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文明对话日益深化、跨文化理解日趋重要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华文明精神内核进行深入阐释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已成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议题。孔繁轲《何以孔子》增订本的出版，正为此提供了新的学术参考。自2022年本书首版问世之后，作者历经三载沉潜，旧学加邃密，新知转深沉，终成此升华之作。新增的“孔子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儒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以及“孔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三章内容，拓展了论述范围，亦实现了从个人思想研究到文明比较研究的范式转换，以严谨的学理分析、开阔的哲学视野和细致的文本解读，为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诠释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参照。

在对孔子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的比较研究中，作者超越了浮浅的格言对照或生平比附，而是深入“轴心时代”的精神内核，从哲学范式的高度揭示了不同文明在哲学突破过程中的结构性差异。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与孔子的仁学虽然同属伦理学自觉的产物，但其思维路径与理论根基存在本质区别：前者通过严密的逻辑辩证追求道德的普遍定义，试图建立具有必然性的伦理知识体系；后者则从具体情境中的情感体验出发，通过能近取譬的类推思维，构建起差序推进的伦理实践体系。这种区分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更触及了不同文明传统中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西方哲学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与中国哲学对实践智慧的重视，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各自完备的思想体系。

对“中道”与“中庸”思想的辨析是其中的亮点之一。作者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是可以通过理性测算的德性中点，具有明确的量化特征和逻辑定义；而孔子的“中庸”则是“时中”的实践智慧，强调在具体语境中动态把握平衡的艺术。这种区分不仅澄清了长期存在的概念误解，更深刻地揭示了希腊哲学追求普遍法则与中国哲学重视情境理性的根本差异。这种区分不仅澄清了长期存在的概念误解，更深刻地揭示了希腊哲学追求普遍法则与中国哲学重视情境理性的根本差异。

政治哲学层面的比较同样显示出理论的深度。孔子“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理想与建制化倾向，与希腊哲人对城邦政治保持批判性距离的传统，塑造了东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社会角色与精神传统。具体而言，儒家传统中的士人阶层通过参与官僚体系实现政治理想，其身份认同与政治体制紧密相连；而希腊哲学家则往往以独立的批判者姿态出现，与政治权力保持着必要的张力。这一分析不仅具有思想史的价值，更对理解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即如何在专业自主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平衡具有启发意义。

通过这种深入的范式比较，作者展现了中西哲学在起源阶段的根本差异，从而启示真正的文明互鉴应建立在对各自思想传统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而非简单的概念移植或表面相似性的比附。

[意] 拉斐尔《雅典学院》

在关于儒学与制度性宗教的比较研究中，作者不再纠缠于“儒教是否宗教”这一长期聚讼纷纭的本体论问题，转而从功能与结构的角度对儒学体系展开系统性分析。这一路径的转换，使研究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进入更具阐释深度的理论层面。

作者参照一般制度性宗教所具备的若干结构性要素——对超越性神圣存在的信仰、系统化的神学论述、规范化的仪式实践、独立的宗教组织架构以及以彼岸世界为核心的救赎目标，对儒学进行了细致的结构对勘。通过这一比较框架，儒学与典型宗教形态之间的本质差异逐渐清晰。首先，儒学传统中的“天”虽具有形上意涵与超越指向，却并未发展出具有明确位格性、意志性与情感互动特征的人格神形象；其次，儒学的理论重心始终落实于现实世界的伦理秩序与社会治理，其论述体系缺乏对超自然存在的系统性神学建构；再次，儒学中的祭祀、礼乐等仪式行为，其功能与意义更多指向人文教化与伦理情感的培育，而非对神圣他者的崇拜；此外，儒学的传承与传播始终依托于官学体系、私塾书院等世俗教育机制，并未形成独立于世俗社会结构之外的教团组织；最后，儒学所倡导的终极追求，如“内圣外王”“三不朽”等，皆以现实人生的道德完善与社会贡献为依归，而非追求来世或彼岸的救赎。

这些结构特征共同揭示出儒学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的根本属性：它虽在历史上承担了部分类似宗教的社会功能，但其思想内核、组织方式与价值目标均与制度性宗教体系存在本质区别。例如，祭祀行为在儒学语境中更多体现为慎终追远的伦理情感与礼乐文明的实践方式；四书五经的权威性主要源于其道德理性与历史经验的积累；“天人合一”则被视为一种通过道德修养而达致的哲学境界与宇宙体认；“三不朽”体现的是基于历史意识与社会影响的现世价值追求；礼仪本质上是文明教化的实践方式，是通过身体记忆与社会规约来传承文化价值、构建社会秩序的世俗机制。

这些实践与理念，本质上皆未超出人文教化的范畴，也未导向对超越性神圣存在的依赖或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因此，作者最终将儒学界定为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性、伦理严肃性却非宗教性的人文传统，准确地揭示出其立足现实、关怀人伦、注重社会建构的独特价值取向。至于儒学在历史上所呈现出的某些“类宗教”形态，则可被理解为一种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具有仪式化外观的伦理-社会实践。

《礼记·祭统》书影（节选）

对孔子“存在”方式的探讨是全书的理论制高点，作者通过构建多维度的阐释框架，在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辩证张力中，还原了一个在历史长河中被不断重塑的文化符号。这一研究不仅关乎孔子本身，更触及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存在方式这一根本命题。

历史存在揭示了圣贤的世俗根基与超越性追求的内在矛盾。作者通过文献梳理，呈现了一个在礼崩乐坏时代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丧家犬”的自嘲不仅是对现实困境的直面，更是对理想执着的精神写照；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既彰显了儒家入世精神的本色，也暗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张力。这种历史还原，让人们看到圣人光环背后的鲜活生命。

思想存在展现了经典文本的开放性与诠释的无限可能性。作者指出，《论语》的生命力在于历代诠释者带着时代问题与孔子的对话。从汉儒的经学阐释到宋明理学的心性发挥，从清代朴学的考据到现代新儒家的创造性转化，每一次对话都是对孔子思想的重新激活。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的内在机制。

符号存在折射了权力与知识的复杂博弈。作者通过分析孔子形象从“泥菩萨”到“万世师表”的符号变迁，揭示了文化象征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各种政治力量征用和重构。特别深刻的是对“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被符号化为“反动卫道士”的剖析，不仅展现了特定时期意识形态对历史人物的扭曲，更启示人们思考：在去政治化解读后，如何还原孔子的本真价值。

当下存在指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时代命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语境下，作者提出，孔子思想的当代意义不在于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其“仁者爱人”的伦理智慧、“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为应对现代性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这一维度的探讨，将孔子研究从历史考据提升至文明对话的高度。

这一多维阐释框架，既避免了本质主义的神圣化叙事，又超越了相对主义的世俗化解构，在“历史的真实”与“意义的真实”之间建立了辩证的理解路径

曲阜孔庙大成殿内“万世师表”“斯文在兹”等牌匾

综上所述，本书以思想考古的力度，穿透两千年迷雾，直抵先秦儒学的生命本源；在文明对话的视野中，重新唤醒孔子思想中的人文之光与精神力量，为当代世界提供不竭的智慧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