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经明确谈到夏、商、周三代之礼的关系，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柏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其中的“损益”一词是增减变化的意思，显然它也可以用来概括商周两代文化的变化。因此，现在不少学者常常借用此语，这当然是十分恰当的。

然而，如果细细分析，各家对于孔子“损益”说的理解却有参差。周人继殷商之后立国，在文化上异于前代不言而喻，但这种差别多大？变化几何？由于研究的深度不同，观察的角度有别，得出的结论便因人而异。

关于商周文化的联系与差别，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王晖先生分别称之为“迥异”说和“微殊”说。前者以王国维、郭沫若、邹衡、许倬云等人为代表，认为商周文化迥然不同；后者以徐中舒、严一萍、张光直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商周文化前后相因，大同而小异。上列的诸位学者，尤以王国维的研究最早也最有名，他的《殷周制度论》堪称商周文化研究的名篇，后人的研究，不论赞同与否，都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或者修正。这些看法，似乎对孔子“损益”说重视不够。

孔子提出三代之礼是“损益”的关系，他当然没有孤立地看待夏、商、周之间的关联。孔子之言，是回答其弟子子张“十世可知也（耶）”（《论语·为政》）的问题，孔子在说三代之礼皆为“损益”之后，又说不仅十世，即使百世也都可知。如果商周之间的变化很大，至如王国维所说周代“大异于商”，那么，“十世可知”便无从谈起，更不用说什么“百世可知”了。可以看出，《论语》中记载的孔子“主张三代之礼先后因袭，又均有损益，其中心思想，应当是夏、商、周的一脉相承”。

对孔子的“损益”说，其实历史上有儒者给与了注意，人们也都有自己的理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则说：

可以看出，王夫之认为“损益”意味着礼之体、用皆有变化，他的看法与朱熹、顾炎武有一定差别。依照我们的理解，朱熹与顾炎武所说可能更加接近孔子之言的本意，虽然他们以“三纲五常”解释“损益”属于“以今例古而不可信”,但他们认为“不可得与民变革”之“礼之大体”不会变化还是有道理的。孔子所说的“损益”，当然应该是在“礼之大体”保持不变前提之下的“损益”。

后儒早就对所谓礼之“变”与“不变”的关系有一定认识。周初，文王被拘而演《周易》，《易·系辞下》则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周易》作于这一特定的时期，那么，何者为“易”？郑玄在所作的《易赞》及《易论》中提出“易一名而含三义”，他说：“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孔颖达《论易之三名》则认为“易”乃是“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他还引他人之言曰：“易者，谓生生之德，有易简之意；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变易者，谓生生之道变而相续。”又说：“不易者，常体之名；有常有体，无常无体，是不易之义。变易者，相变改之名；两有相变，此为变易。”对于其中的“不易”，孔颖达《论易之三名》又引《易纬·乾凿度》曰：“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易纬》这里的“不易”，就属于朱熹等人所说的“不可得与民变革”的“礼之大体”。

以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发展程度估价不足，从而认为可以“济变”、可以“息争”的子继之法等所谓“百王不易之制”奠定在西周初年的周公时期。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强调“周人制度大异于商”,其实也是对商代文明程度认识不足造成的。

王国维强调殷周制度之异，首要的在于“立子立嫡之制”。这一制度是周代不少制度的根本，以此为先导，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他认为，殷商时期的继承制度乃是兄终弟及制，兄弟之间并无上下贵贱之别，这一时期没有嫡庶之别，立嫡之制起于商末而定于周公。这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王国维的看法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以后的学者宗此说者很多。

可是，王国维虽然是较早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并取得很大成就的学者，但毕竟这种研究起步不久，人们对殷商历史的不少问题认识还不充分。对于商朝继承制度的认识也是如此。例如，关于继承制度的探讨，王国维提到了《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的以下记载：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也有与之大致相同的记载：

这两处记载明确说其叙述的继统法是“古之道”“古之制”，特别是后者，它出于周王子使告于诸侯之语而言周代先王也称此为古制，所以我们不得不信这种制度非周代独有。而需要注意的是，《左传》这里所说都是立太子的具体情况，也就是在现居位之君的诸子中选择继承人的办法，也就是寻找新太子的办法，而不少学者却把它误解为立新君的办法，但二者是绝不可以等同的。

