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在创造性地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观点。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实现了从实践向度到理论向度的飞跃，作为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方法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性贡献，从而让“两个结合”具有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维度的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换言之，“两个结合”是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的方法，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生机和活力的方法，是推动抽象性的原理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性实践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也就意味着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在研究具体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的运用中实现民族化，作为原理的唯物史观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普遍性上，要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实现包含着普遍性的具体化。那么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呢？答案就是“两个结合”。因此，“两个结合”既是民族化、具体化的方法论，同时又是包含着普遍性的民族化、具体化。如果我们把其中的民族性和具体性的内容抽象掉，即对这一方法论进行马克思式的抽象，那么“两个结合”的普遍性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民族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因此，“两个结合”不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更是解决其他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这样的双重视域中，当我们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同理可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是我们的翻版。那么，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路径选择、中国方案是什么呢？既不能是具体的路径，也不能是详细的方案。答案只能是“两个结合”，即在“两个结合”中走自己的路。

　　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当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当哲学家德里达的理论逻辑论证依然无法清除“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阴霾，人们面对一个理论疑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何以证明？马克思自己也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什么样的方式从理论转变为现实，即马克思主义何以落地。这些问题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需要实践性证明，而实践性证明又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实践的问题。如果说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那么突破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根本困境的关键则是“两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成功开创、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不仅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且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历史没有终结，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过程，同时也在“两个结合”中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单一认知，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证明：“两个结合”是开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国家落地、转化为具体实践的方法论。

　　在上述哲学视野和大历史观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提出的“两个结合”所蕴含的普遍性，我们才能真正领悟“两个结合”何以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性贡献，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两个结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意义，我们才能真正通晓我们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增添了什么样的中国力量，贡献了什么样的中国智慧、提供了什么样的中国方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2月9日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