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是中华传统节日中重要的一节，有其特殊意义，蕴含了多种文化智慧与民间礼俗。七夕不仅是中国人独一无二的浪漫，体现着华夏先祖灵动丰饶的想象力，亦于其间特别关注了女性生活，展现出女性智慧与文明之美。“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鹊桥仙》）这不仅是对有情人相逢的赞颂，也是对诗意柔美的阴性能量的称道，饱含了中华先祖对和谐生命的期待与追寻。

一、“七夕魂”：牛女传说的由来与演变

牛郎织女传说作为七夕日文化叙述的中心，其由来与演变久经历代学者的研究与探寻，现已形成基本成型的看法。华夏先民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先人一样，普遍有着星辰崇拜。牛郎织女的原型本是天上的星辰，牛郎星与织女星的神话传说最早便由此种崇拜与想象诞生而来。春秋时代的《诗经》中已经提到了牵牛和织女，一般认为此诗距今2700多年，为公元前700多年一位生活在谭国（今山东济南一带）的大夫所作。其诗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小雅·大东》）此诗中的牵牛织女是一对遥遥发光发热却对百姓民生毫无作用的星宿神，这里的织女织不了布，牵牛也不能拉车。这实际是当时包括谭国在内的东方诸侯国抱怨周政的一首讽喻诗。此时二星已开启拟人化，但尚未有关于爱情互动的表达。真正“见证”其爱情发生的是云梦竹简。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一批战国末年到秦始皇时期的竹简，其中两片竹简上提到了牛郎织女。第一五五竹简上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第三简简背载：“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这两则简牍叙述了同一个故事：牵牛在某个日子迎娶了织女，但结果不长久，不出三年而分离。

明·张灵《织女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东汉中晚期是牛女故事主要情节及主要情感基调奠定的成熟时期。故事来源于民间流传，经过文人诗赋的进一步加工，遂成为隽永的爱情传奇。其中，最著名的一首仍当属《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三国曹丕、曹植兄弟皆有借牛女相隔而发悲音的诗：“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丕：《燕歌行》）“临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嗟痛吾兮来不时。”（曹植：《九咏》）“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曹植：《洛神赋》）由此可知，东汉三国时期的牛女传说不仅继承了先秦时期二者分离的故事架构，且赋予了这种分离以浓郁的情感色彩。而这种悲剧基调的生发，可以说不仅是与传奇故事中二者隔着银河不得团聚的命运有关，亦与汉末魏晋时期孤独苍凉的时代悲音与生命主体意识觉醒后叩问宇宙人生的求索思量有关。

也正因为有了分离的命运，才有了七夕相会的节日。南北朝是牛郎织女七夕相会故事成型的关键时期：梁朝学者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明确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更援引晋代傅玄《拟天问》“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为佐证。值得注意的是，南朝文献中已存在对牛女恋情始末的完整叙述，其文本虽已散佚，但清代褚人获《坚瓠集·乙集》卷二“牵牛织女”条所转引的《述异记》佚文，恰可窥见这一叙事雏形：“天河之东有美女，天帝女孙也。机杼劳役，织成云雾天衣。容貌不暇整理，帝怜之，嫁与河西牵牛，自后竟废织纴。帝怒，责归河东，使一年一度与牵牛相会。”

宋以后，随着世俗社会的发展，牛女故事也越来越世俗化，增添了更多生活元素、戏剧角色，俨然一幅世态百景图，见于各类笔记、传奇、戏本，登上舞台，演分演合，颇不为高明高雅者所乐见，却能反映出市井人物的生活和心理。其中，有天上织女背着牛郎下凡偷情的，也有牛郎偷窥织女洗澡还偷走衣服的，还有更多神仙角色，说媒的、陪唱的、看戏的，都乱哄哄织入生活、编入戏剧。值得说明的是，市民生活叙事打破了早期牛女叙述典雅孤清的悲剧基调，带来了喜剧闹剧的色彩。这种喜剧的热闹氛围与七夕的欢庆基调是相吻合的，也与七夕民俗文化的发展相伴相随。试想，如果牛女传说一直停留在东汉三国时代的孤冷悲戚或更为古老时代的简约高标，七夕日所要展现的人间温情又从何谈起？

二、“得巧”：从女子“乞巧”到男儿拜“文星”

七夕不仅是传说中牵牛织女相会的日子，更是传统的女性节日，是年轻女性尤其是未婚少女的节日，故此又名“女儿节”“女孩儿节”。《红楼梦》中凤姐让刘姥姥替自己的女儿取名，刘姥姥因问其生日，凤姐说生在七月初七，刘姥姥于是取其名曰“巧姐儿”。该名反映出古人赋予七月七日的另一层内涵——“巧”，“女儿节”因之又名“乞巧节”。历史上，“乞巧节”一度是七夕日之正名。

