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系统梳理与深入挖掘，不仅为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提供了学理支撑，更为深入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何以契合、如何契合等核心问题奠定了学术基础。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研究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形成了一门显学。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基本特质及价值理念等进行了深入探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辜鸿铭较早提出孔子所倡导的“礼”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强调“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梁漱溟则从哲学层面阐释，认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突出了中庸之道的价值取向。张岱年提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四个方面，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汤一介则将“普遍和谐”视为中国文化的本质，强调和谐理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李泽厚从实践哲学角度出发，提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实质是“实用理性”，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倾向。唐君毅从本体论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吾人即可谓中国思想，真为本质上之一天人合一之思想”，强调天人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的根本地位。

进入21世纪，学者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研究更加深入。张岂之提出“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与会通之学也许可称之为基本理念”，从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议题角度概括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陈来则从价值观念角度指出中华文明有四个精神特质，即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揭示了中西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楼宇烈强调“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突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特质。郭齐勇将中国文化精神概括为包括“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等在内的六大特点。刘梦溪则将中华文化的永恒价值理念概括为“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从道德伦理角度阐释中国文化精神。李中华提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人文精神、思维方式、共生哲学、生存智慧、维新理念、忧患意识。朱汉民提出中华文化具有生生、自然、礼乐、仁义、中和等十条核心内容共同构成的精神谱系，试图构建中国文化精神的完整体系。

海外新儒学的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研究同样成果丰硕，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孙隆基从文化心理学角度提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即是中国人的“良知系统”，这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关注文化精神与民族心理的内在联系。钱穆指出“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突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格培养导向和道德追求。

通过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梳理可见，诸多文化名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若干重要共识。其一，“天人合一”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哲学观念，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深刻思考。其二，人文主义精神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强调了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关注。其三，和谐理念成为学者们公认的中国文化核心价值取向，表现为“致中和”“中庸之道”等思想。其四，伦理道德导向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显著特征，体现在对责任、义务、群体、和谐等价值的优先考量。学者们对“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崇德重义”“持中尚和”等核心命题的反复论证，不仅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理基础，更为深入探讨其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人民至上”“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等维度的高度契合性，提供了扎实的学理依据与对话空间。然而，现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是“文化精神”的概念缺乏统一的认识与界定，不同学者表述各异。有学者使用基本特质、价值理念等概念。有些甚至将“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相等同。事实上，文化精神是中性的学术用语，民族精神是褒义的政治用语，两者不能完全画等号。还有的学者把“文化精神”与“文化精髓”等同起来，而实际上“文化精神”具有双重性，而文化精髓是文化精神的精华部分，是“基于对精神特质的深刻认知，对其内在精髓的提炼与概括”，这两者的概念并不能完全混同。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容概括见仁见智，分歧较大，对此尚须作深入具体系统的研究。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特质及其时代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与阐发。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着重从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方面深入挖掘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独特的价值理念体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精髓与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从而为高度契合性研究奠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学理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对这一概念的深入把握和学理性阐释是科学揭示高度契合性命题的逻辑前提。部分学者针对性地挖掘其内涵要义，形成了诸如三维体系说、层级结构说、价值总和说、劳动实体说、批判超越说等多种范式。

第一，三维体系说。石镇平等从科学体系的完整性出发，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根本立场、价值诉求和基本主张上的集中体现，由三个维度构成。一是理论维度：围绕“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和过程”三大核心问题，形成以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主张。二是制度维度：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等制度设计，将价值观转化为社会运行的规范性要求。三是运动维度：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阶级分析方法、暴力革命是实现价值观主张的必然路径。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内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体现价值观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统一性。

第二，层级结构说。康晓强从系统性视角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一个具有明确层次结构与领域覆盖的有机体系。具体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一个由“根本价值观”“基本价值观”“重要价值观”构成的层级结构，覆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重互动关系，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领域，形成“五位一体”协同框架。

