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晚年至少两次罗列过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书目，第一份包括《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参见钱穆：《新亚遗铎·读书与做人——香港调景岭慕德中学演讲词》），第二份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参见钱穆：《中国文化丛谈·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这两份书目都有《孟子》，《孟子》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那么，《孟子》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钱穆先生

《孟子》全书凡七篇，依次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其章句之数，历来存在微小分歧：东汉赵岐《孟子章句》将其定为261章，南宋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则定为260章。二者之别，在于赵氏将《孟子》第13卷36章析分为二，朱子则合二为一。就字数论，全书白文计3.5万余字，若计入标点符号，则增至4.6万字。从外在的体量看，《孟子》是一本小书；从内在的精神看，《孟子》是一本大书。南宋施德操曾说：“然私窃论之，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遏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施德操：《孟子发题》）人们常说“七篇贻矩”，这四个方面可谓《孟子》一书立下的大规矩。

一、“道性善”

先秦时期，许多人谈论人性，但唯有孟子以性为善。所以，孟子最具创新的理论贡献就是“道性善”，其不同于而且高于同时代思想家的地方正在于此。北宋程颐谓：“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南宋叶适言：“以性为善，自孟子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四）元代胡炳文云：“性善之论，自孟子始发之。”（胡炳文：《孟子通》卷五）明代顾宪成说：“孟子所以有功于天下万世，是提出一个‘性’字；其所以阐明这性，是点出一个‘善’字。”（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一八）这些后世的思想家都道出了孟子对于性善论的首创之功。

从本体论看，性善论是孟子的独创，心学是孟子的特色。朱熹言：“孟子发明四端，乃孔子所未发。”（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五三）牟宗三说：“孟子是心性之学的正宗。”（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孟子因发明四心，成为儒家心性之学的正宗与主流。“心”和“性”是孟子阐发其思想的关键。不论“性”，孟子在哲学上走不进他的那个时代；不谈“心”，孟子在哲学上走不出他的那个时代。“道性善”的“道”也有论证的意思，它涉及孟子即心言性、以心善言性善的论证方式。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分别对应着仁、义、礼、智。孟子笔下的“性”是指仁、义、礼、智；孟子心中的“性善”是说人心善足以证明人性善。由此，“心”和“性”也成为理解孟子思想的锁钥。

二、“明浩然之气”

作为孟子的理论创新，“浩然之气”在孟子思想体系中堪称最大的难点。明代高攀龙言：“从古圣人未曾说气，至孟子始说浩然之气，始说夜气，最为吃紧。”（高攀龙：《四书讲义·“牛山之木”章》）冯友兰说：“‘浩然之气’是孟子独创的名词。到后来，孟子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个名词也就不罕见了，但是在先秦仅此一见。至于它到底意指什么，连孟子也承认‘难言也’。”（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清代方以智讲：“孟子征端于情，表体于才，痛人之从小体而失其良也，又虑人之守冥漠而二橛也，辟天荒创为养气、践形之说。”（方以智：《东西均·三征》）由此可知，“浩然之气”就是道德之气、道德境界。

高攀龙塑像

“明浩然之气”的“明”字旨在阐明孟子为什么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胡炳文曾说：“《孟子》一书，三‘养’字皆切要语：曰‘养气’，曰‘养性’，曰‘养心’。合而观之，气生于理，善养气者在养性；理具于心，善养性者在养心；心汩于欲，善养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则心存而性存，气不必言矣。”（胡炳文：《孟子通》卷一四）从工夫论的角度看，寡欲是养心的前提，养心是养性的基础，养性则是养气的关键。因此，“浩然之气”的养成就与人欲横流形成鲜明对立，养“浩然之气”的过程就与存心养性的工夫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具体而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浩然之气”的鲜明体现，而“仁且智”（《孟子·公孙丑上》）的理想人格则是养“浩然之气”的终极关怀。

三、“距杨墨”

孟子一生以“距杨墨”为己任，并且将此重任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的功业相提并论。在孟子看来，杨朱主张“为我”，其实质是“无君”，亦即不要国家；墨翟主张“兼爱”，其实质是“无父”，亦即不要家庭。如果对这两种思想听之任之，就可能导致人类重新回到“无父无君”的禽兽状态。因此，孟子提出了“五伦”的伦理道德观，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孟子通过“五伦”这一套伦理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为人类文明指明出路。

