能反是心”者，究竟当何所思何所求呢？依谢氏之见，那就是“能脱去凡近，以游高明，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器，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果能如是，则其人“虽未必中道，然其心当广矣，明矣，不杂矣”，而以广大、高明、纯粹之心读是书，则必会有所得。其所得“不唯念之于心”，且“必能体之于身”，乃至“油然内得”，不特得“虑思之效”，更得“力行之功”，虽“难以语人”，但自知“圣人之言，真不我欺者”，至此也就能“书与人互相发”（相互印证发明）了。而“及其久也，习益深，行益著，知视听言动，盖皆至理；声气容色，无非妙用”，则可以至于“心与天地同流，体与神明为一”（按：此系宋儒对《论语》境界的诠释，非文本原意）的境界，正所谓“若动若植，何物非我？有形无形，谁其间之？”读是书而力行至此，则“人与书”竟可以“相忘”矣。

三、读书解经之大忌

据笔者所见，上引谢氏如何读《论语》之论，堪称精义妙论。唯循此而读《论语》，必能使人与书相发相忘而有所得，亦必能识圣人之心或与圣人心灵相通，从而深切领悟到孔子所言、所思、所行的真相与义谛所在，而非仅以世俗卑陋之见解读孔子广大高明之言行而已。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论语》阅读法呢？总结谢氏所言，应当是一种人书相发、心心相印的阅读法。当然，这不只是一种方法而已，事实上也是一种通过生命体认和人生证悟的方式阅读《论语》，进而走进孔子的精神世界，探求孔子圣人之道的必由之路。明乎此，我们亦自然会明白读书解经之大忌所在。要之，读书解经最忌“有主观的成见”，亦最忌“买椟还珠之蔽”。

经典常读常新，但读经最好运用“理智的同情”的体验方法，诚如贺麟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与人生》之《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中所言：

体验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去反省自己。要了解一物，须设身处地，用同情的态度去了解之。体验法最忌有主观的成见，贵忘怀自我，投入认识的对象之中，而加以深切沉潜的体察。体验本身即是一种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因为所谓体验即是在生活中去体验，离开生活更无所谓体验。体验法即是教人从生活中去用思想。体验法是要人虚心忘我，深入事物的内在本质或命脉，以领会欣赏其意义与价值，而不从外表去加以粗疏的描写或概观。体验是一种细密的、深刻的、亲切的求知方法。体验即是“理会”之意。所谓理会即是用理智去心领神会。

贺麟先生所谓的体验法，不仅能用来读书，还可用之于“体察人生，欣赏艺术”，亦特别适用于“研究精神生活或文化创造”（《文化与人生》）。它无疑也最适合用来解读《论语》这样的经典。在我们看来，上文所述谢氏的《论语》阅读法，其实也正是贺麟先生所说的体验法，而且正如贺麟先生所说：“宋儒最喜欢用体验。宋儒的思想可以说是皆出于体验。而朱子尤其善于应用体验方法以读书。”

贺麟先生

应用体验方法以读书，特别是读《论语》这样的经典，说到底，其根本目的是探求和领悟孔子圣人之道。宋儒伊川先生说得好：

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到也。求入其门，不由于经乎？今之治经者亦众矣，然而买椟还珠之蔽，人人皆是。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近思录》卷二）

据此而言，读书解经不仅最忌“有主观的成见”，同时也最忌“买椟还珠之蔽”。只是一味地“诵其言辞，解其训诂”，却不能得圣人之道，结果只会将圣人的经典读解成“无用之糟粕”。

综上所言，读《论语》贵在体认与实践，而绝“不可只作一场话说”（《近思录》卷三）。读圣人书，务须得圣人之心，方能传圣人之道。当代读者研读《论语》，当以“体验法”贯通文本与生命，方不负“圣贤垂训”之本旨。朱子说：读书须“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贺麟先生认为，这种“如临战阵的读书精神，且足以作我们读书的指针”；“打仗失败只是武力的失败”，而“读书失败，就是精神的失败”。（《文化与人生》）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