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轼《上梅直讲书》

北宋嘉祐二年（1057），苏轼应礼部试，写了《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时欧阳修为主考官，梅尧臣为参评官，两人都对苏轼的应试之文极为赞赏，录其为第二名。苏轼对欧、梅二公的认可举荐，极为感激，遂给梅尧臣写了一封书信表示感谢。当时梅尧臣为国子监直讲，故此书信被命名为《上梅直讲书》。书信开篇并没有直抒胸臆，表示对欧、梅的感谢，而是以周公不遇和孔子师徒厄于陈蔡之事引入。其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每读《诗经》读到《鸱鸮》篇，读《尚书》读到《君奭》篇，常常为周公的不遇感到悲伤。等到读了《史记》，想见当年孔子在陈、蔡两国被围期间，仍弹琴作歌，连续不断，还跟颜渊、仲由一起互相问答。孔子说：“不是犀牛，不是猛虎，却如犀牛、猛虎在旷野里奔跑，是我的主张错了吗？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颜渊回答道：“先生的大道至高至深，所以不为天下人所容。虽是这样，不容又怎样！不为天下所容，方显先生的高尚品德、君子本色。”孔子听了笑道：“回啊，倘若将来你有了钱，我来给你当管家。”天下不容孔子，但他和他的学生以心有大道而乐在其中。于是我想周公的富贵反不如孔子的贫贱，以召公的贤明，管叔、蔡叔的亲近，却不知周公的心思，那周公有谁和他一起共享富贵呢？而与孔子一起共处贫贱的，都是天下的贤才，那么在这方面孔子也就足以快乐了。

苏轼在书信开篇感慨周公不遇的境遇，接着以孔子厄于陈蔡却弦歌不绝的典故表达了一种超脱物质束缚、坚守理想信念、追求内心丰盈的精神。周公虽贵，却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无人理解其心；孔子虽遭遇“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的贫贱境地，却有贤弟子围绕身边，相知相乐。这种对比揭示了苏轼此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人生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世俗的富贵，而在于同道者的精神相知。这一价值理念一直贯穿于苏轼的生命历程中。

三苏祠苏轼坐像

二、歆羡困境中相知相乐的孔子师徒

苏轼的科考应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彰显出来的勃勃生气，一下打动了知贡举欧阳修。感动之余，欧阳修欲拟评为第一，转后又猜想这样的文章可能是自己的弟子曾巩写的。为避嫌疑，遂将此文降评第二，可拆开一看，考生署名是苏轼。就这样，拟评第一的苏轼落到了第二。尽管如此，苏轼一个远道而来，与欧、梅毫无关系的举子，能在进士考试中获得第二名，得到知贡举欧阳修、参评官梅尧臣的青睐，已经是人生一大幸事。得此恩遇，苏轼不好也不愿滥施感情，就回溯历史，用历史故事抒写自己的情感，由衷表达自己对两位恩师的感激。

在信中，苏轼深入历史，引出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陈蔡遭厄的一段经历。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来到陈蔡之间，陈蔡二国出于小人之心不用孔子，却又担心孔子一行被他国所用，就派人把孔子一行包围起来，将他们逐到旷野之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孔子师徒陷于困境之中。对此，子路发出了“君子亦有穷乎”的质问。孔子察觉到弟子对“道”的动摇，于是和弟子之间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孔子）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这一史料生动展现了孔子及其弟子在陈蔡绝粮困境中的思想交锋。在第一段对话中，子路以别人的不信、不行来否定孔子倡行的“仁”“智”，表现出对孔子之道的动摇。对此，孔子以伯夷、叔齐以仁而饿死于首阳山，比干以智而被剖心来说明子路逻辑存在的问题，子路以世俗之人的不信、不行来质疑孔子之道是不正确的，这表现出孔子“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莫大勇气。在第二段对话中，子贡在肯定孔子之道的同时，也指出孔子之道太过宏大，遂为天下所不容，劝说孔子降低标准以容于天下。面对子贡的劝说，孔子以“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为喻，阐明君子修道的根本目的，指出君子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反对为迎合世俗而修正学说。在第三段对话中，颜回两次肯定孔子之道至大，而其不被世人采用，不是孔子及其学说的问题，而是“有国者之丑”。由此可见，只有颜回深刻领悟到了孔子之道的精神内涵，是孔子真正的知音。