欧阳修曾说：“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欧阳修：《居士集》卷一七）肯定了孟子辟杨墨、扬儒学的巨大功绩。朱熹言：“辟杨、墨，是捍边境之功；发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五三）朱子认为，抵御异端就是恪守仁义，所以在两者的博弈过程中，坚守仁义之道犹如安定社稷，拒斥杨墨之道犹如保卫边境。对孟子“距杨墨”的历史功绩，苏轼给予了高度评价：“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此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苏轼：《苏轼文集》卷一〇）在苏轼看来，如果放任杨、墨两家思想恣意传播，其对社会伦理的戕害不亚于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人伦纲常的毒害。以此而论，孟子的“距杨墨”之功可与大禹治水的功业相提并论。

四、“黜五霸而尊三王”

《孟子·告子下》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明代薛瑄曾说：“孟子深辨王霸之诚伪，所以扩天理、遏人欲也。”（薛瑄：《读书续录》卷五）近代学者唐文治亦言：“辨王霸，是孟子一生大学问。”（唐文治：《孟子大义》卷三）纵观历史，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究其实质，皆行霸道；三代之治、周孔之教，究其根本，皆行王道。孟子秉持尊王贱霸的社会历史观，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将虚功实做，立足实际，以民为本，将民生问题摆在首位。

薛瑄纪念馆及薛瑄塑像

王道的本质是“以义为治”，以仁政、民生为核心。欧阳修言：“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一七）清代张英云：“孟子以王佐之才，说齐宣、梁惠，议论阔大，志趣高远，然言病虽多端，用药止一味：曰‘有恒产者有恒心’而已，曰‘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而已，曰‘富岁子弟多赖’而已，重见叠出。一部《孟子》实落处不过此数条，而终之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张英：《笃素堂文集》卷一四）现代学者金耀基亦云：“中国人论政，真正自民之观点发挥张扬者，三代以还，以孟子为第一。”（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上述这些表述皆是就孟子的民本思想而论。在孟子看来，王道与仁政、民生三位一体：推行仁政就是践行王道，而仁政的根本在于保障民生。霸道的本质是“以利为驱”，以武力、强权为手段，实现利的现实诉求。孟子尊王贱霸，认为只要行仁政、保民生，霸道便不攻自破。清代孙奇逢说：“言利者得害，言仁义者得利，此千古不易之理。”（孙奇逢：《四书近指》卷一四）王霸之辨的根本就在于义利之辨，这也是孟子和盘托出的千古不易之理。

结语

综上所述，孟子为中华文明立下的四大规矩涉及本体论、工夫论、伦理道德观、社会历史观，内容全面，思想深邃。《孟子》一书，既有飞扬灵动的文采，可以当作文学作品品读；又有翔实可信的史事，可以当作历史文献研读；更蕴含精微深刻的义理，故而古往今来多被奉为哲学经典。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中，《孟子》的学术地位经历了显著变迁：汉唐之际，其位列子部，孟子尚属诸子之列；至宋代，《孟子》则升格入经部，孟子遂获“亚圣”尊称。《孟子》的“升经”既意味着其跻身“十三经”之列，也意味着其被纳入“四书”体系。从“四书学”的角度看，《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精髓，《大学》系统阐发了曾子的学术主张，《中庸》完整展现了子思的哲学体系，《孟子》则成为孟子思想的主要载体。通过这四部经典，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被视为尧舜之道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精神传承，薪火相传。朱熹系统阐述了“四书”的修习次第：“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四）《大学》帮助人们框定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模；《论语》以“克己复礼为仁”为核心，确立了人们道德实践的根本；《孟子》以“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刚健精神，激扬志士仁人奋发超越；《中庸》作为“孔门传授心法”，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精微思辨，揭示了人性与天道的终极关联。这一阅读次序构成了儒家经典的完整修习路径，其中《孟子》的“发越”特质尤为突出。朝鲜学者李瀷说：“孔子没而《论语》成，曾子述而《大学》明，子思授而《中庸》传，孟子辩而七篇作。以世则后，以义则详。后则近，详则著。故曰：求圣人之旨，必自孟子始也。”（李瀷：《星湖先生文集》第五册《孟子疾书序》）今天，我们响应唐代韩愈一千多年前说的“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韩愈：《送王秀才序》），应坚定地将《孟子》视作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龟手之药。