第三，价值总和说。陆卫明等从价值规定性角度出发，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定义为“体现科学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的总和”。这一界定强调其作为理论标识的独特性，即通过价值取向的系统整合反映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立场，具体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际六大领域的价值观主张。

第四，劳动实体说。寇东亮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劳动”为实体性内核。他认为劳动确立了人民主体立场并规定了价值观的根本内容，其内容由两大基本主张构成：一是自由价值观，以“劳动自由”为基础，主张通过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未来社会形态，强调个体与集体自由的辩证统一；二是平等价值观，以“劳动平等”为基础，提出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相结合的经济原则以及人民民主的政治原则，批判资本主义形式平等掩盖实质剥削的虚伪性。

第五，批判超越说。庞立生等从文明形态比较的视角切入，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张核心在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批判与超越。在批判向度方面，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的中心地位，揭露了其价值主张、价值立场的虚伪性与历史局限性。在建构向度方面，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理念，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理想社会形态，以人民主体性替代资本主体性，形成了“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价值理想。

可见，上述学者从不同理论维度深化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内涵阐释。尽管各种观点视角各异，但是学者们均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并指向对资本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批判性超越。不过，学界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内涵及其内容体系方面并没有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进一步提炼展示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观主张，并深入阐发其完整的科学体系，从而为高度契合性研究奠定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方面扎实的学理基础。

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探索，已发展成为近年来的学术热点。众多学者从二者结合的必然性、可能性与可行性等维度深入探讨，构建起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然而，相较于“第二个结合”研究的丰硕成果，关于高度契合性的系统论证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聚焦于高度契合性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表征维度、推进路径以及价值意义等核心议题，为全面把握这一重要理论命题奠定了初步基础。

（一） 何谓“契合”——高度契合性的科学内涵

学者们围绕“何谓‘契合’”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普遍强调了其内在、深层的共通性，主张从动态实践、价值观本质、辩证逻辑及哲学高度等层面深化理解。

第一，内涵形态上涵盖核心主张的共通性与精神气质的相融性。学者普遍认为，二者的契合性既体现为具体价值主张的对应和一致性，也表现为文化精神特质的共鸣和相容性。王芳将“高度契合”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主张相近，有一致性；二是精神气质相似，或虽不相似，但能相容。康晓强主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契合性的内涵，提出其学理要义既包含亲和性，又体现为投合性。刘礼进一步强调这一契合是“精神实质的和合融通”而非表象耦合，需在宇宙观等哲学范畴中加以把握。

第二，本质属性上植根于价值理念的深层共鸣与文明基因的先天亲和。部分学者认为，二者的契合性本质上是价值主张的同频共振与文化基因的先天适配。康晓强强调“先在性”特质，指二者在未发生历史性互动前即存在的自然一致性，这种文明基因的先天性构成契合性的本体论基础。杨增岽等补充“内生性关联”说，将契合性锚定在理论体系开放性与文明发展逻辑的深层互动中，揭示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内在必然性。

第三，生成逻辑上体现为静态先在性与动态实践性的辩证统一。部分学者围绕“契合”与“结合”的内在联系探讨了高度契合性的生成逻辑，形成了“静态先在性”与“动态实践性”两种观点的对话。

一部分学者强调“高度契合”的静态先在性。杨增岽等认为，“契合”与“结合”之间存在先天属性与后天行为、前提条件与发展过程、静态与动态互动的关系。他们将“契合”定位为先天属性，指出其源于中华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文化基因层面的内生性关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康晓强进一步提出契合的“先在性”特征，指出二者“在不经交流、互动、沟通、修饰、装饰的基础上先在地、自然地、天性地具有共同性、一致性、共通性”，并强调这是“契合”与“结合”相区别的核心标志。

另一部分学者聚焦“高度契合”的动态实践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静态比较的局限，初步构建起动态生成论框架。王芳主张须以发展、变化、运动的眼光看待二者的契合，并主动调整契合领域、方向和重点。陈红娟从高度契合性的生成机制与表现形态出发，提出时空维度：既包含先在性契合，即在未发生历史性互动前的内在一致性；又包含实践性契合，即两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通过实践互动形成的新共识。陆卫明主张二者的高度契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两者先在契合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创造和思想形塑逐步形成的。