《圣迹图·在陈绝粮》

苏轼援引这一历史典故，表达了对孔子师徒于逆境中相知相乐的感叹：一叹孔子虽遇绝粮境，却心中不乱，坚守初心，与弟子弦歌不辍，以教排忧，以育为乐；二叹孔子师徒直面理论困境，以困境为情境，相互探讨；三叹孔子有得英才而教之之乐，为学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感到自豪。这也正是苏轼向往憧憬的师徒佳境。孔子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对价值的坚守、对理论的自信和豁达从容的态度，也对一千五百余年之后的苏轼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遭遇“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的苏轼

嘉祐二年的苏轼虽从《史记》中了解到了孔子陈蔡绝粮的历史故事，但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在对欧阳修、梅尧臣表示感谢的书信中，又哪能深刻体会孔子遭遇“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绝境时的况味呢？此时的他，只是从自己得到欧、梅二公的提携出发，歆羡孔子与颜渊师徒互动中呈现的相知相乐的愉悦关系。苏轼认为，自己三尺微命、一介书生，就一篇应试之作，因“执事（梅尧臣）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苏轼：《上梅直讲书》），夺得第二名，这既不是欧、梅二公下属的推举，也不是亲朋好友的请托，而是因为他与欧、梅二公志趣相投，这正是“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其得意快慰之情溢于言表。接着苏轼又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苏轼：《上梅直讲书》）。苏轼认为，即使以后自己做了高官，骑着高头大马回乡，让人艳羡，也比不了这种与大贤人相遇相知的快乐。苏轼以自己的切身感受表达了对欧、梅的感激与敬仰，并上比于颜回与孔子，充分表达了士遇知己的快乐以及志存高远的情怀。

梅尧臣像

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苏轼在《上梅直讲书》中语涉孔子陈蔡绝粮的典故，其既领略了孔颜师徒般相遇相知的快乐，后也陷入了如孔子般“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的困境。元丰二年（1079），苏轼遭遇了北宋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历经四个多月的轮番勘问后，最终以谤讪新政和结党营私等罪名，被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一）。此外，被苏轼株连人员达二十多人，包括司马光、苏辙、张方平、王巩、驸马王诜等人。被贬至黄州的苏轼，官职由原来的“朝奉郎”（正六品）降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待遇大降。“水部员外郎”本是正七品，但要命的是，前面还有“检校”二字，即暂代、摄理、试用之意，相当于现在的“留用察看”。他虽然还有“黄州团练副使”一职，但在当时只是一个有品级无实权的“闲散官”，而且还“不得签书公事”，即没有差遣。因为宋朝官员的俸禄基本靠差遣，没有差遣即没有俸禄。断绝了生活来源的苏轼，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如同当年绝粮于陈蔡的孔子一样。

黄州地势高低起伏，荒僻萧条。苏轼初来乍到，没有住处，只得暂时寄身于定慧院，与僧侣相处；又无熟人，谒见过知州后，就白天睡觉，晚上起来于旷野中游荡。白天睡觉，因为自觉一介罪人，一个世之弃子，自惭形秽；晚上独自一人出来透气，因为总不能整天呆在床上不动。苏轼初到黄州，昼伏夜出，在他人眼中不啻为兕虎。一罪人弃子，一非人兕虎，两重身份，两种角色，出没其间，见景伤情，叹物伤己，充分体会到了孔子当年吟叹“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时的悲慨凄凉、无奈无助。他在给友人李端叔的书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苏轼：《苏轼集》卷一〇）

