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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四川大学校史上的里程碑之年，全国高校首家古典学教学科研实体机构古典学系成立并且“中国古典学”本科专业首次开始招生，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首次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古典学”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可谓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的特别献礼，具有特别重要的纪念意义。一方面，“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制化是四川大学对我国启动新文科建设工程以来破解文史哲等学科边界的重大创新式举措。另一方面，“中国古典学”作为中华文明的根脉之学，尤能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概言之，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成立及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的形成不仅有着深厚的蜀学古典学术传统，而且在全国意义上也承担着为历经文化百年劫难之后崛起之现代中华文明着力培养融汇古今中西学识、具有世界眼光的新时代栋梁之才的重要使命，对构建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古典智慧也具有特别意义。

一、中国古典学之蜀学底蕴

中国古典学学科建制化在四川大学首开全国风气之先并非偶然，实有着蜀学深厚的历史底蕴积淀。众所周知，古典学作为近代西方学术分科体系中的分支学科传入中国发生在晚清民初时期，当时社会正面临着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部分开明士大夫和进步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以图自救自强。如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写了《雅典小史》《斯巴达小志》等大量介绍古希腊的文章，启发民智的同时也为维新变法做准备。而真正系统地引进涵括古典学在内的近代西方知识分科体系，则肇端于1904年由清末张之洞等人主持拟定并由清政府以法令形式公布的“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明确各级学堂立学宗旨“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12］从而使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按照西方学制转型，最终确立了晚清高等教育“八科”办学的局面，即经学科、文学科、政法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八科”办学特别是“经学科”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张之洞等人面对晚清劫难之时的中西之争，引入西学经世致用的同时尤其注重中华根脉之学和以经典教育为立教之本的教育理念，即以本国传统思想为“本”为“体”，以引进的西方近代政治与科技文明为“末”为“辅”。若追溯张之洞“癸卯学制”开科设教首重中华经学经典教育理念的源头，至少可溯源至由其创办同时也是四川大学人文学科办学重要源头之一的“尊经书院”时期。

早在1875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面向以经学应世为中心的古今之争，兼综汉宋，主张通经致用，为培养读书种子兴起蜀才蜀学而创办尊经书院，他对经典教育与经邦济世之实学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特别重视由儒家六艺为根基发展而来的经学经典教育。《创建尊经书院记》详述了其创建书院缘起及书院宗旨18条曰：“为读书。读书何用。曰：成人材。蜀才之盛，旧矣。汉之郭、张、马、扬，经之宗也。宋之二王、二李、史、范，史之良也。其余唐之陈、李，宋之五苏、范、虞，元之虞，明之杨，气节、经济、文章之渊薮也。……于是乎，议立书院，分府拔尤，各郡皆与。视其学大小、人多少，以为等。延师购书，分业程课。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展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13］虽然尊经书院培养人才目标有经学、史学、文章、气节和经济之别，但追求学以致用的同时始终坚持以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为根本。为此，张之洞专门编写了《輶轩语》《书目答问》，他在《书目答问》中为清末士子指示治学门径时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14］张氏力倡由小学入经学、再入史学理学乃至词章经济的为学次第，着力阐明作为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主干的经史之学与实学经济之间的体用关系，与“癸卯学制”之“中体西用”之教育理念相似，虽有古今与中西之别，但体用本末精神旨趣实质则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尊经书院倡扬在先而后“癸卯学制”加以全国推广的办学旨趣及重视中华根脉的经典文教之风乃蜀学古今一脉相承之传统。《汉书·循吏传》和《三国志·蜀书·秦宓传》就记载，景帝末年“通《春秋》”的蜀守文翁，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而创办学宫，他突破“五经”概念，将《论语》《孝经》纳入“经典”，遣人东受儒家“七经”还教吏民，形成中原人士“兼通五经”而蜀地学孔子“七经”局面，于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15］进而推广文翁办学经验，同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建议，奠定“独尊儒家”之文教局面。自汉代形成以儒家六艺为根基的古典知识体系和经典结构以降，蜀学重视中华经典传承不仅一贯相沿而且常有创举。东汉末年，蜀郡太守高在文翁石室修复“周公礼殿”，图画古人之像及礼器瑞物，使之成为兼具知识传授与圣贤祭祀双重功能的机构，肇创中国古代“庙学合一”的学校体制，实开后世县级以上学宫文庙祭祀制度之先河。五代时期，由后蜀宰相毋昭裔发起，在成都文翁石室刻写“蜀石经”，历经北宋补刻，在唐代“九经”基础上，不惟将《论语》《尔雅》《孝经》也视为“经”，而且首次将《孟子》刻入“石经”，统称为《石室十三经》，形成了儒学之《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十三经体系，其所开创的经典结构与范式沿用至今。宋代，蜀地以三苏父子为主创立的“蜀学”，遍注《周易》《尚书》《诗经》《春秋》《论语》《孟子》诸经，与张载“关学”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共同影响了宋元明清时期的整个思想界。［16］晚清民初，张之洞尊经书院弟子、蜀地大儒廖平欲“统著《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17］提出了18种经典解释体系的构想，又是一次蜀学对儒家经典范式的突破。廖平弟子、四川大学先贤名师蒙文通出经入史，先后撰有《经学抉原》《古史甄微》《古学甄微》等系列经史著作，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而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至今仍有全国性学术影响。