可见，静态先在性论者从文化根基角度揭示高度契合的根源，动态实践性论者则从历史建构论视角揭示其发展机制，这些讨论既肯定了文明基因的先天一致性，又强调了实践的建构作用，为理解其生成逻辑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框架。

第四，结构层次上覆盖形而上哲学的共通性与形而下实践方法论的适配性。部分学者围绕高度契合性的结构层次进行阐释，认为其覆盖从形而上哲学根基到形而下实践方法论的完整体系，形成了“道器合一”的立体解释框架。例如，陈红娟提出高度契合性的理论层级，指出其既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性，如宇宙观、伦理原则的哲学共通，又具有形而下的具体性与实在性，如社会治理、伦理规范等实践层面的适配。

（二） 为何“契合”——高度契合性的多重根源

部分学者围绕高度契合性的生成机理，即“为何‘契合’”，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既有价值论层面的动力分析，又有主体论层面的结构探讨，兼具实践论维度的现实观照和历史溯源层面的纵深考察。

第一，价值驱动与相互需要，构成了二者高度契合的根本动力。在契合动力的探源层面，郑敬斌构建了三位一体的价值驱动机制，指出这种契合既是回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诉求，又是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本质要求，更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这种多维价值驱动论在郭建、王芳等的研究中得到深化，他们强调二者契合的动力源来自“相互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要求其必须与民族文化相融合，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也蕴含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诉求，这构成了彼此契合的基础和根本动力。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与人民群众的实践，共同形成了推动二者高度契合的主体合力。郭建等构建了包括领导力量、主体力量、核心力量在内的主体框架。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提供政治保障，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形成主体力量，杰出人物、领袖人物则发挥关键性推动作用。王芳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推动作用，并进一步提出不同主体功能的动态分析。中国共产党既是契合方向的引领者又是实践者，人民群众则兼具意识接纳主体与实践创新主体的双重角色。这种主体认知突破了传统的主客体二分框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推动契合性生成过程中的交互作用。

第三，历史必然与现实诉求的辩证统一，构筑了二者高度契合的实践场域。王芳等从实践维度揭示契合的生成缘由，指出这种文化交融既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选择，更是科学社会主义扎根中国的现实需要。通过回顾中国近代史，他们论证了二者高度契合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分析将二者的契合从观念领域延伸到实践领域，揭示了这一重要理论命题背后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特别是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二者契合、结合、融合的实践场域的特殊意义。

第四，文明互鉴与思想交融的深层脉络，奠定了二者高度契合的历史根源。王芳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来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潜在关联，指出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元素与“阴阳学说”内涵大体一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受到老子“无为而治”理念的启发；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同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思想共振。刘礼也指出了二者在历史维度上存在思想源头的交融，并从文化传播史角度补充了三重证据。这些观点将高度契合性置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宏大叙事之中，在一定意义上构建了中西文明之间对话的历史图景。

（三） 何以“契合”——高度契合性的表征维度

在表征维度方面，现有研究形成了以“四观”为核心，思想特质、哲学思维为补充的整合性框架。即二者不仅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上深层契合，也在思想特质上以开放性、包容性、实践性、人民性为核心纽带，在哲学思维上以辩证思维、唯物论传统、实践理性为共同基石。

第一，在宇宙观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中自然和谐的理念辩证统一。学界普遍认为，宇宙观关涉的核心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李阳光、郝书翠指出，二者均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追求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栾雨洁、徐国亮进一步主张“仁民爱物的天人关系理论、整体联系的宇宙认知观念、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追求”与“唯物辩证的自然哲学观念”“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发展观念”“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态理想观念”契合。刘礼的研究突破单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揭示出更深层的哲学契合。传统“天人之辩”与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层面具有辩证思维的同构性，在矛盾运动、对立统一等核心范畴上存在方法论共鸣。庞立生等延伸了这一理论判断，认为中华文化将宇宙视为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其动态性、连续性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联系、永恒发展观点相契合，共同构成对西方主客二元论的超越。杨增岽等强调和谐理念的贯通性，指出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蕴含社会关系的和谐诉求，与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具有内在一致性。可见，中华传统宇宙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性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主张上，更在思维方式、价值目标等层面形成多维共振。