他更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给自己画像：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以缺月、疏桐、幽人、孤鸿等构建了一个孤寂凄冷的时空，以隐喻其被困于黄州后精神世界的荒凉。饱受乌台诗案的折磨摧残后，苏轼虽逃脱囹圄，却在黄州活得似惊弓之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忍受着孤寒与寂寞，在荆天棘地里，不敢与亲友通问，也不敢主动与人热络，可谓入世不能，出世不得，想到极处，就生出“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念（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欲挣脱尘世罗网，走出有形的黄州旷野，追寻自由。乌台诗案的雷霆之击，已成为苏轼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如影随形的不仅是被贬谪的惨痛经历，更是精神被反复撕扯的钝痛。

四、到旷野中去，从旷野中来

苏轼经受着“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的煎熬，被抛掷到黄州旷野，是谁之过？看似是外在的敌对力量，是御史台的官员，是把持朝政的嚣张小人。但他是儒者，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他深刻反思了自己：

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苏轼：《苏轼集》卷七三）

苏轼反求诸己，检讨这场祸患的由来，不怨天不尤人，将之归咎于自己的鲁莽与无知，是自己不知谨言慎行，不懂“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道理。于是他入寺向佛，去寺庙焚香静坐，以佛家的定慧来修炼自己，以求自新，达至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境界，超脱“君子缩手，小人鸱张”的现实世界。

黄州虽然荒僻落后，却也以旷野的大气无私接纳了苏轼，容其伸缩腾挪。距黄州知州官邸数百步的少西山麓有个断崖，传说是曹操与周瑜大战的赤壁，他在此处怀古伤今，写出了为后人传诵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篇。“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苏轼：《前赤壁赋》）借他人杯酒浇胸中块垒，消释置身于“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的愁苦情绪。

黄州东坡赤壁

好在友人没有抛弃他，鄂州太守朱寿昌的到来，让他和家人从定慧院搬到了临皋亭，临皋亭在江边驿下，亭下八十余步就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轼：《临皋闲题》）。京城熟友马髯前来黄州看望苏轼，还向当地官府为他申领到一块土地。因这块地位于城东，苏轼遂将此命名为“东坡”。他在此地建起了雪堂，种上了麦子，连当地老农也来帮助他，给他送来温情。

政治生涯可以被打断，但生命不可废弃。孔子说，富贵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苏轼恪守先师教诲，虽身处黄州荒凉之地，却未荒废光阴，而是把时间精力放在了读书、著述、书法、绘画上。或徜徉于黄州的山水间，吊古怀今；或躲进佛寺，读佛经，疗愈自我；或于书斋中攻读典籍，传承文脉。他没有放逐自己，而是以黄州的大地为教材，参悟生命的真谛。他看取身边的旷野，从世相中看取宇宙永恒。其身体虽被拘于狭小的黄州地界，动弹不得，但思想飞越地域的藩篱，在广袤的天地间驰骋纵横。大江滔滔东流，千年不竭；明月缺而又圆，亘古不变。天地间的万千气象看似变幻无常，但若以永恒的视角观之，宇宙万物的变迁不过是表象。这奔涌的江水何曾真正流逝？阴晴圆缺的明月又何尝有过盈亏？人类本由自然孕育，若非被短视者强行将生命割裂为“过去”“现在”“未来”等若干片段，又何须困囿于狭隘的时间牢笼，在人为划分的时间刻度里徒然嗟叹？在与大自然的观照中，苏轼参悟出天地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领悟了“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胜境，达到物我两忘、融合于道的超我境界。“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前赤壁赋》）当肉身囿于世俗樊笼，何不将精神寄寓于天地之间？若能随大化流行，与天地万物共生共息，则此心即自然，得失俱泯。既已心游太虚，纵使乌台诗案这等奇辱，亦不过沧海一粟。

乌台诗案让苏轼落难于黄州旷野，虽遭受生活的折磨煎熬，却又在旷野的观照中成就了精神上的苏轼。不容于世俗，就求容于天地，与大道混同。其词作《定风波》就描绘了经受旷野打磨熬煎，又从旷野中走出来的苏轼形象：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唱出了到旷野中去，更从旷野中来的新生与新声。正是不幸也“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幸也“匪兕匪虎，率彼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