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着眼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实践要求，深入阐释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及其实质，使文化主体性的命题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实践场域中具象化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们实践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精神产品的总称，狭义的文化是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观念上层建筑。无论是广义或狭义的文化，归根到底都生成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对象化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在不同层面的展现。因此，不能将文化主体性局限于纯粹的精神运动，而要植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广阔而生动的实践。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依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聚焦中华文明现代更新的使命任务，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不断确认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实现文化上的自立自强。

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是知情意的统一体，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物质存在，更是思想精神意义上的文化存在。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接受者，人类从来不是盲目地生产文化、被动地接受文化，而是能够以自身的情感意志塑造文化内容及表达方式，立足自身文化需求选择接受何种文化以及何以接受文化，其主体性在“以人化文”和“以文化人”的互动中得以体现。

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根植于中华文化一脉分张的独特历史进程和5000多年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奋斗历程，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走向复兴提供了文化支撑。习近平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内生动力，而非依赖外部文明因素的刺激与助力，凭借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和独立自主的文化态度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将中华文明推向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不断筑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创造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文化不是脱离于人的情感、意志、理性的“非人”存在，其形成、发展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同频共振。其一，文化主体性体现为文化主体传承文化的主动性。中华民族将实践中蕴含的本质力量凝结为文化生产的材料，传承文化基因并形成新的文化创造，在现实世界之上开辟出文化空间，即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其二，文化主体性体现为文化主体“以文化人”指导实践的能动性。提炼中华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智慧，将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提供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习近平强调树立大历史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当代治国理政实践中，“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其三，文化主体性体现为文化主体在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展现出的独立性。中华民族在文化交流和交锋中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屈从、不受制于外来文化，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宽广胸襟，努力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以滋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具备了精神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中华文化主体性才得以建立，文化自信才具有了根本依托。

文化是人实践创造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能动凝结，因而“一家民族的文化原是有趋往的活东西”，是反映文化主体的自觉自主意识、能够向前发展的生命体。“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新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有机体的新生取代了2000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为文化主体性的重构提供了基础和依托。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科学内容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本依托。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原理、关于文化阶级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及跨文明交往理论等，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指明了方向。同时，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的时代特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更新发展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动态彰显。新的文化生命体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要内容，三者不是静态、孤立存在的文化样本，而是能够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实现更新的生命机体，凝结着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成果的结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动态演进，推动了中华文明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的有机衔接。新的文化生命体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在“根脉”和“魂脉”的互动中不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获得自我发展的旺盛生命力，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价值主张体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旨归。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重点在于人的思想精神的充盈与饱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立足于人，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贯彻到精神文化领域，强调激发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历史主动精神，自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发展，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内涵。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本质又是一种文化存在，由此揭示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使命。一方面，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思维方式、伦理意识、审美享受等通过文化表达出更新诉求。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总是“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及实践指向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主体性实践塑造着中华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中华文化涵养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建设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内在要求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现实需要，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命题。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由遮蔽到解蔽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中华民族推动中华文明由蒙尘走向复兴的心路历程。西方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惊醒了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在时代大潮的风雨洗礼中飘摇欲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化质问反映出文明蒙尘背景下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动摇、文化主体性的遮蔽。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在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展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轫于东西文明的碰撞，以技术更新为起始，走向制度探索，进而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文化内省在“古今中西”的矛盾争鸣中进行，重点在于如何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继承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文化现代化是对中华文明现代更新实践深层次的反映，首先要求人的本质特性在文化层面进一步凸显。因而，关于现代化浪潮下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文化是损害还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争论，其核心在于中华民族在实际上采取何种态度、何种原则来处理“外来”与“本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能够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既在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契合性，又在于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贯通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构建了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展现了区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

文化并非是对个人生活的简单摹写，而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现实条件的综合反映；文化主体性并非强调文化产生主体意识而能独立于人存在，而是指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广阔的文化空间形成的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对自我文化身份不断追问的过程，唯有文化自省以客观认识中华文化价值，文化自觉以掌握文化传承创新的科学方法，文化自主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才意味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文化上的自信自强。