第二，在天下观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中人类解放的诉求价值共振。哲学思维方面，姚功武、张士海指出中华传统天下观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原理、科学实践观、联系发展观、矛盾分析法”等具有内在融通性。刘礼补充强调二者在家国天下的“类意识”上高度自觉，均从“共同体”视角审视人类命运，而非局限于民族国家边界。在价值理想方面，杨增岽等认为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社会目标形成呼应。康晓强则提出二者均以“公”与“共”为价值基点，主张超越个体私利，在共产基础上按劳、按需分配。李阳光、郝书翠聚焦社会正义层面的共性，认为中华传统天下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诉求均以人民福祉为核心。在天下情怀方面，庞立生等主张二者都体现了“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姚功武、张士海则从“和合共生”的世界情怀出发，将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对接，强调二者均主张讲信修睦的国家关系原则、和平发展原则与文明多样性共存原则。

第三，在社会观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中的共同体思想内在呼应。杨增岽等提出传统民本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体理念具有内在呼应性，二者都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对社会秩序维护和个体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价值追求方面，庞立生等着重强调两种思想体系对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的共同向往。这种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在王芳等的研究中得到深化，他们主张讲信修睦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中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多层级和谐理念的互通。另外，部分学者还注意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集体本位价值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本位观深层契合。康晓强提出的“同心圆结构”社会模型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强调的“以社会为本位、本源的价值观”形成理论共鸣。可见，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二者在社会观的核心要义上呈现出三个显著契合点：一是坚持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二是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三是主张通过社会关系的优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在道德观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义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中的道德原则精神共鸣。陈红娟系统论证了两者的深层关联：在价值理念上，“修己安人、天下己任”的伦理取向与“真正人的道德”对人类普遍利益的追求形成呼应；在个体发展层面，传统道德对知情意统一的重视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在社会实践层面，“乐群尚和”原则与“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的价值观相贯通；在政治逻辑层面，传统“天下己任”与人类解放目标都遵循着“自我完善—国家富强—人类幸福”的递进式价值路径。张士海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范式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具有相似性，同时二者在道德思维方式和内容体系上存在广泛交叠。康晓强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二者都主张道德以物质为基础，均重视道德形成过程中的经济制约性、实践品性及其社会治理功能。可见，现有研究对二者在道德观层面的契合性形成三点共识：一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共同道德旨归；二是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三是注重道德建设对社会治理和人类解放的促进作用。

第五，在思想特质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理论品质相互激荡。一是开放性与包容性。姚功武、张士海与郑敬斌均强调，二者在思想特质上具有内在一致的开放胸襟和包容气度。中华传统天下观中“和合共生”的国际关系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真正共同体”思想均主张超越国界的文明共融，体现了对多样性的尊重。张蓓蓓、安巧珍则从品质特性角度补充，认为二者在“包容性、开放性”层面的高度契合是理论融合的重要前提。二是实践性。刘灵光、许海东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均以“实践性”为核心特质。中华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实践精神与科学社会主义“改变世界”的行动逻辑在实践性、创新性等理论特征上高度契合。三是人民性。郑敬斌提出，“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体现了二者对人民主体地位的一致认同。

第六，在哲学思维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唯物辩证法深度融通。一是辩证思维与唯物论根基。姚功武、张士海系统论证了中华传统辩证思维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互通性：在世界观层面，二者均承认世界物质统一性，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在认识论层面，二者均高度重视实践的重要性；在方法论层面，二者均运用联系发展观、矛盾分析法分析事物。刘灵光、许海东则指出，二者在辩证思维传统上的内在一致性，为理论对话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二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姚功武、张士海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认识论层面高度契合，均主张理论需通过实践检验并服务于现实。郑敬斌进一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实践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强调从社会历史运动和现实实践发展中寻绎应然的价值”的主张，均以现实实践为价值根基。