《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根据这则笔记的说法，西汉西京已经有了七夕夜妇女赛穿针的习俗。学者刘宗迪质疑此书为小说家手笔，乃晋人葛洪伪托，不足以证七夕节在西汉已经成立。其认为，“七月七日”作为一个确切日期被记录，应是在东汉崔寔所著的《四民月令》中。（参见刘宗迪：《七夕》）以上文献至少可以说明，七夕作为一个确定的节日在东汉时已经出现了，并且至晚在晋代已有了七夕夜女子穿针竞赛之习俗。在稍后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如《荆楚岁时记》中，乃明确记录：“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

清·乾隆《缂丝七夕乞巧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所谓“得巧”，是一种微妙的状态。“巧”之本体大约不可见，只有通过各种兆头来表征，透过征候来推测判断是否“得巧”。唐朝时期，穿针乞巧之风俗已盛。“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士民之家皆效之。”（《开元天宝遗事》）“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祖咏：《七夕》）据近人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中的介绍，月下穿针，光线暗淡，其实不可依靠目力，“全凭感觉”。“感觉”是女性的天才与长处，与理性的精准衡量形成对比。“感觉”的获得，一方面是要依靠灵感直觉，另一方面也与穿针技术的娴熟有莫大关系。这种靠“感觉”得巧的方便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智慧也都有着莫大关联，就是靠经验加直觉。针与线都是实的，针孔是虚的，月光是阴性的，现实之经验穿透虚明之一窍，生命之智慧始见。故此，乞巧、验巧、得巧的方法有许多种，除穿针乞巧，常见的方法还有投针验巧、喜蛛应巧。如《浙江新志》载：“七月‘七夕’：相传是晚为牛女相会，以瓜果、香烛供之。并以碗一，以针投水，视针之水影形状类似，以为巧拙之标准。”《东京梦华录》则记载了以蛛网是否圆正来验看是否得巧的办法：“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南宋时期，则改以结网之疏密为验，如《乾淳岁时记》所载：“以小蜘蛛贮合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少。”乞巧之方法多种多样，层出不穷，以地域不同而各有差异，形式不拘，只要心诚，以瓜果供养，亦可得巧。山东《牟平县志》载：“七月七日晚为七夕，妇女陈瓜果祀牛女以乞巧。”陕西《临潼县志》也提到：“妇女以豌豆灌溉生芽名曰巧娘，至夕，陈瓜果祭于中庭以乞巧。”而七夕的应节食品中没有比巧果更为出名的了，所谓巧果，即“乞巧果子”。巧果的款式极多，心灵手巧的女子们可用油、面、糖、蜜等材料，捏出造型，摆出各式与七夕主题有关的花样。

七月七日这一天，不仅是女子们拜求神灵乞巧的日子，男子也有自己所拜之星神。我国传统中，七夕日这天还有男子拜魁星的习俗。这天被认为是魁星生日。《汉书·天文志》中提到：“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在古人心中，魁星乃是掌管文运之星神，为文昌吉星。举凡文庙，必置魁星阁或魁星楼。这类历史古迹到今依旧常见，可见华夏先祖对文明昌盛、文运昌隆的由衷企盼。而说到拜魁星的习俗究竟起自何时，就连长于考史的顾炎武亦感迷惘，《日知录》称：“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当今学者刘宗迪《七夕》专著则论述了东南沿海一带男子七夕拜魁星的盛大风俗。台湾地方志中亦有关于七夕拜魁星之习俗的记载：“祭以羊首，上加红蟳，谓之解元。”而从年代上来看，清代文献对七夕祭拜魁星的记载更多。如郑大枢《竹枝词·七夕》：“今宵牛女度佳期，海外曾无鹊踏枝。屠狗祭魁成底事，结缘煮豆始何时。”钱琦《竹枝词·拜文昌》：“五彩亭前祝七娘，三家村里拜文昌。桥填乌鹊星联斗，天上人间各自忙。”