由上所述，由古蜀地最高学府四川大学成立全国首家古典学系，以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18］的新时代栋梁人才为办学宗旨，实有天下文教多由蜀学开风气之先这一自古相沿的历史底蕴传统。

二、中国古典学之学科使命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以培养融汇古今中西的新时代栋梁人才为己任而创办“中国古典学”学科专业，凸显了在中华文明现代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华文明根脉之学的“中国古典学”具有特别重要的学科使命，即培养立足中国古典文明同时兼具世界眼光的文明担纲者。

1912年以来，随着民国政府颁布实施“壬子癸丑学制”，废除了“癸卯学制”中的“经学科”并以哲学取而代之，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归入了基于西方学术分科体系而来的哲学、史学与文学等学科，形成了至今相沿未改的我国高等教育中文史哲人文学科分科体系的基本结构。从学理上看，这种分科体系促进了中国学术体系的近代转型的同时，也以西方知识理论概念与方法解构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整全的本原传统，中华文明首重以儒家六艺为核心的传统经史道术体系及其所寄予的一整套由智性觉悟融通起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突出特性的生存立世的生命信念之文教传统亦随之消解。在强势的西方近代文明欧风西雨的激荡之下，受“古典进化论”支配的线性文明史观念影响，钱穆《师友杂忆》言及的“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19］之晚清民国时期的“古今中西”之争只剩下走向“西化”一途，新文化取代旧文化，中华文教传统的古典教育与传承在近代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断裂”。

这种“断裂”的底色无疑是伴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崛起而来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是一种19世纪以来欧洲流行的将西方近代文明视为人类文明最高阶段的观念。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永恒的西方”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对中国未能从“传统”迈入“现代”的批判，无不以西方近代文明作为参照批判中国古典传统缺乏所谓“现代性”。［20］即使到了20世纪中后期，以费正清、邓嗣禹（《中国对西方之回应》）和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为代表的欧美中国问题专家仍认为由儒家塑造的古代中国迈入“现代”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接受外力的冲击进而进行西方文明的改造。［21］201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古典学教授沙迪·巴特奇（Shadi Bartsch）在《古希腊在现代中国：历史与变形》一文中还主张建构有别于“中国的古典学研究”（Classics Studies in China）概念的中国自身传统的古典学——“中国古典学”（Chinese Classics）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22］