（四） 如何“契合”——高度契合性的推进路径

部分学者聚焦于如何将理论层面的高度契合转化为实践层面的深度融合，并探索了二者有机互动、相互结合的长效机制。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科学方法论。姚功武、张士海提出三大原则：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保方向正确性；二是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极端倾向，以辩证思维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三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康晓强也认为需运用辩证方法处理二者边界。

第二，深化理论研究与话语体系创新。话语体系的创新被视为破除“概念隔阂”、促进文明对话的关键。郑敬斌主张构建“话语转化机制”，通过意涵互释互构、表达策略创新和问题导向方法，将契合性从隐性内嵌转化为显性表达，增强其感召力和认同感。郭建、董佰壹补充提出须贯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坚持大众化与国际化取向。

第三，构建载体支撑与制度保障体系。郑敬斌提出三位一体的“载体支撑机制”：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载体，通过凝练共同价值内核巩固契合性的思想基础；二是以全媒体传播体系为媒介载体，通过创新表达方式增强契合性的社会认同；三是以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为制度载体，将契合性理念嵌入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之中，提高契合性的规范性和实效性。康晓强则强调“制度化建构”和“体系化重构”的重要性，主张推动“制度价值观化”与“价值观制度化”，通过制度设计将抽象价值观转化为具体行动，同时以制度力量巩固价值观认同。

可见，已有研究已形成包括理论、话语、制度在内的三维推进框架。在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与辩证方法的运用确保契合性发展的正确方向；在话语维度，从“意涵互释”到“新概念打造”突破传统与现代的话语沟通屏障；在制度维度，“价值观制度化”与“制度价值观化”的双向互动构建价值观从抽象理念到实践落地的转化通道。

（五） “契合”何为——高度契合性的价值意义

既有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重构、文明交流互鉴等维度，揭示了高度契合性的多重价值。

第一，有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根基。李阳光、郝书翠认为，二者的高度契合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支撑，既是对历史进程的总结，也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开放自觉。庞立生等进一步指出，二者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文化精神层面的亲和关系，为“第二个结合”奠定了必要前提。沈江平等从民族意义维度强调，二者契合是“两个结合”论断的思想延伸，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

第二，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郑敬斌认为，二者的契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发展现实文化相协调”。王芳则从历史连续性角度论证，高度契合性贯穿中国革命与改革全过程，能够持续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活力。

第三，有利于破解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迷思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郑敬斌指出，二者的契合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价值迷思，有利于通过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精神空虚、信仰缺失与价值危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价值体系。王芳主张这种契合性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备世界意义和人类文明价值，在高度契合性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等对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有利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郝书翠从文明观视角论证，二者契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不同文明和合共生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认识，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提供了成功范例。沈江平等在世界意义上将其定位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性论断。王芳则强调其破解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困境，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同本国文化特色相结合提供了有益借鉴。

学者们从理论深化、实践推进、文明重构多重视角，系统阐释了高度契合性的多重意义。现有研究既聚焦本国实践，又立足人类文明，形成了“立足中国、关怀世界”的价值阐释体系。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对“高度契合”的概念尚需进一步厘清，对“高度契合”的学理阐释、内在机理、实践路径等尚须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 总体评价

总的来看，当前研究成果呈现出在研究取向上兼具理论建构与实践导向、在论证方法上侧重文本诠释与比较分析两大特征，为该命题的持续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仍存在深化和拓展空间，具体如下。

第一，核心概念的学理界定尚待深化。在高度契合性这一理论命题中，科学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这一新兴概念和“高度契合”这一学理判断，是把握这一命题的关键所在。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这两大核心概念的学理阐释仍存在理论深化的空间。