清·马德昭绘“魁星点斗图”（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女子之乞巧与男子之拜文星，看似并无多大关联，然同见于七夕，并非偶然。《周易》哲学中，表文明、文章、文华的有离卦。《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此即“文明化成”之思想来源。乾坤先天阴阳，坎离后天阴阳。离者，阳中一点真阴，特表后天生活世界中的阴性面向。原始的阳性能量是粗野外放的，亦须为生存而进行严酷斗争，而文明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阴性能量的加入与淬炼。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文明古国，乃是“阴丽于阳”“体阴而用阳”（朱熹：《周易本义》）者也。辉煌在外，而“柔丽乎中正”（《周易·离·彖》），内重和谐，外显文明，乃是其义，亦是七夕日男儿拜文星与女娃乞巧所共同分享的女性智慧、所同得之“巧”耳。

七夕“女儿节”本是少女之节，少女在八卦中属兑。兑有愉悦、审美之义。因此美又是女性智慧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七夕悬素馨灯乞巧”（黎美周：《花底拾遗》）是明代广州七夕独特的风情。其时，千门万户皆挂素馨花灯，此花白而细碎，香气浓烈，略带清寒韵味，于其中点燃蜡烛，则花香不绝而光焰摇曳，如寒冰或白玉玲珑在秋夜里发光。其外形亦多样，可编为鸾凤、翔龙、游鱼、飞禽等复杂造型的立体灯笼。还有更美妙的便是女孩子们特意扎制的“素馨花艇”。在明代的广州城，七夕当晚，未婚少女们要举行“七娘会”，花艇便是其遨游银河的“星槎”，载着她们去遇见河边饮牛的牛郎！据说此艇极尽华美，以“翠羽为篷”“芳蕤作幄”，篷顶完全用孔雀的翠尾覆盖，形成一座碧羽结成的华帐，船体遍覆雪白花络，周沿垂吊冰玉花灯，流光吐麝。不仅花艇，其时沿岸连楼悉以素馨花装饰，人们将花灯连成长串，条条垂挂于檐下，看上去仿若帝皇冠冕上的珠旒成排，普通居民楼便一夜之间化作乞巧楼。女孩子们便在楼上拜织女、穿针、看水碗里浮针的映影……后结伴乘上星槎，载满素馨花与灯，在水上泛游，直抵天河……其时整个广州城便沉浸在这样一个动人的七夕夜里。（参见孟晖：《美人图》）

三、中国情人节：七夕节的当代重构与转化

七夕作为当代中国的情人节，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实，而如何过好当代七夕情人节，将七夕传统礼俗与精神内涵和当代人的现实需求与文化思潮更好地融合，度过一个更有意义的七夕，则应是我们目前关注的方向。

自然，情人节并不属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范畴，而古典七夕节的一度失落则是集体文化断层下的个案。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重新拥抱传统、建构传统，作为其中个案实践，七夕的当代重构与转型亦是一个在老传统基础上不断“发明”新传统的过程。

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上，七夕与春节等五大传统节日并列其中，由此正式拉开了七夕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复兴之后的七夕节之关键词为“爱情”。追求爱情比乞巧更能体现现代人在生活中的主体性，符合当代人的价值取向、生活动向与行为模式，并且传统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本身也明确赋予了这一节日恋人聚会的意味，故此首先肯定“爱情”成为当代七夕节的主题本无可厚非。然在当代七夕节的重构过程中，仍须留意七夕日的爱情模式不应当仅仅停留于商业消费层面，应更多增添相应的文化养分，区别于西方情人节、5月20日等非传统流行节日，唤醒人们对于美好事物更深层的感受能力。

另外，“乞巧”也是七夕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元素，可组织一系列实践活动来恢复与拓展“乞巧”的内涵，让“巧”重新成为七夕文化兴趣的核心与亮点。如在技能层面传承乞巧手作，让一些承载着古人心灵手巧的手作活动重新大放异彩，并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契合当代生活的创意手作，体验发挥“人本智能”。书院拜魁星的实践案例亦可推广，如此不仅能发扬七夕拜文星原本的内容，更可以书院为载体，传承发展书院文化，在具体的场合中进行多维度文化实践，欢度佳节。不仅如此，“爱情”与“乞巧”本身不乏可以结合的内涵。如能在“巧”中发现“爱”，以“爱”诠释“巧”，则可体现出“中国情人节”的高度与深度，彰显中华文化之独特魅力。

清《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之“七月乞巧”（故宫博物院藏）

七夕的当代重构与转型到目前尚未成功，还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本文所论“巧”的女性智慧的发掘与融入，尚待思考与实践；传统七夕精彩纷呈的节庆民俗之大观，犹待复现与新创。最后不可忘记的是，牛郎织女相会故事的形成与代代演绎，既是对饮食男女的一种肯定，更是对相会内涵的一种超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代表了中国人对于忠贞爱情的坚定信仰，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在对永恒的坚守里，成为一个如如不动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