从学理上看，上述以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最高阶段的“西方中心论”是韦伯式抽绎局部历史经验而非全部事实的“理想类型”。从世界文明史发展事实看，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受中华儒学文化和西方文明双重影响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越南等经济体快速发展，特别是21世纪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基本事实，充分表明由儒家文化塑造的中华古典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现代崛起的源头活水，而且以其为文化根基进而融汇古今中西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很可能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世界文明史上更具有普适意义的文明类型。

所以，构建一门中国自己的古典学——“中国古典学”，不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而是历经百年文化劫难后基于中华文明现代崛起的客观事实，面对“古今中西”之争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崛起”，即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文化本原和文化自信。2009年甘阳曾专门撰文《中国人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确实，21世纪的今天，当代西方也面临着晚清民国时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类似的“五百年来的挑战”——中国的崛起。英国国际战略分析家马克·伦纳德（MarkLeonard）曾在2005年因出版《为什么欧洲能领跑21世纪？》而知名，其主要论证当代世界欧、美两个主要模式之异同，得出欧洲模式主张多边主义而美国模式则是单边主义，欧洲模式因为后者倾向于军事化解决全球化争议而更具领导力。但是，他很快发现了上述论据、论点都存有问题，因为他忽略了整个世界图景中庞大的中国的崛起，所以他很快于2008年又出版了另一本著作《中国人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一度被西方学者视为了解21世纪的必读书。［23］

缘此，基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崛起的基本事实，诚如刘小枫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文教自“壬子癸丑学制”以降，人文教育实行文史哲分科设教，实为技术理性实用主义所主导，而非中国古典人文教育本原传统中首重受教育者的德性品行，发展中西合璧的中国古典学最终使命就是要以此构建高等教育的基础，努力培养“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担纲者。［24］这种文明担纲者不仅在历史的荒漠中寻找失落的古代文明，更要在经典的传承中绍继消逝的古圣之心，进而立足中华文明主体性努力发扬中华文明本原传统及其突出特性的同时，在融汇古今中西与文明互鉴的基础之上为构建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努力贡献中国古典智慧。

三、中国古典学之研究对象

在中国自主的古典学之构建已成为时代共识的背景下，其学术体系具体内涵及研究对象的“边界”所在则构成了这门学科自立的内在学理前提。归根结底，中国古典学边界之构建既需要立足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本原传统，同时也要参照近代西方学术分科体系中的西方“古典学”，以“核心-边缘”辩证的视角来构建中国古典学之“大小古典学”。

从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本原传统及古代经典结构来看，自汉代刘歆《七略》肇创以儒家“六艺”为根基的目录文献学传统为开端，中经魏晋时期甲乙丙丁四部文献分类，直至《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皆将以先秦儒家六艺为根基的经史之学作为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本原传统和经典结构的主干。1923年，梁启超在为东南大学国学社作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谈到“古典考释学”说：“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费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应）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这种工作，前清一代的学者已经做得不少。”［25］显然，梁氏作为晚清民国引介西方古典学的引路人，其所谓中国“古典”也是指以先秦六艺为根基的古代典籍。就现代西方古典学而言，其研究对象既包括Philologia范式下古希腊罗马典籍整理研究，也包括Classics范式下古希腊罗马古代文明方方面面的学问。

究由此故，基于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本原传统和西方古典学研究对象之参照，中国古典学核心边界应聚焦于中华文明的文化结胎期——先秦，既要重视小古典学Philologia范式下以儒家六艺为根基的先秦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又要注重大古典学Classics范式下先秦古代文明方方面面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不仅使中国古典时代产生了众多思想精英及经典，更是形成了中国古代数千年持续而又不断更新的经典政治和经典诠释学，所以中国古典学的大小古典学除了先秦古典及其古代文明研究这一核心“边界”外，秦汉以降整个中国古代以经典为中心形成的经典政治与古典学术及其反映古代历史的方方面面自然也是中国古典学研究对象的“边缘”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