一方面，现有研究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本体论界定、学理边界、时代内涵等层面呈现出理论阐释的不足。其一，在概念本体论层面，其概念界定存在双重解释路径：一是将其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价值观维度的具体主张；二是将其视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一独立范畴所蕴含的具体主张。这种概念阐释的分歧直接制约了学界对该命题研究的有效对话与理论共识的形成。其二，该概念与“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相邻范畴的学理边界尚未明晰，存在概念泛化现象。这种核心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了已有研究易与既有有关“第二个结合”命题的研究产生学术重叠，削弱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作为新兴独立概念的解释力和高度契合性作为新兴问题域的独特性。其三，现有研究忽视了该概念特有的时代内涵。学者们多聚焦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论述的理论阐释，未能充分凸显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新时代特质。应清晰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既承继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要义，又熔铸着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的时代精华。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于“高度契合”的本质内涵和生成逻辑尚待厘清。既有研究揭示了“契合”概念的双重意涵——既包含价值内核的同构性、一致性，亦涵盖立场差异下的精神互通性，但对“契合”与“高度契合”的质性差异缺乏必要辨析。这种概念模糊性直接引发了学界关于契合性生成逻辑的“先在性”与“建构性”之辩。这一分歧的症结在于未能厘清“契合”与“高度契合”的质性区别，混淆了契合性的不同历史形态，忽视了“高度契合”之于“契合”的层级跃迁性。从发生学角度考察，二者的“先在契合”源于人类文明演进规律与价值理性发展的普遍性。而“高度契合”的最终形成，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实践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遵循了一种实践建构逻辑，即从二者在文化基因上的“原初契合”，逐步发展为价值体系融合基础上的“高度契合”。这要求研究视角实现从静态要素比附向动态实践建构的范式转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视域中重构分析框架。

第二，历史维度的动态考察尚待完善。现有研究偏重典籍文本的共时性比较，却未能充分揭示二者从“先在契合”到“高度契合”的历史生成机制。学者们大多聚焦于文本层面静态性的契合表征维度，如对“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理想、“民为邦本”与群众史观进行对应式解读，而对二者契合性的历史演进缺乏动态性考察。具体而言，现有研究至少存在三方面局限。

其一，对二者契合性动态演进的阶段划分缺乏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理论层面的抽象阐释，未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进程中推动二者深相契合的文化建构进行阶段划分，也未能充分结合党的文化政策演变、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等具体历史情境展开分析。其二，对文化建构主体——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分析不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理论创新主体，更是通过制度设计、文化治理等途径推动二者在价值观层面高度契合的领导主体，这种主体性实践对高度契合性实现的催化机制尚待深入剖析。其三，对契合性转化的内在矛盾与张力关注不够。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包含价值共鸣也存在调适空间。当前研究多强调二者的一致性，却忽视了对调试机制与转化策略的深入探讨，特别是未能结合中国共产党推进二者契合的实践总结经验启示。

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局限，现有研究难以揭示二者从“形式契合”到“实质融合”的动态转化规律和机制，更无法回应如何通过二者的结合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根基这一重大现实命题。

第三，全面系统的“契合”路径尚待建构。在对推动二者深相契合的路径探索中，学者们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又注重通过话语创新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语义隔阂，同时将制度保障作为实现契合具象化的重要载体。但综合来看，当前研究仍存在理论局限，亟待突破。

一方面，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尚未成熟。既有成果对二者融合过程中出现的语义隔阂、价值张力等现实问题缺乏系统性诊断和深入剖析，未能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困境出发，揭示中华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融合的多重障碍。如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人民主体原则的衔接机制和调适路径等关键议题，现有研究尚未形成具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这种轻问题诊断的研究取向，导致理论建构与实践推进之间存在隔阂。这亟需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范式，深入剖析文化融合的梗阻点及其社会根源。

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力度不足。现有研究多停留于哲学层面的价值辨析，缺乏历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方法的协同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具体机制，尚需建立跨学科的分析模型。例如，如何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呈现，如何通过教育体系构建价值观的传承通道等，这些实践维度均有待深化研究。