文化主体性在文化领导主体与文化创造主体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巩固，文化领导主体引领中华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前进的文化和前进的哲学必须有前进的人们来担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文化呈现出不断复兴的繁荣景象。中国共产党不但以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发展，而且以民族文化复兴的任务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构建，以塑造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

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密不可分的，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高度一致。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以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文化领域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意识到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更自觉担当起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历史重任。毛泽东着重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他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为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先破后立”的态度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任务，指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目标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历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视野，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两个文明”协同发展的建设格局，规划构建“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以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走向深入，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立足于人，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沃土。“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建设规律认识深化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揭示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厘清“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和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深刻认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两个结合”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第一个结合”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条件，确立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目标方向；“第二个结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的适宜文化条件和“开花结果”的宝贵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在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解决特殊性矛盾的过程中得以彰显，“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从历时性的视角理解“现存条件”之内涵，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同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国革命运动的时代存在时间上差异，需要跟随时代的发展正确处理一般原则与具体运用的关系。列宁批判了“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从共时性的视角理解“具体情况”之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作整体性批判的同时，认识到容纳资本主义的空间场域存在差异性，因而原理的具体运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着眼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国具体实际不仅是当下实践的呈现，同时包含历史实践的凝结，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于中国具体实际之中，是“中国特点”的具体体现，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的关键环节。“两个结合”的提出使“第二个结合”由内蕴于“第一个结合”之中到新时代得以鲜明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自觉显著提升。“第二个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中孕育形成的，重构文化主体性不能舍弃原有文化资源、切断文明历史，而需要以马克思主义“魂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魂脉”与“根脉”的结合中实现转型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具有时间上的先在性，高度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从而重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具有高度契合性，指的是两种思想文化资源在思维方式、核心理念、价值观点等方面具有相通之处，而非词句表述的一致。以正本清源和返本开新的严谨态度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本面貌，在探求两种思想文化资源存在契合之处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思维方式源于社会现实。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元素，本质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经纶世务过程中形成的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彰显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鲜明的实践指向。马克思主义是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强调人是实践的主体，人能动地认识并改造着世界。科学实践观不仅承认人的主体地位，而且认为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强调以实践弥合主客体之间的分离。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以“改变世界”作为最终目标，二者结合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提供理论指导，满足其更新发展的实践诉求。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朴素的社会理想也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有效化解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异物感”和文化层面结合的“异质性”。

近代中国对于西方文明的借鉴学习走过了技术模仿、制度变革、文化探赜的求索之路，历经曲折反复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重构文化生命体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中西文化交融，谁为主导？仅靠传统文化固然解决不了中华文明面临的危机局面，而若全盘西化便再无中华文化主体性存在之可能。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近代文明蒙尘背景下，中华文化的“体”“用”争辩，本质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诉求所催生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关系在文化层面的体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理论命题，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重大理论命题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由“外来”到“本土”的转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更加强调激发新征程上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创新意识和文化自觉。

同时，“第二个结合”由内蕴于“中国具体实际”之中到新时代得到特别强调，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根本方法。文化主体性的重建蕴含文化主体的转换和文化秩序的重构。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传统文明的社会经济基础，推动文化创造者与享有者由统治者转变为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彻底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化资源向封建统治阶级倾斜的失衡状态。巩固文化主体性，文化领导主体与文化创造主体的互动是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自觉融汇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拓展文化创新与制度探索的广阔空间。中国人民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伟力，具备了文化上的自主意识，能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以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作为新征程上理论创新的有益文化资源，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彰显鲜明的民族文化气质。同时，在“两个结合”中唤醒中华民族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引领中华民族进一步认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

“两个结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途径，也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涵养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并充实其鲜活内容，以马克思主义“魂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结合中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唯有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向引领，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从而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第一，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在文化领导主体与文化创造主体的良性互动中壮大引领时代的文化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在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的进程中起着举旗定向的关键作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活力源泉。新征程上，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以实现对中国人民的价值凝聚、思想引领，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又要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立足于人，尊重最广大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和文化首创精神，将人民的生动实践转化为文化创造，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在文化领导主体与文化创造主体的良性互动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下逐步建立起来的，新时代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根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并且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得以证明，方能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强大的引领力，构筑中国人民独立自主且充盈饱满的精神世界。在文化浪潮日益激荡、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习近平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意识形态话语形式创新，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使得中华文化引领力不断提升。