近年来，商朝王位继承制度的研究成了先秦君位继统制研究的热点，经过文献的细致分析，对甲骨材料的深入研讨，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商朝王位继承制度的实质是父死子继制，而且已有嫡庶之分和宗法之制，那时的兄终弟及的现象是作为父死子继的补充而出现的，始终处于一种辅助的地位。商王如此，周先王也是这样，嫡长子继承制应该是三代共通的根本制度。

比如在丧服制度中，“三年之丧”起于何时，或者说它是否是殷代旧制，这也是有较大争议的问题。以前，一般认为它是三代之制，现在持这种看法的也不乏其人。自清初学者毛奇龄提出三年之丧为殷制而非周制以来，又有傅斯年、胡适力主三年之丧为“殷之遗礼，而非周之制度”。郭沫若先生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三年之丧“并非殷制”,近又有人撰文讨论三年之丧的起源，否认其为殷制之说，认为三年之丧乃由春秋后期的叔向首先提出，又由孔子及孟、荀等大力表彰的结果。这种看法与廖平、康有为所谓三年之丧为孔子改定之制基本上是一样的。然而，深入研究三年之丧问题，并对诸家观点重新审视，我们认为还是三年之丧为殷代遗制的看法是正确的。

实际上，殷人旧习在两周时期继续被行用者并不止三年之丧，周人不施行的殷礼有的仍在民间行用。1977、197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曲阜鲁国故城进行调查发掘，证明古鲁城内居住着两个不同民族。在对两组墓葬的发掘中，发现周人墓保持着灭商以前的作风，而另外一组墓葬（可能是“殷民六族”的成员）与周人墓的“作风迥然有别”，随葬器物、腰坑、殉狗等“皆与商人墓的作风相似”，而且这种墓葬“从西周初年至少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他们“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留着”。这至少证明在葬礼方面，鲁国一直允许商人旧俗完整地保留着。

人所共知，周人灭商后，对殷商旧部采取了“怀柔”政策，即使像参加武庚之叛的殷“顽民”，在被强制迁到成周附近后，也是让他们“宅尔宅，畋尔田”（《尚书·多方》），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严厉制裁。鲁国立有“周社”，同时又立“亳社”，它曾作为盟誓国人之处，鲁国的国人显然属于殷人之后，而且其政治地位不低。又如，从卜辞上看，殷商时有遇旱而焚巫尪之礼，限于资料，周代未见有行此礼的记载，但鲁国却有行此礼的记载。

总之，周人灭商后，原来殷商的制度风俗在周代社会中仍有很多保留。虽然在一些方面，在个别地区情况不尽相同，如齐鲁两国建国方针上就有“简其礼，从其俗”、“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的差异，但根本性的制度并无明显改变。依照笔者的理解，孔

子所谓的“损益”其实应当正是这种在保持根本制度不变基础上的因、简与变、革。鲁、卫两国初封时“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也应该属于周人对商朝制度的损益。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三代年表，自商初到周（包括东周）末计有1300多年，将商朝制度、礼仪、习俗、思想与周朝特别是春秋、战国相比，其间的变化自然很大，例如，王晖先生的《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对此进行了多维度的分解与剖析，认为商周文化“异大于同”，这自然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只是将殷周之际进行比照，虽然这是一个政治剧烈动荡的时期，但周制承袭商朝还是历历可见的。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周之制度为周公制作，其实，“文化和制度是经历了长期的沿革而成立的，就很难说是某人的独创或一代所固有”，“犹如封建之制，溯其源，至少上及殷高宗武丁之世，当然难以遽信是周公的独创了”，周朝制度自周初确立以来，两周800年中，历史文化按照自身的逻辑在变化、在发展，但不论认为商周文化“迥异”“微殊”，抑或“异大于同”“同大于异”，实际都是从不同视角对孔子“损益”说的观察结果。不言而喻，这些探索无疑将推进古代文化的比较研究，增深我们对商周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认知，这就是孔子的三代礼制“损益”说，不仅概括了夏、商、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而且我们立足于今天世人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解，它启示我们重新估价那时的发展水平。“温故而知新”“因而不失其亲（新）”，孔子如此，周公等也应大抵如此。周之于殷、殷之于夏，后代对前代的“因”当然不是简单“照抄”，而是有“损”有“益”，礼制发展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要知道，文明的进步应该是加速度的，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来理解这个过程的渐进性、缓慢性、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