（二） 未来展望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高度契合性命题未来需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一，明晰核心概念，构建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话语体系。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精确化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当前研究亟需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这一核心概念构建包含本质属性、内容构成、历史形态、实践指向的系统阐释框架。

在本质属性维度，需在学理层面进一步澄清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独立性存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涵盖的价值判断的简单集合，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根基，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形成的系统性价值学说。其区别于其他价值体系的核心特质，在于实现了价值目标与价值途径、价值理想与历史规律、阶级立场与人类解放的辩证统一。同时，应着力廓清“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范畴的学理边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理论基石，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其价值内核的系统阐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形态，三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构成了“制度根基—价值理念—具体规范”的逻辑体系。

在内容构成维度，应构建“双层面、多领域”的内容体系——“双层面”是包括价值目标、价值途径两个层面；“多领域”则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际多个领域。在价值目标层面，要形成根本价值目标引领下的多领域价值目标体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旨归，在经济领域锚定共同富裕的价值坐标，在政治领域确立人民民主的价值准则，在文化领域明确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在社会领域聚焦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生态领域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国际和平与平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愿景。在价值途径层面，须构建与各领域价值目标相适配的实践路径，如经济领域解放发展生产力，完善分配制度，对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宏观调控以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政治领域依托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法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文化领域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创造性继承传统文化，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

在历史形态维度，应明确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既包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解放、消灭剥削等价值理念，又内蕴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中形成的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价值内核。当前研究范式多聚焦于经典文本的阐释性解读，未来研究需强化揭示其时代内涵的理论自觉。

在实践指向维度，须进一步揭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实践品格。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并非脱离现实的价值空想，其合法性源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始终强调价值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否定将价值抽象化为永恒真理的倾向，也批判揭露了“自由”“平等”等价值准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资本逻辑支配的虚假性和抽象性，致力于在社会实践中推动价值理想的现实转化。

第二，深化历史研究，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融合的历史脉络与经验启示。其一，系统梳理二者融合的历史分期和逻辑脉络，揭示二者由“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转化的历史必然性。其二，重点阐释政党引领与人民创造的双主体作用和辩证关系，既要揭示中国共产党在二者融合中的领导主体地位，也要突出人民群众在二者融合中的实践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诉求构成了将二者融合的根本动力，如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民众对土地公平的诉求促使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理念与传统“均平地产”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纲领，既彰显了传统治理智慧，又焕发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生命力。其三，着重揭示二者融合的宝贵经验、历史规律与未来向度。未来研究需将历史梳理进一步上升到经验归纳和规律总结的层面，提炼方法论原则。具体而言，这一方法论原则要求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甄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又要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精髓与精神标识，从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三个方面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精髓，从哲学层面、天下层面、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家庭层面、个体层面等多个方面提炼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标识性核心命题。同时，要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使其既彰显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真理力量，又焕发中华文明的时代生机，从而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价值共识与文化根基。

第三，加强问题导向，探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深相契合的多维实践路径。未来研究须结合制度设计、教育浸润等具体领域，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实践衔接机制，尤其是以问题导向为突破口，构建多维实践路径。

一方面，须现实考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融通的实践梗阻。例如：理论阐释层面的表层化理解——将契合仅仅简化为对应式拼接和机械性比附；制度保障层面的缺位现象——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制度尚不完善；价值传播层面的代际张力——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在青年群体中遭遇代际认知差异等。

另一方面，须以问题为导向，在实践维度建立系统的推进路径。价值提炼层面，应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萃取“协和万邦”等命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观主张进行互释性对话，提炼二者的价值公约数。在话语转换层面，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语词概念进行话语重构，如将“民惟邦本”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话语，构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在制度嵌入层面，应通过立法保障、政策设计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落实；在教育浸润层面，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精髓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蕴含的科学价值导向在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实践中得以传播，并在教育实践中进一步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在技术赋能层面，可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文本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关联数据库，通过语义分析等技术手段，考察二者的深层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