第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在“体用贯通”中擘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两个结合”汇聚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既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彰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新征程上，首先需要更加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体”，对中华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脉络有更深刻的认识、清晰的把握，“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度文化自觉及文化自信。其次，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功能的认知，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路径与实践要求，激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主动精神，探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理念贯通起来的方式方法，从而团结带领最广大人民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实践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联结，“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文化认同的本质是从文化的普遍性特征中追问自身的文化特性，获得文化身份，并以此实现向内凝聚。“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了交往范围的世界性扩大，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稳定的、有限的社会联系被具有随机性的、世界性的经济交换关系所取代。同时，物质利益关系遮蔽了人与人的联系，形成了“见物不见人”的社会阴霾。社会关系的异化与混乱进一步激发人们对于文化认同的渴求，试图在深层次的文化领域确认身份、归入群体。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筑牢中华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

第一，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价值理念，把中华文明内部差异极大的多民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底色和最坚定的文化自我。增进文化认同需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亟待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仍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元素，坚守中华文明精神内核，传承中华人文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将其作为联结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纽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资源、推进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以不断激活“根脉”增进文化认同。

第二，增进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集中体现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的科学理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了思想认同，为凝聚强国建设合力指明了实践路径，为增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新征程上，立足中华文明现代更新的实践，更加深入研究并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更深层次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

第三，增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文化软实力是文化主体性的具体体现，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内在支撑，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文化力量的源泉，回答着民族文化“从何处来”、文化特色“如何彰显”以及文化将“去向何方”的重大问题。中华民族曾在处理人伦社会关系的实践中孕育了以儒家为主导的道德精神、以此为核心构建传统文明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汇通融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的必由之路，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自觉性的必然要求，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凝聚价值认同、提供道德滋养。

文化主体性既体现为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内部凝聚力，又反映为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展现出的鲜明文化特性。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是停留于中华文化圈内一成不变的静态存在，而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对话的过程中建构生成并不断发展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是自我封闭或自我标榜，而是体现为文化交往过程中塑造民族文化特色的主动意识。

第一，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归根到底源自于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性格，中华文化向来主张“中和泰和”，是一种寻求平衡调和、和谐安宁的“内倾”之文化类型，“中华文化乃‘人文本位’者，此即指其‘内倾’。即就人文本位来寻求建立人文本位中之一切理论与根据。”“内倾”的中华文化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中华民族内敛的文化性格与和平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华文明能够稳定、连续的传承。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推动其蕴含的知识智慧、理性思辨和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党的价值主张以鲜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实现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有效结合。

第二，注重提炼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标识性概念，将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道理，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魂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注入了科学内容和时代诉求，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朴素的社会理想得以呈现出新的面貌、实现创新性发展。“实事求是”与“小康社会”等原创性理论命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典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鲜活样本，开辟了广阔发展空间，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中华文化主体性最有力的彰显。围绕着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结并提出了如“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具有鲜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并阐述了其中的内在联系，使党的创新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又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宏阔的历史视野和贯通的历史思维。

第三，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文化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支撑，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唯有自信自立、独立自主，才能汲取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而不被其同化。“第二个结合”塑造了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使我们“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在对古今中外已有文化资源进行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融摄已有之“旧”传统以创设未来之“新”文化，借鉴他者文化以丰富中华文化之本体。新时代新征程，既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体系兼具中华文明底蕴和现代表达方式，能够更好地概括中国道理、诠释中国经验，又要秉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在中外文化融通、文明交流互鉴中汲取文化养分，从而促进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以丰富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需要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以提供内在支撑。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等理论命题与实践原则，为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指引了明确方向。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以壮大引领时代的文化力量、增进文化认同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程度不断提升，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迸发。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主体性以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本质要求、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基本依托、以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为实践源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广阔空间。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返本开新的态度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和时代价值，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坚持以守正创新的精神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深化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巩固并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